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站 道不尽的历史往事

　　

　　

　　苏州烟雨里的郁达夫

　　1923年9月3日，是一天清秋的好天气。天上没有太阳，几块淡青的空处，和西洋女子的碧眼一般，在白云浮荡的中间，向地上的人们密送秋波。早晨，郁达夫刚刚起床，他的同乡、一个姓沈的朋友到寓所来说："今天我要上苏州去。"于是，27岁的郁达夫就和朋友一起来到上海北站，买了两张9点40分的三等车的车票，车厢里旅客都坐满了，没有空位，两个年轻人边聊着摇晃着往苏州去。

　　这时的郁达夫虽然物质上异常贫困，但精神上是富有的。从日本回来的两年之内，他出版了《沉沦》和《春风沉醉的晚上》两本小说，这是郁达夫的颠峰时代，正是这两部作品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当时，一般人，甚至作者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一个把严肃文学写成畅销书的作家，站在摇晃的三等车厢里，看上去有些窘迫有些落魄。

　　当时，苏州因为紧靠上海，和外界的联系比较频繁，关于创造社主将郁达夫的这两本书，苏州的女孩子们早就有所耳闻，可惜还没有嗅觉敏锐的书商把书弄到苏州来卖。当时，杨绛还是个扎着小辫子，身穿藏青和白色相间校服的振华女子中学的学生，但也懂得为《沉沦》辗转反侧、泪湿衣襟了。周末的上午，苏州火车站满是年轻人的身影，那些东吴大学的男女同学结了伴坐火车到上海去，就为了买一本郁达夫的小说。不仅是苏州，镇江、无锡、嘉兴都有年轻人特地赶到上海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南里的泰东书局来买郁达夫的书。泰东书局曾将《沉沦》接连出了十余版，出版数量达三万余册，这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可观的现象。

　　如果苏州女孩子们知道心目中了不起的大作家来了，不知道怎样欣喜若狂呢。可惜，郁达夫的苏州之行是那样波澜不惊。同一车厢倒是有几个女孩子，郁达夫首先是被她们那银铃般的笑声吸引的，远远地看去，她们个个都是阳光少女，不仅明眸皓齿、花容月貌，而且毫无做作之态，时而窃窃私语，时而放声大笑。她们身上的香气随空气飘来，让郁达夫心荡神驰。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就有点杀风景了，那几个女孩子为了赶时髦，说话中夹带着一些英语单词，这让敏感又自尊的郁达夫非常不爽。本来，郁达夫还在心中把那几个女孩子称作"仙侣"，但是现在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她们当作神仙的眷属来看了。她们故意想出风头而用的英文的谈话，伤了郁达夫的自尊。他觉得，世界上的人类，抱着功利主义，受利欲的催眠最深的，没有过于英美民族的了，所以他非常抵触英语。尽管作为语言天才，英语是郁达夫学得第二好的外语(在如本待了10年，日语当然最好)。

　　火车过了阳澄湖，苏州就不远了。等看得见苏州城内的北寺塔的时候，几位女学生，也停住了她们的黄金色的英语，说了几句中国话："苏州到了！"她们操的并不是柔媚的苏州音，大约是南京的学生吧？也许是上北京去的。郁达夫知道了她们不能在苏州火车站下车，心里微微有些失望。

　　郁达夫和朋友下了火车，踏上了苏州火车站月台。出站口在主站屋的西侧，二人望了望站房大楼，觉得高大气派，建筑规模仅次于上海北站。出站口外，是一个开阔的广场，广场前是一条广场许多穿长衫的人，路的两旁停着的黄包车，马车，车夫和驴马，都在灰色的空气里混战。跑来跑去的人的叫唤，一个钱两个钱的争执，萧条的道旁的杨柳，黄黄的马路，和在远处看得出来的一道长而且矮的土墙。苏州火车站给了郁达夫最初的印象。

　　这是郁达夫的脚第一次踏上苏州的土地。在火车站前，郁达夫忽然有些迷茫，他觉得这一回来，本来是随人热闹，偶尔发作的一种变态旅行，既无作用，又无目的的，所以马夫问他"上哪里去"的时候，郁达夫想了半天，竟回答了一句令人忍俊不禁的话："到苏州去！"幸好郁达夫的朋友是深于世故的人，看了我不知所措的样子，就不慌不忙地问马车夫说："到葑门去多少钱？"葑门在苏州东南方向，离开火车站大约6公里。

　　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了他们住在严衙前的朋友。今天，我们可以证明，那个50来岁的马车夫是个奸商，他将郁达夫二人拉到苏州城外东南方向的觅渡桥，然后郁达夫二人下来往回走了大概2公里，才来到东吴大学校门外的严衙前。

　　第一次来苏州的郁达夫，对这个古城印象不错。他觉得苏州城是一个浪漫的古都，街上的石块，和人家的建筑，处处的环桥河水和狭小的街衢，没有一件不在那里夸示过去的中国民族的悠悠的态度。他说这种美，没有比"颓废美"的三字更适当的了。

