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可欣:我来打开一扇门(组图)

　　褐色头发，一双洋溢着笑意的棕色眼睛，总是热情地用地道汉语打招呼。几年来，住在东四十一条胡同的住户们，早已熟悉这样一位外国姑娘早晚行色匆匆地走过。谁也不会觉得稀奇，如今在北京喜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多得是，但这位看起来还有些学生气的美国姑娘魏可欣（CaseyWilson），却有着一个特别的身份非盈利的小额信贷机构“我开”的运营总监。

　　2007年7月，魏可欣和同样来自美国的室友孟康妮一起创立了“我开”，旨在募集捐款，为中国乡村日可支配收入不足1.25美元的贫困人口提供小额贷款。

　　从两个人开始，到现在全球15个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拥有超过200位志愿者，共计筹得215万元的捐款，累计发放800笔小额贷款，帮助572位中国农村申请者实现创业梦想。

　　如今，27岁的魏可欣全力承担着“我开”的运营和管理。平日里，她就是一名普通的“北漂”，与人合租着一间小两居，步行上下班，在紧张忙碌的生活中期望着能拥有一份美好的感情。

　　从隔着玻璃到触摸真实中国

　　2006年9月，22岁的魏可欣第一次来到中国。曾在高中、大学修读中文的她，目的是参加清华大学开设的金融商业中文培训班。怀着好奇，还带着点儿兴奋的魏可欣怎么也不会想到，她的未来将和这片陌生的国度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

　　为了深入了解中国，刚在北京待了2个月，魏可欣就和朋友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在一个月时间里，她们租了一辆车，沿着吉林省黝黑的土地，一路开过去，延吉、丹东、再到长白山……常常偏离公路，一头扎进中国东北的各式乡村里面。尽管中国普通的乡村生活就近在眼前，但作为游客，魏可欣总觉着她看到的中国像是隔着一层玻璃。“我想和当地人聊天，知道他们平常日子是怎么样，思考最多的是什么，但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们。”魏可欣坦言，当时的她汉语并不流利，对于中国文化也是一知半解，仅有一腔热情是远远不够的。

　　回到北京，魏一头扎进汉语的学习中，天性开朗的她很快融入异国的新鲜生活，无论是遇到卖水果的小贩，还是家附近遛弯儿的大爷大妈，总会真诚主动地打声招呼，“第一次就是简单的‘你好／，第二次再遇到就问问：‘你今天怎么样？’第三次就能很自然地聊几句。”说着，她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笔者想，没有人会对这样的笑脸无动于衷。

　　魏可欣真正和普通的中国生活接上“地气儿”，还要从闯入一位同龄姑娘张春苗的生活开始。

　　有一阵儿，她常常光顾所租房子附近的东北饭馆，饭馆里从厨师长到服务员很快就和这个“总点一样菜”的外国姑娘熟悉起来。其中一位叫张春苗的服务员爱说爱笑，性情相投的她们很快就交上朋友。随着交往的深入，春苗的生活状况开始牵动魏的心：“她的生活好像凝固了一样，每周工作7天，通常从早晨8点到晚9点，每月不到1000元的薪水，没有娱乐，更没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对于未来，春苗没有任何打算，就想着能够存些钱让父母来北京旅游一次。”

　　“不应该这样，我们年龄相仿，都是一个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北京，都很努力地生活，唯一不同可能是来自不同的家庭。”魏可欣有些苦恼，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思来想去，她决定教春苗英文，“懂英文，她起码可以在星巴克这样的地方找到一份赚钱更多的工作。”于是，在春苗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通常晚上10点左右，魏可欣要赶到春苗嘈杂拥挤的集体宿舍，两位年轻的姑娘开始了从A、B、C的英文学习。

