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回眸:沉重的煤改

　　

　　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中央省市县四级国企、外省和本地两类民企，山西煤改将众多利益主体卷入其中，数以百亿计的投资盈亏、价值千亿计的资源调整，已经或即将为这场沉重的煤改博弈所左右

　　离农历虎年春节还差四天，山西大部降雪，大地一片祥和。

　　但这并非令人欣喜的丰年瑞雪。2月9日，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雪警报，此时正值春运高峰。气象专家称，即使2月12日降雪停止，因气温持续偏低，可能出现的道路结冰、大雾天气，将给返乡过年的人们造成较大影响。

　　16个月以来，山西省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手段，掀起了一场狂风暴雪般的煤炭业“国进民退”大重组。这个数年来交织着黑金与矿难、煤老板与假记者的中国第一煤炭大省，也因此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争议。

　　2008年9月2日，山西省政府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晋政发[2008]23号文，下称23号文)，要求到2010年底，山西煤矿企业规模不低于300万吨/年，矿井数量控制在1500座以内，从而在在山西省形成二至三个年生产能力亿吨级的特大型煤炭集团，三至五个5000万吨级以上的大型集团，使大集团控股经营的煤炭产量达到山西省总产量的75%以上。

　　这意味着，山西省登记在册的2840座矿井，近半数要被关、停、并、转，而这些面临变革的矿井多数为省内外的各路民间资本所拥有。

　　23号文明确提出，政府要大力支持大同煤业集团、山西焦煤集团、阳泉煤业集团、潞安矿业集团、晋城无烟煤集团等五家大型省属煤炭企业兼并中小煤矿，建立煤炭旗舰企业。

　　为了防止“无序”争夺，山西省政府同时将境内的煤炭资源规划为18个矿区，以市、县(区)为单位与各整合主体进行谈判，划分各自的整合范围。

　　这之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也被允许作为兼并重组主体，而中央企业中煤能源集团最终得以入局。

　　“5+2+1”，全部是大型国企的八大整合主体就此成型。

　　2009年4月15日，山西省政府再次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发[2009]10号文，下称10号文)，将矿井数量控制目标由1500座下调到1000座，并将矿井年产规模由30万吨调高到90万吨。

　　为平衡地方利益，10号文允许各市、县(区)具备300万吨/年生产规模，且至少有一个120万吨/年机械化开采矿井的骨干企业作为兼并重组的主体。

　　这场庞杂的重组，面对的是2002年以来，随着煤价一路上扬，各路资本纷纷涌入山西而形成的复杂利益格局。

　　连绵不断的矿难，与令人吃惊的暴利传说及钱权合谋交织在一起，让山西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怪胎出产地，“煤老板”则被相当多的人视为社会罪恶与价值倒错的代名词。

　　从中央到山西，多年来逐次提高矿井规模要求和安全标准，不达标者禁止开工，迫使煤老板们不断追加投资。2004年到2006年，山西省还进行了一场声势颇大的煤矿产权改革。

　　为了让煤老板们“有恒产者有恒心”，加大投入减少矿难，山西省政府曾宣布：只要足额缴纳资源价款，煤老板们就可以将手头的矿一直挖到没有。

　　然而，仅仅两年之后，游戏规则再度被改写。一切似乎都在推倒重来，首当其冲被推倒的，正是私人煤矿。

　　本次重组之后，据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估算，将有多达3000亿元的民间资本撤离山西。而据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的“保守”估计，仅温州商人的损失就在150亿元以上。

　　但是山西省方面坚信，只有用行政之手强力推进由大型国企主导的兼并重组，才能迅速提高煤炭产业的集中度和技术水平，改变山西煤炭行业的“多、孝散、乱”状况，解决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矿难频发、腐败滋生等一系列问题。

　　按照规划，2010年，山西还将推进七家主导重组的省属国企的整体上市。

　　“这次对煤炭资源的兼并重组，实质是一次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既然是调整利益，博弈就在所难免。”2010年1月20日，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副厅长牛建明在太原对《财经》记者说。

　　而在此前的1月5日，山西省政府联合国家发改委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山西省重组整合煤矿正式协议签订率已高达98%，兼并重组主体到位率已达到94%，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采矿权许可证变更也已超过80%。

　　相关官员强调，到虎年春节前，山西将力争将上述三个指标达到100%，“煤矿企业整合工作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

　　16个月的重组，大幕即将落下，《财经》记者奔赴山西，耳闻目睹了这场卷入了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中央省市县四级国企、外省和本地两类民企，左右着数百亿投资盈亏和数千亿资源调整的利益博弈，其中的复杂与艰难，令人深感晋煤重组的沉重。

　　而山西还只是中国煤炭业重整的开始。从山西到河南，从内蒙古到山东，中国煤炭业的改革重组，仍然如暴雪后的三晋大地，山野混沌，道路崎岖。

　　一、“五大”狂欢

　　大同煤业集团、山西焦煤集团、阳泉煤业集团、潞安矿业集团、晋城无烟煤集团是山西省政府最早确定的五大整合主体，也是这次煤改的最大赢家

　　2008年9月之前，山西很多与煤炭有关联的国有企业，像太原钢铁集团、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国际能源集团公司等省属国企都有自己控股的煤矿企业。2009年之后，他们控股办矿的历史被迫终结。

