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融合的又一高峰

　　（新疆日报网）七月，正是夏日流火的时节，但7月19日、20日两天，天气却分外凉爽。由《新疆通史》编委会主办的“元明时期的新疆”学术研讨会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举行。

　　来自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暨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及疆内研究元明史的专家学者40多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这是自2005年1月《新疆通史》工程启动以来，由《新疆通史》编委会围绕通史各卷的编撰组织召开的第七次学术研讨会。这期间，已相继召开了史前、两汉、魏晋南北朝、屯垦、清代、历史上的新疆与中亚研讨会。

　　   是学术任务，更是重大的政治任务

　　通史编委会主任吴敦夫在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辞并概括介绍了《新疆通史》包括主体、基储辅助工程等项目的进展情况。吴敦夫肯定了数次研讨会所取得的成果，已陆续召开的各卷的研讨会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新疆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使新疆史学出现了崭新局面。他说，元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成吉思汗将其势力由漠北一直扩展到中亚，结束了长期以来西域分裂纷争割据的状态，所以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自治区规划办主任高兴发言说，《新疆通史》的编撰已经历了七个年头，它是新疆社科领域的一个重大项目，全国规划办、中宣部等都对其寄予了厚望。100多项基储辅助工程，这在国家规划办立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是一个学术任务，更是重大的政治任务。这次有关元明卷的研讨会是通史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南开大学教授、元明史专家李治安代表学者在开幕式上发言。他说，历史上有四个非常时期，对新疆成为中华民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特殊意义，这四个非常时期即是汉代、唐代、元代和清代。过去我们做研究，很喜欢也很习惯按断代来研究历史，其实有时候需要打通朝代来研究，这次《新疆通史》元明卷的研讨会第一次打通朝代，将元和明放在一起来研讨，很有意义，而且元明时期是奠定新疆民族、宗教、各方文化的重要时期，放在一起研讨也很有必要……

　　   元朝经营西北与维护国家安全

　　西北地区在蒙元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蒙古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成吉思汗降服了畏兀儿，西征归来，他即把战略重点放到西北。

　　开幕式结束后进行的专家学者自由发言阶段，来自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的陈广恩教授就“元朝经营西北与维护国家安全”话题和与会者进行了积极交流。

　　成吉思汗攻灭西夏，计划经夏迂回灭金、灭宋，统一全国。没想到在灭夏战争中病死，其子（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后按照他死前制定的战略战术，由西北东进，假道宋朝，联宋灭金。其孙忽必烈（四子托雷之子）灭宋，也是以“据要重以控西北南三陲”的关中地区作为西北、西南用兵的“大本营”，最终南下四川，沿江东进，攻灭南宋。统一全国后，元朝的国防压力主要是来自西北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后王的军事进攻，双方在今天的新疆地区展开了长久的拉锯战。因此，整个蒙元时期，元朝为了完成国家统一和维护边疆安全与稳定，对西北地区的经营可谓煞费苦心。

　　元朝经营西北的战略核心，是围绕着国家统一和边疆安全及稳定进行的。元朝初期，主要依靠分封亲王出镇西北，统摄西部军事，同时安抚笼络地方世侯，以完成国家统一战略目标。国家统一之后，元廷主要通过行盛行台、行枢密院等派驻机构加强中央政府对西北的直接控制。“元之叛藩与国始终”，在元朝经营西北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皇权和藩权之间的较量和角逐。

　　陈广恩教授从西北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连接东西方的纽带，西北地区各民族的迁徙对流,多种宗教并存等因素阐述了元朝对西北地区的经营为何与其他地区不同。

　　《蒙古草原传统之移入及其转型——基于对诸蒙古汗国制度比较的一个考察》——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邱轶皓则视野开阔地横向比较了当时的金帐汗国、伊利汗国和元代的制度中，有四位与怯薛(蒙古汗国原有的一种官制）集团有关，并代表了部落组织与游牧政治传统的“核心官员”掌握军队与国际核心权力的特殊制度。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区分出元代中枢机构两种不同身份的官僚类型，他们分别由来自游牧国家的军事组织蒙古重臣和吸收自定居社会的技术官僚组成。虽然在统一部门共事，但他们却代表了截然不同的权力基础与政治角色。

