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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开书店的梦想
2011-07-30 来源：光明网
我是一个生在困难时期的60后，从小就很喜欢读书。因父母亲是农村中小学教师，我父亲是孤儿，我在家中是长子，从小要承担起照顾三个妹弟的责任。加上家庭十分的贫穷，住的是茅草小屋，缺吃少穿，没有很好地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
我只上了3年小学，只读了1年初中，1977年5月，我在离村5里多路的一所所谓叫做“隔蒲镇和平高中”的“戴帽”高中毕业，开始了打工生活。
所幸的，我在打工时极其艰苦的生活中，从未放弃学习。欣逢“邓公”复出，1978年国家高考过大专线落选；1979年在打工中，我有幸地考上学。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在国家助学金的资助下完成学业。1981年底，我学习毕业后经国家分配回故乡云梦县工作，有幸地成为县委选拔培养的青年国家干部。经县委组织部安排，分配到离家10多里远的、原沙河公社黄渡管理区，当了一个天天和农民群众打交道做服务工作的管理区小办事员。
当时农村第一步改革开始不久，农村的变化很大，农民的日子一天天地好起业。农村改革的大好形势，鼓舞我在工作之余拿起了手中的笔，开始业余新闻通讯报道工作。
在2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年在孝感日报等新闻单位发表新闻稿件几十篇的成绩，在全县业余新闻通讯员新闻报道工作拔得了头筹，先后受到云梦人民广播电台、云梦县委宣传部、云梦县人民武装部、孝感日报社等新闻单位和上级领导机关的表彰。
1984年4月下旬底，经县委选拔再次选拔、县委组织部发出调令，我被调到县委宣传部宣传科任干事，从事专业新闻报道工作。
在这个充满竞争力的岗位上，我发愤学习，勤奋工作，新闻理论和新闻实务得到了较大提高和发展。我很快实现了从乡镇业余通讯员到专业新闻干部角色的转变，新闻业务很快地实现了突破和跨越。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所写的新闻稿件和所摄的新闻照片，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湖北日报》、《孝感日报》和《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近百家新闻单位采用和发表，年发稿件在100多篇以上，成为当时云梦县叫得响的“土记者”。
在从事业余和专业新闻干部的20多年的时间里，我也曾有过因干好新闻宣传而喜悦的快乐，但更多的是说不清的困苦困惑。我也不能免俗，我政治上的提拔进步十分的缓慢，也曾为此暗暗的在心里焦虑过。
好在我爱好新闻工作，总是充满激情地做着党组织交给我的新闻报道工作任务。1991年，我任宣传科副科长（正股级干部）；1994年任新闻科科长（副科级干部）；1998年5月底年，因为为是那届云梦县委提出的“三三发展战略”政策写作书面成熟表达第一人，客观地说我是为云梦的发展和宣传工作作出了突出历史性贡献（当时我是从事新闻工作的一个副科级干部，当时是周金安任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亲自安排我做这件大事情的，他是这件事情的领导者、亲历人和受惠者）的党务工作者和合格的党务宣传工作者，当年底中共云梦县委十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的主题是：“实施三三发展战略、奋力建设经济强县”。我因此被从市委下派来的、德才兼备的县委书记看中和欣赏，于1999年5月，经那届县委集体研究，我被提拔为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新闻工作），但是这位这位德高望重的县委书记很快地经上级党组织的提拔升任市委领导。
从此，我的工作和人生厄运恶梦才真正的开始。因我从未给当时从县长职位升任县委书的某人拜过年送礼（更别说送钱），在此公升任县委书记不久，我真的应证了官场那个经典段子“只跑不送，原地使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不跑不送，降职使用”的千真万确；加上我所工作的宣传部，由于地缘政治的关联，干部之间存在着许多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人和事情的纠结。我当然很快地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排挤，很快地被打入另册。
2001年元月起，至2002年8月，时任中共云梦县委宣传副部长的我，在我的顶头上司以“两边扯着不利于工作的”理由，安排我与分管的新闻工作脱钩，专司参加县委中心工作，专任中共云梦县委三个代表办办公室宣传组组长。
尽管我所负责的云梦县三个代表学习工作简报和新闻工作宣传成果十分的突出，与“人民日报湖北记者站”、“新华社湖北分社”等共10单位家一起，在2002年7月如开的湖北省三个代表学习活动工作总结大会上，被评为先进单位，受到了中共湖北省委的表彰，但我还是在劫难逃降职出局的灭顶之灾。
2002年8月13日，是当时中共云梦县委新一届班子调整干部的日子。经过近半天慢长的等待后，我是最后一个被县委负责人召见的谈话人。我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共云梦政治史上第一个有功、无任何一丝过错或失工作上的失误、而被迫以所谓的“性格问题”而降职使用的干部（当时我是全县较年轻仅40岁的正科级干部）。
那天上午，县委副书记周金安，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高乔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何燕三位县委领导一起，在县委办公室高主任办公室找我谈话。县委周金安副书记对我说，他是代表以某公为书记的县委班子找我谈话的，他说他代表县委宣布对我调整工作的决定。