　　23号文要求，电力、冶金、化工等与煤炭相关联的大型企业必须退出控股地位，只能以参股的方式参与此次煤炭资源兼并重组。

　　此消彼长。在上述企业退出煤矿控股权的同时，专司煤业的省属大型煤炭企业则受益颇丰。大同煤业集团(同煤)、山西焦煤集团(焦煤)、阳泉煤业集团(阳煤)、潞安矿业集团(潞矿)、晋城无烟煤集团(晋煤)是山西省政府最早确定的五大整合主体，其中具有60年历史的阳煤集团最为典型。

　　本轮煤改前，阳煤集团面临严重的矿山老化、资源枯竭问题，后续发展堪忧。按1990年的生产能力，阳煤可采储量只够开采三四十年，剩下的资源，考虑到开采成本，“挖出来就赔钱，还不如不挖”。阳煤下属的四矿就是一例。至此次煤炭资源整合前，这座建于1907年的百年老矿储量只剩100万吨，一万职工和两万家属面临生存问题。

　　为寻求出路，阳煤集团曾利用自己的技术和设备去给别人“打工”，也曾开办过皮鞋厂和陶瓷厂，但最后都无果而终。

　　2004年后，随着煤价飙升，阳煤终于得以走出低谷，但随着煤炭产量扩张，储量瓶颈很快凸现。到2008年，阳煤营业总收入刚过340亿元，产能也刚过4000万吨。在省属五巨头中排在最后。

　　机遇不期而至，本轮煤改让阳煤一举突破资源瓶颈。从2008年9月到2009年3月，阳煤一口气兼并重组地方煤炭生产企业十家，增加井田面积100多平方公里，并在晋中四县、忻州保德地区、宁武榆树坡、朔州泰安等地投资建设了一批现代化矿井。

　　此后，阳煤又与清徐县政府签约，一次性兼并了清徐县贯中煤矿及二号井所属平口煤矿、碾沟煤矿、西沟煤矿、洛池渠煤矿等五座煤矿，增加井田面积14.58平方公里，资源储量13625.6万吨。

　　为加大整合力度，阳煤决定自2009年9月成立晋东、寿阳、晋北、晋南四个煤炭区域公司筹备领导组，均为副局级建制，负责管理各自区域内整合重组煤矿的各项工作。

　　2009年，阳煤集团扩建的煤矿数量由16处增加到47处，集团直管煤矿地域由8个县市区增加到16个县市区，煤炭资源占有量由55亿吨猛增到100亿吨，产能则由6340万吨提升至10360万吨。更让阳煤欢喜的是，资源整合后，阳煤控制的煤种从单一的无烟煤扩张至利润更高的焦煤。

　　2010年1月7日，阳煤在公司成立60周年之际宣布，未来3年-5年，阳煤的产能将达到亿吨以上，销售规模将达到千亿元以上，跻身全国煤炭行业前十强。

　　截至2009年底，阳煤集团在全省煤炭资源整合中收购77座小矿，需投入收购资金53.90亿元，其中春节前需要到位的资金将达16亿元，后期技改费用需96.61亿元，两项合计需150.50亿元。人们很容易想到，如此高速的扩张，钱从哪里来？

　　阳煤集团总经理助理段千寿1月15日对《财经》记者坦承，“除了少数自有资金，多数要依赖银行贷款和其他方式自筹。”

　　但对拥有上市公司的阳煤而言，融资似乎并不是一件难事。2009年4月，阳煤面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人发行10亿元的中期票据，五个月后，阳煤透过旗下上市公司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600348.SH)，再度发行总额14亿元的企业债券。

　　而作为山西省政府直属的五家特大型煤炭企业，阳煤集团同时还享受到了来自政府的诸多额外关照。根据23号文，山西省政府对作为兼并主体的国有企业们的政策支持有：额外增加年度运力计划，优先授予出口经营权；优先支持上市融资，已上市的可优先增发、配股、发行企业债；优先给予信贷支持；允许设立专业财务公司以便融资。

　　2009年4月的10号文又追加了税收优惠：2010年前兼并重组后新组建的企业可免征印花税，承接被兼并煤炭企业土地、房屋权属时免征契税；兼并主体企业以资源、技术、管理入股后的增值部分免征所得税，等等。

　　最大的优惠则来自于资源价款的缴纳方式。与民营企业必须以现金方式缴纳资源价款不同，八大整合主体可以通过“资源价款转化为国有股本”的方式，变相“免交”这笔沉重的开支。

　　以阳煤为例，根据2006年2月出台的山西识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无烟煤和焦煤生产企业分别须以3.30元/吨和3.80元/吨的标准向政府交纳资源价款。以阳煤当前100亿吨的资源储量计算，阳煤集团将至少需要向政府交纳330亿元，这相当于阳煤集团2008年全年的营业收入。

　　即便如此，国企巨头们在兼并中小煤矿时，仍会在付款方式上做足文章。

　　按规定，整合主体需要向被整合煤矿所在地政府缴纳抵押金或者预付款，由于省政府对此并无细则规范，因此对于这笔资金的付款比例和付款方式，完全要视整合主体、地方政府和被整合企业的博弈能力来确定。

　　以临汾市翼城县的一个煤老板为例，早在2009年初，他就同阳煤签订了整合协议，由阳煤控股51%。但阳煤的资金迟迟未到位。

　　不但被整合企业拿不到钱，翼城县八家储量面积在0.8平方公里以下的政策性关闭煤矿，也迟迟拿不到补偿。

　　按照惯例和其他市县(区)的通行做法，对在这次煤矿资源整合中被政策性关闭的煤矿补偿，应该由当地的整合主体阳煤集团承担。

　　资金紧张是大国企推迟付款的重要原因，但即使他们手头宽裕，往往也并不急于及时付款。多数的时候，他们喜欢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首期支付20%，半年后支付50%，又半年后再支付剩下的30%。

