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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方舟的自然之子

2011-01-08 来源:人民网

  他是中国野生大熊猫研究和保护先驱者之一

  他是中国第一个反对克隆大熊猫的人

  他被美国《读者文摘》杂志称为“熊猫爸爸”

  他是第一个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以人物专访形式采访的中国科学家

  一、天生与自然结缘的神奇少年

  60多年前的一天,汕头海湾清澈的海水里,一头头白色、灰色、粉红色中华白海豚在礐石湾里面欢快地畅游,时而跃出海面,时而与船上的渔民嬉戏,突然,渔民们发现有两头白海豚驮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往海军码头岸边游来。机缘巧合,多年后,白海豚们救起的这个溺水的小男孩成为了“中华白海豚”们的守护者,他就是世界知名的珍稀动物研究专家、“熊猫之父”――潘文石。

  1937年1月,潘文石出生于泰国曼谷一个富裕的华裔家庭,他与大自然神奇的关系并不只始于那两只白海豚。刚出生的他对自然界就有种莫名的亲近,照顾他的奶奶时常指着襁褓中的孙子对潘文石的父母说:“这孩子懂天性,不论哭得多厉害,一听到窗外的鸟叫声就安静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潘文石与年幼的姐姐跟着母亲坐了七天七夜的海船回到广东梅州,追随更早回国参与抗战的父亲,父亲将家里的大部分财产捐给当时的南京政府并只身参加抗战。日本投降后,一家人才在汕头团聚。

  从小,家学深厚的奶奶给潘文石讲的最多的就是历代爱国将领的故事,从西汉讲到清朝,从张骞讲到林则徐。加上自小受到的家庭教育就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父亲一腔热血的报国之志更使年幼的潘文石在内心深处暗暗立下了朴实的振兴中华的志愿。虽然家境从此不再富裕,常常光着脚板的潘文石还会在每周做礼拜时将仅有的零用钱捐出来。

  影响潘文石一生的选择发生在他小学三年级。知子莫若父,虽然家学严谨,父亲却知道儿子对风花雪月、古文诗词并不感兴趣,“这孩子天性与别人不一样,天性就是喜欢大自然”,因此他也并不勉强潘文石硬读《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一天,父亲给潘文石带回一本《鲁宾逊漂流记》。没想到这本原来为了提高儿子写作水平的书却成为潘文石一生的指引。这本英国著名作家笛福的名著使潘文石从中读到了大自然:这是一个关于冒险和智慧的故事,英国青年水手鲁宾逊由于所乘的货船在海上沉没,孤身一人游荡到一个无人荒岛上,开始了为生存而奋斗的艰辛旅程。造木筏、盖房子、种粮食、养牲畜……在整整28年的自救过程中,这座无人的荒岛被鲁宾逊建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这种乐观向上、百折不回的开拓精神和可贵的坚强品质给予潘文石挑战自然的信心和勇气。

  少年时代另一本影响潘文石的书是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这篇小说讲述了一只名叫布克的家狗来到荒野,历经磨难和奋斗,最终成为荒野里狼群的首领。潘文石喜欢布克,他更喜欢这样一种冒险的生活,喜欢生活在一种真正的野生世界里。从那以后,他对野外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认定人迹罕至的荒山可以给他带来欢乐。

  他喜欢自然、喜欢大海、喜欢游泳。在他学游泳的过程中,曾有五次险些曾经溺亡的经历。每次落水后回家,父母虽然心疼,但却还是支持他继续学习,因为他们知道儿子是真的喜欢游泳,喜欢大自然。潘文石也以旁人所没有的毅力坚持自己的爱好:每天比其它小朋友早起两个半小时进行游泳训练,中午别的孩子吃完饭嬉耍的时候他还要再练半个小时。因此,许多年后,北大的多项游泳纪录一直还被潘文石保持也并不令人奇怪。

