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震后损失日益成为地震研究主流

　　东莞时报李四光中科院广州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李平日

　　10月24日，河南周口发生4.7级地震；25日，印尼发生7.5级地震。

　　相对于汶川地震和青海玉树地震来说，这些地震并不足以引起恐慌，但公众对地震预报的呼声，就像迷茫的人想预知灾祸一样再次高涨。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地震可以预测”的观点再次在网络上被疯传。

　　东莞时报记者发现，大地震过后必然有一轮地震是否可以预报之争。一方面是公众对地震预报的强烈愿望，一方面是地震预报理论的突破无门，地震预报一直陷入尴尬的境地，从事地震预报的专业人员也如履薄冰，地震发生之时，成为公众泄愤的对象。

　　与此同时，由于地震预报不准，减少地震后损失已日益成为研究主流。

　　李四光预言真相

　　李四光指出过4个危险的地震带，但并未具体到哪个城市

　　传言中称，李四光生前预言了“四大地震”，有三个已经发生了，分别是唐山、汶川和玉树地震，而关于最后一个在哪里，传言分为几个不同的版本，有人说在福建，有人说在山东，还有人说在安徽……

　　对此，湖北地质科学研究所教授级高工谭秋明说：“这是谣传，李四光曾对中国几个大地震带的地震危险性进行过预测，但没有预测过‘四大地震’，以当时水平，也不可能能预测汶川和玉树地震。”

　　“地震带的预测就有，关于大地震的预测没有。”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李平日对本报记者说，李先生的推测已经40年了，不能奉为圣旨。

　　作为李四光的老部下之一，黄相宁曾专门撰文总结了李四光的地震预测经验，“李四光在他创立的地质力学结构系统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地震地质的研究，从而演义了他的中长期地震猜测故事。”

　　据黄相宁回忆，1965年1月19日，李四光在与地质力学所参加西南地震地质工作同道的谈话中，提出了做地震地质工作的几个步骤。所有步骤做完后，李四光认为“有可能进一步推测今后地震发展趋势”。

　　1966年河北省邢台市7.2级大震后，李四光便应用了自己总结的方法。一次会议上，他提出：邢台地震之后要密切留意河北河间、沧州一带地震危险性。

　　果然，1967年发生在河北河间大城的6.3级地震印证了这个地质力学专家的预测。

　　其后，他又派地质大队去山东建立压磁地应力站，听完汇报数据后，又立刻改派他们到郯庐断裂带压磁地应力站，“这个断裂带要出题目”。

　　黄相宁和同事们并不理解李四光的考虑，只好托李四光唯一的外孙女周宗平去问，为什么邢台震后他提出要留意河间沧州，河间震后又立即提出要留意郯庐断裂带？具体是怎么分析断定的？

　　“让他们看我的书(指《地质力学概论》)，都写在书里了。”李四光让外孙女转告黄相宁他们。

　　实际上，大自然也将答案告诉了这些地质工作者。1975年，海城7.3级地震就发生在郯庐断裂带东北延伸部位上。

　　不过，这次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成功预报的地震，却似乎被认为与李四光关联不大。1975年1月下旬，辽宁省地震部门和国家地震局都认为辽宁南部可能孕育着一次较大地震。2月4日10时30分，辽宁省政府根据省地震办公室比较明确的预报意见，向全省发出电话通知，并发布临震预报。

　　9个小时后，海城发出7.3级的怒吼。然而，黄相宁还是认为李四光的水平最高，“这是迄今为止我见到世界上最高程度的地震中、长期猜测。”

　　1970年，黄相宁把和同事们一起编制的中国运动性结构系统、结构带上中国地震危险区透明图向李四光汇报时，李就问了一些处所：“道孚在哪？彝良在哪？武都在哪？武威在哪？门源在哪？峨山在哪？”

　　1974年，“彝良”这个地名被黄相宁再次想起，那时，他们全室科员正在分析云南7.1级地震的震中在哪。当时，黄相宁就说震中在彝良，结果震中果然离彝良很近，只100公里。大家问他：“你怎么分析到这次地震在彝良？”黄相宁就说：“炉霍地震产生在炉霍运动性断裂带上，它往东南延伸就到了彝良大关一带，而彝良正是1970年汇报时李四光问的第二个地名。”

　　“从此我们便明白了李四光问的地名就是他心中近期可能产生强震的危险地点。”黄相宁说。

　　而李四光确实指出过4个危险的地震带，只不过那些地震带，其实并未具体到哪个城市。李四光想象不到，他的预测日后却被逐渐传成现在的版本。

　　地震预报的疯狂与没落

　　1975年辽宁海城7.3级大震被预测到，人们兴奋备至，以为找到了地震预测的方法论，然而，唐山大地震彻底击溃了地震预报激情

　　中国地震预报在1966年邢台地震中被中央领导强调，于1975年海城地震中到达乐观顶峰，一年后在唐山大地震中遭受重创，而后恢复元气时，再遇汶川地震。

　　1966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邢台大地震，8000余人丧生，3.8万余人受伤。

