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四大家鱼告急 三峡大坝加剧鱼类资源量衰减

　　长达3个月的长江禁渔期在几天前结束，但64岁的渔民丁文祥却高兴不起来。7月6日中午，在船上吃完饭后，他挥着一根竹片在赶苍蝇，船篷上晒着的吊子鱼，是他前一天出水打鱼的“战利品”。“才十多斤。”丁文祥说。

　　丁是湖北省监利县长江捕捞队的渔民，该队是目前当地唯一的专业渔民村。自2002年开始，每年的4月1日到6月30日是长江的禁捕期。但从7月1日恢复捕捞以来，丁文祥说自己这几天每天最多仅能捕捞到几斤小鱼。

　　几个月前的大旱让舆论将矛头指向了三峡大坝，尽管干旱与三峡工程是否有关并无定论，但在渔民丁文祥的捕鱼记忆里，有过两次明显的鱼类减少，一是葛洲坝的建成；二是三峡工程的蓄水。“现在几乎没鱼可捕了。”这位老渔民说。

　　进入7月，是鱼儿产卵的高峰期。十年前，船行江上，丁文祥依然能时不时地看见鱼儿因产卵而兴奋地跳跃在江面，但这一幕早已成往事。

　　最后的专业渔民

　　丁文祥的家在船上，生活起居也在船上，当地称这样的船为“连家渔船”，即船连着家。在监利县，这样的“连家渔船”有730户。合作社时期，丁文祥所在的渔村被政府整合为长江捕捞队，就是所谓的专业渔民，非农业户口。

　　丁文祥说，家中捕鱼的历史到他这儿已是第三代。现在看来，也就到他这儿了。丁文祥的5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或外嫁到十里地之外的村庄，或到外地打工，早已与渔民这样的身份“划清了界限”。在长江捕捞队，剩下的基本都是像丁文祥这样的老渔民。

　　30岁的陈长朋是渔村极少见的年轻渔民。“没读过书，没有技术，外出打工没人要。”陈长朋说自己只能窝在渔村当渔民。三个月的禁捕期，陈长朋就在县城里工业区找个零工做做，一天挣个三四十元。

　　渔村现在有船四五十条，而且多为3米长的小船，早已没了鼎盛时期的境况。长江捕捞队就在监利县港务局办公大楼边上。根据天气的变化，这些船选择停泊在大楼的西边或东边。附近县城里的居民说，这些渔民的家是流动的。

　　在港务大楼西边的一块空地，是渔民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易的地方。每天早上七八点钟，县城里的人们就来到这里购买新鲜的水产品。陈长朋说，以前鱼儿收成好的时候，他一家人一年的纯收入能有个七八千元。

　　一大早，渔民们得拨开薄雾，携着淡淡的鱼腥味出江打鱼，有些渔家一出去就是好几天，捕鱼的半径也很大，丁文祥说他们经常将船开到下游湖南岳阳的城陵矶附近江面去捕鱼。“在县城的大街上，渔民很好辨认，黑瘦黑瘦的就是了。”陈长朋说。

　　自2002年长江禁捕以来，陈长朋说他们的生活越来越拮据。尽管每条船每个月有100元的禁捕补贴，但三个月300元的补贴对于这些渔民来说是杯水车薪。陈长朋说这些补贴还是禁捕开始时渔民与有关部门斗争争取而来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管禁捕令，还是出去打鱼，被水产部门拦截、打散我们的船。可是不捕鱼，我们没法生活。”陈长朋说，在渔民的争取下，有了100元每月的补贴。据他介绍，禁捕期正是他们以往捕鱼的高峰期，相当于少了七八千元的收入。

　　本来就不多的捕鱼期又少了3个月，很多渔民对此不满，但有关部门的禁捕措施相当严厉，渔民们也无可奈何。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渔民选择了上岸打工，自谋出路。一些条件稍微好点的渔家，在县城里租了房子，孩子不再在船上生活。

　　而政府部门也在逐渐实施渔民上岸措施。在上世纪80年代，湖北荆州长江段沿江11个渔村，被纳入政府渔民安置工程中。但丁文祥他们并未能享受这样的机会。监利县渔政站的负责人称，这些连家渔船是个很小的群体，无法协调土地和宅基地需求。

　　想上岸，却没有土地和房子，非农业户口，不能享受优惠的新农合社保，想改善生活却无鱼可捕，这是长江捕捞队渔民的烦恼。丁文祥尽管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但依然得忍受着长年在水面生活而落下的风湿病，继续窝在船上。

　　随着丁文祥这些渔民的逐渐老去，“连家渔船”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消失。“没办法，我们这里一个渔民84岁了还出去打渔，最终死在了打渔途中。”丁文祥说。这就是这些渔民的最终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