县委周金安副书记说：“欣波，你的工作取得的成绩全县上下是有目共睹的，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你做人很规矩，没有丝毫问题。只是你的“性格”有问题，不适担任副部长工作。现在县委调整你去党校当一名副校长，一是没有降你的级别（正科），名列党校常务副校长之后，县委这样对你还是“重用”的，你必须在3天内到任。”
尤加之罪，何患无词。我当时什么都明白了。我也没有什么后悔的，谁叫我不与时俱进给那些大人物送礼送钱呢？我的心一横，我斩坚截铁地对这三名县委领导说：“周书记，我是从乡镇基层干起的干部，一直从事新闻工作。要不我不当什么正局级领导干部，到县电视台或县广播电台当一个记者算了”。
我是1993年4月经湖北省职称办公室评定的、有新闻记者职称的党员领导干部。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我能够说什么，说了又能怎么样呢？
我想能上能下，当个记者也未尝不可以的。主意已定，当时我已经不乎什么当不当什么官的，我只想要是能继续从事党的新闻的宣传工作就好，不当这个窝囊官也罢。这是我当时内心的真实心情。
我从事专业新闻工作以后，先后有1000多件新闻作品在〈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文汇报〉，〈科技日报〉，〈中国青年报〉，〈湖北日报〉，〈孝感日〉等100家主流新闻媒体上发表，有40多件新闻作品获好新闻奖。
我还是〈迈向新世纪的抉择〉，〈当代能人谱〉，〈云梦能人谱〉等4部专著的编委，是湖北省新闻摄影学会会员。
我还参加了原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委员李贵鲜，彭佩云，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贾志杰，蒋竹平等10多位中央和省委领导人视察云梦工作时的现场摄影师和新闻报道工作，因工作成绩出色多次受到上级新闻单位和宣传部门的表彰。
我还是人民日报社著名摄影记者王东先生的关门弟子。人民日报知名记者段存章在其著的《采写新闻的困惑和出路》一书中，对我的新闻业务水平有很高的评价。
所以我认真地向县委周副书记表态说：“我不要头上的那顶官帽了，不去党校当副校长那个官；我要求县委调我去县电视台，或去县人民广播电台，当个普通记者的的。”
我有从事新闻工作较过硬的业务功底，有堂堂正正做人的正气和底气，当时我向周副书记正式地为代表的县委组织提出我这个一点点的、小小要求时，尽管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民主权力，但这也确实是万般无奈中的无可奈何！
但是我的这点小小的要求，也被县委周金安副书记当场拒绝，化为成泡影。我不能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出力了，我的心灵感到遭受了不公正的残酷的打击，但也无力回天了。
这时，周金安书记又对我说：“调你去党校工是县委对你的重用。你去党校后，可以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此时我无话可说，我只能以高度的党性精神和理性的态度平静地对他们说：“请组织方心，我个人服从组织，三天之内保到任。”
此后的三天里，我吃不进一粒饭，喝不进一口水，睡不着一刻觉，从不抽烟的我，在那三天中抽了一条烟……
第三天后，县委常委、宣传部何部长叫司机送我去党校上班。我没有座她的专车，自己去党校了上班。
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有人抱屈地对我说，周副书记讲他们当时对我的听话表态感到惊讶，他们曾在一起笑着说，没有想到调杨欣波去党校工作是那样的简单事情……
看来在官场上，正直的党员干部有时真是百无一用，显得是那样的、十分的渺校
这样，我从挚爱的新闻工作岗位，以莫须有的所谓的“性格问题”（我以后要写专文：性格问题是什么）被迫降职到了县委党校工作，当了一名副挂职的校长（名列常务副校长这后的一个一般副科级岗位），也没有什么具体工作可做。
接下了的事情不必多说了。因没有事做，每天只有座在办公室看窗外的草青草黄，看花开花落，看春去冬来……
大部分的时间，我把自己一个关在办公室里，整天开始抽起低档烟卷（3-5元钱一包的烟），有时一天抽两三包。我一个人一在办公室里，一遍一遍反复通读毛选四卷达7次之多，毛选都读乱了散了。我还反复通读了《邓小平文逊，还广泛地学习了一批新闻、文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籍。我一边学习，一边仍然执着地做着重返新闻工作岗位的梦想。
但我从未进行所谓的上访申诉。我对党史还是有所了解的。我也不宵于官场上的这种东西，时时刻刻地总是严格遵守着，我那已经逝世多年父亲所嘱咐的“行得正，坐得稳；屈死不告状，饿死不偷盗”的、传了几代人的家训，以实际行动维护云梦的改革、发展和稳定。
尽管如此，我心里仍然总是做着重返新闻工作岗位的美梦，做着“宣传云梦、提高云梦知名度、促进云梦经济的发展、让云梦走向世界”的黄梁美梦……
看来《三国演义》中气死的周瑜是真实的事情。我在经过了3年的“被赋闲”惨淡的日子后，于2005年8月1日凌晨30分，我在家看完一本书后，在去卫生间洗澡时，突然觉得天旋地转，两眼发黑……
在我要摔在地上的时候，我凭本能用尽全身公有的一点点气力，牢牢地抓住了洗手间洗脸盆上的石板面，慢慢地座下来时，正好地上有一个小板橙；我坐了一会，还是坐不稳、要倒下去……
我用尽身上所有的一点点力气，用双手慢慢的撑着倒在了地上，睡在了水地上；也看不见什么东西，说不出话来。当晚爱人在上晚班，我一个人在厕所里的水地上躺了几个小时候后，我的眼睛才能重新看见一丝光光线，这时天已经大放光明了。
我说不出话来，不能喊人，只有用手一寸一寸地从卫生间向外面爬。我的身上好像没有一丝的力气。但我明白，女儿才高考，没有上大学，如果我死了她怎么办？
为了女儿，我用双手，一寸一寸地向外爬啊爬碍…好难爬碍…爬了几个小时，才爬到了卫生间门口。我闭着眼睛，等着爱人回家救我…..
