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航原总工程师张和平被提起公诉 被控受贿71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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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航原总工程师张和平（资料图片）

　　新华网长沙4月7日电（记者谭剑）记者4月7日从湖南衡阳市检察院获悉，根据湖南省检察院指定管辖，衡阳市检察院近日已对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原总工程师张和平受贿一案提起公诉。

　　公诉机关指控，1999年至2010年期间，被告人张和平利用担任贵州航空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南航湖南分公司总经理和中国南航总工程师兼机务工程部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在航线包销、基建工程、飞机维修、安排就业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日美航空代理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庞汉章等6人经手所送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719万余元。

　　2010年6月9日，包括张和平在内的南航多名工作人员被湖南省检察院带走调查。同年6月11日，南航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因“工作变动”，董事会已经审议并通过免去张和平职务的决议。

　　7月第一个工作日，在长沙黄花机场北侧的隔离区内，南航湖南分公司飞机维修厂一片沉寂。南国烈日下，刻在三层楼高的停机库外墙上的公司名字迹斑驳。

　　此时，在这座员工不足百人的维修厂，机务、技术工和工程师多数在隔离区内值班。他们的工作，主要是面对每日起降数十次的南航客机，进行航前、航后短停飞机的排故维护。

　　在这里，面对客机最多的机务人员均是20岁出头的湖南年轻人。他们年复一年面对着南航越来越多的客机，工作紧张而复杂。在他们之中，只有技术水平高的会升职为工程师，可以抽身专注于飞机维修的后台指导工作。如果得到分公司领导的提拔，还可以逐步进入公司的行政班底，晋升管理层。

　　2010年6月9日才被湖南检察机关以涉及与广东湛江日美航空的“包机案”而逮捕的南航原总工程师张和平、南航子公司重庆航空原总裁周英里便从这座并不起眼的维修厂进入南航系统。

　　30年前，不到20岁的张和平和周英里，几乎每天都要出入隔离区，解决老迈的苏式飞机的各种问题。30年后，他们分别跻身于南航公司的高层，却也在同一天走进了看守所。

　　民航人的成长轨迹

　　南航湖南分公司维修厂紧邻黄花机场的贵宾通道，与维修厂停机库一街之隔的是一座五层的办公楼。虽然外墙破旧，但办公楼内部最近刚进行了翻新。过道里，南航的工作守则和各种类型的标语用招贴画张贴在墙上，显示着国有民航企业的威严。

　　办公楼的五层是厂长、党总支书记办公室，这也分别曾是周英里、张和平每天工作的地点。二人均是在1980年前后，从这座维修厂进入南航系统。

　　张和平是湖南永州人。19岁便走进民航系统，并分别在民航沈阳、广州管理局机务大队和湖南省局担任电气师，负责电的送配的日常安装和维护。

　　“我们都是十几岁就一起进厂的。大家的起步差不多。”一位熟悉张、周二人的湖南籍维修厂员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有意思的是，在湖南分公司员工的眼中，张、周二人的口碑都不错，一位员工还用“踏实、朴实”形容两人的作风。对于如今他们的锒铛入狱，员工们纷纷表示“不可理解”。

　　和来自湖南浏阳的周英里一样，张和平也是从技术工人做起。据称，两人在业务上都肯于钻研。

　　或许正因为此，两人在维修厂的提升可谓顺利。张和平从技术科副科长、车间支部书记，随后晋升为维修厂党总支书记，周英里也几乎同时被任命为维修厂厂长。

　　被问及张、周为何能在短期内得到提拔，维修厂的员工们认为是他们高于常人的业务能力和与出色的沟通能力。“能力更强，就升得快”。

　　员工们还特别提到张、周二人的合作关系。据称，两人的工作关系便十分密切，并一直持续到在湖南分公司任正、副总经理期间。

　　熟悉他们的员工回忆，张和平、周英里在工作上互相参谋，一起做决定，“劲往一块用”。在他们的合力促成下，维修厂在飞机配件维修上取得了突破，并具备了维护波音飞机的技术能力，这直接令波音飞机能够进驻南航位于长沙机场的基地，提升了航空公司的地区运力。

　　张、周二人的工作得到了南航高层领导的欣赏。二人也成为少数能从湖南分公司起家，并一举成为分公司高层的湖南人。

　　“分公司历任领导，多数是总公司委派的。能做到张和平、周英里这样的，在我们湖南不多。”一位资深员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自2000年开始，张、周逐渐成为了南航公司内部“湖南帮”的代表人物。