　　“春苗非常用心，进展迅速。”终于能为好朋友做点什么，这让披星戴月前去教课的魏可欣很满足。她万万没想到，几个月后的一天，春苗却提出终止学习，因为父母在老家为她介绍一门亲事，她要回去结婚。春苗这样对可欣说：“这是我的命，咱们都改变不了。”

　　春苗回家了，她那番朴素的话却深深刻印在魏可欣心中。她发现，那家东北餐馆的服务员流动很大，那些曾和她有说有笑的服务员们陆陆续续都走了，有回家的，也有去了另一家餐馆或是超市，也还是1000元左右的工资。“我逐渐意识到，改变可能要从更根本的地方开始。”但她只是一位23岁尚在读书的年轻姑娘，没有经验，没有资历，只凭着一腔热情，又能怎么样呢？

　　转折诞生在一次节日聚会中。那是2007年3月17日，也是爱尔兰的传统节日“St.Patrick”，魏可欣、室友孟康妮和几个好朋友正聊得开心，突然，孟康妮正色道：“我想到个好主意！我们在中国搞小额信贷吧。”（这是由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穆德·尤努斯在上世纪70年代创立的贷款模式，旨在向低收入群体和微型企业提供额度较小的持续信贷服务，尤努斯更因此荣获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中国自1993年开始试行小额信贷。）众人纷纷响应，对于魏可欣来说，好像有一扇门打开了。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东四十一条胡同的中段儿，叩响一扇油漆有些剥落的红木门，笔者来到“我开”北京办公室所在的一处安静四合小院。

　　“你好１伴着带着京腔儿的一声招呼，魏可欣从门口探身出来，嘴角扬起灿烂的笑容。“咱们边喝茶边聊吧，最近天气干燥，喝点儿茉莉花怎么样？”这位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姑娘，有种瞬间拉近彼此距离的魅力。

　　笔者打量着这处办公室，淡绿的墙漆，简单的原木色家具，大大的办公桌上一缸游动的金鱼，既简洁又有活力。很难想象这里原本是房东堆放杂物的封闭仓库，而办公所用的家具好些是从五环外的二手市场淘置的。坐在一把吱扭作响的旧木椅上，魏可欣为笔者讲述起付亚军的故事。

　　付亚军是四川仪陇县一位普通的农妇，她三十出头，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儿子和一个女儿。就在3年前，她全家每日生活费还不足10元，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属于绝对的贫困人口。付亚军在外出打工时学会了蘑菇种植的技术，她就琢磨着能不能自己养殖蘑菇。因为没有足够资金修建专业大棚，她甚至还尝试过在自己家里种植，虽然蘑菇销量很好，但因规模有限收入还只能勉强维持日常的生活。

　　2009年5月，通过实地考察，“我开”向付亚军提供了第一笔4000元的小额信贷，包括魏可欣在内的来自全球的9位捐助者共同支付了这笔捐款。一年后，付亚军顺利还清贷款，又成功申领了5000元小额信贷。如今，在第三笔贷款支持下，付亚军拥有两个专业的蘑菇养殖大棚，并计划和同乡开设一家蘑菇加工厂。她这样告诉“我开”的工作人员：“三到五年时间，我们全家就会完全摆脱贫困。现在，我已经有能力为孩子将来接受高等教育存下一笔钱。”

　　“我认识的人中最勤劳最有勇气的，就是来寻求贷款的农村人，他们能付出一切，只为了能让家人生活得更好。”魏可欣接着打开电脑，找出付亚军第一次申请贷款时和最新拍摄的照片，从黝黑脸膛、眼神羞涩到画着淡妆、姿态大方，付亚军的变化可谓焕然一新。

　　我开’在做的，就像中国古人说的那样，‘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魏可欣介绍道。只不过，这位外国姑娘采用的是信息时代最先进的网络平台。点击进入“我开”的网站，一张张充满乡土气息的中国面孔首先映入眼帘，点击照片，直接就能看到这位小额贷款借款者的故事，他的家庭情况、借款目的、以往还款记录等情况。网站的左下方，是每天都在更新的捐赠者信息，还可以一目了然地了解其受赠者的还款进度和创业感想等等。如果被哪位借款者的故事打动，点击“开始”按钮，哪怕只是捐出10美元，和来自全球各地的捐款者一起，就能为某位贫困农户提供一头奶牛、一只小猪崽，一次改善自家生活的机会。

