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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忆唐山地震铁路抢修 总理华国锋让签军令状
2010-12-14 来源:人民网天津...
简要内容:“在唐山车站,一个工程处正在车站抢修线路,其中一个工程队的队长和书记见到我,汇报了情况后要求换一个抢修任务。”“回到北京,郭鲁同志找我说:‘运输情况极为不利,煤炭运输告急,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只有一天的煤了。
震后唐山火车站一片废墟。
纪念唐山大地震三十四周年———
河北省雄县人,1930年出生,1948年参加天津解放接管工作。1952年到天津路局工作,曾任股长、科长、地区党委书记。1962年被选调到铁道部政治部组织部工作,曾先后任干部部副部长、运输局长、铁道部党组成员、铁道部党组副书记、铁道部副部长等职。
7月28日“地震了,我们这儿都平了”
1976年7月27日的晚上,天气出奇的热,一丝风也没有。李新结束当天的工作,离开铁道部办公室回到家,其实已经是28日凌晨了。
这差不多是他那一段时间的常态。那些日子,铁道部的八位领导成员,只有李新在部机关。他记得,“当时万里同志、黎光同志住进了医院,邓存伦同志病休在家,刘建章同志时来时走,崔修范同志协助郭鲁同志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苏杰同志出差去了非洲,郭鲁同志一上班就对我说他有心脏病,要一边工作一边治病,那几天他去参加全国计划会议。”
“一段时间铁道部的领导班子就是这种状态,工作运转极不正常。地震前,部属各单位报来的待批文件积压了有一尺多厚,各省市及兄弟部委往来文件也积压了不少,我每天晚上专门处理一些急办的电报和文件。” 李新是位从基层干起的老铁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最困难那几年,他是北京铁路分局西直门铁路地区党委书记。1976年初中共中央组建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时,李新排在第三位,分工主管运输生产工作,西山党组会议决定由他兼任运输局长。
27日晚上,李新先出席了国务院欢迎一位非洲总统的宴会。结束后,又回到办公室处理了一些急办的文件,他到家时差不多是夜里2点多了。“那天特别的热,热得睡不了,我跟我老伴说:咱俩把这床抬抬,对着窗户。刚睡下不一会儿,就给震醒了——并不是说一晃我就知道是发生地震了,不是。因为在那之前开会的时候说过若干次,说要警惕京津唐张发生地震,所以我才能马上意识到是地震了。”
“我就赶紧骑上自行车去办公室,担心的就是哪里地震了?铁路受多大影响?什么状况?我很怕铁路运输乱了。因为周总理跟我说过多次——当然也不是开会作报告,是在平时的非正式场合。他说:李新同志,这个铁路运输问题,不要光看成是个运输。它的重要,是影响到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你有多大的牺牲,也得保持通车。总理这些话我是牢记在心的。”
3点多,李新到了调度台,从调度台得知京山、坨通两线线路中断了联系。这时,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赵文普同志给他打来电话,说唐山电务段的一个工人爬到电线杆上给铁路局打了个电话,说“地震了,我们这儿都平了”,电话里的声音很慌张。两方面的消息对上号了。
确信唐山地区发生了地震,李新首先想到的是北京站和北京南站这两个客车站,“尤其北京站的屋顶跨度相当大,如果掉下来得砸死多少人?当天值班的副局长是高绪进同志,我就叫上他跟我一块儿去了北京站。到北京站一看,大屋顶没下来。北京站的书记、站长汇报情况时说,一地震,在候车室里的旅客都跑到外面去了,东西没顾得拿,等再回来的时候就乱了,丢了不少东西。我说这好办,按照咱们铁路的规章制度,一律照赔。”
“我说,你们一定要坚守在岗位上,盯班到底。而且接发列车要正常,不要积压旅客,因为集中在车站里,再有地震,恐怕危险更大。我说的这些,他们做了记录。紧接着我们又去了永定门——那时就这两个客车站,那儿也有旅客丢东西了。”
“这时候国务院值班室打电话叫我立即去参加紧急会议。但我其实是先回到了铁道部,派工电局长郭修真同志、工业局副局长刘宝瑞同志,马上乘汽车到唐山灾区了解现场情况。这事办完了,我立刻去了中南海。当时,华国锋同志、李先念同志(因犯心脏病中途走了)等很多中央领导早已坐在那里了。见到我,他们立即就问铁路受灾情况,要求铁道部要在运输上确保沈阳发至唐山方向的军列安全畅通,并要抽调铁路职工迅速抢通京山、坨通两条线路,尽快通车。当时还说中央准备成立全国抗震救灾指挥部,要我留下来参加。我说我可参加不了,因为部机关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留在这儿,好多事不好弄了。他们同意了。我还请求铁道兵部分指战员支持铁道部抢修线路工程,领导同意后,立即指示总参副总长张才千同志负责组织落实。”