　　2000年前后，周英里开始担任湖南分公司副总经理，开始操盘湖南地区的整体业务。随着对南航区域业务的熟悉，他的关注点逐渐转移到航班和运力的调配，以及如何让有限的航班和运力为公司实现最大的效益上面。2002年，周英里又被调至南航海南分公司，先后担任维修厂厂长和分公司副总经理。在担任了南航汕头公司总经理之后，2009年初，周英里被调至南航控股的子公司重庆航空任总裁。南航在国内的17个基地，周英里掌控过其中三个。

　　与周英里相似，张和平在短暂地成为南航贵州分公司副总经理之后，于周英里离开湖南一年后，被任命为湖南分公司总经理，并一直在这个主管南航在湖南客运和货运业务的岗位上工作到去年5月。

　　与此同时，另一位湖南籍的南航员工颜光雄，也在短期内被提拔担任湖南分公司副总经理。这位从飞机遣派部门起家的年轻人，留给南航员工的印象“很一般”。

　　“他没什么背景，平时话都不说，但就是提拔得很快。”一位资深员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2008年，颜光雄调任广东，开始担任南航深圳分公司副总经理，直至6月9日被湖南检察院与其他人一同带回湖南。

　　职务的晋升给张、周、颜这三个湖南人带来了名声地位和财富，也同时带来了事业上的“身不由己”。由于业务内容的改变，三人不再是业务骨干，而逐步成为公司行政运作中的棋子。

　　有消息透露，张、周、颜三人与日美航空总裁庞汉章进行了包机的协商和交易，两方一直把持多条航线的经营。但关于此四人如何进行幕后操作的细节，记者多次联系湖南省检察和公安部门，均无所获。《中国新闻周刊》被告知，案件尚属于保密阶段。

　　躲不掉的规则

　　南航湖南分公司的办公楼位于长沙市北部的主干道三一大道旁。高16层的南航大厦是附近最高的商用楼。

　　总经理办公室位于公司大厦八层。这间张和平原来使用的办公室，现在属于总经理张玉会。对于前任总经理张和平的被捕和南航包机案，湖南分公司的中层领导以及员工均拒绝答复。分公司的运作依然照常进行，但禁忌和紧张写在了每个员工的脸上。

　　“包机事件的内幕我们并不清楚。我们也不知道张和平等人究竟为何犯事。这些也都是高层的事情，我们不清楚。”湖南分公司的一位员工说。

　　南航总公司党委工作部相关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关于张和平等人的案件目前正在走司法程序，因此无相关信息可以透露。

　　该负责人还表示，南航的运行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该执行撤销包机的我们已经撤销包机，该继续运营的航线继续运营。曾被包机的航线都是南航收益率很高的优质航线。”

　　但该负责人表示，“此事只涉及到(张和平)等个人，没有涉及到公司什么问题。”

　　然而，据此前南航内部人士的透露，南航董事长司献民此前向国家发改委有关领导解释包机案时曾表示，包机的决策是“公司行为”，而非个人行为。

　　尽管分公司员工对案情缄口，但是有人私下认为，拥有最多客机、货机和基地的南航，近年来却屡在航班时刻上受制于人。

　　“在航班时刻的协调能力上，南航因为体制上比较死板，跟民航拿航班的时候总是不如机制和财务上都比较灵活的航空公司。没有好航班，销售就很难卖得动，公司的效益就受影响。”南航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员工说。

　　在长沙与北京的航线上，每天有30次航班往返。除去每天的早起航班和夜晚起飞的红眼航班等边缘时段的航班，每天白天出行密集的最佳航班时刻都需要各航空公司通过公关运作。这也间接造成了此次南航通过规则外手段，获得最佳航班时刻这种民航界公认的“稀缺资源”。

　　上述资深员工透露，正是在航班时刻上的被动，使湖南分公司的张和平等人选择与日美航空旅游包机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汉章合作，为南航抢得包括长沙与北京之间的最佳航班时刻。