  热爱自然、热爱运动、乐于冒险、意志坚定使潘文石奠定了一生的方向:做自然的探索者与研究者。高中毕业时,成绩优异的他,只是在志愿表上填了两个单位:北京大学生物系和内蒙古农牧学院。“如果考不上北大,我就去内蒙放牧”,说到做到、意志坚定,潘文石自小如此。

  二、追求科学真理的“熊猫之父”

  1955年,成绩优异的潘文石如愿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对潘文石来说,北大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更能让他发挥天性,而北大自由和民主的精神也鼓励潘文石在科学上进行自己独立的研究。

  1957年,正当全国反右派运动迅猛开展的时候,北大校长马寅初发表了他的《新人口论》,将自己推到了批判运动的风口浪尖,但马寅初仍然坚持自己对当时中国人口状况的看法和建议认为要保住人口大资源的方式是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马寅初校长誓死捍卫自己的科学观点,这让当时大学二年级的潘文石认识了北大的精神、认识到追求科学真理的意义。

  不久,潘文石就参加国家首次大型的珠穆朗玛峰科考探险队,在珠穆朗玛峰地区待了一年,进行科考探险,让身体和意志都得到了锻炼。他始终认为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布克一样,他不想只待在家里或只在研究室里做室内工作,而向往在野外对动物进行实地考察。1961年大学毕业后,潘文石留在北大生物系任教。虽然留校后从事过许多其它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不少成绩,但是潘文石并没有找到自己从事生物学事业的真正方向。

  1980年成为潘文石事业的转折点。一个偶然的机会,原来在实验室研究病毒的潘文石到四川卧龙参加一个关于熊猫的国际合作项目。虽然第一次从动物园里看到大熊猫时潘文石就心生喜欢,但这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察、研究野生大熊猫使他对大熊猫发生了更浓厚的兴趣,在那里他很快发现,自己对熊猫的理解和看法跟很多人的观点不一样。他决定:到卧龙进行野生大熊猫的研究。从此,他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野外考察研究之路,从那以后的三十年里,每年至少有10个月在野外度过,从此以后有人说:在城市里看到潘文石就如同看到野生动物一样稀奇。

  野外科考工作坚苦而残酷,恶劣的天气、危险的地势、毒虫虎豹都是要提防的敌人。到卧龙后不久,潘文石在一次追踪熊猫的过程中摔下坡度大概70度的悬崖,幸亏在半山峭壁上抱住了一棵杜鹃花才保住命。但是,摔伤后肛门裂开,无法进食,每天靠一勺蜜和一个鸡蛋维持生命。更让他心焦的是,天天躺着不能工作。他给父母写了封信:“为什么要选这么艰难的路呢?我是不是也到海外去呢。”很快他收到父母的回信:“很多人到海外是为了镀金,既然是镀的,就不是真金。望你更坚强些,渡过眼前的难关。你会变成一块真金1父母的鼓励给了潘文石力量,一个月后,虽然人形消瘦,但他精力充沛。出院当天他就从海拔2000米爬升到2900多米,去为一只年轻的雌熊猫“宁宁”佩戴无线电跟踪颈圈。

  1985年3月,潘文石带着3名学生,背着沉重的登山包进入了秦岭大熊猫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此后13年,在这片有着107道溪流和108道山梁、总面积为250平方公里的研究区域里,他们日以继夜地跟随大熊猫,活动在海拔1000米到海拔3071米的区间里。

  潘文石和他的研究生们为十几只大熊猫戴上无线电颈圈,每过一刻钟就要打开一次无线电记录它们的行踪,一天要听96次记录。为了不惊动大熊猫,他们从不生火,带上去的食物全部变成了冰疙瘩就只有硬吞;为了节省研究经费,他和学生们从北京至汉中35个小时的火车,只肯坐硬座;为保住脸上油脂,防止冻伤,两周才洗一次脸;为了更好的观察大熊猫,他们在冬季这个观察大熊猫最好的季节坚守在这秦岭最恶劣天气里。而为了学生的安全,潘文石常常是尽量让学生去低海拔的区域,自己去高海拔的地区,有时甚至是老乡都不敢去的地方,虽然出生在热带地区的他对中国西北部山区高海拔的环境更不适应。

