难忘治沙队走进腾格里(组图)

　　对于腾格里，整整五十年了，我都不敢忘怀。不管走到哪里，东南西北，国内国外，天涯海角，她的声音笑貌肯定陪伴我的左右；不管处于何等境地，春暖花开，天寒地冻，顺逆莫测，她的倩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我与她朝夕厮守不过三年时间，为什么分手之后达半个世纪，居然难以把她从脑海当中抹去！

　　“她”不是我的初恋姑娘，而是一片美丽的沙漠。

　　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西南部和甘肃省中部边境，腾格里沙漠东挨贺兰山，南跨长城，西至雅布赖山和另一沙漠接壤。面积4.27万平方公里，比宝岛台湾还大。

　　1959年走进腾格里

　　1959年秋天，我荣幸地被中国科学院治沙队录取，让我有机会认识腾格里，走进腾格里。她的茫茫无边的半月形沙丘，裸露着女性般优美柔软的曲线，并且带着几分羞涩。特别是在灿烂的阳光下，我们唱着《治沙队员之歌》离开驻地走进她的怀抱，或在迎风坡上追跑，或在落沙坡上顺势溜滑梯一样地下滑，全身上下的衣裤鞋帽，还有挎包，还有调查本子、水壶等等，全带着腾格里细细的、亮晶晶的沙子，就像在杭州满觉陇桂花林里泡久了，好几天都浑身带着桂花香一样。腾格里呀，就这样让我一见钟情。

　　那一年夏天，我作为支援宁夏的浙江青年离开母亲离开故乡东阳，到了宁夏灵武县。百把人挤一个院，几十个人睡一个坑，帮农民种地。不知何因，次日我就担任了事务长，管同院子人的吃喝。因为是这样的差使，要隔三岔五驾一辆小毛驴板车去二三十里路外的灵武县城采购粮食和菜蔬。有时候同院子的女青年们叫我帮助扯几尺花布、买几两绒线，我说我又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花样什么颜色？她们一个个都说，你看中的我们就喜欢。

　　这样的日子过了刚好一个月，有天上午一位干部通知我过两天去参加招生考试。我问什么学校招生？他说不是学校是中国科学院治沙队。我问考进去种树吗？他回答搞科研工作。我又接着问是什么条件？他说高中毕业。我说我是初中毕业，他说可以同等学历报考。就这样我去参加考试了，记不起考了哪几门功课，有多少人参加考试。过了不长时间得知2000多名浙江青年中有二十来人光荣录取，不知何因，其中有我。

　　我国沙漠治理的科研工作，正式启动于1958年。开始时单位叫“中国科学院治沙队”，后来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在内蒙古、山西、青海、新疆、宁夏、甘肃等盛自治区分设六个“综合试验站”。我们被安排在宁夏灵武试验站学习、工作。

　　灵武站的具体地点是白家滩林场，离县城有三五十公里，要经过磁窑堡煤矿，是腾格里沙漠的东南边缘地带，身后是长满芨芨草的戈壁滩，前边是沙丘重重叠叠的腾格里，满目荒凉，不过倒是个工作生活两便的好选址。

　　报到之后，工作之余,我们就在站里办的“红专大学”读书，当时创办的红专大学,是专门定向培养科研人员的学校,我是第一批学员。功课有微积分、俄语等等，还读《造林学》《土壤学》《水利学》《测量学》和《超声波技术》之类专业书。上课的老师由站里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和助理研究员担任。极为难忘的是有一次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为我们讲《风沙动力学》。他瘦小的身子穿着一套烟灰色的全毛中山装，裤腿管特别肥大。他是中国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因为知道他是浙江绍兴人，我很想上前套几句近乎，但没有举步。

　　沙漠晚会好歌好舞

　　每年冬春三四个月，因为天气特别冷，很多科研人员去北京搞室内工作了，留站只有三四十人。其他月份天气好，北京大学、北京林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和兰州大学等高校实习的师生，便蜂拥而至，我们站里就炸开锅似的热闹。四辆苏联嘎斯、两辆吉普车进进出出沙尘滚滚忙个不停。甚至还用直升飞机配合腾格里深处考察，站里的小礼堂成为实习生们临时的工作和住宿场所。农业组的西瓜熟了，水利组的乳化沥青防渗透渠道通水了，林业组的花木种子破土萌芽了，测量组的某区块地形图完成了等等，都用大红捷报贴出来，让全站人分享成功的喜悦。