　　邢台地震过后，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有一位老人跟其时的总理周恩来说，“出现这么大的灾害，能不能在震前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呢？”显然，这话彻底触动了总理心底最柔弱的点。同样，总理后来说的话，也让多位学者以死相赴。比如，一生成也地震，败也地震的中国地震预报的一号人物梅世蓉，就在地震预报领域整整奋斗了四十余年。

　　“总理召集地震系统的人开会，总理说一定要搞出预报，好多人表态，不搞出预报死不瞑目。”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绍燮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回忆说。

　　没有最疯狂，只有更疯狂，这或许是对那个年代热衷搞地震预测的最合适的描述。

　　据《南方周末》报道，1966年，正是“文革”开始的日子，这一年开始中国进入为期十年的强震活跃期。越来越多的学者无法研究本学科，地震研究却颇有“显学”之态。包括地质学家李四光，气象学家竺可桢，石油系统的权威翁文波等都被抽调来搞地震。历史学家们也不示弱，用找寻历史地震的方式进行研究。

　　随后，国家地震局于1971年8月正式成立。而仅仅4年之后，1975年的辽宁海城7.3级大震把中国地震预测推向了世界。

　　辽宁海城大震前，地震局根据“地震前会出现大量小震，而且小震活动遵循‘密集--平静--爆发大震’的规律”成功预测。

　　如此，这也让执政者对地震预测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家都觉得地震可以预报了，包括李四光等人都很乐观。”许绍燮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政治领袖也激动起来，提出了要做到24小时前报出5级以上地震的要求。”

　　同样，辽宁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测，也把此前默默无闻，包括梅世蓉在内的4个人推到了舞台的前沿，他们在全国各地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

　　《南方周末》报道，1976年2月，梅世蓉等4人参加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减轻地震灾害国际讨论会”。中国科学家讲述了海城地震预报经验。“我们都成了明星了，”梅说。”梅世蓉说。

　　成功就像病毒一样传播，人们都想复制。人员混杂，花样百出。比如观察岩石的形变、地电、地磁、水位等。高层呼吁要“群测群防”，“专群结合，土洋结合”。比如土地电、土地磁等等，有的将电极插在大树上，接个电流表，观测电流变化，称其为“植物电”……

　　不过，这些方法被气象学家竺可桢批评“是要被人传为笑话的，仅凭这些，真能预报地震？如果可以，还要科学干什么。”

　　然而，这种理性的声音最终淹没在疯狂的行动中。直到唐山大地震，才猛如被浇了一盆冷水，让他们如梦初醒。

　　是年，唐山大地震造成24万人丧生。不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距离唐山115公里的青龙县，由于实现了地震预防，全县直接死于地震灾害的只有1人。青龙在震中损坏房屋18万间，其中倒塌7300多间。

　　《21世纪经济报道》称，唐山大地震20周年前夕，联合国官员科尔博士到青龙实地考察，用“奇迹”一词来形容青龙防震减灾的成功经验。

　　从此，地震预报工作开始没落。

　　《南方周末》记者马昌博在报道中坦承，要说地震学者对唐山大地震全无察觉，却不符合事实。但虽有中长期预测，学者们甚至跟踪数年，但具体何时发生，就无人知晓了。与此前总结的不同，唐山大地震前没有小震，地震学家们震惊地发现海城经验在此毫无用处。

　　但公众对地震局的愤怒已无可避免：不是地震可以预报吗？唐山大地震前为何不打招呼？这或许跟海城地震后，国家大肆宣传可以预测地震有一定的关系。“地震可以预测已经深入人心。”一位观察者在接受《东莞时报》采访时说。

　　地震难测，把房子盖结实些

　　既然预测不了地震，那就提高基础设施的安全等级来减少地震损害吧

　　2008年，美国地质调查局就曾表示：人类不能够预报地震。

　　他们的理由是：无论是美国地质调查局还是加州理工学院或者任何其他科学家都没有预报过一次大地震。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不知道如何预报，并且也不打算知道。

　　面对“喜怒无常”的地球，美国地质调查局也不打算过多纠缠于预测，而是将工作的重心转向“致力于通过提高基础设施的安全等级来长期减弱地震的危害性，而不是把精力放在研究短期预报”。

　　如今，中国的地震学界有主流与非主流的分野。非主流的地震研究者坚持认为地震可以预报。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退休专家耿庆国被称预报了这次地震。据称他之前也预报了唐山大地震。耿庆国被认为是地震研究的“非主流学者”，非主流学者总是认为主流学者对他们的打压历来就有。

