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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痛哭 (4)
2010-11-02 来源:人民网
本文摘自《走近周恩来》,作者 权延赤,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我难过愧疚地垂下了头。我想起几星期前跟随周恩来从西安飞重庆,过秦岭遇险的情景。天生丽质,美丽无比的小杨眉那一次吓哭了,周恩来马上将自己的伞让给了她。这一次飞机遇难,活泼可爱的小杨眉是怎样的一种惊恐痛苦?我简直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直到46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一想就心颤,哀伤欲泪。
许多领导同志一边流泪一边互相劝说节哀,派几位女同志照顾劝慰李佩芝,其他人开始准备善后事宜。4月19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的大会。在追悼会上,周恩来再次痛哭失声,流着泪报告了遇难诸烈士的生平事迹。同一天,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文章。
大家如此悲痛,一方面是怀念战友,另方面还有一种情绪。由于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国民党暗杀行动相当普遍,许多人都认为这次空难是国民党预谋的一次政治暗杀行动。周恩来虽然万分悲痛,但他无论何时何地都坚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调查了解,他对我们说,不应该妄猜是政治暗杀。他举出我们过秦岭遇险的例子,说美国飞行员都是认真负责的,不会那么做。这次的不幸事件,实事求是讲是一次偶然发生的空难,是因为天气骤变,飞机不幸撞在了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上。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三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10月28日。他的这一次痛哭,有个过程,是国共谈判以来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的总爆发,是在付出巨大心血和牺牲之后,谈判终于破裂时爆发出来的。
周恩来本是个笑口常开,“宰相肚里能行船”的人物,并且笑起来很有感染力。他开怀大笑时,常常是双手抱臂,把头向后仰去,笑声响亮,热情洋溢。建国后这种时候很多,留下的“镜头”也多。但是在1945年到1947年,我一次也没见过他这样笑,反而多次见到他悲痛落泪。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扬言要在48小时内全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等将领率部队主力奋起反抗,分两路向西突出重围,以此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竭力想避免的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
从那天起,周恩来的神情一天比一天冷峻严厉。他在致电中共中央时作出判断:“现在形势,边打边谈,打又为主。”
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对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也加紧迫害。7月11日,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暗杀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15日又暗杀民盟另一位中央委员闻一多。这两位著名民主战士的连遭暗害使周恩来“悲愤到极点”,我目睹他“脸色苍白,热泪流淌”,就连叶剑英也表示,周恩来所表现出的极大悲痛“使我受到很大震动”。我跟随周恩来去见马歇尔时,周恩来曾义愤填膺地说:“国民党用武力来打中共,双方还可以对打,我们中共有武装。民盟并无武力,国民党有一切权力可用而不用,却采用了暗杀的手段来对付民主人士,这已是无耻到家的法西斯作风,我愤慨得无话可说……”
周恩来讲到这里,眼圈红了,湿漉漉地闪着光,却忍住没有叫泪水流出。
隔了几天,民盟中央常委陶行知先生因受刺激过深,突患脑溢血去世。周恩来和邓颖超赶去看望,周恩来握住陶行知还未完全僵硬的手时,眼里又溢满泪水,强忍住没流下来,哽咽道:“你的事业会由朋友们、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你放心去吧……”
到10月份,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连续攻占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并下令召开伪国大。至此,国共之间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国民党打下张家口后已下令召开“国大”,证明要破裂。南京、上海为争取时间疏散人员,拟在四五天内保持沉默,请中央严厉批评国民党。
紧张的撤离疏散工作开始了。但是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有不少人仍对和平抱一线希望,张君励、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到上海思南路周公馆劝周恩来去南京最后争取和平的希望。周恩来为了争取民主党派,让事实教育第三方面的人,在痛斥国民党蒋介石之后,还是来到南京作最后的和谈努力。
