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湿地:释放亲和力

　　科学时报

　　湿地，地球之肾，一方面受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迅速消亡，另一方面受人们意识觉醒的影响而得到更多的保护和恢复，它与人类的博弈愈演愈烈。

　　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其城市内特别是城市周边湿地的现状也不容乐观，人口压力、水资源瓶颈等都难以解除。然而通过利用中水建设城市湿地公园这种方式，为湿地保护探索了新的方向，由此也潜移默化地提升着首都的环境质量。

　　北京南海子湿地公园过去是一片采砂区，植被很难生长，建成湿地后首先提供了地形和水文条件，恢复了部分植被，使景观和生态均有所改善。

　　曾经的皇家秋日围场和燕京十景之一的南海子，意图重现昔日的胜景，建成北京最大的湿地公园。然而当人们游览如今的海子时，却发现这里更像一个周围遍植草木、虽然精致但缺乏生机的人工湖。公园工作人员说，大概是因为注入的是中水的缘故，海子里面虽然放养了一些鱼类，但很难看到。

　　即使缺少水生动植物，飞禽的踪迹也无法捕捉，3月的南海子公园还是在一片干枯的色调中显现着初春的生机。公园广播告知游客，湖面的一座桥梁正在维修，游人需沿湖绕行，绕行时间大约3个小时。不少游人走完全程。

　　近年来，北京市不断加大湿地保护力度，特别是推进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建设，使得湿地资源得以保护，湿地生态日益趋好，湿地对市民的亲和力不断释放。

　　中国林科院湿地研究所所长崔丽娟研究员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类似南海子一样的新建湿地公园，要想完全发挥湿地的生态功能还需要假以时日。但对于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来说，每新建一块湿地，其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森林常被赋予“天然氧吧”的美誉，湿地也是“天然氧吧”。人们或许还有这样的记忆——过去，在房前屋后有一些水洼，即使常年向水洼中排放一些生活污水、垃圾，水洼并不脏，这就是湿地的净化功能，也是“地球之肾”由来的一个生活实例。

　　在许多城市小区，对于生活污水的处理，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建设人工湿地而不是污水处理厂，原因即在于湿地有自我净化的功能。

　　除了储存水、固碳、改善环境等诸多生态功能，湿地还有一些形象且易被理解的经济功能，如湿地为人们提供了鱼、虾、藕等直接产品，湿地可用于航运和发展旅游，所有这些功能都是基于其固有的生态功能，并且可以转化为经济功能。

　　北京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开展湿地示范项目至今已有3年时间。该中心为了救助水禽，向中国林科院湿地研究所求助。研究所在该地水禽栖息地建立起湿地示范区，包括自然湿地和潜流人工湿地两部分，主要是把水泵出后进行处理再进入循环，使水质得到明显改善。

　　“进去的水是棕黄色的，出来后像清泉一样清澈透底。潜流湿地是水在地表下走，地表布置一些砾石和植被，运用空气动力学方法产生通气作用，从而达到净化水质的作用。”崔丽娟解释。

　　目前，全球湿地覆盖率为6%，我国为3.77%，北京仅为3.13%。崔丽娟表示，从湿地管理的角度看，北京的努力可圈可点。尤为可喜的是，北京公众对湿地的保护意识要高于全国其他地方。公众举报破坏湿地的案例时有见诸媒体。北京汉石桥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之初，曾因道路选址问题遭市民举报，公路最终让道湿地。

　　近年来，北京一直在做湿地恢复的工作，仅中国林科院开展的退化湿地恢复中的关键技术研究，就成功示范恢复了150公顷严重退化的湿地。一方面是恢复的湿地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是新建湿地公园、保护小区纷纷涌现，缘何北京湿地的总面积并没有增加?

　　“评价湿地恢复的成效有两方面指标：一是面积的增加，二是质量的提升。”崔丽娟认为，虽然北京恢复湿地的数量在增加，但总体湿地面积没有大的变化，原因即在于所恢复的湿地多是原来干涸的河道，也就是使之前干涸的湿地变为现在有水的湿地。

　　据介绍，北京有相当一部分湿地是干涸的河道，有些河道断水十几年。根据《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简称《湿地公约》)的定义，周期性有水覆盖的地域即属湿地范畴。因此，这些河道在作统计时也必须列入湿地范畴。

　　崔丽娟说：“这是湿地整体质量的提升，而不是数量上的显著变化。从中可以看到北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努力探索和实践与生态的协调发展路径。”

　　瓶颈

　　位于北京顺义区的汉石桥湿地是北京市少有的芦苇沼泽湿地以及多种珍稀水禽的栖息地，这里还长有大面积的芦苇，素有“小白洋淀”的美称，具有极大的保护和科研价值。

　　据当地村民介绍，早些年汉石桥湿地水域很大，水量充沛，芦苇荡更是一望无际。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人的活动及干扰增加，降水日益减少，一系列因素造成湿地面积大为缩减。