　　碰到重要的时节，站里会举行舞会，把小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记得第一次是我们二十多个人报到那天晚上，饭后不久便开始了，节目很多，有位男同志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得委婉缠绵，声情并茂，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的最好听的歌。但是叫好不迭的还是北林几位女生上来演唱，有民族的、美声的和外语歌曲，一连唱了好几个，满礼堂都拼命喊着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后来才知道特漂亮的一个叫迟维韵，她是“站花”，浓浓的眉毛紧压着一双大眼睛，长长的睫毛眨巴眨巴的，很像新疆维吾尔族姑娘。她曾经出国参加过“世界青年联欢节”。有位北京籍的见习员悄悄地向我透露，他每周要给迟维韵写一封长达十多页的信，已经好几年了。我问都写上什么了，那么长那么多？他说就是写不完的话。我说你是不是爱上她了？他回答说不敢。我说为什么不敢？他说因为迟维韵太漂亮了。

　　还有一次晚会是腾格里沙漠最最高级的，因为这一天苏联治沙专家兹那敏夫斯基到来，我们还用最为隆重的全站人员到大门口夹道欢迎的仪式去迎接。晚会上除了简短的欢迎词之后，就是跳交谊舞，什么三步的、四步的，全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兹那敏夫斯基个子较矮小，从上而下从里到外都是灰绿色的穿戴灰绿色的礼帽、灰绿色的衬衣、灰绿色的半筒靴，还有灰绿色的派克短大衣，加之浅浅的微笑和彬彬有礼的带着三分幽默感的摊摊双手、歪歪头等动作，让我感到极具艺术气质和绅士风度。晚会安排带学生来站实习的北京大学土壤系女教授李孝芳做兹那敏夫斯基的主要舞伴。李教授当年可能不到四十岁吧，个子比兹那敏夫斯基高大半个头，长相与宋庆龄有几分像，白皙清秀的瓜子脸上架着一副细边框眼镜，分寸有度的举止和言谈让人感到极为落落大方。她陪专家跳三步、四步，每曲都配合得相当成功。特别是跳慢四步，那竟直如行云流水似的自然而流畅，好像是一对老搭档舞伴。此起彼伏的掌声中，我在人群中独自发呆，心里感到奇怪至极：这些搞科研的教授、专家、大学生，怎么会如此这般的具有艺术素养？

　　发现单株苗木的兴奋

　　在腾格里沙漠，我们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刚开始时，我为分在林业组感到甚是不快，这不真的把我骗来种树了！然而潜下心来融进专业之后，才知道造林学研究是沙漠治理成功与否的最为重要最为关键一着。我发挥我爱画画的特长，为我们组的“腾格里植物群落调查专题报告”做了大量工作。记得那是一个夏末秋初时节,我们五个人搞植物调查,用了整整两个月时间,每天都奔波滚爬在茫茫沙海。好不容易找到三四十厘米高度的单株苗木，首先把地面以上枝干的粗细长短测量清楚，然后用小铁铲小铁锨往地下根部一铲铲一锨锨地开挖剖面，然后用卷尺量出每条根须的长度，用卡尺卡出每条根须的直径，像医生解剖人体一样的小心翼翼。根须伸展多远多深，大家就得你一铲我一锨地把剖面挖得多大多深。我的任务是当场绘制实测实量的图，虽然看起来不费体力，但顶着烈日，坐在火烫的沙丘上，还是其苦难言。想不到的是同志们对调查报告评价很高，说是腾格里第一个图文并茂的好成果。发现适合种植于沙漠的苗木,这对治沙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实践当中，我学会了科研工作步骤一步步应该如何划分，知道了野外调查获取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知道了研究方向的选择和确定，同时知道了搞科研的人，也喜欢唱歌跳舞，能拍照，应该学会画一手好图。

