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路军三位烈士头颅照的考证

　　在记载西路军悲壮历史的史料照片中，对一帧摄有3位烈士头颅的照片，一直存有两种不同的说明。笔者认为，应该廓清真相，增强史料的严肃性。

　　中国工农红军高台纪念馆的照片说明是：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左）、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中）、红十三师参谋长刘培基（右）；甘州高金城纪念馆的照片说明是：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左）、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中）、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右）。纪念馆的说明有异，一些研究西路军的书籍中解释也不同。《西路军魂》（刘秉荣著，1991年群众出版社出版）中对这张图片的解释是："被残害的西路军将领董振堂、杨克明、刘培基同志的头颅"；《血色黎明》（原立是著，2002年金陵书社出版公司出版）中对这张图片的解释是："壮烈牺牲的红西路军第五军军长董振堂（左），第九军军长孙玉清（右）和第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的首级被残忍的敌人挂城头示众并送南京邀功请赏。"

　　两种说明中，对董振堂、杨克明两位烈士的认定及在照片中的位置均一致，问题在第三位烈士，究竟是刘培基，还是孙玉清？

　　董振堂、杨克明、刘培基牺牲于1937年1月20日高台血战中。 在高台战斗中，"红五军与敌巷战10余小时，终因众寡悬殊，惨遭失败。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师长叶崇本、师参谋长刘培基及2000余名指战员壮烈牺牲。"（《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郝成铭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董振堂等人牺牲后，马步芳、马步青下令把他们的头颅砍下悬挂在高台城楼上示众。后又派专人将头颅送到武威河西医院保存，待向主子邀功请赏。

　　而孙玉清是1937年5月下旬在西宁就义的。据《悲壮的征程》（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记载：孙玉清1937年3月15日在酒泉南山被俘，押到敌酒泉二九八旅旅部后，诱降未果。又被敌团长马忠义提解到西宁。马步芳以"情"感化未果，5月下旬，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下达了"处以极刑"的命令，孙玉清英勇就义。也就是说，董振堂、杨克明、刘培基牺牲于甘肃高台，孙玉清就义于青海西宁，时间相隔4个月。

　　董振堂、杨克明等烈士的头颅是在武威处理的。这从解放后国民党马家军军官的交代材料中可以得到证实。马步青骑五师副官处长薛克武交代："……我到张掖慰问过马匪部队伤员，从张掖返回武威途中，到山丹南关时，见有一部分军队在此，我与马禄说话，马禄说，这位郭先生（郭锡山）汽车上带去，见一见师长，指马步青。我同郭坐在前边同司机在一起，并有个木匣，马禄交给马彦彪，我们就离开。到武威后，我才知道郭锡山是个师长，见过马步青后，就住进副官处与我在同一间屋子，后把木匣打开，是马克俭叫修械处人打开，才知是董振堂的头，面上有血，马克俭叫医院来了两个看护，把血用酒精洗净，拍照了相片，照相的人是邓砚耕，河北省人，是马匪部专用照相技士，以后把这头交马克俭，是副官主任益承启收藏起来，不知怎么处理，不了解。"（甘肃省档案馆西路军25卷-5第235页）从这段材料看，薛克武慰问的正是高台战斗后的马匪部队伤员，时间应该是1937年1月底或2月初。也就是说，董振堂等烈士的头颅在这个时候到了武威。据马步青河西医院院长张琪的书面回忆："1936年红四方面军同蒋马匪帮在甘肃省河西走廊作战时，我在武威县充当伪河西医院院长，该医院虽然名义上是地方医院，但实际上是马步青直接管辖的医院。用人、经费由马匪管理，医院设在旧城内。关于保存红五军董振堂首级的情况：董振堂军长在高台战役壮烈就义后，马步青的伪旅长韩起禄派他的亲信护兵将董军长和其他3位红军的首级送到马步青匪的武威伪师部，当天下午4点钟左右，马匪又派他们送至伪河西医院。匪徒们对我说：'这4个头要好好的保存，明天师长亲自来医院看'等，没有说是什么人的头。第二天下午2时左右，马步青匪带领匪参谋长等多人来医院，把4个首级放在院里，叫送到医院培养护士的那十几个小红军认这4个首级都是红军什么人。小红军只认识董军长，其他3个都不认识，马匪当即命令我说：'你要把这4个头好好地保存起来，不准腐坏，以便请赏。腐坏了由你负完全责任'等。我说我保存不了，因医院没有好防腐药，就是酒精也没有。马匪即变脸怒气地说：'没有酒精买烧酒作酒精'。我说：'医院没有钱'。马匪又说：'没有钱也要设法做，领赏回来二八分成'。就怒气地走了。在马匪的威胁利诱的淫威下不敢不做，买了4个铁筒，分别地保存。只董军长那个首级是用好酒精保存，其他都是用自己做的酒精保存的。在医院保存两三个月后，马匪又派人取走。"（青海民族学院政治系1980年编《红西路军在青海有关情况调查材料汇编》第一辑）据马步青特务团长马阁麟的交代："董军长在高台战役牺牲后，韩匪起禄将首级派人送到伪师部后，我去伪新城办公时，见到马匪步青的办公室外面一个长桌子上有两个首级，在那里照相。我问这两个首级是谁的首级，有人回答这是董振堂的首级，一个是某政委的首级，姓名我忘记了。照相后，我到马匪办公室，有人对马匪说这两个首级送到伪中央可领重赏。马匪说领赏都是骗人的。马匪对我说，你将这两个首级埋过，因为董军长在冯玉祥统治西北时期董军长和马匪同我共过事，是冯玉祥的部下，这是过去有这些关系，我叫伪特务团团副黄俊奎做了两个木匣子埋到武威旧城门外小教场东面一个土墙下面。同时，韩匪起禄还送来几个人头，马匪叫部下挂在武威旧城各城门示众。"（甘肃省档案馆西路军25卷-2第120页）据马步青骑五师参谋处长吴辑痒交代："董振堂将军牺牲后，马匪步青令匪马禄割下人头，送到凉州，由伪河西医院院长张琪，用酒精泡在大玻璃盒内，准备送往南京请功，但以后却没有往南京送，令匪特务团团长马阁鳞制作了一个木匣子，埋在武威某处城墙下了。"（甘肃省档案馆西路军25卷第１９８页）从以上材料看，董振堂、杨克明等烈士的头颅被送到武威后，先在河西医院保存，后因天气变暖头颅腐烂无法保存，被埋在了武威。

