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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人求药记
2011-03-17 来源：一五一十部落
艾滋病
一个生产防治艾滋病药物的公司因陷入一场经济纠纷，致使艾滋病人千里迢迢上访求药。
艾滋病人求药记
□CCN记者王瑞锋河南上蔡、山东泰安报道
河南省上蔡县邵店乡郭屯村，一个北方平原地区的普通村庄，因艾滋病远近闻名。
2011年的初春大旱，村子里的麦苗尖叶枯黄，放眼远望，极似燃烧的火苗。一垛垛大大小小的土包在麦田中若隐若现，将郭屯村层层包围。走近一看，全是坟。
因三十多年前众所周知的“血浆经济”，郭屯村众多贫穷的农民家庭相继感染艾滋病毒，恐慌与绝望的气息曾一度在村落弥漫。
二十年来，村子里的艾滋病人陆续在痛苦挣扎中死去。在郭屯村防艾卫生所的一本死亡档案中，记录着艾滋病人死亡的人数：2000年6人，2001年14人，2002年上升到25人，2003年无死亡，2004年1人，2005年至2011年，死亡12人。目前，郭屯村尚有137名艾滋病人幸存。
坟圈越来越大，把村子围在垓心。61岁的任贵香抬手一指，露出猩红色的手背，“丁月莱就在那儿。”好像在说一个人的住处。2008年，消化道出血和肝炎在丁的身体内集中爆发，这是由艾滋病引起的并发症，像先前所有死去的艾滋病人一样，在经历数天的病痛折磨之后，38岁的丁月莱匆匆死去。就在一年前，他还兴奋地受到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接见，他向温发誓会自信生活。
任贵香正是137名尚存者之一。从大约1985年左右开始，任与众多村民一起，为了脱贫而踏上了漫长的卖血之路。多年以后，毫无征兆的呕吐、乏力、起水泡使任陷入惶恐中，眼睑也渐渐变成猩红色，2002年，她最终患症。
村防艾卫生所所长吴仲仁为她送来了抗病毒药物，督促她每日早晚各喝下一杯调制的药水。
据吴仲仁介绍，起初，这种由政府免费发放的药物并不被信任，大量病人依旧在痛苦中死去。村子的情势变得愈加恐怖，有人散布消息称，防艾药物其实是政府发放的毒药，用以灭绝所有的艾滋病人。直到2005年，随着抗病毒药物的作用，这种颓废势头才得以控制。
2008年，任贵香的两个孩子把她从医院抬了出来，医院宣判了她的死刑。消化道出血、脑瘤等多种并发症即将置其于死地。
是年，村医吴仲仁引进了新的疗法和一种叫做灵芝菌合剂的新药，“半截身子埋进黄土里”的任贵香相信，正是这种药物使她存活至今。
在驻马店市卫生局和上蔡县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的文件显示，“灵芝菌合剂”属于中药新药，产自山东泰安，“该药能显著提高艾滋病患者的抵抗力，降低机会感染的发生率”，并建议将其列为艾滋病抗机会感染治疗基本用药。吴仲仁介绍称，这种配合抗病毒药物使用的基础药极大地减少了患者治疗期间的痛苦。
河南南阳灵芝菌合剂分销商孙经理说，该药一盒59块9，颇受艾滋病人青睐。
然而，2010年8月份，该药的供给突然中断。当地经销商反馈称，它的独一无二的生产厂家因陷入一场债务纠纷而被迫停产。
137名艾滋病人为此陷入焦虑。
每天，任贵香都会踱步到卫生所问吴，药来了没？她的眼眶凹陷，颧骨突出，面容憔悴，好像一层干枯的皮直接蒙在头骨上，猩红色的皮肤即将渗出血。
在经历了长达5个月的停药折磨之后，他们决定去千里之外的山东泰安求药。
为了活命。
求药记
防暴队长用一个比喻表达了他对艾滋病人到泰安求药的不解。他说，“你们到这里要药，就好比我想吃天津狗不理包子，不吃也行嘛。”
2011年1月4日，两名精选强壮的艾滋病人刘娜、吴新方邀约吴仲仁和驻马店市卫生局一名官员，乘坐一夜火车，抵达山东泰安。远在徐州做建筑工的病人张宝林听说此事，也匆匆赶来。
一起到泰安会合的还有来自东北、河南南阳等地的病人和药品分销商。当日，泰城发生一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两名嫌犯持枪杀死了三名警察。这给久未离开过家乡的病人对此次求药之行蒙上一层阴影。
此前，有各地经销商已经到药品生产厂家山东四维制药公司探寻情况，被门卫阻挡在外，工厂责任人讯无踪迹。遂寄希望于当地政府。
驻市卫生局官员并不提倡直接找政府，“不要给当地政府制造麻烦”，而是先来到泰安市信访中心，说明缘由。
一行人的需求并未得到信访中心的足够重视，反而，艾滋病人的敏感身份无意中加剧了双方的紧张气氛。工作人员喝止他们进入办公室，只有驻市卫生局官员、一名药品经销商和吴仲仁获得了许可。一脸农民扮相的吴侧身对着工作人员，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除了例行的登记在册，信访中心暂无法给予任何答复。
数人辗转来到制药公司辖区——泰安高新技术开发区，希望利用政府途径获得药品。由于误入南区管委会，来自东区管委会的一辆面包车负责运送病人，其他人乘公交车抵东区。
