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空军64封密信披露:每人抱必死决心

　　导读]“22中队飞行员编制大概15人，但1940年的3张中队合影，每张照片背后的名字都不一样，说明不断有人牺牲，又不断有新的飞行员补进”

　　过去的十多年中，广东的丁家人都在努力寻找着一个有关家族的记忆。

　　虽然这家人从没见过这段记忆的主人公丁寿康——一个在1940年抗战中牺牲的国民党飞行员。

　　但存续于记忆中的这个主人公，却用64封战地亲笔信，包括一封绝笔信，保留下这段记忆。他用这些信告诉自己的家人，他们的亲人是个抗日英雄。

　　70年过去了，无论这个国家的政治气候如何变化，这个家庭的人都在心中默默告诉自己，无论如何困难，你终究能找到一种方式，将记忆保留下来。

　　就在去年9月19日，都市快报《天下》周刊报道，《中国空军最大实葬墓地——重庆空军坟九成墓碑无名无姓》。

　　今年3月，丁寿康的侄女丁虹专门从澳洲来到杭州，她给都市快报记者提供了一份详尽的重庆空军坟的实葬墓穴图以及葬在这个空军坟里她大伯空军飞行员丁寿康的部分亲笔信。从此，重庆空军坟的姓名之谜，就此告破。

　　在丁寿康亲笔信的描述中，“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不仅有，‘此当国族存亡绝续之秋，个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也有在抗战相持阶段那种无法把握个人命运对前途的伤感忧愁。”

　　特派记者汪再兴摄影贾代腾飞发自广州

　　3月29日星期二，上午10点，广州农林上路九横路上的一个普通居民楼客厅。

　　81岁的丁身尊拄着龙头拐杖，扳直了身板坐在一张板凳上。他背后是一幅被放大到36寸的巨幅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一身旧式国民党空军飞行装，年轻英浚相片是1939年拍的，照片上的人死在拍照后的第二年，一场发生在重庆的对日空战。

　　这是丁身尊第一次这样和他身后这个素未谋面的哥哥丁寿康合影。年事已高的他觉得，自己的记忆犹如他身后那张被过度放大的36寸照片一样，越想弄清，越是模糊。

　　哧一下，闪光灯就这样打在丁身尊的侧脸。镜头将这两个亲兄弟的重聚，定格在2011年3月29日的这个日子。

　　这时，丁身尊的女儿丁虹从客厅探出头来，看了看拄着拐杖的父亲和他身后照片上的大伯说，“你觉得，我爸的侧脸是不是长得特别像他照片上的哥哥？”

　　被抹掉名字的银戒

　　“你不要写我把哥哥的徽章丢到鱼塘去的那一段啦，要多写一些我哥哥的功绩。”81岁的丁身尊推了一推鼻梁上的老花镜，继续念着哥哥丁寿康曾经的功绩。

　　一旁的女儿丁虹插话，“爸爸，你不要管记者写什么啦。”只有在里屋的大儿子丁涵知道，父亲在回避他文革中做过的错事。

　　丁身尊从没见过他的亲哥哥丁寿康。哥哥的功绩是他后来到中山大学图书馆查资料时才找到的。文革前，他对这个空军哥哥的记忆，仅停留在他的遗物和几张旧照片上。

　　1940年，丁寿康在重庆牺牲，丁身尊才十岁，他和母亲住在广东省潮安县的老家，他唯一的印象是，哥哥牺牲后的遗物由军队寄送到家里来时，母亲见到儿子遗物后痛不欲生的表情。

　　直到现在，丁身尊还能说出母亲当时的那种悲痛，“哭得在地上打滚，滚来滚去哭晕了。”

　　尽管兄弟俩从未见过面，但丁寿康在牺牲后的很长日子里，影响着这个家庭的走向。

　　解放后，丁身尊调入广东省政协文史办工作。文化大革命爆发，所有关于哥哥的痕迹成了这个家庭灾难的开始。

　　1972年的秋天，广东华南农大校园，不断传来熟人被红卫兵抄家的消息。一天下午，丁身尊下班后急忙冲回自己在华南农大的家，烧掉哥哥的航空日记，并将一枚徽章丢进鱼塘。当他想处理哥哥的一枚戒指时，他迟疑了。这枚银戒是丁寿康从杭州笕桥空军航校毕业时的纪念戒指，戒指背面刻有他的名字。