　　没有人知道，郁达夫在微雨中漫步在东吴大学门前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他那些狂热的"粉丝"。两个镜头可以证实郁达夫的影响力，一是他们去拜访的施君，一见面就对郁达夫说："原来就是郁君么？难得难得，你做的那篇……，我已经拜读了，失意人谁能不同声一哭！" 另一个镜头是玄妙观门口的一家书馆里，有一位很年轻的学生在那里买郁达夫和朋友共编的杂志。这个初秋的一天是那样平常，稍不留心就会湮灭在历史长河中，幸运的是，这个颠峰时刻被作家用自己的笔记录下来，尽管后来要到北京大学任教，文章没有写完，但是80多年过去了，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郁达夫那敏感又热忱的心的跳动。即使温饱都都无法保障，但心中时时想着祖国的尊严。这样的情怀依然深深打动我们。

　　周作人的苏州心情

　　周作人来苏州，则是另外一种心情。

　　周作人是1943年的春天来到苏州火车站的。当时，他的身份是一个闲人。一个多月之前，他刚从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督督办的职位上被解职。华北政务委员会是1940年3月成立的伪政权，该委员会在汪伪政权中享有极高的自治权，除对外关系外，在内政各方面不受汪伪政府统制，是由日本实际控制的一个傀儡政权。

　　对周作人来说，1943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年的2月8日，汪伪国民政府批准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全体委员的辞呈，于是周作人就从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位置上下来了，结束了两年零一个月的"督办"生涯。周作人的这次离任，并不是自愿的，而是被炒鱿鱼的。对于"督办"的官位，周作人是很留恋的，当上头让他离开现职去担任伪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他在日记里称自己"思之不快良久"。

　　周作人对苏州最先的认识，是从苏州火车站开始的。或许，在他的心目中，苏州火车站很大程度上就是苏州的代表了。尽管那些蒸汽机车、站台、站屋、信号灯等设施已经深深染上了西方工业的色彩，但是，那列车门口上上下下的都操着吴侬软语，那月台上推着小车卖的是采芝斋的松子粽子糖和黄天源的糯米糕。当1918、1919年间，周作人四次坐火车经过苏州的时候，苏州车站内的情形已经让他尝到了"近乡情更怯"的滋味。

　　从北京回老家绍兴去，周作人多半是乘火车的。每次从浦口下车渡过长江，就的确觉得已经到了南边。特别是列车到达苏州火车站的时候，看见月台上车厢里的人物声色，便又仿佛已入故乡境内，虽然实在还有五六百里的距离。这时候，周作人不免又想起唐人杜荀鹤的送友游吴越诗来："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眼见这小船，石桥，这两岸枕河的人家，早已恍如身在故乡了。火车站门口有家卖片糕的店，这是周作人在北方多年寻觅而不得的。如今匆匆走过，不及细看柜台上蒸笼里放着是什么糕点，自然更不能买了来尝，但仅只这样看一眼走过了，就够快活的了，甚至已经饱了。大概就是这原生形态的古老而纯朴的"文化"吧。所谓"乡愁"，岂是"眷念故乡之情"所能包容得了的？

　　从火车站乘了汽车到木渎，周作人的乡愁又深了一份。他特别感觉有趣味的，是在木渎下了汽车，走过两条街往石家饭店去时，看见那里的小河，小船，石桥，两岸枕河的人家，觉得和绍兴一样，这是江南的寻常景色，在江东的人看了也同样的亲近，恍如身在故乡了。

　　当说到俞曲园和章太炎两位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时，周作人觉得他们晚年不约而同地定居在苏州，并不是偶然的，他觉得这里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俞章两先生是浙西人，对于吴地很有情分，也可以算是一小部分的理由，但其重要的原因还当别有所在。周作人觉得，南京、上海、杭州，均各有其价值与历史，唯若欲求多有文化的空气与环境者，大约无过苏州了吧。

　　1943年4月，周作人的苏州之行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有一种衣锦还乡的得意。当时，苏州旅馆相当难找，但是，周作人"承公家的斡旋"--当地沦陷区政府殷勤接待，住在了市中心观前街高级的乐乡饭店。但隐隐之中，他已经看出了抗战的大体发展方向，侵华日军已经不能继续侵占中国广大的国土了，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而日本是禁不起这样耗着的。日本的失败和中国抗战的胜利已经不可逆转了。周作人为自己的命运隐隐担心起来。这就是周作人"苏州乡愁"背后的含义。

　　1945年10月6日，周作人接到一张由原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长王荫泰署名的请柬，上面写着"敬备菲酌，恭请光临"几个字。周作人未赴宴，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派军警于当晚包围八道湾11号。当枪口对准周作人要他就范时，他只站起来嘟囔着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就跟着军警走了。