　　“往返北京的航班时刻非常难拿，张和平他们不得不依靠外力协调与民航总局的关系。一般人想通过程序申请好的航班时刻是相当难的事。”该资深员工表示。

　　在南航与庞汉章经营包机期间，北京往返长沙，以及庞的家乡广东湛江的航班出票屡屡被卡。“这些航段的票被卡得很紧，连我们都难拿到关系票。”这位员工说。

　　一位熟悉民航系统的学者分析，有理由相信，本次受牵连的南航汕头、贵州分公司的高层，亦是与经营包机航线并通过公关手段获得最佳航班时刻而被调查。

　　这位学者还发现，关于获得航班时刻而产生的寻租空间，与目前民航有关航班时刻协调章程不完备、不严密有关。

　　中国民航大学航空运输经济研究所所长李晓津，则把目前民航系统的航班时刻之争，比作2004年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之前的拿地之争。

　　“所有人都想拥有赚钱的最佳航班时刻，但北京、上海、广州此类大城市的民航资源紧缺，你争我夺难以避免。这时就两条路可以选择：一为对航班时刻进行拍卖竞争，二为有关部门分配。”李晓津说。

　　因此，在目前民航系统竞争激烈的背景下，无论公开拍卖还是民航总局计划协调分配，都容易滋生寻租现象。寻租行为已渐成“明规则”。

　　近年来，因为利益分配而滋生的腐败，在民航系统已屡见不鲜。

　　7月1日，在北京往返长沙、广州的航班上，空乘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飞的航班曾“被包机”。但一位空乘人员告诉记者，张和平事发的当天，地面领导曾让机组人员将登载有关南航高层被抓的当日报纸撤离机舱。

　　年初，时任南航总工程师的张和平在总公司《确保持续安全，推进战略转型，为南航机务系统健康发展而扎实工作》的工作报告展望了公司的业务扩张。他把今年成为“南航面对机遇与挑战的关键一年。”

　　“机队的快速扩张，飞机型号增多，机型更新快，这就要求运力跟着市场走，保障跟着运力走??”张和平说。

　　但如今，南航却因争劝运力”，而走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十字路口。

　　一场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正在中国民航业内刮起。缘起审计的“航班协调费”异常，导致包机商人庞汉章的倒下。而庞的倒下，又先后令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局长黄登科、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总工程师张和平在内的多位高官和高管如多米诺骨牌般一个个被风暴刮倒。而风暴的根源，则是民航领域内的航线和航线时刻审批权，被个别握有权力者用来谋求不法商业利益。

　　权力意味着寻租的可能，但并非所有的权力都会带来寻租，关键在于能否有一个遏制寻租、从源头上杜绝寻租的机制和体制。而民航系统内外多年来与寻租活动展开博弈的过程也许表明，尽管人们一直不停地向消灭寻租现象努力，但这一沉重的航线博弈过程，还远未结束。如何建立公正透明的制度，是摆在民航系统面前的严峻话题。

　　亡羊补牢，从来是智者的抉择。我们看到清理门户后的中国民用航空管理局发出通知，对航班时刻管理进行十项改革。旧的违反市场和法制规律的制度被废除。新的公开、透明，符合市场和法制规律的航线和航班时间制度正在摸索、创立中。

　　2010年7月初，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的看守所里，天气异常闷热。包机商人庞汉章挤在一个二十多人的房间，担心着自己出来后会一无所有。他的白色保时捷跑车，现在还停在首都机场附近天衢酒店的地下车库里。远在湛江的公司总部，只有几个老员工还偶尔出现在空荡荡的公司。

　　被称为民航业内“掮客”的庞汉章，是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日美航空旅游包机有限公司(以下称“日美航空”)总经理。2009年5月，庞汉章最先接受审计，引致整个民航业的连续地震。继中国民用航空华北地区管理局(下称“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接受调查之后，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以下称“南航”)至今已有9人涉案。

　　靠销售机票起家的庞汉章，可能没有想到，由他而牵出的民航腐败大案，会演绎到如此地步。而其跌宕起伏的发家过程，也让民航领域内航线和时刻审批制度的弊端暴露无余，并揭开了民航反腐的大幕。

　　身高1米65左右的庞汉章，在湛江被熟识的人称作“日本仔”。庞汉章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湛江市的赤坎区，幼时家境非常贫穷。即使在发达以后，年近五十的庞汉章也一直未婚，没有子女。

　　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商潮涌动，庞汉章投身商海，靠经营电子产品，积累了大量财富。一位跟随其十几年的老员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正是国内市场商品匮乏的时候，电视机、录音机、计算器等等都是可望不可即的商品，国门一开，广东、福建的几个沿海渔港、渔镇，都是走私贩私的据点，私货非常多。”