　　但被整合的煤老板们则等不起，多停产一天，就要多支付一天的维护成本。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负债累累，甚至高利贷缠身。早一天拿到钱，就能早一天解套。最后，在这场时间的拉锯战中，被整合的煤老板们只能选择妥协，不断降低自己的要价。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同煤集团下属的轩岗煤电公司创造出了“无成本整合”的案例。

　　2008年9月，轩岗公司与虎峰煤业公司(下称虎峰煤矿)签署整合协议，规定虎峰煤矿所属矿井产出的煤炭全部作为轩岗公司对重组后公司的出资，而轩岗公司派出的人员工资、福利都计入生产成本，同时虎峰煤矿还需付给轩岗公司15元/吨的管理费，待采出的煤炭价值达到51%的出资额后，产生的利润才开始按51∶49的比例由双方分配。

　　位于山西河津市下化乡的虎峰煤矿是一家设计产煤能力7万吨/年的乡办煤矿。2006年煤老板杨虎峰整体收购该矿后，将矿井产能扩大到45万吨/年，但仍屡遭关停整顿，杨虎峰损失惨重，只能委身于同煤集团。

　　以2008年轩岗煤电公司入股虎峰煤矿时的煤炭价格计算，该矿吨煤税后平均利润为439.67元，可实现年利润1.98亿元。51%的股权，意味着轩岗公司不用掏一分钱，即可年获利1亿元左右。以至于“河津模式”一时间被整合主体企业争相传诵。

　　二、“两大”借势

　　此前只拥有少量煤矿，以煤炭运输和贸易为主业的两家国企借势出击，一举改变了自己的传统主业，成为此次煤炭资源整合中极为活跃的一股力量

　　按山西省政府的起初的设想，“一个矿区一个整合主体”是资源整合的基本原则，“5+2”格局中的5个大型国企各有其传统势力范围。

　　“5+2”格局中的“2”，即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运销集团)和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进出口集团)。此前它们只拥有少量煤矿，以煤炭运输和贸易为主业。这一次，“两大”借势出击，一举改变了自己的传统主业，成为此次煤炭资源整合中极为活跃的一股力量。

　　和能拖就拖的“五大”不同，在临汾地区纵横捭阖的整合大户运销集团是个积极付款的典型。早在2009年7月，运销集团就率先在临汾地区缴纳了煤矿兼并重组整合抵押金13.95亿元，受到临汾市政府的高度赞许。

　　运销集团这次兼并重组的煤矿涉及临汾市尧都区、乡宁县、汾西县、蒲县的21个规划矿井，总产能达1395万吨，其中多数都是储量较大、利润丰厚的焦煤。

　　此次资源整合前，运销集团控股的46座煤矿平均单产不足30万吨/年，资源储量严重不足。加之从1983年开始实施的山西公路收费政策即将到期，以煤炭运输为主业的运销集团面临迫切的转型重任。

　　根据山西省政府的规划，此次整合后的运销集团将变身为年产量5000万吨级以上的特大型煤炭企业集团。而2009年，其煤炭产量才不过1287万吨。以至于该公司董事长刘建中在2009年公开称，“如果不能紧紧抓住此次资源整合的最后时机，最大限度地掌控煤炭资源，那么公司必将陷入无煤可销、难以为继的尴尬境地。”

　　事后看来，刘建中过虑了。运销集团2010年开局形势大好：整合的矿井已经超过150座，产能高达1.2亿吨，占有资源高达100亿吨以上。而150座煤矿中的60座，将被打造成年产90万吨以上的高效煤矿。

　　至2009年8月，运销集团在晋中、阳泉、吕梁取得了105座煤矿的整合权，规划产能达2970万吨/年。加上此前在太原、临汾两地获得的2290万吨年产能，运销集团已获超过5200万吨的年产能。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也不甘示弱。在大同、忻州、吕梁、临汾等地获批了总储量超过20亿吨的资源后，又在晋城地区圈定了一块52平方公里的煤田，目前，它也在为每年5000万吨的产能目标加速布局。

　　有人将运销集团和进出口集团的意外入局形容为“鲶鱼搅局”。正是有了这两条强有力的“鲶鱼”，23号文“一个矿区一个整合主体”的原则被弃之脑后，“五大”也纷纷走出自己的划定地域，“一个矿区一个整合主体”演变为一场混战。

　　阳煤集团总部地处晋东的阳泉市，该集团坐拥沁水煤田北部，整合阳泉、晋中东部的中小煤矿自然是“近水楼台”之事。

　　2009年前，阳煤已在一壁之隔的晋中市寿阳、和顺、左权、昔阳等四地兼并了不少小矿，但一些地方政府却认为阳煤“对地方工作的支持力度不够”，阳煤只好出远门“撒网捕鱼”。

　　类似情况在三晋大地上广泛发生。地处西山煤田腹地的古交市，本是山西焦煤集团的势力范围，古交矿区就是焦煤集团下属的主力焦煤矿区。但当地政府却把99%的小煤矿交给远在山西北部的同煤整合；焦煤在家门口只拿到一个小煤矿。

　　“地方政府喜新厌旧，总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阳煤负责煤矿整合的总经理助理段千寿对《财经》记者说，“但大型国企的管理都是一样的，谁也不敢胡乱给地方钱花。”