  1985年,刚刚过完21岁生日的研究生曾周跟着潘文石到秦岭考察大熊猫,进山第39天他因天黑迷路误入一个叫做“黑弯”的山梁,从160米高的悬崖上摔下来不幸身亡。曾周的牺牲使潘文石更下决心研究解决当时在如何保护大熊猫的问题上的误区。他知道,只有坚持继续在野外作研究,才能纠正这些错误。唯有继续努力探索,才对得起牺牲的爱徒。

  1983年底至1984年初,四川地区死了八只大熊猫,碰巧六十年才开一次花的竹子开花了,一种观点盛嚣尘上:是竹子开花导致了大熊猫死亡,要把野生大熊猫都圈养起来保护。另一部分人要把大熊猫迁到湖北神农架,欧盟还愿意拿出一百万美元来支持。已经在野外与熊猫生活数年的潘文石始终认为这种结论没有科学根据。为了保护国宝大熊猫,全国各地开始筹集捐款,打算把野生熊猫统统圈起来饲养。就在这时,潘文石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竹子开花’不是大熊猫濒危的原因,是人类的砍伐使熊猫面临绝境。”他坚决反对饲养野生熊猫,认为那样做只会破坏野生熊猫的种群结构,而且还可能导致它们不再繁殖。虽然他的举动受到一些研究者的排挤,也得罪了一批既得利益者,但是良知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努力给各级政府做工作,最终惊动了中央,制止了这种错误保护大熊猫的行为。

  1993年,秦岭由于森林被肆意砍伐而变得更加严峻,面对满目疮痍的秦岭南坡,潘文石坐立不安,他心知秦岭南坡是野生大熊猫最后的一片自然庇护所。他开始向各级有关部门呼吁减少采伐量。8月,潘文石研究小组写了一封致国家领导人的信,又联合29位中外科学家写了一封致国务院总理的信,力陈“秦岭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和建议解除的办法”。当时有人劝他用这些功夫不如多写些论文得些实惠,但潘文石认为,发表了论文,但是秦岭没有了森林,没有了大熊猫,又有何用?他坚持向国家领导人递信,最终,中央批示可“立即停止采伐,安排职工转产,建立新的自然保护区”,由中国政府投资5500多万元建立长青自然保护区,并引入世界银行477万美元贷款,保护了秦岭最后一片大熊猫的栖息地。

  潘文石对大熊猫的研究还融入了自己浓浓的感情。2005年,《熊猫虎子》出版,他根据13年跟踪的科考笔记和大量珍贵的图片真实地记录了从熊猫虎子出生、离开妈妈的怀抱到受伤被关进动物园,后又回归野外寻到爱情并有了小虎子的过程。

  1980年到1996年十七年间,潘文石始终坚守在卧龙和秦岭的深山老林中,先后有十五名弟子与他一起参与研究,从他身边成长起来一批年轻人。吕植,就是这支队伍里最出色的一位。这位不到20岁就跟随潘文石踏遍山野的女孩子有几次因疲惫熟睡不醒,差点煤气中毒丧命,也经历过大熊猫“华阳”因恼怒掀掉她手中的相机,还经历过熊猫“娇娇”的生产过程,她和潘文石是世界上最早可以如此亲近熊猫的人。今天吕植保护的目标“不仅仅是大熊猫”,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的她,在中国西、北部地区成立了一百多个基地,目的是尝试用市场途径来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这位潘文石最得意的弟子也是“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全国五一奖章的获得者。