　　   各民族交流融合的又一高峰

　　元朝是我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统一的中央王朝，元代蒙古族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受其吸引和倚重的西域各族知识分子也在元代的兴衰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蒙古族历史上第一个认识到知识分子重要性的人物是雄才大略的成吉思汗。他曾亲自制定选贤任能的标准：“智勇兼备者，使之典兵；活泼趫捷者，使之守辎重；愚纯之人则付之以鞭，使之看守牲畜。”鉴于当时蒙古地区文化尚较落后，自身拥有人才数量有限，对域外事物的认识水平和判断能力不够成熟，成吉思汗采取引进人才的政策，在征战中广泛召集知识分子，即便对于耶律楚材这些异族知识分子，也不分畛域，一视同仁。

　　琼州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袁澍教授就此论述了《元代兴衰与西域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在成吉思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用人政策下，蒙古汗国网罗收附西域人、西夏人、契丹人、突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斡罗思人、东罗马人等不同种族、不同阶层的各种贤能之士，云集于成吉思汗麾下，一时形成猛将如云、谋士如雨的态势，成吉思汗率领其攻城掠地，所向披靡，取得了累累战果。袁澍教授列举了对维吾尔文字在蒙古汗国推广立下功劳并教成吉思汗推行先进的印章政令制度的塔塔统阿，力促忽必烈坚定自己的政治主张、攫取汗位并帮其挫败军事叛乱的廉希宪，建议忽必烈设置“集贤馆”、国子学、改善元朝官吏知识结构的阿鲁浑萨里，以及著名维吾尔诗人、散曲作家贯云石等人的例子，说明了元代是西域知识分子人才辈出、争奇斗艳的高峰时代，而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嫁接，则结出了一批带有浓馥西北民族气息的新鲜、质朴的硕果。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有力地推动了西域人才的成长。

　　历史从来不是单一、孤立存在的，归附元朝的维吾尔名臣蒙速思、廉希宪、贯云石去世后，先后葬于元大都西畿的高粱河畔，后来随着高粱河畔的畏兀儿家族陵园的不断扩大，“在散处近郊的田野里大批坟地上形成了一些小的居民点”，来自西域绿洲的畏兀儿人，向来有聚族而居的传统，从而导致了依高粱河水道和畏兀儿大族世袭陵墓为空间基础的畏兀儿人在大都的定居点——畏兀村的逐渐形成。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罗贤佑先生从元大都的营建及其繁盛考述了“元大都畏兀儿人的聚落”，罗先生用丰富、翔实的史实、史料，说明了今天位于北京海淀区的魏公村，就是当年的“畏兀村”。

　　前来参会的我国元明史研究专家、南京大学的刘迎胜教授说我们或从民族母体研究该民族，或从离开民族主体的部分来研究该民族，罗先生考察民族史的角度正从后者，非常有意义。

　　在明史研究方面颇有成就的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的施新荣教授和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的马建春先生不约而同地关注到明代入附内迁的西域人，施教授关注得更具体：《明代吐鲁番与中原之人员往来及经济交往》。

　　马建春先生认为，明初，因北部蒙古频频进犯，中央政府无暇西顾，西域许多地区“各自割据，不相统属”，致使明代西域地区处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状态。由此，大量的西域回回人、畏兀儿人、哈剌灰人、蒙古人等，通过入贡、互市、避祸等名目入居关内。他们或携家带口，或率其部属，自愿投附明朝，遂形成明代西域人入附内地的浪潮。进入中原后，随着政治、经济形态和自然环境的改变，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改变，许多人乃以军士、官吏、农民、学者、商人等职业身份，生活于明代社会中。

　　施教授则认为，不论是战或和，吐鲁番盆地的官民与中原地区的贡赐贸易关系及人员往来仍然十分频繁，有数量可观的来自吐鲁番盆地的“回回”，常年居住在丝绸之路上的肃州、甘州，或在京师从事收益丰厚的商贸活动。这些贡赐贸易活动及人员交往，加强了明代吐鲁番盆地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政治联系，对吐鲁番与中原地区的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元代宗教信仰的多元与自由