　　“当年给广东某银行做电子产品时，他赚一万用两万，赚两万花三万。”无论是庞汉章公司的员工还是湛江当地人，均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庞汉章人非常大方，舍得用钱。但对有人称其为“湛江首富”则均保持怀疑，“说他很有钱，那是吹他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庞汉章转战香港，在中银大厦租了两层写字楼，经营电子产品和汽车。但在香港经济不景气时，庞汉章遭到打击，先前所累积的资本尽数丧失，甚至欠债过亿。

　　1993年6月23日，庞汉章在湛江市工商局注册成立了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日美航空旅游包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100万元，主要经营航空运输和旅游。

　　该公司的办公地址设在湛江市广州湾畔的海滨宾馆，坊间称其为“南国钓鱼台，粤西国宾馆”。宾馆三面临海，区内椰树林立，还有四十几处天然的温泉。数十座西式楼房和别墅，掩映在南国园林之中。庞汉章原来的办公地址，在1025号温泉别墅。

　　宾馆里的老员工大多和庞汉章熟识。“人很大方，平易近人，谁跟他要机票他都给。”该宾馆一位杨姓经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令杨经理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年日美航空招了一批美女来卖机票，“都是非常靓的靓女，那个时候湛江的工资只有几百块，她们的工资就有几千块。”这件事让日美航空“很风光”，颇受热议，并被人熟知。

　　日美航空开始主要做的是机票代理的工作，帮助航空公司卖票，从中赚取3%左右的代理费。杨姓经理透露，“经营状况不是很好，不久就搬走了。”

　　日美航空从海滨宾馆搬出后，办公地址迁至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中45号的银海公寓居民楼。该居民楼以“阁”命名，日美航空所在的楼叫做顺景阁。顺景阁正对着楼梯的101房和102房，被打通作为办公场所。办公室外的中间墙上挂着“日美航空“的公司牌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于2010年6月22日来此处时，公司牌子尚在；23日，当记者再次来到这里时，公司的牌子已被摘走。

　　楼梯旁边的103和104房作为会客和休息之用，空荡荡的客厅有几把转椅，黄色的木头衣柜上摆着几个奖杯。而在顺景阁右边的一座居民楼里，第七层和第八层仍旧挂着日美航空的牌子，有宿舍有食堂。

　　20世纪90年代末，庞汉章开始涉足包机业务。“他觉得中国的航空市场将要向民营企业开放，而湛江的民航业不怎么发达。”日美航空一位跟随庞汉章十几年的李姓经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包机是特别历史时期的产物。中国民航大学航空运输经济研究所所长李晓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当时国有航空公司自身的市场销售力量非常薄弱，加之成本较高，当有人向航空公司提出以一个合理价格包机时，航空公司都会欣然答应。日美航空不是最大的包机公司，最大的包机公司现在都做成航空公司了，像吉祥(航空)、春秋(航空)。”

　　据李姓经理介绍，以北京飞三亚为例，日美航空与航空公司签署包机合作协议，双方以72%的客座率作为保底，机票价格由这家航空公司确定，日美航空必须确保卖掉72%客座率的机票，如果超过72%，多赚的钱双方三七开；如果客座率不满72%，少于72%的部分由日美航空补足。“几乎所有开通过湛江航线的航空公司，都与日美航空合作过包机，甚至湛江机场的扩建都与庞汉章有很大的关系。”这位李姓经理说。

　　但是，当年的庞汉章也很受制于南航。“南航给日美航空的很多航线都是不赚钱的，有的航线你做好了，它又会收回去。”李经理举例说，湛江到广州、到长沙的线路一直是不赚钱的，湛江飞香港等国际航线都是亏损的。“包机的精神压力很大，有的航空公司说收回飞机就收回飞机，还有要交定金，如果没有客人还是要飞。”

　　日美航空的员工亦告诉记者，庞汉章很早就懂得航线就是生命线。“湛江的很多航线都是庞汉章以包机的名义打开的，他在民航内的人脉非常广。”

　　也正是在经常和航空公司合作包机的过程中，庞汉章认识了曾任南航某二级部门主管的黄登科。“两人都很讲义气，关系很好。”上述李姓经理说。自此，二人的密切关系一直延续了二十年。

　　黄登科，山东人，出身空军，在广州生活工作了20多年。上世纪90年代末，黄登科从南航调任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空管局任职，2000年调任民航华北局副局长，三年后任民航华北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