就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国民党一方面加紧进攻解放区,一方面积极筹备召开伪国大,向各民主党派许愿封官。这种形势下,有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为和平焦急,又为国民党诱惑,办了糊涂事。
10月28日,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提出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不利的停火方案,没和中国共产党商量,也未打招呼,先把方案分送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孙科和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之后,梁漱溟才到梅园新村来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
周恩来拿到方案,听说方案已经送给了孙科和马歇尔,脸色就开始有变。因为前不久,他刚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一道订有“君子协议”,记得当时谈得热烈真诚,一致同意在采取重大行动时,要事先打招呼,相互关照,共同协商,共同行动,一致对付国民党。现在,梁漱溟的行动显然违背了这个君子协议。
周恩来看着方案,勉强听梁漱溟解释了几句。当梁漱溟讲到“就现地一律停战”时,周恩来忽然把手一摆,双眉深锁地望住梁漱溟:“你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他把头向梁漱溟伸过去,失望、痛苦的神情一泄而出:“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
梁漱溟赶紧解释:“恩来兄,现在的形势,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国民党的态度,目的是为了和平……”
“做人要讲信义,你们不守信用。”周恩来难过地摇头,“我们有君子协议,我们有协商好了的意见,你们单方面不打招呼就这么做了。你们跟蒋介石打招呼,不跟我们打招呼。抗战以来,我们一直团结得很好,交了朋友。现在我们困难,你们不是尽力帮忙,反而……”周恩来越说越激动,胸脯开始起伏。他突然憋住声,忍了几秒钟,蓦地迸出一声:“你们不够朋友1
我记得很清楚,周恩来就是讲到“你们不够朋友”时哭的。这一次的哭来得急促突然,没有“眼圈一红”和“泪溢眼堤”的过程,随着“不够朋友”的话音,泪水一下子就迸溅出来,那是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在这对朋友的失望中猛地喷发了。这种喷发确实惊人而激烈,不但声泪俱下,而且带着感情受到极大伤害的愤激的指责:
“本是多年的朋友,关键时刻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你们这是出卖朋友,不讲信义1周恩来做着激烈的手势,苍白的脸孔在愤激中胀得通红,眼里有泪水涌流,更有灼人的火星迸出:“你不用辩解。我们早有君子协议,事前商量,一致行动,共同对付国民党。现在你们是怎么做的?哪一条够我们的君子协议?你们对得起共产党吗?对得起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诸烈士吗?”
说到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周恩来哭得更悲愤。梁漱溟不由得低下头,赧颜地闷声不响。
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颤。因为周恩来与民主人士交往,历来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像这样激烈地发泄情绪确实是绝无仅有。在他声泪俱下,慷慨陈词时,愤怒、失望、惋惜、痛苦、甚至是挖苦,各种激烈的情绪在眼里,在嘴角,在手势上交织而现:
“你们不同我商量,搞了这种提案,而且先给蒋介石,后来通知我。行啊,我们没啥,大不了再去打游击。我们本来就是打游击出身的。可你们怎么办?没有共产党你们怎么办?你们不就是靠了共产党才能存在下去吗?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党同它斗,它能允许你们存在?你们可以出卖朋友,不讲义气,但我要劝你们一句,眼光放远些,没有共产党,你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恩来兄,你别说了。这件事我理亏了,我们想办法来挽回。”梁漱溟诚恳地自我批评,并且马上采取行动,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都找到梅园新村来,大家一商量,一致决定将已经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来,并且立刻分头行动。
到马歇尔处,因为马歇尔外出未回,文件还没有拆封,所以很容易很顺利就拿回来了。到孙科那里,国民党已对这个方案进行过讨论。他们赶紧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条,需要补上,把文件拿到手就带回来了。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和人士,绝大部分都是够朋友的。蒋介石搞的伪国大,虽然推迟四天才召开,仍然没能拿几个“第三方面的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也发表谈话:“民盟决不参加一党国大。”最后,国民党搞的“国大”,只有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参加。
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四次痛哭,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事还得从周恩来与陈云一道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讲起。