这名面包车司机艰难地把病人运到东区，甫一下车，即刻打开所有车门窗，通风透气。
泰安高新区管委会东区一薛姓主任告诉他们，药厂停产是因为陷入了一场经济纠纷，辖区无法预知复产时间。众人无言以对，遂离去。
2011年1月7日上午8点30分，吴仲仁等人再次来到泰安信访接访中心，门久叩未开，保安一哄而散。
三个小时后，一队装备严实的防暴警察来到信访中心。一名贾姓队长喊道，“我是泰安市公安局防暴警察，你们谁是艾滋病人？”随后，吴仲仁与其发生争执，吴一气之下，掏出上蔡县政协委员证件，对方语气和缓。
防暴队长用一个比喻表达了他对艾滋病人到泰安求药的不解。他说，“你们到这里要药，就好比我想吃天津狗不理包子，不吃也行嘛。”
双方最终不欢而散。当日，吴仲仁等人返回郭屯村。
由于病情日紧，几天后，2011年1月25日，腊月二十二日，任贵香、张宝林、吴新方、刘娜和13岁的吴毛毛再次来到泰安，以期用下跪的方式，博取同情，求得药物。
在泰安高新区管委会东区薛姓主任的办公室，五位病人跪倒在地，乞求帮助。
薛双手挽起任的手臂，试图劝说众人，未果，薛拂袖而去。众人跟着薛走出办公室后，竟一时手足无措。在管委会办公楼前，任贵香等人再次跪在台阶上，三拜九叩，终不见人理会，失望而归。
他们带来了同样令人沮丧的消息——制药企业陷入经济纠纷，无法生产。
然而，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经济纠纷，迫使艾滋病人所食用的药物停产？而病人们所交口称赞的灵芝菌合剂，又是一种什么药物？
诡异的债权纠纷
在众多扑朔迷离的纷争背后，一个清晰的利益目标正逐渐显现。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泰安政府官员透露，四维制药厂及周边土地即将由工业用地调整为商业用地，届时将价值连城。
山东四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波对灵芝菌合剂的简单诠释是：它不是治疗艾滋病的专门药物，而是配合抗病毒药物服用的基础药，用以整体修复人体机能和提高免疫力。
而在郭屯村，几乎每个患者都能作出上述解释。
早在1992年，四维药厂已经开始生产制造灵芝菌合剂，但当时只作为保健品出售。2002年8月，该产品获得国药批准文号，成为利用生物发酵技术生产的国家中药新药，始在药品市场销售。“这是我们公司的专利，只有泰安生产。”周说。
2008年10月，吴仲仁所长患艾滋病多年的儿媳妇张香花因肝、肾损伤和机会感染，被临床确定无治疗价值，回家等死。此前，吴的一位医界朋友曾向其推荐“抗损伤修复疗法”，并配合该药。吴决定“死马当活马医”，如法效仿，5天后，张香花进食如常人，引起不小震动。
上蔡县艾防办遂上报，请求将该药列为艾滋病治疗药物中的基础用药。
然而，在该药初步获得艾滋病人认可时，四维药厂实际已经陷入一场繁杂的经济纠纷。
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2009年9月15日发布的《山东四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债权竞价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显示，该管理公司拥有四维公司债权本金利息3000万余元，及4000万股份的质押担保。资产管理公司决定以竞价方式转让上述债权。公告还提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人员、政法干警等人员不得参与竞买。”
最终，一个叫李天忠的人以530万竞价，获得以上债权。
2009年12月1日，李天忠申请冻结山东四维公司在山东多力多食品有限公司享有的1875万元股权。山东东平县人民法院裁定支持李的申请，但由于代理审判员不具备法官资格，原裁定随之被撤销。
2010年1月6日，东平法院再次裁定，宣布冻结四维1875万元股权。
据四维公司总经理周波介绍，四维与多力多公司系是控股关系，四维持有多力多1875万股，占多力多总股本的56%；另四维还与多力多签订了30年的生产经营租赁协议。
然而，在此裁定之前的2009年12月9日，泰安市中级法院就四维公司与另一名当事人李国辉的民间借贷纠纷，裁定“冻结四维公司银行存款150万元或查封扣押相同价值的财产。”12月10日，法院还向泰安工商管理局下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宣布“查封四维公司持有的多力多公司股份1875万股；冻结时间从2009年12月10日至2011年12月9日；冻结期间不得办理股权转让、抵押、质押等手续。”
由于一份股权引发两次冻结裁定，这也导致，一场经济纠纷正变得异常复杂。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潘剑锋分析认为，“东平法院的第一份裁定书，自签署之日就是无效，而不是到裁定撤销才无效”。