　　而孙玉清的头颅是在西宁处理的。据当年杀害孙玉清的凶手喇文彬交代："1937年5月，孙玉清被关押在马忠义的土楼里，我们得到密裁孙玉清的命令后，派出两个传令兵，先把孙玉清押到一家照相馆给他照了相。"（《炎黄春秋》2002第2期）另据《西路军魂》（刘秉荣著，1991年群众出版社出版）记载："1937年5月下旬的一天深夜……刽子手鬼头刀一挥，只听"咔嚓"一声，砍在了孙玉清第一颈椎和第二颈椎的间隙，人头滚落于马槽下面。旅部参谋长耿文魁命令传令兵喇文彬和马国成，用一条女人的裤子，把孙玉清的头包了，连同尸体搬上铁轴大车，拉到西宁南门外掩埋了。第二天，马步芳又令人将孙玉清的头挖回，拍了照片。"以上材料说明：无论是孙玉清就义前照相，还是被害后照相，照片上除了孙玉清，再无第二人，而孙玉清的头颅在西宁做了处理。

　　

　　 一、董振堂、杨克明等人和孙玉清遇难时间相差4个月，在当时医学技术很落后的甘肃和青海，根本没有条件将头颅保存4个月时间。

　　二、上列薛克武、张琪、马阁鳞、吴辑痒、喇文彬等人，当年都曾在马步青部担任要职，又是参与运送、保管、埋葬几位烈士头颅的当事人或见证人。解放后，面对人民，面对他们犯下的累累罪恶，他们不敢有丝毫的虚假，也没有必要在烈士头颅的处理问题上作伪。他们的交代和陈述，应该是可信的。从他们的交代材料可以说明，董振堂和杨克明两位烈士的头颅根本就没到过西宁，更没到过南京，不可能与孙玉清烈士的头颅同在一起。

　　三、时任《青海日报》社社长的陈秉渊在解放后的交代材料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1937年4月1日，马忠义将3月15日不幸被俘的红军九军军长孙玉清由肃州解抵西宁。当日上午11时许，马步芳在省政府二堂东厅，亲行审讯……笔者也以记者身份到常孙军长身材瘦长、秃头……5月蒋介石电示，夺去了孙军长宝贵的生命……"（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悲壮的征程》下册）4月1日被马步芳审讯时孙玉清还是"秃头"，可照片中右面的头颅头发已有寸长，从4月1日到5月孙玉清被害，不到两个月时间，头发不可能长得如此之快。由此可以肯定，照片上右面的烈士头颅不是孙玉清。

　　四、从照片上看，3位烈士的头颅是置于同一张桌子上拍照的，且背景也相同，应属原件，绝非后期合成。从头颅的腐烂程度分析，照片应该是武威照的。或许当时叶崇本烈士的头颅已经腐烂无法辨认而没放上去。而只放了董振堂、杨克明、刘培基烈士的头颅。

　　五、马步芳部处理古浪战役和高台战役的战报均为一役一报，无必要将无关联者从千里路外运至一起拍照邀功。早在古浪战斗后，马步芳就急电蒋介石："古浪大捷，击毙军长孙玉清一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郝成铭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西路军高台战败后，马步芳又急于发布战功，"……伪九军军长孙玉清被我军击毙，全军无一人存在……"（1937年1月26日《青海日报》）马步芳已经两次谎报孙玉清被击毙的消息，半年后哪敢再将孙玉清的头颅送南京政府邀功请赏！

　　综上所述，这3位红军烈士头颅中不可能有孙玉清，应该是西路军高台血战中英勇牺牲的董振堂（左）、杨克明（中）、刘培基（右）。（作者：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