“开会的时候天还没亮呢。我记得非常清楚,正开着会,唐山的李玉林赶到了北京——就是媒体后来报道过多次的‘驰报中南海第一人’、开滦唐山矿工会副主席李玉林,他们开着矿上的一辆红色救护车一路找电话报信,都没打通,便直到北京,直接向中央汇报灾情。当时李玉林浑身又是泥又是水又是血,说话时的样子急得不行。我当时就在那儿呢。”
震后唐山火车站一片废墟。
纪念唐山大地震三十四周年———
河北省雄县人,1930年出生,1948年参加天津解放接管工作。1952年到天津路局工作,曾任股长、科长、地区党委书记。1962年被选调到铁道部政治部组织部工作,曾先后任干部部副部长、运输局长、铁道部党组成员、铁道部党组副书记、铁道部副部长等职。
7月28日“地震了,我们这儿都平了”
1976年7月27日的晚上,天气出奇的热,一丝风也没有。李新结束当天的工作,离开铁道部办公室回到家,其实已经是28日凌晨了。
这差不多是他那一段时间的常态。那些日子,铁道部的八位领导成员,只有李新在部机关。他记得,“当时万里同志、黎光同志住进了医院,邓存伦同志病休在家,刘建章同志时来时走,崔修范同志协助郭鲁同志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苏杰同志出差去了非洲,郭鲁同志一上班就对我说他有心脏病,要一边工作一边治病,那几天他去参加全国计划会议。”
“一段时间铁道部的领导班子就是这种状态,工作运转极不正常。地震前,部属各单位报来的待批文件积压了有一尺多厚,各省市及兄弟部委往来文件也积压了不少,我每天晚上专门处理一些急办的电报和文件。” 李新是位从基层干起的老铁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最困难那几年,他是北京铁路分局西直门铁路地区党委书记。1976年初中共中央组建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时,李新排在第三位,分工主管运输生产工作,西山党组会议决定由他兼任运输局长。
27日晚上,李新先出席了国务院欢迎一位非洲总统的宴会。结束后,又回到办公室处理了一些急办的文件,他到家时差不多是夜里2点多了。“那天特别的热,热得睡不了,我跟我老伴说:咱俩把这床抬抬,对着窗户。刚睡下不一会儿,就给震醒了——并不是说一晃我就知道是发生地震了,不是。因为在那之前开会的时候说过若干次,说要警惕京津唐张发生地震,所以我才能马上意识到是地震了。”
“我就赶紧骑上自行车去办公室,担心的就是哪里地震了?铁路受多大影响?什么状况?我很怕铁路运输乱了。因为周总理跟我说过多次——当然也不是开会作报告,是在平时的非正式场合。他说:李新同志,这个铁路运输问题,不要光看成是个运输。它的重要,是影响到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你有多大的牺牲,也得保持通车。总理这些话我是牢记在心的。”
3点多,李新到了调度台,从调度台得知京山、坨通两线线路中断了联系。这时,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赵文普同志给他打来电话,说唐山电务段的一个工人爬到电线杆上给铁路局打了个电话,说“地震了,我们这儿都平了”,电话里的声音很慌张。两方面的消息对上号了。
确信唐山地区发生了地震,李新首先想到的是北京站和北京南站这两个客车站,“尤其北京站的屋顶跨度相当大,如果掉下来得砸死多少人?当天值班的副局长是高绪进同志,我就叫上他跟我一块儿去了北京站。到北京站一看,大屋顶没下来。北京站的书记、站长汇报情况时说,一地震,在候车室里的旅客都跑到外面去了,东西没顾得拿,等再回来的时候就乱了,丢了不少东西。我说这好办,按照咱们铁路的规章制度,一律照赔。”
“我说,你们一定要坚守在岗位上,盯班到底。而且接发列车要正常,不要积压旅客,因为集中在车站里,再有地震,恐怕危险更大。我说的这些,他们做了记录。紧接着我们又去了永定门——那时就这两个客车站,那儿也有旅客丢东西了。”
“这时候国务院值班室打电话叫我立即去参加紧急会议。但我其实是先回到了铁道部,派工电局长郭修真同志、工业局副局长刘宝瑞同志,马上乘汽车到唐山灾区了解现场情况。这事办完了,我立刻去了中南海。当时,华国锋同志、李先念同志(因犯心脏病中途走了)等很多中央领导早已坐在那里了。见到我,他们立即就问铁路受灾情况,要求铁道部要在运输上确保沈阳发至唐山方向的军列安全畅通,并要抽调铁路职工迅速抢通京山、坨通两条线路,尽快通车。当时还说中央准备成立全国抗震救灾指挥部,要我留下来参加。我说我可参加不了,因为部机关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留在这儿,好多事不好弄了。他们同意了。我还请求铁道兵部分指战员支持铁道部抢修线路工程,领导同意后,立即指示总参副总长张才千同志负责组织落实。”
“开会的时候天还没亮呢。我记得非常清楚,正开着会,唐山的李玉林赶到了北京——就是媒体后来报道过多次的‘驰报中南海第一人’、开滦唐山矿工会副主席李玉林,他们开着矿上的一辆红色救护车一路找电话报信,都没打通,便直到北京,直接向中央汇报灾情。当时李玉林浑身又是泥又是水又是血,说话时的样子急得不行。我当时就在那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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