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四大家鱼告急

　　长达3个月的长江禁渔期在几天前结束，但64岁的渔民丁文祥却高兴不起来。7月6日中午，在船上吃完饭后，他挥着一根竹片在赶苍蝇，船篷上晒着的吊子鱼，是他前一天出水打鱼的“战利品”。“才十多斤。”丁文祥说。

　　丁是湖北省监利县长江捕捞队的渔民，该队是目前当地唯一的专业渔民村。自2002年开始，每年的4月1日到6月30日是长江的禁捕期。但从7月1日恢复捕捞以来，丁文祥说自己这几天每天最多仅能捕捞到几斤小鱼。

　　几个月前的大旱让舆论将矛头指向了三峡大坝，尽管干旱与三峡工程是否有关并无定论，但在渔民丁文祥的捕鱼记忆里，有过两次明显的鱼类减少，一是葛洲坝的建成；二是三峡工程的蓄水。“现在几乎没鱼可捕了。”这位老渔民说。

　　进入7月，是鱼儿产卵的高峰期。十年前，船行江上，丁文祥依然能时不时地看见鱼儿因产卵而兴奋地跳跃在江面，但这一幕早已成往事。

　　最后的专业渔民

　　丁文祥的家在船上，生活起居也在船上，当地称这样的船为“连家渔船”，即船连着家。在监利县，这样的“连家渔船”有730户。合作社时期，丁文祥所在的渔村被政府整合为长江捕捞队，就是所谓的专业渔民，非农业户口。

　　丁文祥说，家中捕鱼的历史到他这儿已是第三代。现在看来，也就到他这儿了。丁文祥的5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或外嫁到十里地之外的村庄，或到外地打工，早已与渔民这样的身份“划清了界限”。在长江捕捞队，剩下的基本都是像丁文祥这样的老渔民。

　　30岁的陈长朋是渔村极少见的年轻渔民。“没读过书，没有技术，外出打工没人要。”陈长朋说自己只能窝在渔村当渔民。三个月的禁捕期，陈长朋就在县城里工业区找个零工做做，一天挣个三四十元。

　　渔村现在有船四五十条，而且多为3米长的小船，早已没了鼎盛时期的境况。长江捕捞队就在监利县港务局办公大楼边上。根据天气的变化，这些船选择停泊在大楼的西边或东边。附近县城里的居民说，这些渔民的家是流动的。

　　在港务大楼西边的一块空地，是渔民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易的地方。每天早上七八点钟，县城里的人们就来到这里购买新鲜的水产品。陈长朋说，以前鱼儿收成好的时候，他一家人一年的纯收入能有个七八千元。

　　一大早，渔民们得拨开薄雾，携着淡淡的鱼腥味出江打鱼，有些渔家一出去就是好几天，捕鱼的半径也很大，丁文祥说他们经常将船开到下游湖南岳阳的城陵矶附近江面去捕鱼。“在县城的大街上，渔民很好辨认，黑瘦黑瘦的就是了。”陈长朋说。

　　自2002年长江禁捕以来，陈长朋说他们的生活越来越拮据。尽管每条船每个月有100元的禁捕补贴，但三个月300元的补贴对于这些渔民来说是杯水车薪。陈长朋说这些补贴还是禁捕开始时渔民与有关部门斗争争取而来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管禁捕令，还是出去打鱼，被水产部门拦截、打散我们的船。可是不捕鱼，我们没法生活。”陈长朋说，在渔民的争取下，有了100元每月的补贴。据他介绍，禁捕期正是他们以往捕鱼的高峰期，相当于少了七八千元的收入。

　　本来就不多的捕鱼期又少了3个月，很多渔民对此不满，但有关部门的禁捕措施相当严厉，渔民们也无可奈何。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渔民选择了上岸打工，自谋出路。一些条件稍微好点的渔家，在县城里租了房子，孩子不再在船上生活。