此后，2010年1月8日，北京富程投资控股公司竞拍获得1875万股权，12日，东平法院裁定，以上股权归富程公司持有。13日，东平法院向泰安工商管理局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请求“协助富程公司办理四维公司持有的1875万股权的过户手续。”
周波表示，李天忠系泰安新泰市公安局警察，不具备竞买债权资格；“而多力多公司系大陆与台湾合资企业，根据合资企业股份变更规定，需经商务局批准。”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泰公安局警察证实，李曾是该局警察，但在2010年左右已辞职下海。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对此案分析认为，“泰安市工商局对于查封冻结期间内的股权进行变更，不仅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查封冻结的有关法律规定，同时也违反了合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和《外商停止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应予撤销。”
在当事双方争执不下之际，2010年8月19日，一群保安强行占领了四维厂区，药厂停产。此后，市场上的灵芝菌合剂渐至稀少，以致于在艾滋病人中间，此药变得奇货可居。
与艾滋病患者同样尴尬的还有四维厂工人。吊诡的是，占领者富程公司虽然声称自己已是公司大股东，但工厂未见任何动工迹象。2011年2月26日，据厂内一名工人透露，工厂被占领后，工人们仍被要求每天上下班，不用干活，可以闲聊、织毛衣，每月领取760元工资。此外，四维公司也秘密抚慰工人，双方还各置心腹，探听对方行动。
记者调查发现，在众多扑朔迷离的纷争背后，一个清晰的利益目标正逐渐显现。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泰安政府官员自信地表示，四维制药厂及周边土地即将由工业用地调整为商业用地，届时将价值连城。
然而，远在河南，日渐削瘦的艾滋病人们，成为这复杂商业利益背后的最直接牺牲品。
2011年3月1日，山东泰安高新区东区主任陈涛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关于艾滋病人所需药物问题，政府在协调处理此事。便匆匆挂断电话。
由于部分被污染的血液卖给医院使用，更极大地扩大了受感染人群。除了卖血者外，一些因伤输血的医院病人也无端感染艾滋病，遗祸深远。
今年61岁的任贵香，算是艾滋病人中的长寿者。
她宣称自己是“半截身子埋进黄土里”，轻松地描述起当年卖血的场景，像是在诉说别人的故事——
1985年左右，我35岁，第一次到血站卖血。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那时候的血站还不多，要排上很长的队，就像现在火车站排队买票一样。排上队之后，抽500毫升血，再等医生把血里有用的东西提取出来，剩下的再输回身体里。500毫升血能卖50块钱，吃饭5块，车费4块，还剩41块。
要不是穷的没办法，谁愿意去卖血，毕竟名声不好。但后来村民们都去卖血，也就习惯了。
1985年的时候，我家4口人种了6亩地，每亩地最好的时候产400斤小麦，小麦2毛到4毛钱一斤，再刨去化肥种子钱，一年种地收入大约600块钱。但那时候的税费高，每年的农业费、杂费就160块钱，再加孩子上学、计划生育罚款，根本不够日常开销。
到了1990年，血站到处都是。一到钱紧的时候，我就去卖血。平均一个月卖1次，最多的时候，我一个月卖过10次血。
卖血不能连续几次在一个地方卖，身上没用的血多了，人家不愿意要。我去过驻马店、上蔡、汝南、西平、吴集、许昌，跟村民搭伙坐三轮车，流动着卖。
村子里的规矩是，两口子只能有一个去卖血，剩下一个劳力还得干活。只有在最困难的时候，才能两个人一起去卖血。
我记得有一回，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了，我跟丈夫去卖血，血站给了2个小面包。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包，舍不得吃，给孩子留着。现在想想，面包哪有啥营养埃
上世纪90年初期，河南省卫生厅官员倡导“血浆经济”，实施“单采血浆”，诱使15岁到60岁的农民投入到“以血致富”的运动中。
所谓“单采血浆”，是指把采到的人血用离心机分离，取走血浆后再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复体力。而这些血浆被血站卖给生物制药公司，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球蛋白和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剂。