　　梦想可以走多远

　　“Alotpeoplehaveideasbuttheydontgoanywherewiththem.”(很多有想法的人最后却什么也没做。)魏可欣这样告诉笔者，她非常不喜欢空谈却不主动去做点儿什么。

　　有了好的创意，魏可欣与孟康妮紧接着开始探讨可能的运作模式。孟康妮曾在美国伯克利大学研读信贷方面的专业，来中国后也有与小额信贷相关的工作经验；而魏可欣在美国大学修读的经济发展与扶贫专业也积累了一定专业知识。两位姑娘为即将开始的小额贷款事业取了个响亮的名字“我开”，可以引申为我要开始改善自己的生活。对于这两位美国姑娘，她们即将开始的是一条收获与艰难并存的崭新道路。

　　几周后，魏可欣和孟康妮就踏上了去往宁夏的考察之旅，她们有位朋友在当地小额贷款组织工作，通过他，魏可欣开始接触小额信贷在中国乡村的实际运行，留给她最深印象的是一位60多岁当地妇女，身为小额信贷中心大组长的她有条不紊地讲述自己的贷款经历，非常干练。很难想象当信贷员最初找到她时，需要一次次耐心地鼓励，她才鼓起勇气接受一笔仅仅1000元的小额信贷。

　　亲身见证了小额信贷所能带来的生活转变，魏可欣和同伴也了解到实际操作小额信贷机构的种种困难。作为美国人，她们没有办法在中国注册合法的非营利性机构；她们必须先在美国注册成立一个NGO组织，然后再回中国申请开设代表处。她们最初设想的借贷模式也不可行，为了防止非法集资，所有捐款必须以美金形式在境外注入。

　　回到北京，即将毕业的魏可欣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高薪的太阳能公司总裁助理的职位，二就是困难与风险并存的小额信贷项目。对大多数人来说，前者代表着社会普遍认可的稳定和前途。但对于魏可欣来说，她几乎没怎么犹豫就选择了后者：“因为这才是我的热情所在。”

　　中国现有的小额信贷机构大都依托专业的慈善基金会，作为外国人创立新的小额信贷机构没有可借鉴的先例，想要实现良性的资金循环更是巨大挑战。两位姑娘反复思考后认真构思了一份“我开”运营企划案，并粘贴在15份邮件里寄到从事小额信贷的专家和朋友那里征求意见。谁想竟如石沉大海，15份邮件竟然连一份答复都没有。“我开始还以为是邮箱出了问题，又发了一次，耐心等了两天，还是什么回信都没有。”谈到草创期尴尬的遭遇，魏可欣无奈地笑了笑：“问了一位朋友，回答是实在太长，问题也多，不知从哪里回复。”

　　没人理睬，只能凭实力说话。两位姑娘将企划案拿给有相关经验的朋友，一次次论证修改，直到改到第五遍才定稿。当这份企划案最终放到毕业于哈佛企业管理研究所的美国信贷专家面前时，她非常惊讶，根本无法相信这是两个20出头的姑娘所写。很自然地，这位专家成为了“我开”最初的捐赠者之一。

　　2007年9月，孟康妮返回美国进入麦肯锡工作，只能在工余尽力支持“我开”的运作，魏可欣开始独挑大梁。她坦言，最开始的贷款大都来自身边的亲戚朋友，对于生活中充斥着各种名目慈善捐款项目的美国人来说，拿出一笔钱来帮助远在中国的贫困人群显得太遥远了，很难引发其共鸣。因为毫无知名度，魏可欣只能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宣讲“我开”，“我在各种场合都做过演讲，最难的是那种午餐会，大家都在闲聊，喝东西，只有我在充满激情的讲话，看起来有些奇怪。但是我不太在乎，只要能吸引到一位听众就算成功。”