　　混战之中，亦有规律可循，那就是“挑肥拣瘦”。

　　在山西主产的煤种中，无烟煤和电煤储量较大，价格也较低；而焦煤比较稀缺，价格一直坚挺，利润也最高。因此，拥有焦煤资源较多的临汾、吕梁和太原西山、晋中南部等地，就成为国有大集团倾力争夺的主战常

　　在焦煤产量丰富的临汾市尧都区，焦煤集团、同煤集团、晋煤集团、运销集团都争着在当地整合中小煤窑，几方的矿区犬牙交错，谁也不肯服输。

　　三、央企争食

　　央企巨头很快想出了“曲线救国”之道。其中最大的赢家，是中煤能源集团

　　在这次煤炭资源大整合前，大批外省国企也入晋探查风声，希望能分得一杯羹。让他们悻悻的是，山西省政府明确提出“5+2”是最主要的整合主体。

　　但央企巨头很快想出了“曲线救国”之道。其中最大的赢家，是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煤能源)。

　　中煤能源下属的山西平朔煤炭工业公司，与山西省渊源极深。作为当年邓小平拍板、美国哈默博士创办的中外合资企业，平朔露天煤矿是中国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煤炭生产基地之一，在山西家喻户晓。

　　刚刚落马的中煤能源副总经理张宝山，曾是山西平朔煤炭工业公司的董事长，此前，他曾任朔州、大同市委副书记，在山西人脉深厚。

　　早在2008年8月，张宝山就和朔州市展开谈判，欲参与当地煤矿整合。张宝山答应在当地设立子公司“平朔中煤能源运销公司”，这样可以把企业的税收留在朔州，彻底解除了当地政府的后顾之忧。

　　2009年，中煤能源出资30亿元，控股了朔州最大的民营煤矿集团——山西金海洋集团。

　　中煤能源鲜为人知的另一步棋是和“5+2”合资入局。中煤下属的中煤建设公司和山西焦煤集团各出资50%成立的华晋焦煤公司，早就在主焦煤基地吕梁和临汾地区展开了煤矿收购。

　　仅在临汾市乡宁县，华晋焦煤就整合了五处小煤矿，矿井能力扩至每年900万吨。按规划，华晋焦煤2010年的原煤生产能力将达到2100万吨。

　　几经努力，中煤能源硬是分得了一杯羹，把“5+2”变成了“5+2+1”。

　　中煤能源的曲线入主范例让其他不甘心的央企大喜。早在2006年，神华集团就和山西运销集团合资成立“山西晋神能源公司”，该公司这次也成了忻州市的整合主体，在河曲县整合了九个小煤矿，组成年产300万吨的沙坪煤矿。

　　而华润集团则在控股了山西最大的民营煤炭集团联盛能源公司之后设立“华润联盛”公司，在联盛公司老板邢立斌的老家吕梁市吃下了许多中小煤矿。

　　保利集团也不甘寂寞，旗下的保利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此番在晋中市灵石县、晋城市沁水县、吕梁市离柳矿区、临汾市安泽县等地都颇有斩获。

　　四、市县护盘

　　虽然不是所有市县政府都难以合作，但国企巨头在整合煤炭资源时，不得不适当迁就当地的利益诉求

　　在资源整合中，国有煤炭巨头的另一个博弈对手是山西省的各市县政府。

　　主产无烟煤的阳煤集团，第一目标盯在了临汾市，因为这儿有它梦寐以求的焦煤资源，尤其是安泽县，焦煤资源尚未大规模开发。阳煤觊觎临汾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临汾市委书记谢海曾长期担任阳煤集团董事长。

　　本来，根据23号文，焦煤集团下属的霍州煤电是临汾的主要整合主体，但凭此渊源，阳煤集团对鹊巢鸠占踌躇满志。

　　但谢海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临汾市政府提出，要想整合安泽县的优质焦煤资源，必须“搭配”临汾翼城县的36个无烟煤和电煤小矿。

　　起初，阳煤集团并不情愿。翼城位于沁水煤田的西南缘，地质结构复杂，多是一些资源少、埋藏深的小型煤矿，难以改造成省政府要求的产能90万吨/年的煤矿，除了关闭别无他用。

　　“这要白赔上亿的资金。”阳煤总经理助理段千寿对《财经》记者说。

　　最后，阳煤集团选择了妥协。2009年7月17日，阳煤和临汾市正式签订了整合框架协议。按照设想，阳煤集团接手后，翼城的36个小矿将被整合成12个60万吨以上的矿。

　　但到9月中旬，临汾市突然向山西省政府申请，把阳煤集团垂涎的安泽县玉华、玉和泰两个大矿，划成了安泽县的“单独保留矿井”，按照阳煤集团的预计，这两个煤矿一年的纯收入在10亿元左右。

　　“光让啃骨头，不让吃肉”，一怒之下，阳煤向山西省政府提出“要整体退出临汾的整合工作”。

　　最后，在省政府的调停下，阳煤和临汾又握手言欢。在调停会上，山西一位省领导对阳煤董事长任福耀说，“这两个矿我都管不了，你老任能管得了？”