8点多钟，爱人下班回家后，哭着把我拖进了房间的地上，她铺了地铺（我现在才如白她怕我死在床上老天不收我），让我躺着。她喂水，我呛着喝不进一滴；她只有不停地哽咽和哭泣……大约在当天9多钟后，我开始不停的打嗝……我的身体已经散了架……生命在一呼一吸之间残喘着……
我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躺在地铺上。我感到全身的发冷、全身好象散了一般、四肢没有一丁点的力气……时间怎么过的如此的慢碍…
中午一点多钟，老舅带着身强力壮的四个亲人，从外地匆匆地赶到我家救我来了。因为我的体重达有近80公斤，他们五人或背着、或抱着、或拉着、或扶着我的身体和四肢，慢慢地将我抬到车上，送我去县人民医院抢救…..
到了县人民医院住院部，为我治病的胡海涛先生指着我的歪着的脸说，这是典型的脑干梗阻。胡医生在安排在我吃了镇静药暂短地不打嗝后，拍脑部CT片以确定梗阻部位…….亲人们立即为我办理了住院手续，我的病危通知书立刻发了下来……
发烧，吐血，不停的流口水，要人不停地用卫生纸擦口中流出来的脏血、脏水，不然我就不能呼吸了，那样我将必死无疑…..
吞咽功能消失、每天打膈在20个小时左右、迷走神经痛、全身痛、不能睡觉……这是我当住院时的感受。
为了女儿，我默默地坚强地以超乎常人的意志力，忍受着这一切一切的痛苦…….每天早上，我盼望着医生来打吊针；每天晚上，我又盼望着不打吊针……时间过的真慢、真慢…..我一天天地在死亡线上挣扎着……
老舅按照农村抗旱放水的方法，在一个月内共安排内亲内侄们共8个人，实行黑白分班的办法无微不至尽心尽力地护理着我；亲人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守护着我招乎着我……天气是那样的炎热，我的生命状态极度的虚弱，尽管天气温度在39度以上，我也不能够不开空调。
他们只有打着赤膊，流着大汗精心地看护着护理着我，因为我此时产生了最危险的脑干并发症，发烧症肺部感染吐血……
在亲人们的全心全意的护理下，我终于挺过了16天后，病危解除。
在生大病的一个月的日日夜夜里，我躺在病床上，每天只有大大的睁着眼睛，在病床上不停地翻滚；一个月以后，因为吞咽功能消失，主治医生也没有办法，插着鼻管叫家人将我拖回家打针，叫我想办法恢复吞咽功能……不然的话，再过一个月后（从生病起也就是60天后）将再次进院，开喉开膛破肚，进行食管改道手术，安装人工喂食系统，腰上还要挂一粪袋排大便。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将生不如死。当时我想今后不要再连累家人了。我作好了自杀的准备：如果60天内我恢复不了吞咽功能，我就想办法死掉，不能连累家人……
人的求生本能的欲望，又使我在病榻上开动脑筋，认真地分析了人的吞咽功能的机理，根据自己人生的经历、阅历和知识经验，我在全面分析恢复吞咽功能的办法上动脑筋，想出了一切办法恢复吞咽功能的办法来。我以坚强的毅力，在一个月内，我自己在中国医学界，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恢复吞咽功能的办法，攻克了脑干梗阻不死后的吞咽功能恢复关。现已我个人所种独创的办法，写进了武大大学医学分院的经典教案里，成为经典，造福更多的脑干病人吞咽功能的恢复。我在我的小区里，成指导抢救了一个即将死去的病人，让其恢复了健康，这是后话。
躺在家里的床上，我自己对自己的生命存活概率算了一个帐，其机率是一注高额的中奖彩票的机率：发病原因，郁闷；发生率10万分之一；死亡率在99.9%以上；致残率在99.9%以上……是不是基本恢复的机率在1000万分之一？那可是二注500万元的高额彩票。
我活下来真不容易啊，是亲情和亲人们的无私的帮助，让我得重新活了过来。
为了重返社会，在生病后的一年多的时间内，我一个人在云梦县体育馆外面空旷的的云梦运动场上，整整走了一年多的时间。
我从走半个圈开始，不断增加，一个圈，二个圈，三个圈……十三个圈，不分春夏秋冬地走啊走碍…到年底我能走14圈了。我向体育馆的同志们打听，问一个圈有多长时？他们答日440米。哇噻，我能步行5公里路了，我好开心的……
我终于战胜了死亡，活了下来；身体总算能够撑着活下来。只是右眼有点小，左腿有点瘸，冬天怕冷，不能起床在地上行走了。不管怎么，活着就好。每天能够看到太阳出来，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觉真好……
大病真正地让我从“被迫赋闲”到真正的“因病真正的彻底的赋闲”起来，我想这也是过去在官场上的那些人所愿所想吧？
我现在只有认命了，在家当宅男，在家烧烧火，洗洗衣，做做饭，有时上上街帮家属买菜。省人民医院的教授曾告诉我，我的生命时间不会太长，也许5年之内要重新的复发，那时就没有治了……因为脑干是生命中枢，如果再次复发，将是不可逆转的死亡。
孔夫子说过：“未知死，焉知生？”我的心态很正常了，一切在天，天命不可违，如其等死，不如快快乐乐地活着。在近6年的因病在家真正的赋闲时光里，我学会了五笔打字和上网。
在我的老师、中国新闻摄影界的著名摄影家、中国上世纪新闻经典摄影作品《小平您好》作者、人民日报主任记者王东老师和人民日报另一位著名的、图文并重的高级记者徐建中老师的帮助下，去年4月26日，他们帮我在人民网开了博客，让我的时光容易打发起来。
经过1年多的不懈努力，我成为《人民网强国博客》的实力写手；特别是今年3月，我已经实现了网络写作的靓丽转身，成为《光明网》理论评论员。现在我已经天天能在《人民网强国博客》、《光明网》就国际国内的重大事情，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又恢复了点年轻时那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青春力量和勇气。是互联网，让我这个知识分子，在生活中找到了我心灵的精神家园和做人的尊严。