　　有位助理研究员陈超智特别喜欢我。他是广东人，身材匀称，架子特好，穿一件黑色皮夹克，很精神，可惜是兔唇，讲话瓮声瓮气。他不但专业上不厌其烦地指导我，而且特别关心我的生活。晚上大炕上他与我睡在左右，他有两条棉被，他把上边一条棉被的一半盖在我上面，怕我受凉了。他说我睡眠时的样子很好看，但接着又说你在人前不要太张扬。我进站没多长时间，况且是个“见习生”，他怎么会这样提醒我、告诫我呢？我想除了对我倍加关爱不会有另外的理由。

　　多么希望在腾格里能见到更多的专家、教授，希望举行更多次如上所述的精彩晚会。有一天，希望终于来了，站里宣布，明天上午有个苏联专家团到来，规定大家出去夹道欢迎时，必须穿戴整齐，绝对不能穿汗衫背心。这一天晴空万里，很热，我们等呀盼呀，一直等到下午，等到第二天，都不见苏联专家团到来。谁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过了很长很长时间才有消息透露，说苏联政府未经我国政府同意，擅自决定于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期间，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并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止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这一天我们望眼欲穿等待的原来就是这个噩梦中的一部分。腾格里那一天,天色由晴转阴，然后狂风大作，大家事后都说，腾格里也为我们一肚子的不高兴。

　　列席全国治沙会议

　　记得有一个中秋节的夜晚

　　腾格里一望无际的天空

　　湛蓝湛蓝的比大理石还要

　　光洁，纯净，月亮

　　团团的，用圆舞曲慢四步

　　的节奏冉冉而升

　　展示着天底下任何地方看不到

　　的妩媚看不到的清辉

　　老中青三代治沙队员

　　欢聚一起，吃着沙坡头的

　　鸡蛋般大个的枣子

　　满口甜水清香松脆

　　吐鲁番的葡萄，牙齿一咬

　　舍不得一口下咽。大家

　　吃着，闹着，唱着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忘了

　　酷暑下曾经的唇干舌燥

　　严寒里曾经的浑身哆嗦

　　风沙中曾经的举步艰难

　　深夜里曾经的鬼哭狼嗥

　　谁也没有怨言

　　谁也没有泄气

　　这是2001年11月，我创作万行长诗《和平与战争·土地篇》中写到腾格里沙漠的一个段落；她就这样地让我朝思暮想。

　　记得那是1960年2月，未满18足岁，春节过后不久，又不知何因，组织上通知我去北京参加“中科院黄河综合考察与沙漠综合治理第一次学术报告会”。会议地点是西颐宾馆。这是我第一次去首都北京，第一次进宾馆，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一切都新鲜得不能再新鲜，我像腾格里的一只小骆驼，憨头憨脑、笨手笨脚的很多地方都不敢走，只是傻傻地看，傻傻地听，甚至连大声喘气都不敢。尽管我只是列席代表,但作为最年轻的与会者,参加的又是我国第一次全国性的治沙会议,真是兴奋不已。会议结束后我与陈超智先生等被留下来。陈先生跟我说他可能调青海站，我问我能跟着走吗？他说这得听组织安排。没几天他真调青海了，走的时候我去北京站为他送行。就这样我一个人被留在北京半个多月，任务是去北大当旁听生。旁听结束通知我去治沙队总部（与语言所同个院子），记不起领导跟我说了什么话了，只记得临走前给我两个小本子：一是《中国科学院出入证》，一是《中央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公费医疗证》。皮革的硬封面，小小的，沉沉的。最后领导说你可以回去了，我问回腾格里吗？领导点点头。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1962年底，家里发我一个电报，上面写着：“祖父病危速回”，我匆忙请假走了。回到故乡东阳之后，我很多时间在县文化馆画画搞创作，这是我从小的一种爱好，加之还有很多说不完也说不清的原因，我就没有回腾格里。五十年弹指一挥间，往事恍若眼前，就这样如同心里藏着一个初恋情人，忘不了腾格里，忘不了治沙科研工作，常常为此我黯然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