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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胡宗南攻占延安 毛泽东哪里去了? (8)
2010-12-09 来源:人民网
在国际上,不用说反共的西方国家一片欢呼庆祝之声,预言中共失败已不可改变,“应当加强提防毛朱进行第二次长途流窜”(美联社语),“彻底消除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在亚洲筑起反俄共的前线屏障”(英国通讯社语),等等不一而足。就连共产党国家也对中共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悲观失望,斯大林得知延安无线电中断的消息后给驻华使馆发来秘密电报,指示他们密切注视局势发展,想办法打听中共领导人下落并报告莫斯科。此前斯大林曾经多次告诫来访的中共代表,并请他们转告中国的同志们,应当接受和谈条件,不能与国民党政府开战,否则他们将会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这回他相信,一再拒绝接受莫斯科劝告和自行其是的中共领导人彻底完蛋了,他们的固执和狭隘断送了中国革命。
但是历史同斯大林同志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仅仅过了两年多时间,毛泽东就率领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了北京城,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又过了许多年,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接见国际友人时谈笑风生,他以轻松和调侃的口气提到,莫斯科那位同志不许我们革命,要我们放下武器,把军队交给国民党。可惜我们没有听他的话,顶住了……
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普遍真理,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
农谚道:“三月孩儿脸,说变它就变。”此话果然不假。陕北高原的气候变化莫测,中午时候还是艳阳高照,烤得人身上暖洋洋的,但是傍晚时分山沟背后涌出乌云,天空下起小雨来,北风呼啸气温骤降,冻得野地里人直打哆嗦。
在村民吴老汉的简陋窑洞里,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抽起来,望着拥挤在山沟里的中央机关队伍蹙眉沉思。虽然撤出延安的队伍进行了分流,但是作为中央机关主体的队伍还是多达数千人,加上家属、孩子和担任运输的民工群众,不要说难以做到快速行军、隐蔽防空和投入战斗,就是解决住房和粮食也将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
另一个逼近的危机不是恶劣天气,而是敌人追兵。
占领延安的胡宗南大军兵分多路穷追不舍,与西面马鸿宾、马步芳骑兵,北面邓宝珊集团形成三面合围之势,企图聚歼西北解放军和中共中央于瓦窑堡一带。尽管西北野战军集中主力在青化砭狠狠教训了一下狂妄的胡宗南,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士气,但是这个胜仗毕竟规模有限,歼敌一个团附旅部,其政治宣传意义大于军事意义。相反由于青化砭战役暴露了我军主力位置,敌人占有空中侦察和地面机械化行军的绝对优势,因此他们很快调整部署气势汹汹地围拢来,企图寻找我军决战。敌人先头部队推进速度很快,已经与后卫警戒部队发生战斗。
毛泽东对于亲密战友周恩来的苦心焉能不知?周恩来为党中央和革命事业的安危殚精竭虑,赤胆忠心日月可鉴。但是毛泽东认为,胡宗南虽然占领延安,边区广大山区和农村还在我军控制之下,他必须用行动向全党表明,在这个革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的战斗位置就在陕北,在最前线。毛泽东不走,“党中央还在陕北”,这个事实就是对敌人占领延安的最大反击,对全国解放区军民是一个极大鼓舞。
更重要的是,陕北局势并未危险到像第五次反“围剿”那样非放弃不可的地步,毛泽东有信心打败胡宗南,让敌人为发动内战和占领延安付出沉重代价。第五次反“围剿”红军遭受重大失败,毛泽东在党内被剥夺发言权,他是躺在担架上被撤退的洪流裹挟着撤出中央苏区的。现在的共产党前所未有地团结一致,毛泽东在党内威信如日中天不可动摇,“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就是毛泽东信心的源泉。
敌人追兵已近,紧迫的形势容不得半点犹豫观望和优柔寡断,毛泽东决定再次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他需要快刀斩乱麻,立即解决摆在面前的困难,重建一个精干高效的中央指挥机构以应对危机。
“枣林则沟会议”就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召开,与会者包括除周恩来以外的其他中央书记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并讨论“三路分兵方案”,即党中央化整为零,一分为三,各司其职。会议开了一整夜,与会者一致通过决议并且形成党内文件,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部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坚持斗争,履行党中央职责。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委前往晋察冀解放区,刘少奇主持工作。以叶剑英、杨尚昆等同志组成中央后委进入晋西北开展工作。决议还规定,万一党中央遭遇意外,将由中央工委代行党中央领导职能,并指定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主席。