胡绵涛总书记说过：“互联网是当今社会思想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所以抓好网络宣传是当前一件关乎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事。现在，我能以做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一名党的网络宣传工作者而倍感骄傲和自豪！我要大声地向党和人民说，我要当好和谐社会的呐喊人、加油人、擂鼓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一个党员网络宣传工作者的全部力量，甚至生命民。
听医生说，因为脑干控制着人的心脏跳动、呼吸、血液循环和运动系统。生了我这种病的人一般下次再复发时，就没有命了。现在，生命对我已经十分的脆弱，这一点我十分清楚。我也清楚地知道，我的头顶上，高悬着一柄死亡之剑，随时会向我砍来……
所以，我要快乐地过好活着的美一天。享受爱情、亲情、友情的快乐。我的生命也许只有一天，两天，三天……也许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也许是一年、两年、三年……
因为死亡之剑一直高悬在我的头顶上，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来临。这正如小沈阳在春晚中说的一句话“这人啊，眼睛一闲一睁，一天就过去了；眼睛一睁一闭腿一伸，这一辈子就过去了”。
去年，我的脑干并发症已经产生，心口天天绞痛。现在天天靠吃来维持生命了。看来武大人民医院的教授说的是对的，上帝已经开始向我发出了请帖，也许今晚，也许明天，我的病若是再次复发后，将将是在说不出任何话的情况下，向这个美好的世界告别。
这就是天意命运，无可改变的天意和命运！但是，我现在早已是视死如归了。现在我的大脑还是十分的健全的。我也热望走出家里，能够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也许对于我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侈望了……
现在的世界是十分的势利，经过一次大病，两次赋闲，现在已经没有人给我打一个电话问我一声的好了。有一天在吃饭时，我对我爱人讲了个笑话，说家里连蚊蝇也不叮我咬我了。我现在是必须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的，学会从容面对。
我现在每天在家做完家务之余，看看书，看看报，上上网。尽管心灵感到十分的孤独，但也感到十分的快乐的，因为今天我还活着，活着多好啊！生活是那样的美好，我要坚强地活下去！
今天从人民网光明网上读到了国家支持个人兴办个体书店的政策，我自己也做起了开书店的美梦来。
我没有钱在云梦的大街上买一小门脸，开起并经营我钟爱的书店。但我在所住的小区里，有一个近20平方米的车库。我希望能得得到国家的扶持下，或者在好心的朋友们的帮助下，自己在那个不到20平方米的车库里，开起一个名叫“人民小书屋”或者是“光明小书屋”，对我这种天天面临死亡的人来说，那将是多好美好的事情。
我在想，要是有人肯帮助我，资助我在云梦最繁华的大街上，帮助我开起一个几平方米的“人民小书屋”或“光明小书屋”，经营人民日报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国家出版社的好书，那将是我无助人生的新的生命开始，因为我渴望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将自己的所学向青年人传授，哪怕是那么的一点点一点点的，那也将是我有生命之中的最大的幸福。
现在，我天天面临着死亡之神的邀请。我不怕死亡。我渴望有人帮助我资助，让我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实现我开个“人民”或“光明”名字的小小书屋的愿望。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将会幸福地死去。
我希望我在死亡后，去天堂里与父母相聚，与朋友们相逢，听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邓小平同志讲课，在天堂里做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在天堂里做好儿子，好朋友，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者……那将是我最美好的归宿。
我将在“为人类的幸福而写作”的理念中去天堂……
死亡之神天天高悬在我的眼前，也许我的“我有一个开书店的梦想”永远将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但我依然要执着地想下去。
我期待着在我生命存在的一天，有人能帮助我实现和圆这一个美丽的梦想。
我有一个开书店的梦想……（杨欣波）
我只上了3年小学，只读了1年初中，1977年5月，我在离村5里多路的一所所谓叫做“隔蒲镇和平高中”的“戴帽”高中毕业，开始了打工生活。