而这一短视且血腥的发展模式，同样付出了沉重代价。
据北京佑安医院医生张可著述的《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显示：90年代中期在河南出现的大规模有偿献血共造成约30万左右的艾滋病感染者，直接经济损失将超过一千亿元人民币。
此外，河南声名大累。
那么，在“单采血浆”的运作过程中，究竟是在哪一环节导致了艾滋病的大规模传染与爆发？
郭屯村艾防所的医师张贵阳分析认为，每次20袋相同血型的人血一起分离，离心机高速运转过程中会形成一种气溶胶，气溶胶透过并不严实的血袋口逸出，交叉混合，只要有一袋血液含有艾滋病病毒，20袋血液几无幸免。
驻马店市卫生局医政科科长贾同新还指出另一个增加感染的途径：高速分离之后，血浆处于血袋上层，工作人员会使用剪刀把袋子上层剪破，“而剪刀只有一把”。
更加致命的是，由于20袋血是同一血型，输回人体的红细胞部分并未严格区分，输出的和输回的血液，并不能完全对号入座。“而艾滋病病毒的最初来源，可能是云南地区的流动献血者，其中有吸毒者携带此病毒。”贾说。
由于部分被污染的血液卖给医院使用，更极大地扩大了受感染人群。除了卖血者外，一些因伤输血的医院病人也无端感染艾滋病，遗祸深远。
1996年，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高耀洁无意中接触到一位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妇女，发现了这个惊天秘密。从此她为之奔走呼号，踏上了防治艾滋病的不归路。
1996年3月开始，河南省紧急关闭了几乎所有的单采血浆站。这中断了生物制药公司的货源，迫使地下血站诞生，买卖血液开始向云南、贵州等省转移。
如今，当年制造“血浆经济”的官员们已经各赴前程，而因血致艾的患者正在病痛中渐渐消逝。
“血浆经济早已叫停，但艾滋病毒感染者人数依旧呈上扬趋势，多以性传播为主。”从事艾防工作达20年之久的贾同新说。
这同样给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体系带来极大考验。
艾滋病防治困境
如今，吴仲仁已经成为当地艾防工作的“标杆”。但正是这些满身荣誉，同样给他带来烦扰。作为主力防治机构，村医疗所仍面临资金困难、医务人员保障不足等多重难题。
2011年2月24日上午，天气晴暖。
河南上蔡县邵店乡郭屯村艾滋病防治卫生所，65岁的吴仲仁坐在院子里，嘴里嘬着一根香烟，静静地聆听着什么。卫生所紧邻是村小学，正值课间休息，传来一阵阵清脆的唧唧喳喳声。
吴的四名助手，张贵阳、张海威、吴胭、徐科举，几年前从郑州大学和驻市卫校毕业的大学生，正准备这一天的发药计划。看到记者拍照，吴胭笑着问，不用穿白大褂了吧？
村医吴仲仁从医三十余年。1999年下半年，他接诊了一名出现口腔溃疡、发烧等症状的男子，男子很快死去。这是吴第一次接触艾滋玻
此后，整个河南地区陷入死亡的恐慌中。吴同样陷入不幸。他的儿子、儿媳、孙子，都是同样的艾滋病患者。
10年间，吴仲仁的共收治艾滋病患者达三千余人，获得了“全国优秀乡村医生”、“河南省艾防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贾同新科长介绍说，村卫生所是防治艾滋病的重要机构，“超过20名患者的村子建立艾防卫生所，不足20名的集中由镇卫生院收治。”村医们的工作琐碎，除每天早晚两次发放抗病毒药物并督促病人饮服外，还要对病人随访、治疗及劝说女患者放弃生育的念头。
如今，吴仲仁已经成为当地艾防工作的“标杆”。但正是这些满身荣誉，同样给他带来烦扰。作为主力防治机构，村医疗所仍面临资金困难、医务人员保障不足等多重难题。
“我65岁快干不动了，但是他们（政府）不希望我退休。我每月工资700块加50块钱管理费，退休也没保险和退休金。”吴说。而四名年轻的大学生月薪同样700元，私下里也偶有抱怨，“还不如出去打个工。”
吴曾试图改良这一局面。2007年春节，吴在上蔡县宾馆参加温家宝总理的座谈会，努力了很久，也未敢说出提高待遇的需求。此后，作为县政协委员，他两次提案要求改善村基层艾防人员待遇，无解。吴又壮胆给总理寄去一份书信，未果。2011年的县政协会上，吴没有提案，“保持沉默。”
“领导很关心，就是不知道我们啥情况。”吴笑着说。
2月24日，任贵香再次找到吴仲仁，打听药的情况。“都在想办法哩，快了。不行再去看看。”吴仲仁说。
任生性乐观健谈，与所有的艾滋病人一样，这名患病农妇与普通村民并无异处。病人们与村民一起种地、打工，一起享受家长里短，维持家庭。唯一的区别是，有一天他们会突然在痛苦中死去。任贵香也见多了病人的死亡，指着一处坟头说那是谁谁谁的，像是说一个人的家庭住址一样。
只有陌生人跟她握手的时候，任才变得十分紧张，她下意识地缩了一下，显得极不自然。那是一双干瘪紊乱的手掌。