　　而政府部门也在逐渐实施渔民上岸措施。在上世纪80年代，湖北荆州长江段沿江11个渔村，被纳入政府渔民安置工程中。但丁文祥他们并未能享受这样的机会。监利县渔政站的负责人称，这些连家渔船是个很小的群体，无法协调土地和宅基地需求。

　　想上岸，却没有土地和房子，非农业户口，不能享受优惠的新农合社保，想改善生活却无鱼可捕，这是长江捕捞队渔民的烦恼。丁文祥尽管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但依然得忍受着长年在水面生活而落下的风湿病，继续窝在船上。

　　随着丁文祥这些渔民的逐渐老去，“连家渔船”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消失。“没办法，我们这里一个渔民84岁了还出去打渔，最终死在了打渔途中。”丁文祥说。这就是这些渔民的最终归宿。

　　长江鱼类的宿命

　　与这些渔民同样宿命的或许就是长江里的鱼类。鱼儿越来越少，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事实。以“四大家鱼”为例，相关的数据显示，仅2003年-2009年6年中，湖北监利断面的“四大家鱼”卵苗径流量，从4.1亿尾，已经下降到0.42亿尾。到2010年变成4.3亿尾，这是人工干预的结果。

　　也正因为如此，长江才开始了近十年的影响渔民生活的禁捕期。2002年，农业部发布《关于在长江流域试行春季禁渔制度的通知》，监利县长江沿岸成为禁捕的区域之一。

　　青鱼、草鱼、鲢鱼、鳙鱼是中国淡水养殖的主导品种，被称为“四大家鱼”。监利县是湖北省最大的淡水鱼产地之一。农业部长江渔业资源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赵依民表示，“四大家鱼”的产卵场正在减少，鱼苗发生量也减少了97%。

　　与监利县一江之隔的洞庭湖区也是如此。根据当地渔业环境监测站的检测，从1997年到2006年，“四大家鱼”以每年近350吨的数量递减，其在整个洞庭湖捕鱼量中所占的比例，已由1963年的21%下降到2006年的6.61%，而成为稀有品种。

　　被捕获的鱼类低龄化、个体小型化趋势也在不断加剧。丁文祥回忆说，以前鱼多鱼大，随便捕捞一条几十斤甚至上百斤的鱼都是很正常的。“但现在都是很小的鱼，大多是像这么小的。”丁文祥指着船篷上晒着的十几厘米长的小鱼说。

　　陈长朋几岁时就跟着父母在船上打鱼。在他的记忆里，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金秋鱼很多，而现在极少见。1996年到1998年期间，水最多，鱼也最多。“我曾捕过近百斤的鱼，那么大。”陈长朋比划着说。

　　即便是五年前，水淹之后，裸露的水草上也能看到挂满了鱼卵。但现在，这一场景难以见到。WWF（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资料显示，1993年长江至少有2700头江豚，这个数字到今天已经锐减近一半。

　　而一年前，农业部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WWF等发布的信息也显示，长江生物资源已经严重衰退，野生长江鲥鱼早已绝迹，白鳍豚也已多年不见踪迹，野生长江鲥鱼从1974年的最高产量到现在的灭绝仅仅30多年。

　　为解决“四大家鱼”鱼苗发生量急剧减少的问题，6月16日，三峡加大下泄流量，目的是为了模拟自然洪峰，向坝下的“四大家鱼”释放产卵信号。此前的4月22日，在监利县鄢铺码头放流的四大家鱼亲鱼（发育成熟有繁殖能力的鱼，也称种鱼）共6880公斤，是长江亲鱼放流规模最大的一次。

　　据介绍，四大家鱼对环境要求比较严格：一是要在适宜的水温中繁殖，即18至21摄氏度水温；二是水流速每秒1米到3米，并形成泡漩水状态；三是洪峰不能少于5天。“这些环境是很重要的。”长江水产研究所副所长陈大庆说。

　　长江故道正符合这样的条件而成为“四大家鱼”最后的栖息地。4月22日放流的鱼种由长江故道——国家级长江四大家鱼监利老江河原种场提供。这里已经是农业部批准的国家级四大家鱼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监利县境内长江江段157.44公里，这一江段河道蜿蜒曲折，也因此形成了“故道”，长江在此多处改道。沿江湿地众多，鱼类生境多样丰富，历史上一直是四大家鱼重要的繁殖尝栖息地和回游通道。监利县有上车湾、老江河、东港湖三大长江故道。