所幸的，我在打工时极其艰苦的生活中，从未放弃学习。欣逢“邓公”复出，1978年国家高考过大专线落选；1979年在打工中，我有幸地考上学。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在国家助学金的资助下完成学业。1981年底，我学习毕业后经国家分配回故乡云梦县工作，有幸地成为县委选拔培养的青年国家干部。经县委组织部安排，分配到离家10多里远的、原沙河公社黄渡管理区，当了一个天天和农民群众打交道做服务工作的管理区小办事员。
当时农村第一步改革开始不久，农村的变化很大，农民的日子一天天地好起业。农村改革的大好形势，鼓舞我在工作之余拿起了手中的笔，开始业余新闻通讯报道工作。
在2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年在孝感日报等新闻单位发表新闻稿件几十篇的成绩，在全县业余新闻通讯员新闻报道工作拔得了头筹，先后受到云梦人民广播电台、云梦县委宣传部、云梦县人民武装部、孝感日报社等新闻单位和上级领导机关的表彰。
1984年4月下旬底，经县委选拔再次选拔、县委组织部发出调令，我被调到县委宣传部宣传科任干事，从事专业新闻报道工作。
在这个充满竞争力的岗位上，我发愤学习，勤奋工作，新闻理论和新闻实务得到了较大提高和发展。我很快实现了从乡镇业余通讯员到专业新闻干部角色的转变，新闻业务很快地实现了突破和跨越。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所写的新闻稿件和所摄的新闻照片，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湖北日报》、《孝感日报》和《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近百家新闻单位采用和发表，年发稿件在100多篇以上，成为当时云梦县叫得响的“土记者”。
在从事业余和专业新闻干部的20多年的时间里，我也曾有过因干好新闻宣传而喜悦的快乐，但更多的是说不清的困苦困惑。我也不能免俗，我政治上的提拔进步十分的缓慢，也曾为此暗暗的在心里焦虑过。
好在我爱好新闻工作，总是充满激情地做着党组织交给我的新闻报道工作任务。1991年，我任宣传科副科长（正股级干部）；1994年任新闻科科长（副科级干部）；1998年5月底年，因为为是那届云梦县委提出的“三三发展战略”政策写作书面成熟表达第一人，客观地说我是为云梦的发展和宣传工作作出了突出历史性贡献（当时我是从事新闻工作的一个副科级干部，当时是周金安任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亲自安排我做这件大事情的，他是这件事情的领导者、亲历人和受惠者）的党务工作者和合格的党务宣传工作者，当年底中共云梦县委十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的主题是：“实施三三发展战略、奋力建设经济强县”。我因此被从市委下派来的、德才兼备的县委书记看中和欣赏，于1999年5月，经那届县委集体研究，我被提拔为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新闻工作），但是这位这位德高望重的县委书记很快地经上级党组织的提拔升任市委领导。
从此，我的工作和人生厄运恶梦才真正的开始。因我从未给当时从县长职位升任县委书的某人拜过年送礼（更别说送钱），在此公升任县委书记不久，我真的应证了官场那个经典段子“只跑不送，原地使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不跑不送，降职使用”的千真万确；加上我所工作的宣传部，由于地缘政治的关联，干部之间存在着许多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人和事情的纠结。我当然很快地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排挤，很快地被打入另册。
2001年元月起，至2002年8月，时任中共云梦县委宣传副部长的我，在我的顶头上司以“两边扯着不利于工作的”理由，安排我与分管的新闻工作脱钩，专司参加县委中心工作，专任中共云梦县委三个代表办办公室宣传组组长。
尽管我所负责的云梦县三个代表学习工作简报和新闻工作宣传成果十分的突出，与“人民日报湖北记者站”、“新华社湖北分社”等共10单位家一起，在2002年7月如开的湖北省三个代表学习活动工作总结大会上，被评为先进单位，受到了中共湖北省委的表彰，但我还是在劫难逃降职出局的灭顶之灾。
2002年8月13日，是当时中共云梦县委新一届班子调整干部的日子。经过近半天慢长的等待后，我是最后一个被县委负责人召见的谈话人。我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共云梦政治史上第一个有功、无任何一丝过错或失工作上的失误、而被迫以所谓的“性格问题”而降职使用的干部（当时我是全县较年轻仅40岁的正科级干部）。
那天上午，县委副书记周金安，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高乔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何燕三位县委领导一起，在县委办公室高主任办公室找我谈话。县委周金安副书记对我说，他是代表以某公为书记的县委班子找我谈话的，他说他代表县委宣布对我调整工作的决定。
县委周金安副书记说：“欣波，你的工作取得的成绩全县上下是有目共睹的，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你做人很规矩，没有丝毫问题。只是你的“性格”有问题，不适担任副部长工作。现在县委调整你去党校当一名副校长，一是没有降你的级别（正科），名列党校常务副校长之后，县委这样对你还是“重用”的，你必须在3天内到任。”