　　“过去水面大，芦苇多，秋天村里会统一组织村民割芦苇，拿芦苇烧火或盖房。现在的湿地公园水少了，芦苇也不让割了。”该村民向记者感叹。

　　现在，驱车沿湿地公园环路行驶，仍可以看见大片大片黑黄相间的苇芦荡。黄色是已割过的芦苇茬，黑色是焚烧芦苇的痕迹。湿地内水道曲折，鸟鸣不绝于耳。公园环路的另一侧，则是紧挨着公园围栏的农田。

　　湿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来湿地的城里人越来越多，许多家庭利用周末来这里聚餐观景，呼吸新鲜空气。“人多了，可能会对环境带来一定的压力。”该工作人员说。

　　北京人口多，城镇建设用地不断扩张，时刻威胁着湿地乃至耕地的生存。缺水是北京湿地保护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两者对湿地保护构成持久而又严峻的挑战。此外还有污染、湿地资源过度利用等问题，均为社会关注的重点。

　　利用中水补给湿地，成为北京湿地保护及恢复的主要方式之一。奥林匹克公园中的“龙形水系”，其运行的水源即来自清河再生水厂。一般而言，中水直接用于生态景观并不达标，往往会有观感和气味上的差别，而氮磷超标更是中水处理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但“龙形水系”通过7个人工湿地单元的处理，以顽强的净化功能有效清除了超标物。

　　汉石桥湿地近年来的缺水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其补水主要来源于驻地杨镇的污水处理厂。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副院长张明祥教授参与过汉石桥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前期规划，他认为汉石桥湿地有明确的功能分区，作为北京市少有的芦苇沼泽湿地，在满足城市居民精神需求的同时，必然面临游人日渐增多、补水困难的压力，但湿地公园的核心资源目前仍然能够得到保障。

　　该学院曾作过相关研究，湿地面积占国土面积10%的城市，才称得上宜居城市。张明祥告诉《科学时报》记者：“也就是说，没有一定的面积，无法保障湿地功能的发挥。”

　　在湿地研究者眼中，向人们展示特有的景观与生态之美，是湿地的诸多功能之一。而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加，其本身就对湿地的发展构成威胁，因此掌握适度的原则——湿地对人类活动的承载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曾经，在以“以粮为纲”为指导思想的特定历史年代，我国频发围湖造田、开垦湿地等人类阻碍湿地发展的活动，并对湿地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环境生态的保护意识不断增强，湿地保护正在得到广泛深入地认可，而这从破坏湿地的违法事例越来越少中可以看出。

　　崔丽娟指出，在北京做湿地恢复，面临土地和水资源的限制。基于此，北京没有用地下水去恢复湿地，而是用中水补充湿地，把处理后的水还给生态系统。这也是北京今后做湿地恢复的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社会公众对于利用中水回补湿地的做法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比如认为中水必然会对湿地构成污染，或者笼统地强调中水的蓄水功能。崔丽娟强调，中水可以进入湿地，但不是任何中水都会对湿地造成污染;同时，不是所有的中水都能够满足湿地的生态蓄水要求，根据湿地恢复的目标而有所不同，两者均不能一概而论。

　　例如，就湿地恢复工作而言，要恢复成一个具备一定生态功能的景观，一般中水就可以满足要求;如果还要具备航运的功能，则需要解决水中的重金属污染的问题;如果要恢复成“亲水”湿地，让人们能够观赏游玩，还要考虑诸如气味、颜色等更为严格的安全指标。

　　张明祥指出，2014年南水北调的水进京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北京的水资源压力，对湿地保护起到积极作用。但受人口、城市化、经济发展等客观因素影响，水资源如此宝贵，湿地恢复需水量大，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输入的“客水”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北京湿地的缺水问题。目前，利用中水补给是国内大城市周边湿地保护与恢复的主要选择，并且也成为较为行之有效的办法。

　　方向

　　以前，北京湿地周边人类干扰甚至破坏的活动比较频繁，现在虽然没有完全杜绝，但情况已有很大改观。在人类对湿地的过度干扰活动中，旅游业的发展最为突出。湿地的生态承载力有限，过度的旅游开发给湿地生态带来严重威胁。旅游给湿地带来如此大的压力，同时也说明人们对于湿地的需求量还很大。

　　“北京南海子湿地公园过去是一片采砂区，植被很难生长，建成湿地后至少第一步提供了地形和水文条件，恢复了部分植被，景观和生态均有所改善。”崔丽娟说，“北京建设湿地公园是应运而生，因为有迫切的社会需求，同时可以抢救性地保护一批现存的湿地。”