　　对此，一位中国地震局的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说，“凡是发生地震以后都说他预报准了，甚至全球大地震、水灾、雪灾等等灾害，都是他们预报了，你每隔两天就预报一个地震，不用百八十个，你就报10个，碰上一个你就说，你看我报准了，你怎么不听我的？我怎么听你的，我要是政府我怎么听你的？”

　　地震学界的主流与非主流之争未有定论之时，对于减震防震的呼声越来越高。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鋐表示，具有中国特色的“群测群防”地震预报工作目前已趋于减弱、消失，这是地震预报工作的很大损失，他建议恢复“群测群防”地震预报工作，全面增强公民对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心理承受力。

　　地震高发地区日本有很多“公共安全馆”，日本的民众几乎都通过模拟多次亲身体验过，体验过地震是怎么回事，所以当大地震来临时，往往能够较冷静地应对，及时展开自救互救。

　　一些地震专家则建议，对于地震宣传，发放小册子，请一些专家去办讲座，做演习，可以形成一种常态，建立制度，让防震演习像一种“课程”那样认真实施，可以半年一次，在学校、工厂、工地、社区甚至各单位。

　　对话中科院广州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李平日

　　防震可以，预报现在办不到

　　东莞时报：24日河南周口发生了4.7级的地震，关于李四光曾经预测中国有四大地震带的一些说法，在网上广泛传播，有很多人关心地震到底是否可以预测？

　　李平日：李四光我们很尊重。但他的预测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现在不好说了。

　　第一，地震一直到现在为止，地震究竟如何发生的机制、原理都没有搞清楚，所以现在叫预估都不能叫预测。估算不能算那么准。

　　第二，地震带都有不断发展的问题。60年代后期发生了邢台地震，周总理请李四光主持工作，李先生就根据当时邢台地震的情况作一些预估。周口地震是一个小震，以前对地震也没有很准确的预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中国是个多震区。严格来说，天天都在地震，如果你去地震台问，每个小时都有地震，只是烈度、震级很小不用管它就是了。我们尊重李先生的预估，但不能以此为据。

　　东莞时报：为什么不能以此为据？

　　李平日：因为李先生的预估已经40年了。科技界、地震界发展很快，很多仪器、理论都有新的出现。他是个地质学家，严格来讲他不是地震专家，他创建的是地质力学，他原来学物理。他所讲的地震也是从地质力学的角度去分析探索的。现在国土资源部，也不怎么用地质力学的部分了。以前，地震的报告都用地质力学的很多观点来解决很多事情。为什么呢？李先生当年创建这个地质力学也不一定都妥当。所以现在都不用了。李先生当年的推测也不能奉为圣旨。我尊重他40年前的预见，但预见不等于真理。

　　东莞时报：李四光先生是否说过，60年后会发生四次大地震？

　　李平日：我没听说过，四个地震带是有的，大地震没什么文字根据吧。他也是从地质构造的角度去分析的。

　　东莞时报：那么，目前来看，对地震的预估是可控的吗，还是完全不可控制的？

　　李平日：我认为，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国家，一个人说，地震能够预测。所有，都是各种原因碰上了，就说差不多。海城地震是预估成功的例子，这个例子依据现在也说不清楚。我们不能要求世界上的地震预估一定成功。

　　东莞时报：有人说，周口地震之后，可能会有大地震在后面，您怎么看？

　　李平日：我认为不必要恐慌，我们国家地震局，有好多专门人员去做专门预估。他们都不敢说预测，预测是大概的时间、地点、震级，现在这三个问题都提不出来。

　　从地表到地心，有几千公里。我们现在研究根本达不到。打个钻孔几千米了不起了。几千公里是无能为力的。地核附近是熔岩，火山的岩浆一样的，进不去。现在连天气预报谁都不肯说，一个季度的天气能够预报得准。现在气象学界季度预估只有20%的可靠性。地壳有6000多公里。

　　我们哪能够准确说什么地方发生多少级的地震，不管哪位大科学家都没有这种能力。也不能强求于古人也不能强求现在的科学家。我们也不要惊慌，我们在防震方面做工作是对的。不是有人研究出来在建筑物底下搞一个防震垫吗？防震可以，提前预报现在办不到。

　　东莞时报：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在地震预估的技术方面有什么提高吗？

　　李平日：这个不敢随便评价。从理论上，到底怎么发生地震的，现在还是众说纷纭，没有确定的看法。地壳几千公里，我们探索的也是很表皮的东西，深度的地方我们不了解，不了解就不能说了。所以，进展只能说是，经验多了好多，防范地震方法探索的方法也比较多，预报方面还没有突破，突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