尤加之罪，何患无词。我当时什么都明白了。我也没有什么后悔的，谁叫我不与时俱进给那些大人物送礼送钱呢？我的心一横，我斩坚截铁地对这三名县委领导说：“周书记，我是从乡镇基层干起的干部，一直从事新闻工作。要不我不当什么正局级领导干部，到县电视台或县广播电台当一个记者算了”。
我是1993年4月经湖北省职称办公室评定的、有新闻记者职称的党员领导干部。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我能够说什么，说了又能怎么样呢？
我想能上能下，当个记者也未尝不可以的。主意已定，当时我已经不乎什么当不当什么官的，我只想要是能继续从事党的新闻的宣传工作就好，不当这个窝囊官也罢。这是我当时内心的真实心情。
我从事专业新闻工作以后，先后有1000多件新闻作品在〈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文汇报〉，〈科技日报〉，〈中国青年报〉，〈湖北日报〉，〈孝感日〉等100家主流新闻媒体上发表，有40多件新闻作品获好新闻奖。
我还是〈迈向新世纪的抉择〉，〈当代能人谱〉，〈云梦能人谱〉等4部专著的编委，是湖北省新闻摄影学会会员。
我还参加了原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委员李贵鲜，彭佩云，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贾志杰，蒋竹平等10多位中央和省委领导人视察云梦工作时的现场摄影师和新闻报道工作，因工作成绩出色多次受到上级新闻单位和宣传部门的表彰。
我还是人民日报社著名摄影记者王东先生的关门弟子。人民日报知名记者段存章在其著的《采写新闻的困惑和出路》一书中，对我的新闻业务水平有很高的评价。
所以我认真地向县委周副书记表态说：“我不要头上的那顶官帽了，不去党校当副校长那个官；我要求县委调我去县电视台，或去县人民广播电台，当个普通记者的的。”
我有从事新闻工作较过硬的业务功底，有堂堂正正做人的正气和底气，当时我向周副书记正式地为代表的县委组织提出我这个一点点的、小小要求时，尽管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民主权力，但这也确实是万般无奈中的无可奈何！
但是我的这点小小的要求，也被县委周金安副书记当场拒绝，化为成泡影。我不能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出力了，我的心灵感到遭受了不公正的残酷的打击，但也无力回天了。
这时，周金安书记又对我说：“调你去党校工是县委对你的重用。你去党校后，可以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此时我无话可说，我只能以高度的党性精神和理性的态度平静地对他们说：“请组织方心，我个人服从组织，三天之内保到任。”
此后的三天里，我吃不进一粒饭，喝不进一口水，睡不着一刻觉，从不抽烟的我，在那三天中抽了一条烟……
第三天后，县委常委、宣传部何部长叫司机送我去党校上班。我没有座她的专车，自己去党校了上班。
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有人抱屈地对我说，周副书记讲他们当时对我的听话表态感到惊讶，他们曾在一起笑着说，没有想到调杨欣波去党校工作是那样的简单事情……
看来在官场上，正直的党员干部有时真是百无一用，显得是那样的、十分的渺校
这样，我从挚爱的新闻工作岗位，以莫须有的所谓的“性格问题”（我以后要写专文：性格问题是什么）被迫降职到了县委党校工作，当了一名副挂职的校长（名列常务副校长这后的一个一般副科级岗位），也没有什么具体工作可做。
接下了的事情不必多说了。因没有事做，每天只有座在办公室看窗外的草青草黄，看花开花落，看春去冬来……
大部分的时间，我把自己一个关在办公室里，整天开始抽起低档烟卷（3-5元钱一包的烟），有时一天抽两三包。我一个人一在办公室里，一遍一遍反复通读毛选四卷达7次之多，毛选都读乱了散了。我还反复通读了《邓小平文逊，还广泛地学习了一批新闻、文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籍。我一边学习，一边仍然执着地做着重返新闻工作岗位的梦想。
但我从未进行所谓的上访申诉。我对党史还是有所了解的。我也不宵于官场上的这种东西，时时刻刻地总是严格遵守着，我那已经逝世多年父亲所嘱咐的“行得正，坐得稳；屈死不告状，饿死不偷盗”的、传了几代人的家训，以实际行动维护云梦的改革、发展和稳定。
尽管如此，我心里仍然总是做着重返新闻工作岗位的美梦，做着“宣传云梦、提高云梦知名度、促进云梦经济的发展、让云梦走向世界”的黄梁美梦……
看来《三国演义》中气死的周瑜是真实的事情。我在经过了3年的“被赋闲”惨淡的日子后，于2005年8月1日凌晨30分，我在家看完一本书后，在去卫生间洗澡时，突然觉得天旋地转，两眼发黑……
在我要摔在地上的时候，我凭本能用尽全身公有的一点点气力，牢牢地抓住了洗手间洗脸盆上的石板面，慢慢地座下来时，正好地上有一个小板橙；我坐了一会，还是坐不稳、要倒下去……
我用尽身上所有的一点点力气，用双手慢慢的撑着倒在了地上，睡在了水地上；也看不见什么东西，说不出话来。当晚爱人在上晚班，我一个人在厕所里的水地上躺了几个小时候后，我的眼睛才能重新看见一丝光光线，这时天已经大放光明了。
我说不出话来，不能喊人，只有用手一寸一寸地从卫生间向外面爬。我的身上好像没有一丝的力气。但我明白，女儿才高考，没有上大学，如果我死了她怎么办？
为了女儿，我用双手，一寸一寸地向外爬啊爬碍…好难爬碍…爬了几个小时，才爬到了卫生间门口。我闭着眼睛，等着爱人回家救我…..