　　让阳煤集团头疼的不仅是市政府，还有临汾的一些县乡政府乃至村委会。他们都要求，阳煤进来后，必须像以前的煤矿那样，无偿负责当地的修路修桥、建校扶贫等社会公益开支。

　　和翼城县的合作，令阳煤集团颇为不爽。

　　2009年11月，翼城“上书”罗列了阳煤集团的“十大罪状”，包括死卡51%控股原则不肯多持股份、拖延支付首付款、拒绝补偿政策性关闭矿井等等。

　　翼城县煤炭局一位副局长还抱怨说，守着这么多煤矿，翼城却没有自己的企业当整合主体，把命运拴在阳煤集团身上，“如此被动，翼城未来的福利事业没人出钱了”。

　　虽然不是所有市县政府都难以合作，但国企巨头在整合煤炭资源时，不得不适当迁就当地的利益诉求。

　　晋城市阳城县和临汾市乡宁县则比较聪明，他们抢在“5+2”到来之前成立了本地的煤炭控股公司并使之成为整合主体，先行占有了好资源，把难啃的骨头留给“5+2”。

　　盛产主焦煤的吕梁市柳林县更是成立了鑫飞能源、汇丰兴业等多家能源投资公司，把县里所有的煤矿都纳入囊中，让“5+2”铩羽而归。

　　而临汾市洪洞县则选择了与5大巨头“利益均沾”的策略，该县成立了由县政府控股的“煤炭投资经营公司”，准备在整合后的所有煤炭企业中至少持股16%。

　　五、民企悲歌

　　李兴国承包的庄里煤矿，因储量面积小于0.8平方公里，在这次整合中被列入“政策性关闭”名单。雪上加霜的是，庄里煤矿被评估价值仅为4300万元，而李兴国的实际投资则达8000万元

　　59岁的李兴国是山西本地人，作为众多被这场煤改改变命运的煤老板中的一个，他却向《财经》记者表示要“流血支持政府工作”。事实上，他已经很难高调讨要补偿。

　　李兴国承包的山西临汾市翼城县庄里煤矿，因储量面积小于0.8平方公里，在这次整合中被列入“政策性关闭”名单。

　　从1993年8月开始，李兴国开始跑煤矿手续，所谓手续，只是在省煤资委批个采矿证。而这块新资源，就在庄里村附近的一条山沟里。

　　彼时，个人企业很难获批，李兴国挂靠在翼城县某单位的劳动服务公司，相当于“红帽子”企业。

　　1995年，李兴国开始雇人挖掘巷道，在庄里村附近的一条山沟里采煤。两米高、两米宽的巷道，当年的造价只有700-800元/米。1996年，250米深的巷道完工，花了几十万元，“都是借亲朋乡邻的钱”。

　　李兴国对这个投资并不满意。由于煤矿地处煤田边缘，趋于枯竭，但此时李兴国已骑虎难下，前期投资已经砸下去了，挖一吨赔一吨，不挖则赔得更多。2001年，李兴国开始把巷道向深层煤延伸；2002年春，一条650米深的巷道建成了。

　　2002年，临汾市煤炭局在全市开展煤炭采掘方法改革的“技术革命”，改以往的仓房式采煤为臂式开采，以减少安全事故，提高煤炭回采率。因为庄里煤矿资源完整，被政府定为采改试点。

　　李兴国胆小怕事，“历来听话”。加上当时煤价正处于回升周期，民间借贷重新对乡镇煤矿开放，他决定借款上马采改项目，为此耗资数千万元。2004年4月27日，作为采改先行者，李兴国还在政府组织的采改表彰大会上“露了脸”，并获奖20万元。

　　此时，山西很多地方政府开始根据《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收取采矿权价款，0.45元/吨，李兴国又交了150万元，买下了深层煤的300多万吨资源的开采权，成为山西为数不多的真正的“煤老板”。

　　但就在采改表彰大会后的第4天，临汾梁家河煤矿发生爆炸，36人死亡，紧接着，全市煤矿开始了长时间停产整顿。

　　煤矿虽停产，但很多设备不能停，工资还得照发。通风和抽水设备，每个月运行成本几十万元；矿上50多个特种工人(电工、瓦斯员、安全员、炮工、通风员)不能放假，否则一旦要复工就找不到工人，每个月工资几十万元；五个副矿长不能放假，每人每月5000元……

　　“有恒产者有恒心”，已经缴纳了资源价款的李兴国，看到别人的矿出事，自己在安全上也是“越干越怕”，他决定对庄里煤矿实施井下采掘方法改革，配套上马皮带运煤改造、人员运送系统(即所谓的猴车)。

　　因为“巷道太窄了”，他的矿以前用卷扬机拉动轨道矿车运煤，一旦发生钢丝绳断裂，矿车沿25度的斜井冲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006年至2007年，庄里矿又花费上千万元资金，将4平方米的巷道，扩成10平方米的大巷道。按同行的说法，“年产90万吨的煤矿也不过如此”，而庄里煤矿年产量才15万吨。

　　2007年年底，矿难再袭临汾——洪洞县发生死亡105人的“12.5”矿难，震惊全国。此后，临汾市在全国招聘煤炭局长。2008年年初，新局长牛立东来到翼城，在参观完庄里煤矿的井上井下设备后，大声叫好。

　　2008年5月，庄里煤矿又花费数百万元，安装了一部掘进机。按李兴国的设想，这些巨额投资算是物有所值，设备升级改造后可以开采深层煤，“足足够开采20年以上”。

　　然而仅仅过了4个月，2008年9月2日，23号文发布，一场力度空前的煤炭资源整合拉开序幕，李兴国面临“永久性退出煤炭行业”的结局。

　　雪上加霜的是，庄里煤矿被评估价值仅为4300万元，而李兴国的实际投资则达8000万元，这8000万元中，除了100万元的银行借贷外，尚有4400万元民间借贷和420万元被拖欠的矿工工资。