毫无疑问,这是党中央启动应对重大危机的应急预案,该方案完全吸收了周恩来提出的“分兵”思路,说明毛泽东已经充分做好两手准备,拿毛泽东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后顾之忧了。
两天后,三路人马分别离开枣林则沟村,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中央后委挺进晋西北,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分手后则继续北上。至此,共产党中央机构一分为三,布下了与国民党决战天下的战略格局。
但是历史同斯大林同志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仅仅过了两年多时间,毛泽东就率领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了北京城,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又过了许多年,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接见国际友人时谈笑风生,他以轻松和调侃的口气提到,莫斯科那位同志不许我们革命,要我们放下武器,把军队交给国民党。可惜我们没有听他的话,顶住了……
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普遍真理,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
农谚道:“三月孩儿脸,说变它就变。”此话果然不假。陕北高原的气候变化莫测,中午时候还是艳阳高照,烤得人身上暖洋洋的,但是傍晚时分山沟背后涌出乌云,天空下起小雨来,北风呼啸气温骤降,冻得野地里人直打哆嗦。
在村民吴老汉的简陋窑洞里,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抽起来,望着拥挤在山沟里的中央机关队伍蹙眉沉思。虽然撤出延安的队伍进行了分流,但是作为中央机关主体的队伍还是多达数千人,加上家属、孩子和担任运输的民工群众,不要说难以做到快速行军、隐蔽防空和投入战斗,就是解决住房和粮食也将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
另一个逼近的危机不是恶劣天气,而是敌人追兵。
占领延安的胡宗南大军兵分多路穷追不舍,与西面马鸿宾、马步芳骑兵,北面邓宝珊集团形成三面合围之势,企图聚歼西北解放军和中共中央于瓦窑堡一带。尽管西北野战军集中主力在青化砭狠狠教训了一下狂妄的胡宗南,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士气,但是这个胜仗毕竟规模有限,歼敌一个团附旅部,其政治宣传意义大于军事意义。相反由于青化砭战役暴露了我军主力位置,敌人占有空中侦察和地面机械化行军的绝对优势,因此他们很快调整部署气势汹汹地围拢来,企图寻找我军决战。敌人先头部队推进速度很快,已经与后卫警戒部队发生战斗。
毛泽东对于亲密战友周恩来的苦心焉能不知?周恩来为党中央和革命事业的安危殚精竭虑,赤胆忠心日月可鉴。但是毛泽东认为,胡宗南虽然占领延安,边区广大山区和农村还在我军控制之下,他必须用行动向全党表明,在这个革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的战斗位置就在陕北,在最前线。毛泽东不走,“党中央还在陕北”,这个事实就是对敌人占领延安的最大反击,对全国解放区军民是一个极大鼓舞。
更重要的是,陕北局势并未危险到像第五次反“围剿”那样非放弃不可的地步,毛泽东有信心打败胡宗南,让敌人为发动内战和占领延安付出沉重代价。第五次反“围剿”红军遭受重大失败,毛泽东在党内被剥夺发言权,他是躺在担架上被撤退的洪流裹挟着撤出中央苏区的。现在的共产党前所未有地团结一致,毛泽东在党内威信如日中天不可动摇,“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就是毛泽东信心的源泉。
敌人追兵已近,紧迫的形势容不得半点犹豫观望和优柔寡断,毛泽东决定再次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他需要快刀斩乱麻,立即解决摆在面前的困难,重建一个精干高效的中央指挥机构以应对危机。
“枣林则沟会议”就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召开,与会者包括除周恩来以外的其他中央书记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并讨论“三路分兵方案”,即党中央化整为零,一分为三,各司其职。会议开了一整夜,与会者一致通过决议并且形成党内文件,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部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坚持斗争,履行党中央职责。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委前往晋察冀解放区,刘少奇主持工作。以叶剑英、杨尚昆等同志组成中央后委进入晋西北开展工作。决议还规定,万一党中央遭遇意外,将由中央工委代行党中央领导职能,并指定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主席。
毫无疑问,这是党中央启动应对重大危机的应急预案,该方案完全吸收了周恩来提出的“分兵”思路,说明毛泽东已经充分做好两手准备,拿毛泽东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后顾之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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