  关于大熊猫的研究,潘文石创下许多世界第一:他首先发现了海拔1350米的等高线是维持秦岭大熊猫继续生存的中高山大熊猫-森林生态系统和该地区低山的山地农业生态系统的分界面;第一次发现野生大熊猫的社会结构和行为方式、婚配制度以及某些避免近亲交配的机制;首次发现作为一个地理群体的秦岭大熊猫的DNA多样性还没有下降到近亲繁殖的程度。他第一次向世界宣告:“大熊猫并没有走入进化的死胡同。”

  凭着大量的科学数据,他证明秦岭是大熊猫最后一片自然庇护所,在秦岭650平方公里范围内,大约150只大熊猫在最近十几年间始终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9年的增长率为3.5%。大熊猫的生存并不完全取决于自然力,而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爱护和管理。此后的事实表明,随着秦岭大熊猫分布区腹地的伐木更为广泛地停止,秦岭大熊猫的生存繁衍开始显出生机。并始终坚持认为,中国需要发展克隆技术,但是要拯救大熊猫并不需要通过克隆的手段。因为野生大熊猫能正常繁殖,它们从250多万年前演化到今天,是成功的胜利者,只要人类要给它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它们就能很好的生活下去。

  1995年,在蒙他那参加生物学年会的潘文石获得了一项特别科学成就奖,同行们称他为“熊猫之父”,他当时没有答应,他认为做熊猫研究的许多科学家有更深的资历、更大的贡献,直至今日,他还是不能承认这个称号。2000年,一位剑桥博士在美国《读者文摘》写介绍潘文石的工作,并将他怀抱一只幼年熊猫的照片登在杂志的封面,旁边写着“熊猫爸爸”,这也成为潘文石最亲切的称呼。而他在保护和研究大熊猫方面做出的突出成绩,他也成为第一个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以人物专访的形式采访的中国科学家。

  三、致力于自然和谐的保护生物学家

  1996年11月,荷兰王子Bernhard给潘文石写信,让他携妻子孩子去荷兰旅行一个月,然后由荷兰国王在荷兰王宫为他颁发金色诺亚方舟奖。潘文石没有去,当时的他正在广西喀斯特石山中,与白头叶猴为伴,他相信方舟从来不会凭空从天下诞生,他愿意做那个受难者,以最艰难、最执着的方式去赢得一切生命的形式在这星球上共同生存下去的权利。

  事实上,秦岭野生大熊猫的研究和保护经历一直使潘文石在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秦岭长青自然保护区的经验证明,只要人类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克制盲目的欲望,保持谦卑的理性,那些源于天然的自然与天性可以和谐的保留和进化,可以继续给我们以智慧的启迪。而生态保护的工作、生态链的平衡,靠的还不只是单纯地“保护”一种动物,而是要以提高整个地区、整个生物圈的福祉,这也成为潘文石以后野生动物研究保护工作的一个航标。

  如果说在秦岭的熊猫研究保护工作是源于潘文石对熊猫朴实的情感,随后他在广西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就体现了他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生态理念。自从1978年,第一届国际保护生物大会在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召开,保护生物学诞生以来,这门处理当今前所未有的生物多样性危机的综合学科,以它兼容基础和应用研究两种途径,来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生物群落的破坏,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具有先进环保理念的科学家们的推崇,他们认定保护物种可通过保护生态环境而有效地进行。

  1990年,潘文石无意间听闻位于广西的白头叶猴已经濒临绝境,外界相传已经绝迹,他心里一直牵挂,但当时在秦岭大熊猫的研究保护工作正处于关键时期,他无暇分身。直到长青自然保护区成立,秦岭的工作告一段落,潘文石便将工作留给学生们,自己义无反顾地在另一个荒域开始了他新的研究征程,1996年他在广西崇左成立了“北京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基地”。