　　根据翼城县官方统计，该县全部被政策性关闭的矿井赔偿金额约为3.6亿元，迄今尚没有补偿到位。翼城县官员在给上级政府的汇报材料中，已将此定性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新的不稳定因素”。

　　六、煤改未了局

　　除了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之虞，山西面临的更紧迫的问题是经济失血。为数不少的外省投资人声称：“一旦前期投资收回，就将永不踏足山西。”

　　“新的不稳定因素”除了受损的煤老板，还有那些长期住在煤矿边上，靠煤矿、吃煤矿的村民们。

　　50岁的翼城县油庄村村民李文贵在家已经闲呆了好几年，过去他一直在村附近的河寨煤矿当矿工，每月收入1000多元，这在当地已经算是“收入不菲”了。

　　这次被阳煤集团整合后，年过46岁的工人一律下岗。生活没了着落，但开支却在增大。以往村民的冬季取暖用煤，都是矿上免费送，每户每人500斤，现在只能自己掏钱买小煤球取暖，一个冬季下来，要烧掉1000多元。

　　让村民们忧心的远不止这些，庄稼地被煤矿损毁，已经多年没有耕种，进出村里的道路也亟待修缮，以前煤矿由私人老板承包的时候，这些事情只要村里和乡镇的干部打个招呼，矿上都会“买单”，新股东进入后，这一切尚无定论。

　　与平头百姓不同，山西县市级官员们更关心屡屡让他们乌纱帽落地的煤矿安全问责是否会就此移位。

　　“我个人的看法，‘5+2’入主后，安全责任主要应由这七家企业承担，否则整合还有什么意义？”1月15日，洪洞县副县长范家续向《财经》记者表示。

　　在他看来，中小煤矿在全部交给这几家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后，安全问责应该由这几家的企业领导来承担，把地方政府官员从长期存在的安全重压下解放出来，应是这次煤炭大整合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山西省最先开始煤炭资源大整合的临汾市甚至在整合方案中直接写明，“对煤矿实行收购、控股的国有大型煤炭企业或其成立的新控股公司是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承担安全生产全部责任，地方政府部门不再实行安全监管”。

　　但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副厅长牛建明则对此并不认同。“省里并没有文件来明确界定整合后的安全责任归属问题，也不能说煤矿交给省属企业了，地方政府官员就能为自己开脱了，毕竟地方上还有股份。”牛建明对《财经》记者说。

　　2009年12月27日，介休发生重大瓦斯燃烧事故，12人死亡。出事的是介休当地的一座单独保留矿井。介休市副市长韩海云、市政府市长助理杨广栋、市煤管局局长张宜谦三人因此去职。

　　对此次严厉问责，吕梁市兴县煤管局局长高卫东的理解是：“省里的意思是，除了并入‘5+2’的企业外，其他煤矿出事，依然要严厉追究当地行政官员的责任。”

　　除了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之虞，山西面临更紧迫的问题是经济失血。2010年1月8日，几乎就在山西省政府与国家发改委在北京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煤改收官在即的同时，浙商投资促进会通过一封《致全球浙商公开信》，将山西列入投资“黑名单”。

　　浙江商会公开发难，让山西官方颇为反感，但随着大批煤老板的退出，巨额资金也随之而去，令山西深感无奈。浙商究竟带走了多少资金，迄今尚无准确的统计。据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估算，有3000亿元左右的资金在这次资源大整合前后撤离山西。

　　山西官方对此也有预备。2009年8月，在煤炭整合如火如荼之际，山西省政府下发了《关于促进民间资本进入我省鼓励类投资领域的意见》(下称《投资意见》)，宣布将2009年-2010年山西省政府重点调控的总额达6500亿元的投资项目向民间资本开放，为鼓励投资向非煤产业转移，《投资意见》还规定从土地、税收、项目审批等九个方面对投资商给予优惠和支持。

　　为了吸引煤老板将钱留在当地，《投资意见》还承诺“对列入国家、省鼓励类投资领域，且投资规模和投资强度较大的转产项目，要优先供地”。一时间，这被誉为对煤老板的“贵宾待遇”。山西官方期待，几年之后，“煤老板”会被公路大王、公交大王、城建大王等新名词代替。

　　但为数不少的外省投资人声称：“一旦前期投资收回，就将永不踏足山西。”据悉，他们中的部分人，还在筹备对山西相关部门的法律诉讼。

　　2010年1月中旬，一则消息传来：2009年，内蒙古以6.37亿吨的煤炭年产量，首次超越山西的6.15亿吨，成为中国第一产煤大剩

　　几乎与此同时，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厅长王守祯表示，今年山西计划煤炭增产13%，将达7亿吨；而内蒙古的预期目标却为增产16%，即7.4亿吨。

　　这或许意味着，山西准备在今年继续当“煤老二”，不再在煤炭上和别人一争长短。而这也被人解读为是山西主政者一个重大的思路调整，那就是：这一次山西一定不能再在“转型发展”道路上半途而废。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这首歌词创作的年代并不遥远。而现在，人们说到山西，除了煤老板，就是矿难、污染和腐败。

　　其实，直到改革开放前，山西的煤炭工业都不像现在这样一支独大、尾大不掉。上世纪70年代，山西是中国农业和轻工业都比较发达的地区，除了人尽皆知的“农业学大寨”，山西还在机电、医药、轻工等很多领域拥有自己的名牌产品。

