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耀庭:我成功策反伪区长(组图)

　　重庆初夏的阳光已经烈得灼人肌肤了，驱车去万州采访丁耀庭先生那天，天气预报的最高温度是32℃。下午3点半，阳光正烈时，我们没有去丁耀庭的住所，直接去了万州闹市区，因为得知丁耀庭老师上午就已经出门办事，现在刚从区教委出来，好像是为了孩子们革命传统教育教材的事情而奔波。

　　见到丁老时，他穿的白色老头背心已经被汗浸湿了，手上提着一个超市的塑料口袋，里面放着一摞资料，风风火火走来。丁老说，为避开烈日早上就出门了，有直接到这边的公交车，每次办事就坐过来，习惯了，退休后反而更忙了……这就是一位81岁老人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丁老现在是万州区革命传统教育协会的执行主席，他边快步返回家边扳着手数给记者听，今年庆祝建党90周年，协会要完成几件事：新编《万州英烈第二辑》，党史考证，整理编写《解放战争之歌》、《共和国骄子战斗英雄平太信的传奇人生》……

　　81岁的丁老不会用电脑，所有资料都用老式钢笔手写，再托人电脑录入。他骄傲地告诉记者，自己眼神很好，看报、写字都没问题，只是左耳不行了，说话要大声点。于是，丁老大声地回忆起革命岁月，那些日子也与一位老人的青春之歌、少年壮志有关。

　　我是农家子弟，小时候在田间地头栽秧打谷、扯猪草、开荒种地、砍柴，什么活都干过，和当时所有的农家孩子一样，日子过得非常简朴。家里孩子多，可就我一个男丁，父亲给我取名丁先国，号耀廷（庭）意在光耀朝廷、门庭。在旧式家庭中，就我一个孩子在念书，目的还是想“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旨在升官发财。

　　因为父亲阻拦

　　我两次参军皆失败

　　当我还在读小学时日本人就开始侵华，到读初中的时候，日军飞机就已经轰炸了忠县县城，死伤达几百人之多。当时，政府动员爱国志士参加青年远征军，远赴云南和缅甸印度边境对日作战。我们学校有人报名，我很受鼓舞，在自发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的驱使下，我也想保卫家园。可惜，当这种想法被我父亲知道后，为了不让家里唯一能传宗接代的儿子出一点闪失，坚决阻止了我，责令我退了学，回家读了半年私塾。

　　1944年秋天，日军进抵湖北三斗坪、贵州独山，国民党又发动爱国青年参军，“十万青年十万军”。当时我已经到四川省立万县高级职业学校读书了，怀着满腔热血，我又报名了，没想到我父亲又派人来阻止了。我是家里的独子，传统思想的父亲实在是怕我上前线打仗出意外，他再次把我从学校拉回了老家，托人把我安排在一个村小教书。不过后来我也得知，国民党这次招兵，名为应对抗日所需，实则为以后打内战蓄积力量。

　　在我的人生中有三次投笔从戎的经历，这就是前两次，均以失败告终。当时的我尚未遇到引领我走上革命道路、传播进步思想的师友，前两次一心参军都是在爱国思想的驱动下。

　　因遇到地下党员的老师

　　我找到方向

　　在村小教了一年书，我还是决定出来继续读书，长见识。我又回到了万县职校读书。这时候，我的思想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救国救民的满腔抱负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首先，这得感谢第一位指引我的导师，熊道光。他是我们学校的英语老师，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南方局青年组派遣来万县，以教书为名掩护开展革命活动的地下共产党员。熊老师课后，借给我们看了很多进步书刊，那些文字对我的震撼很大，我的一些浅显的、原始的救国救民的思想，终于有了先进理论的指导，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读书后的很多想法我只能和熊老师交流，很快我们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同时，他还给我们讲苏联、解放区的一些情况，让我这个农民子弟有了不一样的见识，让我对红色地区有了一种向往。

　　后来，熊老师见我如此积极，思想进步如此之快，就把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文献、《大众哲学》、《革命人生观》、《新华日报》、《挺进报》等都给我阅读。在这些读物中，我的人生观得到了调整，我产生了“为穷人打天下”、“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思想。就这样，我的革命思想得到了启蒙，以前空有满腔热血无处抒发的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风声突然紧张