  “君子之室,何陋之有?--1996年11月15日”当年用焦炭在墙上写下的字迹如今依然清晰可见,在广西祟左县罗白、板利两乡交界的弄官山区,一个废弃的军库,三间没有门窗的屋子,墙上东倒西歪的裂痕,室外用土坯垒起来的简单灶台……这是潘文石当年结束秦岭大熊猫研究工作后初到广西的落脚地。

  白头叶猴被公认为世界25种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也被我国列为一级野生保护动物。然而,九十年代中期,白头叶猴的生存空间大幅减少,有望继续生存下去的分布点只剩下两个,白头叶猴总数也从80年代的几千只下降到500只左右。

  通过探访,潘文石发现白头叶猴数目逐渐减少的原因:村民们因燃火做饭而大量砍伐野生植物、点炮采石发展经济、因迷信“猴骨酒”而开始捕杀白头叶猴创收。他意识到,落后山区村民经济利益的驱使,使得野生动物们的栖息地越来越萎缩,而人为的捕猎甚至会带来物种的毁灭。保护好这些珍稀的动物已经刻不容缓,他挑起了这个重任。

  但是,在秦岭经常饿肚子的他们,到了偏僻的弄官仍然常常是饿得脸都发绿。那里,不仅生活物资,连饮用水都极其匮乏,他们赶五公里路到镇上,才能吃到当天唯一的一顿饭--两块五毛钱一碗的米粉。时任崇左县委书记韦均林听闻潘文石在崇左做科考研究后,特地请他和助手吃饭,饭后,潘文石唯一的要求是--“将所有的剩菜打包”。

  相对物质的艰辛与清贫,更艰难的事情是改变当地的生产生活习惯,使之有利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如何说服当地居民不再捕猎与砍伐。

  1998年暑假,北大生物系大二学生姚蒙跟随潘文石实习。在一次调查访问中,附近的一位老大爷含泪告诉她,“潘教授出钱给我孙子上学,给村里建设医院、建水池……”随后,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包裹,小心翼翼地一层一层打开,里面包着的竟然是潘文石的名片。也正是这张名片让姚蒙下决心在今年放弃了在美国的舒适生活,从此追随“猴子爸爸”在广西札根,正式成为崇左基地的研究人员。

  “纵使有千篇论文百部专著,如果村民继续贫穷下去,白头叶猴也无法摆脱灭绝的命运。只有真正改善村民的生活,才能使环境保护获得成功。”潘文石一遍遍对自己说。然而,附近村子里浑浊的饮用水、贫穷的生活条件,落后的医疗与教育观念,让他痛心不已。他决定,在开展研究工作的同时,要把解决当地村民的生活困难作为头等大事。

  如今,在罗白乡岜萌村合江屯22号村民金童的家里,打开水龙头就能有清澈卫生的自来水,做饭也不用再去山上砍柴,打开按钮就能方便地用上从沼气池输送过来的沼气。1998年起,潘文石开始积极奔走,向政府阐明利害,向各方筹措资金,向农户晓之以理。一次又一次实验,失败了再重头来。2001年,他将自己获得的福特环保奖10万元奖金全部投入沼气池的建设。当年,岜旦村和雷寨村就实现了100%沼气做饭点灯。据统计,目前由北大基地援建的沼气池已达400多座。

  在潘文石的努力下,十四年来,当地政府一共投入1000万人民币,用于改善附近村子的生态环境,他自己也拿出科研经费及各类奖金,加上亲朋好友的资助共计300万人民币。修水池、建沼气池、办学校、资助贫困学生上学、普及卫生知识、投资医疗设施……潘文石把附近居民的事情看成了自己的“家事”,他的每一份努力不仅仅是在改善贫困人民的生活,更从精神上改变整个地区的现状与未来。