　　1980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尽快把山西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能源基地”的社论，1982年，国务院成立“山西能源基地办公室”。1984年，随着“有水快流”政策的提出，国家、集体、个人一齐进军山西煤矿，山西煤矿数目很快过万。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市场逆转，山西煤炭过剩到达顶点，省内几大矿务局先后陷入停产、半停产，煤款回收困难，矿务局贷款发工资。

　　1999年，山西省人均收入全国倒数第一。此时，山西的大批名牌，如早于长虹的“春笋”电视机、享誉全国的“海棠”洗衣机、“芳芳”洗衣粉、“华杰”电子表、“大光”香烟、“迎泽”啤酒等，已经在国人眼中消逝殆尽，非煤产业一落千丈，单一经济结构带来的恶果首次凸显。

　　调整产业结构的口号开始在三晋大地高高响起。

　　不料，2001年后，一直低迷的煤价一路暴涨，政府的“调产计划”随即戛然而止。

　　2004年，山西GDP增速跃居全国亚军，财政收入一年之内跨越了400亿、500亿两个大关。

　　对煤炭的“路径依赖”，使得山西近些年出现了严重的“产业结构回归”现象。

　　到2008年，山西的轻重工业比例为5∶95,1980年刚开始建设能源基地时，这个比例是29∶71。

　　“煤价一跌就调产，煤价一涨就好了伤疤忘了痛，山西就像那只一到冬天就喊冷的寒号鸟。”一位山西记者揶揄道。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王宏英对《财经》记者说，山西的转型发展分为两步：一是通过行业内部的兼并重组提升产业集中度和可持续发展水平，比如正在开展的煤炭资源兼并重组；二是培育新兴行业，实现经济结构的多元发展。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能源行业产业集中度的提高，直接结果之一是产能的迅速放大，这最后可能导致山西对能源的依赖越来越大。

　　至于煤炭产业链的拉长和延伸，具体对山西而言，就是发展电力和煤化工，但二者不仅均会消耗大量水资源，而且同样污染环境，做大做强仍然面临瓶颈制约。

　　在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复明看来，消除基于煤炭产业的“吸纳效应”和“挤出效应”，才是山西走出资源陷阱的必然选择。

　　“现实的难点不是放弃煤炭的支柱地位，不是压缩能源产业的发展空间，而在于如何依托、借力、升华、蜕变煤炭产业优势，使之成为山西工业化资本的主要来源和工业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张复明对《财经》记者说。

　　他开出的“药方”是，通过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实现现代服务业与传统产业的对接，重新整合煤炭产业链，占据产业价值链的高端。

　　但是，这些看来合理的设想，能否转化为行动尚不得而知，山西煤改的未了局，仍有待后来者继续破解。

　　山西煤改五年轮回

　　面对矿难，从“去国有化”到“再国有化”，山西五年里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之道

　　《财经》记者李红兵特约作者李荣东

　　2004年4月30日，山西临汾隰县梁家河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36人遇难。此时，53岁的张宝顺就任山西省长尚不到三个月。

　　令张宝顺愤怒的是，由于该矿在出事前被多次层层转包，以至于连事故责任人都迟迟难以确定。半个多月后的5月18日，山西吕梁交口县蔡家沟煤矿再次发生特大煤尘爆炸，33人死亡。

　　接连发生的特大矿难、收取资源价款后对省财政的巨大改善，让张宝顺决心实施煤矿产权改革试验，以临汾为试点的山西矿权改革序幕随即拉开。

　　临汾拿出的方案是让煤矿承包人掏现金“买下”井下所有资源的开采权，政府按储量和煤种的不同收取相应的资源价款后，将采矿权和经营权合二为一，明确为煤矿承包人所有，希望“有恒产者有恒心”，进而改变煤矿承包人掠夺式开采的短期行为。

　　2005年7月，张宝顺转任省委书记。52岁的于幼军调任山西省代省长，2006年1月，于幼军“转正”。

　　于幼军为改变山西煤矿“多、孝散、乱”的局面，启动了“三大战役”：强制关闭4000家非法小煤矿，淘汰1500家年产量在9万吨以下的小煤矿，上马一批具备现代化水平的大煤矿，同时继续力推前任开启的煤矿产权改革。

　　2006年2月28日，在临汾试点的基础上，山西省政府正式出台了《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在全省范围内推行矿权改革，开征煤炭资源价款。

　　矿权改革的16字方针是——整合资源，能力置换，关小上大，有偿使用。其预定目标是将全省3800多家煤矿的数量减少30%以上。

　　矿权改革实施后，煤矿承包人变成了真正的煤老板，各路资本大量涌入山西，但矿难却加剧爆发。从2006年底开始，仅临汾市就接连发生芦苇滩、余家岭、蒲邓等多起重大矿难，分别造成24人、26人、28人死亡。

　　2007年5月，山西黑砖窑事件曝光，8月，于幼军去职，58岁的孟学农出任山西代省长。12月5日，临汾市洪洞县发生特大矿难，105人死亡，震惊全国。但这并未影响到孟学农的仕途，2008年1月，孟成功出任省长。

　　洪洞“125”矿难后，晋城市长夏振贵临危受命，到临汾主持工作。晋城以晋煤集团、兰花集团等大型国企为主，机械化程度高、私营煤窑少，矿难也极少。

　　夏振贵开始在临汾复制“晋城模式”。2008年1月中旬，临汾市政府邀请包括晋煤集团、山西焦煤集团等在内的多家大型国有煤矿企业进行座谈，为临汾煤炭业的资源整合和企业重组铺路。