　　记者采访的湿地专家也表示，北京不适合大力发展湿地保护区，但发展湿地公园应是湿地保护和恢复的重要方向。

　　从生态学角度看，湿地保护和恢复工作其实需要适度的人工干扰，在此基础上依靠自然的力量达到真正恢复湿地生态系统的目标。也就是说，必须坚持科学的管理与维护，重点依托生态系统的自我完善与修复能力，最终实现湿地生态系统的整体再造。

　　张明祥表示，作为北京湿地保护的亮点，湿地公园、人工湿地的建设有效体现了湿地在景观与生态方面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北京资源条件的限制。

　　事实上，目前社会各界对于湿地保护及建设的认识并不滞后，其中不乏社会单位、企业兴建人工湿地的案例。几年前，崔丽娟接到过内蒙古一家牛肉生产企业的咨询。企业不想建污水厂，而是想建人工湿地，既能美化园区，又能够处理污水。

　　崔丽娟介绍，个人申报湿地保护区的案例在国外并不鲜见。在美国，一些农场主意识到存在于自己农场中的湿地在生态上的重要性，他们纷纷向科学家求助，期望恢复一度被忽略，甚至遭到破坏的湿地系统，他们的理由也很简单：湿地生态恢复了，鸟儿也来了，看着高兴。

　　张明祥强调，湿地面积增加固然是宜居的重要表现，但无条件地建设人工湿地或者对湿地进行恢复的做法并不可龋湿地的恢复与重建需要对现实条件和环境承载力进行综合考虑，环境承载力是基础，技术能力是实现条件。

　　此外，湿地公园建设不仅要做好规划特别是功能分区，还要不断创建完善其生态功能。对湿地公园来说，更重要的是要加强管理，加强监测和科研工作的基础支撑作用，同时保证持续的资金投入。

　　利益

　　与湿地密切相关的林业，在推进林权改革的过程中，非常强调改革对所在地区人民、社区原住民、贫困者的生活改善及提升。目前，我国湿地保护也面临这样的挑战，即由注重湿地的经济功能转向注重湿地的生态功能，平衡湿地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平衡湿地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在汉石桥湿地保护区的外围，偷偷放牧的村民向记者诉苦：“现在管得严，抓住就罚款，而且天气干燥、草又少，羊吃了不长膘。但是为了生计，不得不偷着放。”与之相同的是，在北京其他湿地周边，放牧、挖沙、捕捞等破坏湿地的活动依然没有杜绝。

　　社区共管是当前湿地管理中的一种重要模式。社区共管让社区居民参与保护方案的决策、实施和评估，并与保护区形成共同管理自然资源的管理模式。在湿地保护区，社区共管的模式得到较好地实践，保护区把社区居民引入湿地管理中来，同时为社区居民提供新的就业途径及生产生活方式。

　　在崔丽娟看来，社区共管涉及诸多利益相关者，其管理规范需要兼顾各个方面的需求。

　　张明祥建议，湿地公园的建设可以参照保护区的社区共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周边人群的替代生计的问题。

　　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湿地的原住民来说，湿地保护并不意味着生活质量的降低，这是国际社会针对湿地保护的原则性要求之一。在湿地保护与原住民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如果保护措施不能与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发展并进，最坏的结果就是利益相关者会通过破坏湿地来满足发展需要。这就是出现在湿地区域诸如过度捕捞、采砂、放牧等破坏活动的主要原因。

　　正如北京方兴未艾的湿地公园建设一样，湿地公园虽然是在保护基础上的开发利用，但真正在湿地保护与利用、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找准平衡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涉及湿地公园的建设、管理以及政府、行业的规范与指导。

　　张明祥：湿地不排斥产业“多元”

　　曾经的杭州西溪，就像老北京的龙须沟，是一个臭不可闻、环境恶劣的地方。西溪湿地前身是一个水域占70%、有3000多户农户、最多时饲养2万头生猪的农庄，如今却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湿地公园。这样一种巨变，杭州市政府进展了近10年，并且仍将继续下去。

　　张明祥觉得，根据《湿地公约》的精神，以及我国湿地主管部门近年来奉行的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并重的原则，在湿地产业发展模式及路径选择上，杭州西溪湿地尤其值得一说。

　　据了解，为了打造西溪新貌，当地政府先后实施了一、二、三期综合保护工程，尤其是在二期、三期搬迁中，保留并建立了多个村民居住点，并提供社保、就业、创业经费、培训等服务，帮助当地在改变产业形态的同时改变村民的居注生活形态。由此，“西溪模式”也被冠以生态优先、最小干预、注重文化、以人为本等称号，成为湿地保护与利用的样板。