一个生产防治艾滋病药物的公司因陷入一场经济纠纷，致使艾滋病人千里迢迢上访求药。
艾滋病人求药记
□CCN记者王瑞锋河南上蔡、山东泰安报道
河南省上蔡县邵店乡郭屯村，一个北方平原地区的普通村庄，因艾滋病远近闻名。
2011年的初春大旱，村子里的麦苗尖叶枯黄，放眼远望，极似燃烧的火苗。一垛垛大大小小的土包在麦田中若隐若现，将郭屯村层层包围。走近一看，全是坟。
因三十多年前众所周知的“血浆经济”，郭屯村众多贫穷的农民家庭相继感染艾滋病毒，恐慌与绝望的气息曾一度在村落弥漫。
二十年来，村子里的艾滋病人陆续在痛苦挣扎中死去。在郭屯村防艾卫生所的一本死亡档案中，记录着艾滋病人死亡的人数：2000年6人，2001年14人，2002年上升到25人，2003年无死亡，2004年1人，2005年至2011年，死亡12人。目前，郭屯村尚有137名艾滋病人幸存。
坟圈越来越大，把村子围在垓心。61岁的任贵香抬手一指，露出猩红色的手背，“丁月莱就在那儿。”好像在说一个人的住处。2008年，消化道出血和肝炎在丁的身体内集中爆发，这是由艾滋病引起的并发症，像先前所有死去的艾滋病人一样，在经历数天的病痛折磨之后，38岁的丁月莱匆匆死去。就在一年前，他还兴奋地受到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接见，他向温发誓会自信生活。
任贵香正是137名尚存者之一。从大约1985年左右开始，任与众多村民一起，为了脱贫而踏上了漫长的卖血之路。多年以后，毫无征兆的呕吐、乏力、起水泡使任陷入惶恐中，眼睑也渐渐变成猩红色，2002年，她最终患症。
村防艾卫生所所长吴仲仁为她送来了抗病毒药物，督促她每日早晚各喝下一杯调制的药水。
据吴仲仁介绍，起初，这种由政府免费发放的药物并不被信任，大量病人依旧在痛苦中死去。村子的情势变得愈加恐怖，有人散布消息称，防艾药物其实是政府发放的毒药，用以灭绝所有的艾滋病人。直到2005年，随着抗病毒药物的作用，这种颓废势头才得以控制。
2008年，任贵香的两个孩子把她从医院抬了出来，医院宣判了她的死刑。消化道出血、脑瘤等多种并发症即将置其于死地。
是年，村医吴仲仁引进了新的疗法和一种叫做灵芝菌合剂的新药，“半截身子埋进黄土里”的任贵香相信，正是这种药物使她存活至今。
在驻马店市卫生局和上蔡县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的文件显示，“灵芝菌合剂”属于中药新药，产自山东泰安，“该药能显著提高艾滋病患者的抵抗力，降低机会感染的发生率”，并建议将其列为艾滋病抗机会感染治疗基本用药。吴仲仁介绍称，这种配合抗病毒药物使用的基础药极大地减少了患者治疗期间的痛苦。
河南南阳灵芝菌合剂分销商孙经理说，该药一盒59块9，颇受艾滋病人青睐。
然而，2010年8月份，该药的供给突然中断。当地经销商反馈称，它的独一无二的生产厂家因陷入一场债务纠纷而被迫停产。
137名艾滋病人为此陷入焦虑。
每天，任贵香都会踱步到卫生所问吴，药来了没？她的眼眶凹陷，颧骨突出，面容憔悴，好像一层干枯的皮直接蒙在头骨上，猩红色的皮肤即将渗出血。
在经历了长达5个月的停药折磨之后，他们决定去千里之外的山东泰安求药。
为了活命。
求药记
防暴队长用一个比喻表达了他对艾滋病人到泰安求药的不解。他说，“你们到这里要药，就好比我想吃天津狗不理包子，不吃也行嘛。”
2011年1月4日，两名精选强壮的艾滋病人刘娜、吴新方邀约吴仲仁和驻马店市卫生局一名官员，乘坐一夜火车，抵达山东泰安。远在徐州做建筑工的病人张宝林听说此事，也匆匆赶来。
一起到泰安会合的还有来自东北、河南南阳等地的病人和药品分销商。当日，泰城发生一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两名嫌犯持枪杀死了三名警察。这给久未离开过家乡的病人对此次求药之行蒙上一层阴影。
此前，有各地经销商已经到药品生产厂家山东四维制药公司探寻情况，被门卫阻挡在外，工厂责任人讯无踪迹。遂寄希望于当地政府。
驻市卫生局官员并不提倡直接找政府，“不要给当地政府制造麻烦”，而是先来到泰安市信访中心，说明缘由。
一行人的需求并未得到信访中心的足够重视，反而，艾滋病人的敏感身份无意中加剧了双方的紧张气氛。工作人员喝止他们进入办公室，只有驻市卫生局官员、一名药品经销商和吴仲仁获得了许可。一脸农民扮相的吴侧身对着工作人员，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除了例行的登记在册，信访中心暂无法给予任何答复。
数人辗转来到制药公司辖区——泰安高新技术开发区，希望利用政府途径获得药品。由于误入南区管委会，来自东区管委会的一辆面包车负责运送病人，其他人乘公交车抵东区。
这名面包车司机艰难地把病人运到东区，甫一下车，即刻打开所有车门窗，通风透气。
泰安高新区管委会东区一薛姓主任告诉他们，药厂停产是因为陷入了一场经济纠纷，辖区无法预知复产时间。众人无言以对，遂离去。