　　整个下午，他试图用小刀一刀一刀地将“丁寿康”这三个字抹去。他知道，在那个年代，一点点痕迹都将带来灭顶之灾，“每一刀，我都很心痛，我对自己说，我的哥哥是个烈士。”

　　39年后的2011年3月28日，阳光打在这枚银戒上，名字已经斑驳，但仍能看出刀痕。

　　尽管外人都说丁身尊的这个亲戚是反动派，但丁身尊心里仍坚持，“哥哥是个空军，是个烈士。”

　　在风声最紧张的时候，有关丁寿康的消息不断从外面传回这个家庭。1973年，丁身尊在泰国的姐姐从珠海拱北海关入境探亲，文革尚未结束，不熟悉国内形势的姐姐竟然将几张丁寿康身着国民党空军服装的照片，夹带在皮箱中。照片当场被没收，万幸的是人回来了。

　　文革尾声，儿子丁涵和女儿丁虹在家庭的饭桌上，仍能听到父母、姑妈在谈论丁寿康，虽然他们是只言片语，虽然他们神情紧张，但这段记忆没有消逝。

　　保留在第三国的密信

　　丁身尊的儿子丁涵出生在1957年，出生后就让父亲过继给他的哥哥丁寿康做后人。“这是奶奶的遗嘱。”

　　小时候丁涵在家里玩，总能在抽屉里看见丁寿康的徽章。“中间是蓝色的国民党党徽，两边有一对翅膀伸出来很是漂亮。”

　　“也就是我姑妈从泰国回来的那一次，我才知道原来我大伯丁寿康还有很多遗物保留在泰国。”封闭的年月反而激起了丁涵寻找家族历史的想法。

　　1991年，丁涵到泰国探亲，在曼谷叔公丁季平家中，他见到叔婶费劲地从家中一个隐秘角落拖出一个精致的飞行员皮箱，皮箱中放着丁寿康64封战地信和一些老照片。

　　叔婶将皮箱交给丁涵时说，“你叔公在世时跟丁寿康是好朋友，两人几乎每月都要互相通信，你叔公也曾对我说，家中万一着火，什么东西都不要带走，但一定要把这个皮箱里的东西带走。”

　　“当时我看着这些照片和亲笔战地信，第一次觉得丁寿康这个亲人离我那么地近，近得可以触摸到他的内心。”丁涵说。

　　那一年，丁涵带了16封信和一些照片回国，接下去，他和父亲又分几批到泰国取回遗物。这些信的开头大多数都写着，“通讯处切守密，或已经检查。”丁涵说，当时空军信件多为密件，来往都经过仔细检查，防止泄密。

　　“也正因为这些战地信长期保留在国外，才躲过了历次政治运动得到保留，这也许也是一种命运吧。”丁涵说。

　　无法把握的命运和青春

　　1940年7月的一天。泰国曼谷。天气炎热到极点。

　　丁季平焦急地等待侄子丁寿康的来信。这封信比之前他们叔侄约定的半个月通一次来得要晚。

　　这一年，中国的抗战进入最紧要关头，武汉、宜昌相继失陷。丁寿康在前几封来信中告诉丁季平，宜昌失守，日军战机油料充足，已经可以直接进入重庆上空进行空战。空战进入到一种白热化的境地。

　　“每月都有战友牺牲，每个人上天都抱着必死的决心。”丁涵在查阅了丁寿康所在22中队合影后说：“22中队的飞行员编制大概15人，但1940年的3张中队合影，每张照片背后的名字都不一样，说明不断有人牺牲，又不断有新的飞行员补进。”

　　战争机器正在摧残着人们的意志，丁寿康在一封1940年4月14日的战地信中写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一切心愿，均将寄诸渺茫，回想过去的生活，充满泪痕和伤痛，一场噩梦方醒，而个人美好的年华就这样去了，无影无踪，言之未来，这是一颗空虚的心。”

　　他在信的最后写道：“侄本不应该对叔父说这样的话，但不说憋在心里更为难受，但我不会被这种情绪征服颓废下去，望叔父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