  在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生活困难的同时,潘文石不遗余力地向当地村民宣传环保理念。十四年间,崇左区域内猴子的数量从当初的90多只发展到如今的600多只。数目增加的背后,是当地居民环保意识的日渐增强。1998年3月的一天,当地农民给潘文石送来一只受伤的白头叶猴,请教授决定该怎么给猴子治疗,好让猴子尽快回归自然。1996年以前,被当地人称为“蛇王”的陈其海,主要以捕猎包括白头叶猴在内的野生动物为生。在潘文石的教育和引导下,他目前已经成为北大崇左研究基地的向导和观测助手。他愈来愈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生态资源,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他及家人。这些转变都让潘文石和他的团队深感欣慰。

  十几年来,潘文石带着研究生对白头叶猴的野外种群进行跟踪观察,一日不曾间断。猴子们早出晚归,天一亮就要离开栖居地去四处觅食,天黑前再回到自己的山头。他们的观测工作就要在猴子出发前开始,猴子回家休息后结束。经过十几年的研究,他们逐渐了解现存白头叶猴种群的数量、结构和分布格局,为白头叶猴的保护与管理提出考察报告与规划;摸清了白头叶猴生物生态学的基本问题,包括其种群动态、社会行为、繁殖策略以及它们的栖息地、食物、社会组成和结构等。目前,已经顺利完成学士、硕士、博士科学论文20余篇。

  “研究告诉我们,所有被认为是濒临灭绝的动物,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年轻健康的个体。只要给它足够的时间和栖息地,它就能生存并繁衍下去。”潘文石坚信,世界上所有的生存形式都有其内在的深刻的联系。除了白头叶猴,潘文石还多了一群要保护的“子女”,这就是与他有着不解之缘的中华白海豚。中华白海豚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也是世界上最为濒危的一类海洋哺乳动物。2004年潘文石又在钦州建立了中华白海豚研究基地。通过对这一种群和所在生态系统进行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了解其生存现状和保护的关键性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保护建议,并进一步解析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从而探寻更适合当地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实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与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结合。当年落水被神秘白海豚救起的少年由此延续了与白海豚的缘份。

  潘文石与大熊猫、白头叶猴、白海豚朝夕相伴的代价却是与妻女的聚少离多。一年中加起来,不到几十天在家中,但是他对野生动物的这样一份执着的感情以及高屋建瓴的生态观念最终换来孩子们的理解和支持。2009年6月,潘文石的小女儿、北京大学数学系校友、云网的创始人之一、云网副总裁潘岳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正式放弃在云网一线的工作,加入她父亲的团队,在谈到父亲时潘岳流露出浓浓的骄傲与自豪:“父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更多的人的幸福努力,我领悟到这就是真正的幸福。”大女儿潘岱则是在早些时候投入父亲的研究基地,潘岱这个名字恰巧与熊猫的英文单词“Panda”谐音,其实是父母姓氏的合音(妈妈姓戴)。潘岱常说,自己和妹妹是被爸爸放养了的“熊猫”:1980年开始踏入熊猫研究的爸爸,就很少时间在她们身边了。但是父亲的爱又无时无刻不在她们心里,“父亲更像大山,更像大海,他不常在身边,但是又一直在那儿,就在那儿,在我人生中的每个重要时候父亲都给我最厚重的爱。”潘岳这样形容。

  如今,年过古稀的潘文石仍然行走在山野林间,他的研究从卧龙、秦岭转移到了广西崇左、钦州湾,从大熊猫扩展到了白头叶猴和中华白海豚。因为其对保护和研究野生动物的执着,当年身在广西扶绥山洞里考察白头叶猴而无暇赴欧洲领奖的他受到了荷兰王室额外的礼遇,王子坚持要把奖章颁给这位常年生活在海拔2000-3000米的动物学家,并于1997年派一位大使远赴中国,将金质“诺亚方舟”奖授予潘文石,因为这位科学家所执着的科学信念和实践更与奖章的铸造意义所匹配:一个人活着,不仅仅要为自己,还要为其他人;不仅仅要为这一代人,还要为下一代人;不仅仅要为自己的国家,还要为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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