2011年1月7日上午8点30分，吴仲仁等人再次来到泰安信访接访中心，门久叩未开，保安一哄而散。
三个小时后，一队装备严实的防暴警察来到信访中心。一名贾姓队长喊道，“我是泰安市公安局防暴警察，你们谁是艾滋病人？”随后，吴仲仁与其发生争执，吴一气之下，掏出上蔡县政协委员证件，对方语气和缓。
防暴队长用一个比喻表达了他对艾滋病人到泰安求药的不解。他说，“你们到这里要药，就好比我想吃天津狗不理包子，不吃也行嘛。”
双方最终不欢而散。当日，吴仲仁等人返回郭屯村。
由于病情日紧，几天后，2011年1月25日，腊月二十二日，任贵香、张宝林、吴新方、刘娜和13岁的吴毛毛再次来到泰安，以期用下跪的方式，博取同情，求得药物。
在泰安高新区管委会东区薛姓主任的办公室，五位病人跪倒在地，乞求帮助。
薛双手挽起任的手臂，试图劝说众人，未果，薛拂袖而去。众人跟着薛走出办公室后，竟一时手足无措。在管委会办公楼前，任贵香等人再次跪在台阶上，三拜九叩，终不见人理会，失望而归。
他们带来了同样令人沮丧的消息——制药企业陷入经济纠纷，无法生产。
然而，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经济纠纷，迫使艾滋病人所食用的药物停产？而病人们所交口称赞的灵芝菌合剂，又是一种什么药物？
诡异的债权纠纷
在众多扑朔迷离的纷争背后，一个清晰的利益目标正逐渐显现。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泰安政府官员透露，四维制药厂及周边土地即将由工业用地调整为商业用地，届时将价值连城。
山东四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波对灵芝菌合剂的简单诠释是：它不是治疗艾滋病的专门药物，而是配合抗病毒药物服用的基础药，用以整体修复人体机能和提高免疫力。
而在郭屯村，几乎每个患者都能作出上述解释。
早在1992年，四维药厂已经开始生产制造灵芝菌合剂，但当时只作为保健品出售。2002年8月，该产品获得国药批准文号，成为利用生物发酵技术生产的国家中药新药，始在药品市场销售。“这是我们公司的专利，只有泰安生产。”周说。
2008年10月，吴仲仁所长患艾滋病多年的儿媳妇张香花因肝、肾损伤和机会感染，被临床确定无治疗价值，回家等死。此前，吴的一位医界朋友曾向其推荐“抗损伤修复疗法”，并配合该药。吴决定“死马当活马医”，如法效仿，5天后，张香花进食如常人，引起不小震动。
上蔡县艾防办遂上报，请求将该药列为艾滋病治疗药物中的基础用药。
然而，在该药初步获得艾滋病人认可时，四维药厂实际已经陷入一场繁杂的经济纠纷。
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2009年9月15日发布的《山东四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债权竞价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显示，该管理公司拥有四维公司债权本金利息3000万余元，及4000万股份的质押担保。资产管理公司决定以竞价方式转让上述债权。公告还提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人员、政法干警等人员不得参与竞买。”
最终，一个叫李天忠的人以530万竞价，获得以上债权。
2009年12月1日，李天忠申请冻结山东四维公司在山东多力多食品有限公司享有的1875万元股权。山东东平县人民法院裁定支持李的申请，但由于代理审判员不具备法官资格，原裁定随之被撤销。
2010年1月6日，东平法院再次裁定，宣布冻结四维1875万元股权。
据四维公司总经理周波介绍，四维与多力多公司系是控股关系，四维持有多力多1875万股，占多力多总股本的56%；另四维还与多力多签订了30年的生产经营租赁协议。
然而，在此裁定之前的2009年12月9日，泰安市中级法院就四维公司与另一名当事人李国辉的民间借贷纠纷，裁定“冻结四维公司银行存款150万元或查封扣押相同价值的财产。”12月10日，法院还向泰安工商管理局下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宣布“查封四维公司持有的多力多公司股份1875万股；冻结时间从2009年12月10日至2011年12月9日；冻结期间不得办理股权转让、抵押、质押等手续。”
由于一份股权引发两次冻结裁定，这也导致，一场经济纠纷正变得异常复杂。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潘剑锋分析认为，“东平法院的第一份裁定书，自签署之日就是无效，而不是到裁定撤销才无效”。
此后，2010年1月8日，北京富程投资控股公司竞拍获得1875万股权，12日，东平法院裁定，以上股权归富程公司持有。13日，东平法院向泰安工商管理局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请求“协助富程公司办理四维公司持有的1875万股权的过户手续。”