　　“‘西溪模式’不仅有效解决了湿地保护与利用的关系问题，同时探索了有益的产业发展形式，让湿地与旅游业及其他服务业发展互融共赢。它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明显带动作用，可以从周边活跃的房市窥见一斑。而且，湿地公园带来的旅游服务业的收入，也以互助资金等方式回报了周边居民。”张明祥表示。目前，这种类似于西溪湿地发展模式的湿地开发利用路径，正在被不断完善和充实。“西溪模式”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已在湿地保护区广泛实行的社区共管模式，即探索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有效途径，并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湿地产业，让湿地原住民也从中受益。

　　谈及湿地产业，人们很容易想到的就是生态旅游。旅游业借助湿地景观、生态，开发旅游项目和相关服务业，能够有效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然而，旅游业的膨胀也将对湿地资源的承载力构成威胁，人类活动始终是湿地生态最主要的破坏因素。

　　湿地除了能发展旅游业，并不是没有其他的产业选择。张明祥介绍，观鸟就是湿地产业的选择之一。区别于一般大众化的观鸟活动，专业观鸟需要借助望远镜、相机等专业设备，观察、研究自然状态下野生鸟类的生活习性。野外观鸟在许多国家十分盛行，在北美地区，观鸟已成为一项特色产业，每年可产生数百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近些年，我国的观鸟活动开始成为新时尚，各地观鸟会组织的观鸟活动十分踊跃。随着观鸟人群的增多，将会对当地的餐饮、住宿、旅游产品开发等产生直接的经济拉动作用。

　　此外，湿地立体、生态种养殖也是湿地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滨海湿地生态养殖被许多滨海城市接受并迅速发展。例如，辽宁盘锦的湿地养蟹、南方红树林湿地的特色养殖，在科学保护和管理湿地、让生态受益的同时，也为居住区居民带来新的收益和发展。

　　以芦苇为主要植物物种的湿地还可以发展芦苇制品加工业，如河北白洋淀、南大港、内蒙古乌梁素海的芦苇产业远近闻名。芦苇是乌梁素海的三大产业之一，年产量达10万吨，是内蒙古造纸原料的重要来源。白洋淀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湿地，依托湿地资源打造水产养殖、种植、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其芦苇制品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产品远销国内外。沧州南大港湿地围绕当地农场建立起辐射京、津、冀、鲁、辽等省市的芦苇交易市常

　　张明祥强调，对待湿地，应坚持保护与合理利用并重的原则，突出湿地的不同功能，同时要体现湿地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而湿地产业选择的特色化与多元化，不仅有利于使湿地居民获得新的发展，也将促进湿地自身的保护与发展。

　　崔丽娟：湿地管理“被困”科研

　　“虽然针对湿地保护我国已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管理机构，但关于湿地的具体管理，仍有许多盲点。”崔丽娟说，“比如湿地补水，不是哪个部门说了算，而是得有科学依据，不一样的生态目标有着不一样的要求。这涉及管理与科研的相互促进的问题。”

　　我国湿地研究起步晚，现有研究成果远不能满足湿地管理的需求。虽然国家对湿地保护的投入不断加大，并相继颁布了一些国家规范，如湿地公园的建设、评估标准等，但仍无法满足日常管理的具体要求。特别是在技术层面，许多领域仍需要深入研究。

　　崔丽娟举例，如针对白鹤保护，其主要食物、栖息水深、栖息安全距离、栖息地范围等都需要深入研究。之前湿地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对此并不清楚，缺乏相应的规程和管理措施，许多时候是凭借经验工作。

　　“这些规程和管理需要建立在雄厚的研究基础上，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可以解决的;需要根据不同的湿地类型出台一系列技术规程，而不是把一套标准推向各地，造成张冠李戴。”崔丽娟强调，“十一五”期间，由湿地研究所承担并完成了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重大项目“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与恢复技术试验示范”的研究工作，但该课题覆盖面积、类型及开展深度均有所欠缺。崔丽娟希望在“十二五”期间继续拓展、深化研究内容，但当前湿地科研的短期性让她担忧。因为同样是科技支撑项目，林业针对某一个课题会延续十几年甚至数十年，而湿地的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许多研究不是靠一个五年计划就能完成。

　　崔丽娟认为，未来我国迫切需要在湿地保护和修复技术方面获得突破。如在物种保护方面，针对某一种鸟类具体所需的栖息生活环境及保护措施的研究;在生态系统恢复方面，针对日益减少的沼泽湿地抢救措施的研究;湿地生态系统整体结构及功能关系的研究;湿地碳汇功能及评价和湿地碳源的研究。这些具体课题都需要立项进行系统、长期的研究，特别是定位观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