　　四大原因

　　渔民丁文祥说，在他的捕鱼经历中，葛洲坝建成之后和三峡大坝蓄水之后，长江里的鱼的数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长江捕捞队的一位渔民称，尽管这几天已经恢复了捕捞，但由于几个月前的干旱，鱼变少了，现在他们只能“捕虾”为生。

　　长江科学院副院长陈进将鱼苗的减少归结为四大原因：第一，筑坝、水利工程是一个原因；第二，围湖造田，就是把江湖之间阻隔起来，“四大家鱼”是在长江里产卵，湖泊里长大，阻隔影响了其生长繁衍；第三，滥捕是一个原因；第四，水环境恶化。

　　长江四大家鱼产卵场调查队曾在上世纪80年代对葛洲坝截流后长江四大家鱼产卵场情况做过调查。调查显示，长江干流上、中游四大家鱼产卵场的地理分布同上世纪60年代的调查结果基本相同。但其产卵总量仅为60年代调查结果的15.7％，资源量已严重衰减。

　　而三峡大坝的建成，再次加剧了这种鱼类资源量的衰减。

　　陈大庆介绍说，上世纪60年代长江有36处四大家鱼产卵场，其中坝下有11处，仍占长江中游产卵场总数的42.7%，但三峡截流后库区的产卵场基本消失，鱼类组成也发生很大变化，其中青鱼受影响最大，从1997年占四大家鱼比重21.4%降到2002年的0.07%。

　　研究显示，种种干预使水生生物们原本拥有的河流环境遭到破坏，大坝建设毁掉天然的产卵场，提示鱼类产卵的年复一年有规律的洪水过程没有了，结果都糊里糊涂地错过生殖期。三峡截流后第一年，“四大家鱼”在洞庭湖渔获物中的比重即由10%降到了7.73%。

　　大坝也加大了水环境的风险。《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编制大纲》明确指出，三峡沿江重污染行业的水环境风险防范问题仍然突出。支流水体富营养化问题突出，尤其是在三峡库区，63.3%库区支流呈富营养状态。

　　大坝使得坝下水流减缓。渔民陈长朋说，每年的6、7月份，长江上就有许多“水漂物”，这样导致很多鱼死亡。“水变得‘有毒’了。”他说。

　　农业部长江渔业资源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赵依民强调“水电大开发”对水生生物的破坏性影响。“现在的问题不光是三峡，干流上还规划了二三十座水电站。向家坝、溪洛渡明年都要开始截流发电。”他担心，一个一个大坝修上去，生态破坏会越来越厉害。

　　赵依民称，三峡大坝拦在那里，长江的水文条件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化，这跟“四大家鱼”的生存需要不一致了。最主要的是下游的产卵场消失了。在他看来，人工增殖放流和模拟洪峰还都是刚开始做的实验，效果还很难说。

　　据他介绍，长江大概有一百四五十个物种是特有物种，很多生活在上游。水电站一修，好多鱼类就彻底没了。“我们只是拿四大家鱼举个例子。对水生生物来说，四大家鱼还不是受威胁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物种‘断子绝孙’了。”赵依民说。

　　不过，长江科学院副院长陈进表示，现在都把矛头指向水利部门并不客观。“水利部门是一个原因，渔业部门也是一个原因。实际上，农业部和长渔委管这个事情，是保护者，又是破坏者，每年有一个水产捕捞的数量，那也是他们的业绩埃”陈进说。

　　陈大庆和他们的长江水产研究所正在监利县做一个四大家鱼的繁殖实验，他希望能通过3到5年的努力，使四大家鱼的卵苗数量达到三峡建坝前的水平。但赵依民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人工采取措施只能减缓衰退趋势，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可能衰退得就很快，甚至很快就没了。”赵依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