周波表示，李天忠系泰安新泰市公安局警察，不具备竞买债权资格；“而多力多公司系大陆与台湾合资企业，根据合资企业股份变更规定，需经商务局批准。”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泰公安局警察证实，李曾是该局警察，但在2010年左右已辞职下海。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对此案分析认为，“泰安市工商局对于查封冻结期间内的股权进行变更，不仅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查封冻结的有关法律规定，同时也违反了合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和《外商停止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应予撤销。”
在当事双方争执不下之际，2010年8月19日，一群保安强行占领了四维厂区，药厂停产。此后，市场上的灵芝菌合剂渐至稀少，以致于在艾滋病人中间，此药变得奇货可居。
与艾滋病患者同样尴尬的还有四维厂工人。吊诡的是，占领者富程公司虽然声称自己已是公司大股东，但工厂未见任何动工迹象。2011年2月26日，据厂内一名工人透露，工厂被占领后，工人们仍被要求每天上下班，不用干活，可以闲聊、织毛衣，每月领取760元工资。此外，四维公司也秘密抚慰工人，双方还各置心腹，探听对方行动。
记者调查发现，在众多扑朔迷离的纷争背后，一个清晰的利益目标正逐渐显现。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泰安政府官员自信地表示，四维制药厂及周边土地即将由工业用地调整为商业用地，届时将价值连城。
然而，远在河南，日渐削瘦的艾滋病人们，成为这复杂商业利益背后的最直接牺牲品。
2011年3月1日，山东泰安高新区东区主任陈涛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关于艾滋病人所需药物问题，政府在协调处理此事。便匆匆挂断电话。
由于部分被污染的血液卖给医院使用，更极大地扩大了受感染人群。除了卖血者外，一些因伤输血的医院病人也无端感染艾滋病，遗祸深远。
今年61岁的任贵香，算是艾滋病人中的长寿者。
她宣称自己是“半截身子埋进黄土里”，轻松地描述起当年卖血的场景，像是在诉说别人的故事——
1985年左右，我35岁，第一次到血站卖血。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那时候的血站还不多，要排上很长的队，就像现在火车站排队买票一样。排上队之后，抽500毫升血，再等医生把血里有用的东西提取出来，剩下的再输回身体里。500毫升血能卖50块钱，吃饭5块，车费4块，还剩41块。
要不是穷的没办法，谁愿意去卖血，毕竟名声不好。但后来村民们都去卖血，也就习惯了。
1985年的时候，我家4口人种了6亩地，每亩地最好的时候产400斤小麦，小麦2毛到4毛钱一斤，再刨去化肥种子钱，一年种地收入大约600块钱。但那时候的税费高，每年的农业费、杂费就160块钱，再加孩子上学、计划生育罚款，根本不够日常开销。
到了1990年，血站到处都是。一到钱紧的时候，我就去卖血。平均一个月卖1次，最多的时候，我一个月卖过10次血。
卖血不能连续几次在一个地方卖，身上没用的血多了，人家不愿意要。我去过驻马店、上蔡、汝南、西平、吴集、许昌，跟村民搭伙坐三轮车，流动着卖。
村子里的规矩是，两口子只能有一个去卖血，剩下一个劳力还得干活。只有在最困难的时候，才能两个人一起去卖血。
我记得有一回，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了，我跟丈夫去卖血，血站给了2个小面包。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包，舍不得吃，给孩子留着。现在想想，面包哪有啥营养埃
上世纪90年初期，河南省卫生厅官员倡导“血浆经济”，实施“单采血浆”，诱使15岁到60岁的农民投入到“以血致富”的运动中。
所谓“单采血浆”，是指把采到的人血用离心机分离，取走血浆后再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复体力。而这些血浆被血站卖给生物制药公司，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球蛋白和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剂。
而这一短视且血腥的发展模式，同样付出了沉重代价。
