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四清:刘少奇主导到基层搞阶级斗争

　　李新本书简介：李新先生这本回忆录，是革命者的反思，是历史家的批判，是学问家的质疑，是文化人的启蒙，它是任何“经济效益”所不能替代的。李新学生时代是四川学潮领袖，与李成之（作家李锐的父亲）、王方名（作家王小波的父……黑龙江阿城县在“四清”中批斗“富农分子”

　　刘少奇讲话

　　1964年的夏天，一个闷热的晚上，忽然接到通知，第二天要到人民大会堂去听重要报告，不得缺席。第二天我按时前往，会场不大，坐满了人。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我心想，是谁作报告呢？这么严肃。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向旁边的人问了一句话后，对大家说：今天是请少奇同志给大家讲话。

　　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声音一时大，一时小，听起来挺费劲儿，但人们都很安静地听着。

　　他讲的大意是：中央不是有规定吗？中央和各部门的领导人每年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下面去。可是你们为什么不下去呢？待在北京，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光会在上面发空头指示，怎么不产生官僚主义呢？下面的情况千变万化，新鲜事物多得很，只有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才能想出新对策，才能领导。你们看，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

　　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

　　周总理大概没有想到刘少奇的讲话如此简短，所以当刘的讲话结束时他也感到突然。但仅是略一迟疑，就马上起来圆常他很温和地对大家说道：少奇同志今天的讲话，虽然很简短，但是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赶快下去参加“四清”①，执行中央的决定。又说，王光美的报告中央即将作为正式文件发下去。并转身向刘少奇说：我看可以让光美到各单位去作报告嘛。然后对台下大家说：各单位都可以请王光美同志去作报告，口头报告比书面报告会更生动些、丰富些。随即宣布散会。

　　这个会议，连头带尾，总共不过一个钟头。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退出会场时，我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

　　随后王光美即到各机关讲“桃园经验”②。虽然几次发票给我，但我一次也没去。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造反派说我吹捧刘少奇、王光美，吹捧“桃园经验”，顾亚立即起来更正，说“四清”时我给他当秘书，“桃园经验”的文件一直放在我那里，李新从来没有看过一眼，提过一句。于是，关于吹捧“桃园经验”这条罪状，便从我的许多“三反”罪状中取消了③。

　　听了刘少奇的报告后，各单位立即组织工作队下去“四清”。近代史研究所参加“四清”的地方，最后决定在甘肃省的张掖县(古甘州)。

　　黎澍和我都没有参加去张掖的筹备工作。黎澍因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让青春发出光辉》，遭到全国性的批判；我则因1963年到四川讲学，被《宣教动态》糟蹋了一番，因此我们两人都被排斥了。主持筹备工作的是刘大年、张崇山和祁式潜。

　　一天，要我到会议室参加“四清”动员会，我去了。会上发的“四清纪律”真严格，其中有一条是“四清”期间不许谈恋爱。我看了以后觉得好笑，便信口说道：“中央说‘四清’要分期分批地搞，要搞好多年。不许谈恋爱，行吗？我们这些年近五旬的人，倒也没什么，不过也难说，也许还有人憋不住呢。至于年轻人，要等到‘四清’完了，恋爱才开禁，这样的规定合适、合法吗？行得通吗？”本来会场空气十分紧张，我这几句话倒把大家都逗乐了。大家唧唧喳喳地纷纷议论起来。当讨论得莫衷一是的时候，刘大年忽地向我问道：“李新，你说怎么办？”我满不在乎地答道：“很好办嘛，到甘肃去，听甘肃省委的不就得了吗？何必另搞一套，多此一举。”我的话一说完，大家都表示赞成，于是所里自订的那许多条纪律便被搁置起来了。