　　进展缓慢的创始阶段，也有过特别挫败，压力巨大的时候，魏可欣会想想春苗，“和她比，我的情况怎么都不算坏，如果不继续下去就太可惜了。”

　　这种坚持为她带来意想不到的运气。一次参加清华大学组织的IT论坛，在座的有谷歌原中国区总裁李开复，活动结束乘坐巴士时，魏可欣发现坐在自己身边的正是李开复，就主动地自我介绍。“他对‘我开’也很有兴趣，问了好多问题，当我讲到最苦恼是缺少优秀的网站设计者时，他马上说出一个人名，并给了我联系电话。”正是这偶然的巧遇，让魏可欣找到合适的网站设计团队，并以超低的价格完成“我开”的网络架构。

　　而为了能将辛苦筹集的款项寻找到最适合的发放机构，魏可欣也是踏破铁鞋。她和“我开”团队先是广泛联系当下中国各类小额信贷机构，调查其财务报表、机构背景、组织构成、管理团队。最终将范围缩小到5家，亲自前往该地，当面进行实地核查，包括对其客户进行随机的访问和调查，避免可能的欺诈。

　　那段时间，魏可欣常常昼夜颠簸在通往中国贫瘠乡村的崎岖道路上，几十个小时的火车，再换乘10多个小时的大巴，还要徒步翻过一座座山坳，才能亲身接触到“我开”所要帮助的那些人们。

　　在四川省仪陇县的一个石场，她看到年过六十的许启连，又瘦又小的他背着几十斤重的碎石，一步步挪动着搬运到卡车上。他没有选择，因为家里有位90多岁的母亲和一个目盲的儿子。

　　在天寒地冻的内蒙古赤峰，她看着当地妇女用布满老茧的双手一针一线缝制蒙古袍。

　　这些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却愿意尽一切努力改变命运的人们深深震撼着她，也支撑着她耐心地与一些要求苛刻的捐赠机构周旋，千百次热情依旧地反复宣讲“我开”，咬紧牙关应对毫无经验的一次次挑战。

　　回顾“我开”从诞生以来的这四年，魏可欣说：“开始确实很难让人相信我们，也没有太大进展，但我们坚持做下来。当那些开始质疑我们的人看到，一年、两年、三年……我们一直都存在，而且持续有发展，他们自然就转变观念，并开始支持‘我开’。”

　　

　　不得不承认，魏可欣身上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直到“我开”进入良性运转的第三年，才开始领取不高的薪水，工作却是全年无休，每个月都要奔波于美国、香港、上海等“我开”各个分支开展工作，联络捐款者；还要定期深入中国偏僻乡村，考察可以合作发放小额贷款的当地机构。“你不觉得辛苦么？”笔者追问。“我的生活是有点儿太紧绷了，每天我都希望能有一点儿实际的进展，要不就会觉得不踏实。”魏可欣青春洋溢的面孔上，流露出一点儿遗憾。可马上，她就两眼放光地透露“我开”马上就会有大动作，虽然具体消息还要过一段儿才能公布，但未来很可能有飞跃式的发展。魏可欣挺直身体，一副准备打一场硬仗的坚定架势。

　　采访结束，天色已微昏，魏可欣领着笔者穿过胡同里一户户飘出饭香、人声喧腾的住家，“走在胡同里，真正面对面地接触本地人，和他们聊天，看他们那么认真地过日子，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我最爱北京的地方。”魏可欣一边轻车熟路地拐进另一条胡同，一边愉快地介绍。她那双亮亮的眼睛和嘴边不自觉绽放的笑容，映衬着这充满家常烟火气的北京胡同，是多美的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