据北京佑安医院医生张可著述的《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显示：90年代中期在河南出现的大规模有偿献血共造成约30万左右的艾滋病感染者，直接经济损失将超过一千亿元人民币。
此外，河南声名大累。
那么，在“单采血浆”的运作过程中，究竟是在哪一环节导致了艾滋病的大规模传染与爆发？
郭屯村艾防所的医师张贵阳分析认为，每次20袋相同血型的人血一起分离，离心机高速运转过程中会形成一种气溶胶，气溶胶透过并不严实的血袋口逸出，交叉混合，只要有一袋血液含有艾滋病病毒，20袋血液几无幸免。
驻马店市卫生局医政科科长贾同新还指出另一个增加感染的途径：高速分离之后，血浆处于血袋上层，工作人员会使用剪刀把袋子上层剪破，“而剪刀只有一把”。
更加致命的是，由于20袋血是同一血型，输回人体的红细胞部分并未严格区分，输出的和输回的血液，并不能完全对号入座。“而艾滋病病毒的最初来源，可能是云南地区的流动献血者，其中有吸毒者携带此病毒。”贾说。
由于部分被污染的血液卖给医院使用，更极大地扩大了受感染人群。除了卖血者外，一些因伤输血的医院病人也无端感染艾滋病，遗祸深远。
1996年，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高耀洁无意中接触到一位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妇女，发现了这个惊天秘密。从此她为之奔走呼号，踏上了防治艾滋病的不归路。
1996年3月开始，河南省紧急关闭了几乎所有的单采血浆站。这中断了生物制药公司的货源，迫使地下血站诞生，买卖血液开始向云南、贵州等省转移。
如今，当年制造“血浆经济”的官员们已经各赴前程，而因血致艾的患者正在病痛中渐渐消逝。
“血浆经济早已叫停，但艾滋病毒感染者人数依旧呈上扬趋势，多以性传播为主。”从事艾防工作达20年之久的贾同新说。
这同样给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体系带来极大考验。
艾滋病防治困境
如今，吴仲仁已经成为当地艾防工作的“标杆”。但正是这些满身荣誉，同样给他带来烦扰。作为主力防治机构，村医疗所仍面临资金困难、医务人员保障不足等多重难题。
2011年2月24日上午，天气晴暖。
河南上蔡县邵店乡郭屯村艾滋病防治卫生所，65岁的吴仲仁坐在院子里，嘴里嘬着一根香烟，静静地聆听着什么。卫生所紧邻是村小学，正值课间休息，传来一阵阵清脆的唧唧喳喳声。
吴的四名助手，张贵阳、张海威、吴胭、徐科举，几年前从郑州大学和驻市卫校毕业的大学生，正准备这一天的发药计划。看到记者拍照，吴胭笑着问，不用穿白大褂了吧？
村医吴仲仁从医三十余年。1999年下半年，他接诊了一名出现口腔溃疡、发烧等症状的男子，男子很快死去。这是吴第一次接触艾滋玻
此后，整个河南地区陷入死亡的恐慌中。吴同样陷入不幸。他的儿子、儿媳、孙子，都是同样的艾滋病患者。
10年间，吴仲仁的共收治艾滋病患者达三千余人，获得了“全国优秀乡村医生”、“河南省艾防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贾同新科长介绍说，村卫生所是防治艾滋病的重要机构，“超过20名患者的村子建立艾防卫生所，不足20名的集中由镇卫生院收治。”村医们的工作琐碎，除每天早晚两次发放抗病毒药物并督促病人饮服外，还要对病人随访、治疗及劝说女患者放弃生育的念头。
如今，吴仲仁已经成为当地艾防工作的“标杆”。但正是这些满身荣誉，同样给他带来烦扰。作为主力防治机构，村医疗所仍面临资金困难、医务人员保障不足等多重难题。
“我65岁快干不动了，但是他们（政府）不希望我退休。我每月工资700块加50块钱管理费，退休也没保险和退休金。”吴说。而四名年轻的大学生月薪同样700元，私下里也偶有抱怨，“还不如出去打个工。”
吴曾试图改良这一局面。2007年春节，吴在上蔡县宾馆参加温家宝总理的座谈会，努力了很久，也未敢说出提高待遇的需求。此后，作为县政协委员，他两次提案要求改善村基层艾防人员待遇，无解。吴又壮胆给总理寄去一份书信，未果。2011年的县政协会上，吴没有提案，“保持沉默。”
“领导很关心，就是不知道我们啥情况。”吴笑着说。
2月24日，任贵香再次找到吴仲仁，打听药的情况。“都在想办法哩，快了。不行再去看看。”吴仲仁说。
任生性乐观健谈，与所有的艾滋病人一样，这名患病农妇与普通村民并无异处。病人们与村民一起种地、打工，一起享受家长里短，维持家庭。唯一的区别是，有一天他们会突然在痛苦中死去。任贵香也见多了病人的死亡，指着一处坟头说那是谁谁谁的，像是说一个人的家庭住址一样。
只有陌生人跟她握手的时候，任才变得十分紧张，她下意识地缩了一下，显得极不自然。那是一双干瘪紊乱的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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