　　国庆节后二十天，我们就启程赴甘肃了。在这之前，我和黎澍送陈旭麓回上海，在车站遇雨，北京的天气顿时冷了下来。时值黄昏，一种凄凉的感觉袭上心头，很不是滋味。我们去甘肃时，是大队人马共同“开路”，送行的人也不少，倒很热闹。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大家都不肯多说话，人们的心头都很压抑，那种滋味也很令人难受。汽笛高鸣，火车缓缓开动，车上车下的人挥手告别，我听见孩子们在高声喊叫“爸爸再见”时，心中感到无限的凄楚。我一生中经过多少次别离啊，但那些都是壮别，只有这次与家人离别和几天前与陈旭麓的送别，才使我领略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别离滋味。无怪江淹在《别赋》中说：“黯然魂销者，惟别而已矣。”

　　上车后我躺倒卧铺上，想把情绪稳定下来。但天是阴沉沉的，山是光秃秃的，田野是莽苍苍的，我时卧时坐，心中仍是烦躁不堪。于是便想作诗词以解闷。开头还有些灵感，凑成了几句：

　　挥手登车从此去，

　　君往江南，我往河西路。

　　冷落关河秋色暮，

　　行行行过山无数。

　　后来灵感不继，写不下去了。随着轧轧的机车声，我也昏昏沉沉地进入梦乡。一觉醒来，不知身在何处，凭窗一看，入眼俱是沙漠。于是又返身上铺，直至兰州才下来。

　　“四清纪律”

　　从北京到兰州，一路上都是祁式潜在那里指挥。大家都默默地听着，既不拥护，也不反对。在队伍即将从北京出发时，刘大年向大家宣布：这次参加“四清”的队伍由一个临时党支部领导，支部委员三人：刘大年、祁式潜、李新，由刘大年任书记，祁式潜任副书记。由党支部直接向群众发号施令，根本不符合我党的建党原则和共和国的宪法，但从反右派以来，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而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党支部委员会，竟有一个支部书记和一个副书记，另以一个委员作陪衬，这种滑稽的做法，简直把党章糟蹋得不成样子！但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话，我也不能说话，因为谁说话谁就要挨克，被克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总之，不是右派，也得是右倾。就因为这样，祁式潜才能地在那里瞎指挥，人们敢怒而不敢言。

　　到兰州后，祁竟然在一次大会上指责王思玉给陈铁健缝被子。陈和王是一对公开的恋人，怎么不可以互相帮助？即使是一般的男女同志互助，也是正当的，无可指责呀。我实在难以忍受，决定站出来说话了。尽管陈是我的研究生，我还是不避嫌，在支委会上对祁式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他说是在“维护纪律”，我就质问道：“哪里有不许男女同志互助的纪律？”他回答说：“‘四清’期间。”我说：“难道‘四清’期间男女互助就犯了法？”他说：“‘四清’期间是不许谈恋爱的。”我说：“这是谁的规定？谁作出这样荒唐的规定？”刘大年见我很生气，也很认真，便出来打圆常他对祁式潜说：“所里那些规定暂不执行了，等着执行省里的规定好了。”我于是又问刘大年：“所里又有什么新规定吗？”他连忙说：“哪里，哪里，我是说等着省里的规定嘛。”随后他就把话题岔开了。

　　在兰州，我碰到了副省长王孝慈。抗战时期他和我在太行分局同事，他即将调离甘肃，向我介绍了不少甘肃的情况。他说：甘肃的灾情很严重，饿死的人不少。省里对你们来参加这里的“四清”很重视。李友九(省委书记处书记)担任“四清”工作团总团长，汪锋(省委第一书记)也要去参加。现在大家的情绪都很紧张，凡事谨慎一点为好。好在你和老九(指李友九)很熟，有事可以找他。几天以后，王孝慈就离开了兰州，从此以后再未见面。

　　在兰州，决定我们“四清”的地方是张掖的乌江公社，由甘肃省永靖县的干部和我们近代史所的一帮人共同组成一个工作队，永靖县委书记担任工作队队长，刘大年参加领导。我被分配到乌江公社的东湖大队担任工作组组长，这个工作组也有永靖县的干部参加，他们的县委宣传部长担任工作组副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