　　我们躲到了乡下

　　有了革命思想之后，我就更想付诸行动，为穷人为人民做事。因为和熊道光老师的频繁往来，我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老师与同学。1947年，同样在省职校读书的一位同学介绍我认识了五桥小学的一位老师，在他的引荐下，我认识了邓惠平，开始了我的革命行动。

　　邓惠平是上海辅成法学院的一名女学生，她也是一名地下党员，比我们年长四五岁。每周放学后，我和土木二班的陆兴邦都要去邓惠平家里，听她畅谈革命形势，我们一起读革命读物，邓惠平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在学校里组建进步团体“新生学术社”，通过这个团体我们举办文艺晚会，吸收同样有救国救民思想的同学。我们还组织学生，揭露校领导克扣学生补助款等行为，并与省万师、县简师进步学生联系。

　　那时给我最大鼓舞的是，有一天邓惠平告诉我和陆兴邦，说组织准备吸收我们入党，我们还计划着在1948年秋天毕业之后就到万县当老师，再继续开展地下党活动。

　　没想到的是，我们的革命活动受到敌对分子的监视，在1948年夏天气氛就很紧张了，一大批地下党员被逮捕，邓惠平也是国民党追捕的对象，而我和陆兴邦的行动也受到了监视。一开始，他们借“调查我和邓惠平是否在谈恋爱”之名，多次请我去学校交代情况，后来有同志通知我们说，这样可能不行，最好出去躲一躲。

　　于是还没等到毕业，邓惠平、陆兴邦以及我一起躲到了乡下某处。过了一段时间，等风声没那么紧了之后，我们三个人决定分别行动继续革命。邓惠平同志去了武汉，陆兴邦去了南京，而我则去了垫江。

　　我差点掉入

　　反共头目的陷阱

　　在垫江，我遇到了龙正中老师，他和他父亲都是留日学生，学经济的，在地下党活动最困难的时期，龙老师冒着风险在垫江老家收留了我，给我安排住处，并帮我谋得一份会计工作，一方面养活自己一方面也掩护身份。

　　龙老师家里的藏书非常多，全是进步书籍，《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名著都是他们父子从日本留学带回来的，我也是在他家里才读到了这些珍贵的书籍。

　　我一直想在垫江找到党组织。我供职的商号的董事长一直向我暗示着他的共产党身份，得知我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后，又说安排我去学校教英文。此时又是龙正中老师及时告诉了我，那董事长其实是共产党的叛徒，是一个反共头目，龙老师在危险的时刻又一次救了我。

　　参军之后逃回万县

　　找到川东地下党

　　找党组织未果，从商号出来，我干脆去参了军。1948年10月我报考了国民党第十编练处军士训练总队。我跟着部队从垫江出发，徒步行军经过梁山、万县，又乘船去了重庆，步经璧山，最后在铜梁集训了一年时间。

　　我参军的主要目的是想借旧部队开赴前线再潜往解放区陕西延安。所以在部队时我一直在寻求机会，但总是没能与合适的组织取得联系。最后在1949年，我与熊道光老师再次取得了联系，熊老师催促我赶快回万县参加革命活动。于是我在是年4月初，在部队里一些老乡与进步人士的帮助下，终于从部队逃回了万县，又找到了川东地下党，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成功策反伪区长

　　解放时没费一枪一弹

　　1949年5月，我从旧部队回到万县，又认识了一位地下党老同志陈汉书。他是土地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和彭咏梧、赵唯等开展武装斗争失败后潜来万县的，在《川东日报》以校对职务作为掩护继续开展地下活动。当我与陈汉书见面交谈过后，他对我十分器重，不到一个月就接纳我入党了。可惜没多久，陈汉书又被追捕了，他必须要撤离万县，于是我接替了他在《川东日报》的校对职务。

　　我的地下党活动主要是传播进步思想，在学生中组织了二三十人的读书会，后来又举办了七八十人的农民夜校，一边给农民传授知识一边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临近解放，我又领到了一项任务，要去配合两位老共产党员策反长岭区伪区长熊孔言的工作，后来这项任务我们完成得很好，熊孔言果然通知各乡缴枪，在解放时没有动一枪一弹。

　　重庆晨报记者何薇

　　15

　　4月26日，丁耀庭接受本报专访。重庆晨报记者甘侠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