我难过愧疚地垂下了头。我想起几星期前跟随周恩来从西安飞重庆,过秦岭遇险的情景。天生丽质,美丽无比的小杨眉那一次吓哭了,周恩来马上将自己的伞让给了她。这一次飞机遇难,活泼可爱的小杨眉是怎样的一种惊恐痛苦?我简直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直到46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一想就心颤,哀伤欲泪。
许多领导同志一边流泪一边互相劝说节哀,派几位女同志照顾劝慰李佩芝,其他人开始准备善后事宜。4月19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的大会。在追悼会上,周恩来再次痛哭失声,流着泪报告了遇难诸烈士的生平事迹。同一天,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文章。
大家如此悲痛,一方面是怀念战友,另方面还有一种情绪。由于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国民党暗杀行动相当普遍,许多人都认为这次空难是国民党预谋的一次政治暗杀行动。周恩来虽然万分悲痛,但他无论何时何地都坚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调查了解,他对我们说,不应该妄猜是政治暗杀。他举出我们过秦岭遇险的例子,说美国飞行员都是认真负责的,不会那么做。这次的不幸事件,实事求是讲是一次偶然发生的空难,是因为天气骤变,飞机不幸撞在了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上。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三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10月28日。他的这一次痛哭,有个过程,是国共谈判以来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的总爆发,是在付出巨大心血和牺牲之后,谈判终于破裂时爆发出来的。
周恩来本是个笑口常开,“宰相肚里能行船”的人物,并且笑起来很有感染力。他开怀大笑时,常常是双手抱臂,把头向后仰去,笑声响亮,热情洋溢。建国后这种时候很多,留下的“镜头”也多。但是在1945年到1947年,我一次也没见过他这样笑,反而多次见到他悲痛落泪。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扬言要在48小时内全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等将领率部队主力奋起反抗,分两路向西突出重围,以此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竭力想避免的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
从那天起,周恩来的神情一天比一天冷峻严厉。他在致电中共中央时作出判断:“现在形势,边打边谈,打又为主。”
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对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也加紧迫害。7月11日,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暗杀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15日又暗杀民盟另一位中央委员闻一多。这两位著名民主战士的连遭暗害使周恩来“悲愤到极点”,我目睹他“脸色苍白,热泪流淌”,就连叶剑英也表示,周恩来所表现出的极大悲痛“使我受到很大震动”。我跟随周恩来去见马歇尔时,周恩来曾义愤填膺地说:“国民党用武力来打中共,双方还可以对打,我们中共有武装。民盟并无武力,国民党有一切权力可用而不用,却采用了暗杀的手段来对付民主人士,这已是无耻到家的法西斯作风,我愤慨得无话可说……”
周恩来讲到这里,眼圈红了,湿漉漉地闪着光,却忍住没有叫泪水流出。
隔了几天,民盟中央常委陶行知先生因受刺激过深,突患脑溢血去世。周恩来和邓颖超赶去看望,周恩来握住陶行知还未完全僵硬的手时,眼里又溢满泪水,强忍住没流下来,哽咽道:“你的事业会由朋友们、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你放心去吧……”
到10月份,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连续攻占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并下令召开伪国大。至此,国共之间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国民党打下张家口后已下令召开“国大”,证明要破裂。南京、上海为争取时间疏散人员,拟在四五天内保持沉默,请中央严厉批评国民党。
紧张的撤离疏散工作开始了。但是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有不少人仍对和平抱一线希望,张君励、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到上海思南路周公馆劝周恩来去南京最后争取和平的希望。周恩来为了争取民主党派,让事实教育第三方面的人,在痛斥国民党蒋介石之后,还是来到南京作最后的和谈努力。
就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国民党一方面加紧进攻解放区,一方面积极筹备召开伪国大,向各民主党派许愿封官。这种形势下,有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为和平焦急,又为国民党诱惑,办了糊涂事。