8点多钟，爱人下班回家后，哭着把我拖进了房间的地上，她铺了地铺（我现在才如白她怕我死在床上老天不收我），让我躺着。她喂水，我呛着喝不进一滴；她只有不停地哽咽和哭泣……大约在当天9多钟后，我开始不停的打嗝……我的身体已经散了架……生命在一呼一吸之间残喘着……
我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躺在地铺上。我感到全身的发冷、全身好象散了一般、四肢没有一丁点的力气……时间怎么过的如此的慢碍…
中午一点多钟，老舅带着身强力壮的四个亲人，从外地匆匆地赶到我家救我来了。因为我的体重达有近80公斤，他们五人或背着、或抱着、或拉着、或扶着我的身体和四肢，慢慢地将我抬到车上，送我去县人民医院抢救…..
到了县人民医院住院部，为我治病的胡海涛先生指着我的歪着的脸说，这是典型的脑干梗阻。胡医生在安排在我吃了镇静药暂短地不打嗝后，拍脑部CT片以确定梗阻部位…….亲人们立即为我办理了住院手续，我的病危通知书立刻发了下来……
发烧，吐血，不停的流口水，要人不停地用卫生纸擦口中流出来的脏血、脏水，不然我就不能呼吸了，那样我将必死无疑…..
吞咽功能消失、每天打膈在20个小时左右、迷走神经痛、全身痛、不能睡觉……这是我当住院时的感受。
为了女儿，我默默地坚强地以超乎常人的意志力，忍受着这一切一切的痛苦…….每天早上，我盼望着医生来打吊针；每天晚上，我又盼望着不打吊针……时间过的真慢、真慢…..我一天天地在死亡线上挣扎着……
老舅按照农村抗旱放水的方法，在一个月内共安排内亲内侄们共8个人，实行黑白分班的办法无微不至尽心尽力地护理着我；亲人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守护着我招乎着我……天气是那样的炎热，我的生命状态极度的虚弱，尽管天气温度在39度以上，我也不能够不开空调。
他们只有打着赤膊，流着大汗精心地看护着护理着我，因为我此时产生了最危险的脑干并发症，发烧症肺部感染吐血……
在亲人们的全心全意的护理下，我终于挺过了16天后，病危解除。
在生大病的一个月的日日夜夜里，我躺在病床上，每天只有大大的睁着眼睛，在病床上不停地翻滚；一个月以后，因为吞咽功能消失，主治医生也没有办法，插着鼻管叫家人将我拖回家打针，叫我想办法恢复吞咽功能……不然的话，再过一个月后（从生病起也就是60天后）将再次进院，开喉开膛破肚，进行食管改道手术，安装人工喂食系统，腰上还要挂一粪袋排大便。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将生不如死。当时我想今后不要再连累家人了。我作好了自杀的准备：如果60天内我恢复不了吞咽功能，我就想办法死掉，不能连累家人……
人的求生本能的欲望，又使我在病榻上开动脑筋，认真地分析了人的吞咽功能的机理，根据自己人生的经历、阅历和知识经验，我在全面分析恢复吞咽功能的办法上动脑筋，想出了一切办法恢复吞咽功能的办法来。我以坚强的毅力，在一个月内，我自己在中国医学界，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恢复吞咽功能的办法，攻克了脑干梗阻不死后的吞咽功能恢复关。现已我个人所种独创的办法，写进了武大大学医学分院的经典教案里，成为经典，造福更多的脑干病人吞咽功能的恢复。我在我的小区里，成指导抢救了一个即将死去的病人，让其恢复了健康，这是后话。
躺在家里的床上，我自己对自己的生命存活概率算了一个帐，其机率是一注高额的中奖彩票的机率：发病原因，郁闷；发生率10万分之一；死亡率在99.9%以上；致残率在99.9%以上……是不是基本恢复的机率在1000万分之一？那可是二注500万元的高额彩票。
我活下来真不容易啊，是亲情和亲人们的无私的帮助，让我得重新活了过来。
为了重返社会，在生病后的一年多的时间内，我一个人在云梦县体育馆外面空旷的的云梦运动场上，整整走了一年多的时间。
我从走半个圈开始，不断增加，一个圈，二个圈，三个圈……十三个圈，不分春夏秋冬地走啊走碍…到年底我能走14圈了。我向体育馆的同志们打听，问一个圈有多长时？他们答日440米。哇噻，我能步行5公里路了，我好开心的……
我终于战胜了死亡，活了下来；身体总算能够撑着活下来。只是右眼有点小，左腿有点瘸，冬天怕冷，不能起床在地上行走了。不管怎么，活着就好。每天能够看到太阳出来，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觉真好……
大病真正地让我从“被迫赋闲”到真正的“因病真正的彻底的赋闲”起来，我想这也是过去在官场上的那些人所愿所想吧？
我现在只有认命了，在家当宅男，在家烧烧火，洗洗衣，做做饭，有时上上街帮家属买菜。省人民医院的教授曾告诉我，我的生命时间不会太长，也许5年之内要重新的复发，那时就没有治了……因为脑干是生命中枢，如果再次复发，将是不可逆转的死亡。
孔夫子说过：“未知死，焉知生？”我的心态很正常了，一切在天，天命不可违，如其等死，不如快快乐乐地活着。在近6年的因病在家真正的赋闲时光里，我学会了五笔打字和上网。
在我的老师、中国新闻摄影界的著名摄影家、中国上世纪新闻经典摄影作品《小平您好》作者、人民日报主任记者王东老师和人民日报另一位著名的、图文并重的高级记者徐建中老师的帮助下，去年4月26日，他们帮我在人民网开了博客，让我的时光容易打发起来。
经过1年多的不懈努力，我成为《人民网强国博客》的实力写手；特别是今年3月，我已经实现了网络写作的靓丽转身，成为《光明网》理论评论员。现在我已经天天能在《人民网强国博客》、《光明网》就国际国内的重大事情，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又恢复了点年轻时那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青春力量和勇气。是互联网，让我这个知识分子，在生活中找到了我心灵的精神家园和做人的尊严。