　　与成吉思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用人政策相一致，成吉思汗在宗教自由、信仰多元、吸收异族文化方面也持有一种包容、理解的态度。他自己信仰萨满教，不仅容忍景教的存在，而且对其他宗教同样予以尊重。直到1368年元亡为止，蒙古汗廷对佛教、道教、景教、伊斯兰教等都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各种宗教都可以自由传教，因此，在蒙古民族的历史上，各种宗教相互交叉，各民族文化相互冲击、融合，构成了蒙古宗教的多元化奇观。

　　忽必烈信奉的是佛教，元朝皇室信奉的是西藏传入的喇嘛教。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后，蒙古汗廷中的许多后妃、贵戚、将相、大臣等皆为虔诚的聂思脱里教徒（景教徒），成吉思汗第四子托雷的嫡妻、忽必烈的母亲唆鲁合贴尼就是景教徒。

　　本次研讨会涉及宗教内容的论题有两个，一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杨富学研究员的《蒙古豳王家族与河西西域佛教》；另一个是新疆师范大学牛汝极教授的《元代中亚七河地区的景教徒》。

　　据杨富学研究员介绍，豳王家族为元代诸王之一，始祖为察合台系的出伯、合班兄弟，形成于14世纪初期，包括豳王、肃王、西宁王和武威西宁王，分别驻牧于酒泉、瓜州、敦煌和哈密。豳王家族虔信佛教，但史书却了无记载。杨富学先生说，幸赖敦煌、酒泉等地发现的各种文献，依稀可以考见豳王家族事佛活动之一斑。从文献中可以看到，豳王家族不仅对西域至敦煌间的佛教活动进行保护，而且常以供养人的身份出资修建佛寺、修缮洞窟、塑造佛像、抄写佛经，尤其是对酒泉文殊山石窟、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等多处石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受其影响，西域至敦煌间的佛教在当时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使河西石窟的营建活动在元末渐趋高涨，莫高窟、榆林窟现存的14处元代洞窟大都为元朝晚期所遗存。

　　牛汝极教授则介绍了元代中亚七河地区有关景教徒的部分信息。1885年左右，中亚七河流域发现了大量的景教徒墓葬，墓葬时间大约在1200年—1344年之间，墓碑文字有叙利亚文，有突厥语文字，俄罗斯学者对其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据碑文记载，不少景教徒死于鼠疫，也有因伊斯兰教的兴起，死于与穆斯林教徒的冲突……

　　来自新疆社科院历史所的贾丛江研究员关于“金山的名称”的辨析，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特聘教授张志尧的《蒙元时期阿勒泰的驿道及其源流》从地理交通的角度对阿勒泰山的称谓、蒙元时期阿勒泰的驿道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新疆社科院历史所的副研究员吐娜则依据丰富的史料，详细论述了哈萨克汗国大玉兹境内的兀孙、都拉特（朵豁拉惕）、札喇亦儿、弘吉剌惕等蒙古部落的历史及其人数，说明西迁的蒙古诸部是近现代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之一。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学者专家们积极踊跃地阐述着自己的观点，研讨会现场气氛活跃。

　　7月20日下午，刘迎胜、陈得芝、李治安、罗贤佑四位专家学者对《新疆通史》元明卷的试写稿进行了认真评议，对该卷主编田卫疆研究员的工作给予了好评。

　　我区知名学者、《新疆通史》编委会专职副主任苗普生先生从五个方面总结了本次研讨会的特点——元明时期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新疆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南北疆的纷争割据结束，东西交通的拓展，文化的融合为奠定我们今天的版图创造了条件；元明时期新疆的民族迁徙呈现出新的特点，该时期由西域徙往内地的人明显增多；元明时期，由于成吉思汗采取开放多元的政策，各种宗教在此时期并生发展；元明时期，各民族文化在此相互交融、影响；蒙元时期的历史资料比较丰富，编撰通史时可很好地借鉴。

　　原新疆兵团副政委、《新疆通史》编委会副主任王崇久作了闭幕式发言。他说，专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相信会对元明时期的重大史实的认识有进一步的澄明，会对元明时期的历史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