10月28日,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提出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不利的停火方案,没和中国共产党商量,也未打招呼,先把方案分送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孙科和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之后,梁漱溟才到梅园新村来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
周恩来拿到方案,听说方案已经送给了孙科和马歇尔,脸色就开始有变。因为前不久,他刚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一道订有“君子协议”,记得当时谈得热烈真诚,一致同意在采取重大行动时,要事先打招呼,相互关照,共同协商,共同行动,一致对付国民党。现在,梁漱溟的行动显然违背了这个君子协议。
周恩来看着方案,勉强听梁漱溟解释了几句。当梁漱溟讲到“就现地一律停战”时,周恩来忽然把手一摆,双眉深锁地望住梁漱溟:“你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他把头向梁漱溟伸过去,失望、痛苦的神情一泄而出:“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
梁漱溟赶紧解释:“恩来兄,现在的形势,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国民党的态度,目的是为了和平……”
“做人要讲信义,你们不守信用。”周恩来难过地摇头,“我们有君子协议,我们有协商好了的意见,你们单方面不打招呼就这么做了。你们跟蒋介石打招呼,不跟我们打招呼。抗战以来,我们一直团结得很好,交了朋友。现在我们困难,你们不是尽力帮忙,反而……”周恩来越说越激动,胸脯开始起伏。他突然憋住声,忍了几秒钟,蓦地迸出一声:“你们不够朋友1
我记得很清楚,周恩来就是讲到“你们不够朋友”时哭的。这一次的哭来得急促突然,没有“眼圈一红”和“泪溢眼堤”的过程,随着“不够朋友”的话音,泪水一下子就迸溅出来,那是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在这对朋友的失望中猛地喷发了。这种喷发确实惊人而激烈,不但声泪俱下,而且带着感情受到极大伤害的愤激的指责:
“本是多年的朋友,关键时刻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你们这是出卖朋友,不讲信义1周恩来做着激烈的手势,苍白的脸孔在愤激中胀得通红,眼里有泪水涌流,更有灼人的火星迸出:“你不用辩解。我们早有君子协议,事前商量,一致行动,共同对付国民党。现在你们是怎么做的?哪一条够我们的君子协议?你们对得起共产党吗?对得起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诸烈士吗?”
说到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周恩来哭得更悲愤。梁漱溟不由得低下头,赧颜地闷声不响。
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颤。因为周恩来与民主人士交往,历来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像这样激烈地发泄情绪确实是绝无仅有。在他声泪俱下,慷慨陈词时,愤怒、失望、惋惜、痛苦、甚至是挖苦,各种激烈的情绪在眼里,在嘴角,在手势上交织而现:
“你们不同我商量,搞了这种提案,而且先给蒋介石,后来通知我。行啊,我们没啥,大不了再去打游击。我们本来就是打游击出身的。可你们怎么办?没有共产党你们怎么办?你们不就是靠了共产党才能存在下去吗?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党同它斗,它能允许你们存在?你们可以出卖朋友,不讲义气,但我要劝你们一句,眼光放远些,没有共产党,你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恩来兄,你别说了。这件事我理亏了,我们想办法来挽回。”梁漱溟诚恳地自我批评,并且马上采取行动,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都找到梅园新村来,大家一商量,一致决定将已经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来,并且立刻分头行动。
到马歇尔处,因为马歇尔外出未回,文件还没有拆封,所以很容易很顺利就拿回来了。到孙科那里,国民党已对这个方案进行过讨论。他们赶紧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条,需要补上,把文件拿到手就带回来了。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和人士,绝大部分都是够朋友的。蒋介石搞的伪国大,虽然推迟四天才召开,仍然没能拿几个“第三方面的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也发表谈话:“民盟决不参加一党国大。”最后,国民党搞的“国大”,只有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参加。
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四次痛哭,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事还得从周恩来与陈云一道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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