　　2008年4月26日，临汾市下发《临汾市煤矿体制改革资源整合重组工作方案》，要求临汾境内的中小煤矿一律交由大型国有煤矿收购、控股或者托管，否则一律不准复工复产，“再国有化”的“临汾模式”由此成为山西新一轮煤改的发端和蓝本。

　　临汾的思路很快被新任省长孟学农认可，“临汾模式”被推广至全剩2008年9月2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正式下发，《意见》详细制定了兼并重组的具体目标、实施路径和组织方式，揭开了山西煤炭资源大整合的序幕。

　　仅仅几天之后的2008年9月8日，临汾市襄汾县塔山铁矿发生溃坝事故，277人死亡，这再次断送了孟学农的仕途，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王君紧急空降山西出任山西代省长，2009年1月，王出任省长。

　　2009年2月，山西西山煤电集团屯兰煤矿发生矿难，78人死亡。此后，王君在孟学农煤改思路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了兼并重组的步伐，一系列关于推进山西煤炭资源整合的文件密集出台，包括：《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关于开展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专项监督检查的通知》等等。

　　2010年1月5日，山西省政府联合国家发改委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山西省重组整合煤矿正式协议签订率已高达98%，兼并重组主体到位率已达到94%，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采矿权许可证变更也已超过80%。到2010年春节前，上述三个指标将达到100%，标志着山西煤炭资源兼并重组第一阶段任务全面完成。

　　市场化才能长治久安

　　打破垄断的手段就是煤炭资源市场化——即对煤炭资源进行公开招标与拍卖，政府应该通过拍卖或者其他方式重新作价，把资源的真实价值体现出来。在此基础上，再进行重组就比较好办了

　　大家形容此次山西煤矿重组是一个“国进民退”的过程，我也深有同感。山西进行煤矿重组的动机是好的，比如提升产业集中度、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安全隐患等。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下，煤炭需求不像以前那么旺，供给压力相对减小，此时进行整合时机不错。

　　为什么一定要让国企来主导重组？为什么政府采取强硬的办法推动重组？是因为国企更能保障安全吗？还是因为国企更能提高资源利用率？

　　我认为答案都是否定的。虽然国企更“听话”，但这些年许多大型国有煤矿相继发生矿难，证明在安全门槛较低、企业追求市场效益最大化的现状下，国有企业也会为了效益而牺牲安全。

　　至于大煤矿回采率较高，小煤矿回采率较低，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煤层结构所决定的。

　　大煤矿的煤体比较大，适合机械化生产，而很多中小煤矿的煤层质量不好，都是边边角角，不适合机械化生产。即使大煤矿对其进行整合，回采率也不可能提高。

　　山西煤改是试图用最简单的办法解决最复杂的问题。山西煤业是中国煤炭行业的缩影，山西煤炭体制的改革探索对中国煤炭行业整体改革是很有帮助的，关键是方法问题。

　　山西省政府用强力的行政干预让中小煤矿退出，其提供的退出机制又不具有可选择性，并且，无论是折合成股份还是作价，最核心的价格问题始终没能得到解决，这导致煤矿主怨声载道。

　　煤炭说白了是一种资源，资源的价值通过价格来反映。此次被兼并的煤矿，价格怎么计算？不是政府一道行政命令就完事，而应该通过企业间的谈判来达成。如果政府帮助一家企业去掠夺另一家企业的资源，对经济破坏就会很大。

　　被兼并的煤矿该如何作价？这是中国煤炭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我一直倡导煤炭资源市场化，也就是说资源价格一定要通过市场方式来确定。

　　说到这次山西煤改，它就好比是一次旧城改造。要被兼并的中小煤矿就是一栋栋面临拆迁的房子。“拆迁费”是多少？这得当事双方去谈判。不可能购买时是多少钱，现在卖出还是多少钱，这些年资源是在升值的。

　　中国煤炭产业的布局高度两极分化。一极，是以“孝散、滥”著称的小煤矿，这一极里民间资本显示了极强的势头，原有的小型地方国有矿和乡镇集体矿大量被私人资本占领；另一极，是大型煤炭企业国有资本“一枝独秀”，外部资本鲜有、也难有机会进入。

　　矿山资源的低价购买和行政性占有，意味着该行业是垄断性行业，煤炭改革就是要打破这种垄断。打破垄断的手段就是煤炭资源市场化——即对煤炭资源进行公开招标与拍卖，让更多投资者进入这个产业，通过竞争，迫使煤炭产业提高全员效率、技术与管理水平，通过规模化生产降低吨煤成本。

　　其实煤炭就像房地产一样，房子本身并不值钱，土地才是最值钱的。相较矿井设备，煤炭资源才是最值钱的。对于那些已经掌握在煤炭企业手中、曾经无偿或低价获得的资源权，政府应该通过拍卖或者其他方式重新作价，把资源的真实价值体现出来。在此基础上，再进行重组就比较好办了。

　　市场化之后就实现了煤炭资源的有偿开采，因为资源是花钱买的，企业就会想尽办法挖干净，也会想尽办法保障安全，否则就会失去生产资格。

　　这就像吃大白菜，假如整棵大白菜都是你花钱买来的，你肯定舍不得浪费，从外到里都吃得一干二净。相反，如果是吃多少算多少钱，谁都会把菜帮扔掉吃菜心。这正是煤炭开采的现状。

　　市场化之后，国家作为煤炭资源的统一所有者，可以把资源作为公共产品来管理，通过建立资源市场，以利用率、开采率、安全系数、产能最佳为考察内容，将资源有偿交给有能力的企业去进行开采。■

　　作者钱平凡，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本刊记者李纬娜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