胡绵涛总书记说过：“互联网是当今社会思想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所以抓好网络宣传是当前一件关乎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事。现在，我能以做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一名党的网络宣传工作者而倍感骄傲和自豪！我要大声地向党和人民说，我要当好和谐社会的呐喊人、加油人、擂鼓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一个党员网络宣传工作者的全部力量，甚至生命民。
听医生说，因为脑干控制着人的心脏跳动、呼吸、血液循环和运动系统。生了我这种病的人一般下次再复发时，就没有命了。现在，生命对我已经十分的脆弱，这一点我十分清楚。我也清楚地知道，我的头顶上，高悬着一柄死亡之剑，随时会向我砍来……
所以，我要快乐地过好活着的美一天。享受爱情、亲情、友情的快乐。我的生命也许只有一天，两天，三天……也许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也许是一年、两年、三年……
因为死亡之剑一直高悬在我的头顶上，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来临。这正如小沈阳在春晚中说的一句话“这人啊，眼睛一闲一睁，一天就过去了；眼睛一睁一闭腿一伸，这一辈子就过去了”。
去年，我的脑干并发症已经产生，心口天天绞痛。现在天天靠吃来维持生命了。看来武大人民医院的教授说的是对的，上帝已经开始向我发出了请帖，也许今晚，也许明天，我的病若是再次复发后，将将是在说不出任何话的情况下，向这个美好的世界告别。
这就是天意命运，无可改变的天意和命运！但是，我现在早已是视死如归了。现在我的大脑还是十分的健全的。我也热望走出家里，能够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也许对于我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侈望了……
现在的世界是十分的势利，经过一次大病，两次赋闲，现在已经没有人给我打一个电话问我一声的好了。有一天在吃饭时，我对我爱人讲了个笑话，说家里连蚊蝇也不叮我咬我了。我现在是必须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的，学会从容面对。
我现在每天在家做完家务之余，看看书，看看报，上上网。尽管心灵感到十分的孤独，但也感到十分的快乐的，因为今天我还活着，活着多好啊！生活是那样的美好，我要坚强地活下去！
今天从人民网光明网上读到了国家支持个人兴办个体书店的政策，我自己也做起了开书店的美梦来。
我没有钱在云梦的大街上买一小门脸，开起并经营我钟爱的书店。但我在所住的小区里，有一个近20平方米的车库。我希望能得得到国家的扶持下，或者在好心的朋友们的帮助下，自己在那个不到20平方米的车库里，开起一个名叫“人民小书屋”或者是“光明小书屋”，对我这种天天面临死亡的人来说，那将是多好美好的事情。
我在想，要是有人肯帮助我，资助我在云梦最繁华的大街上，帮助我开起一个几平方米的“人民小书屋”或“光明小书屋”，经营人民日报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国家出版社的好书，那将是我无助人生的新的生命开始，因为我渴望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将自己的所学向青年人传授，哪怕是那么的一点点一点点的，那也将是我有生命之中的最大的幸福。
现在，我天天面临着死亡之神的邀请。我不怕死亡。我渴望有人帮助我资助，让我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实现我开个“人民”或“光明”名字的小小书屋的愿望。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将会幸福地死去。
我希望我在死亡后，去天堂里与父母相聚，与朋友们相逢，听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邓小平同志讲课，在天堂里做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在天堂里做好儿子，好朋友，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者……那将是我最美好的归宿。
我将在“为人类的幸福而写作”的理念中去天堂……
死亡之神天天高悬在我的眼前，也许我的“我有一个开书店的梦想”永远将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但我依然要执着地想下去。
我期待着在我生命存在的一天，有人能帮助我实现和圆这一个美丽的梦想。
我有一个开书店的梦想……（杨欣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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