　　1946年11月，首都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判决以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剥夺公权10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庭必须生活费外没收。法院宣判后，周作人目瞪口呆，无论审判长和记者如何发问，周作人闭口不答。11月28日周再次具状申请，称其63岁之残年被判处徒刑14年，似与无期徒刑没有差异，量刑未免过重。最高法院认为原判无误，但周无重点罪行，于1947年12月下达终审判决，依法减轻改判有期徒刑10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解放后，周作人在北京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和写作工作。1968年5月7日在北京去世。

　　英雄少年勇救军列

　　在众志成城、团结御侮的大时代里，苏州火车站见证了腥风血雨的惨状，也见证了那些荡气回肠的英勇事迹。

　　1937年夏天，苏州人离开战争的距离，比任何时候都近；而苏州城战争的气氛，哪里也没有苏州火车站浓。逃难也需要本钱，因此，淞沪抗战爆发前，就有富裕和小康之家开始逃难，他们逃难的方向一般就是上海的租界。当时，日本还没有和英美等国交战，老百姓都觉得租界是个安全的都市岛屿。那些日子，苏州火车站的行李房里堆满了等待发往上海的行李，那些行李用皮箱或藤箱装着，几乎堆到行李房的屋梁。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苏州城因为设立了京沪警备长官司令部等重要军事部门，因而成为握有制空权的日本空军袭击的目标。当时，大战前的苏州城三教九流鱼龙混杂，许多汉奸隐匿其间，给日本飞机指示目标。有一次，冯玉祥将军到苏州拜会朱德的老师李根源，当时，李根源的家在十全街，冯玉祥出于安全起见，没有直接到李家，而是在市区西善长巷的大中旅社和李根源见了面。可是，二人刚刚离开了半个小时，就有日机赶来，把大中旅社炸成了瓦砾。而这时候，冯李二人已经转移到阊门外的张家花园去了。如果没有奸细通风报信，敌机反应不可能如此迅速。

　　沪宁铁路作为一条首都通往上海前线的战略通道，更是成了日本鬼子的眼中钉。他们日夜派出飞机，在铁道上空逡巡。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苏州火车站上一列满载军火的列车即将开往上海抗战前线，检车人员正在对火车进行例行检查并补充给养。大约10分钟后，突然，晴朗的天空中传来了轰隆隆的敌机声，一队敌机来势汹汹从东南方向火车站袭来。由于苏州当时还没有防空火力，所以，运送军火的军人看着飞机袭来，只能举起步枪作准备射击，别的没有任何办法。火车司机还来不及将火车开动，敌机已经来到火车站上空。顿时，弹如雨下，其中有一颗炸弹击中了火车尾部，引起了军火爆炸，那声音震耳欲聋，越过城墙传到了市区，就连在观前街上做着小生意的商贩们也惊呆了，纷纷停下手里的活儿，屏息聆听，议论纷纷。

　　被炸车厢燃起了熊熊大火，货物车厢的木质部分已经烧成灰烬，钢铁部分也变得通红。这时候，一个英勇的少年从候车室里冲出人群，穿过坍塌成一片的月台顶棚，朝火海中的军火列车奔去。少年有着白皙而细腻的皮肤，一顶军帽戴在头上，给他尚且年幼的身体增加了许多责任，因此他的步伐才那样勇毅果断。他身穿童子军军服，因为身体瘦小，那黄绿色的军服显得有些肥大，但丝毫不影响少年敏捷的身手。他手拿一把扳手，匍匐着跳下月台，爬到车厢连接处。车厢内，被点着的子弹就像一串串小鞭炮一样噼里啪啦炸响，少年完全处于弹雨之中，随时有生命危险。但是，他表现出异样的沉静，一边麻利地将铁车钩拆卸开，又爬上月台挥舞着衣服向蒸汽机车的司机打手势，汽笛一声长鸣，那些没有被大火波及的军火顿时脱离了危险。司机加大马力，将军火专列开出火光冲天的苏州火车站，送往淞沪前线战常转眼间，那位英勇的少年就消失在旅客和车站工作人员的眼皮底下。

　　直至今天，没有人知道那位勇敢少年的姓名，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甚至，假如不是当时的居民出于钦佩之情，向《吴县日报》的记者诉说这件事，这样一个英勇的镜头就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没有一丝涟漪。不知道这位少年可是刚刚放下书包，拿起武器？不知道他是不是说着一口吴侬软语？不知道他有没有搭乘一列火车奔赴淞沪前线？不知道他今天还在不在人世？如果还在，应该是80多岁的老人了。

　　为了月台上的难民，美国飞行员慷慨就义

　　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时，日军的飞机就开始轰炸苏州。他们对铁路和火车站尤其重点"关照"。乱世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州火车站一直超负荷运转，每天不知道有多少难民从这里乘坐列车逃难，辗转到内地。可是，那些毫无人性的日本鬼子对运送难民的列车也不放过，他们追着列车轰炸、扫射，飞机从高空俯冲下来时，火车里的旅客甚至看得清飞行员的脸。可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就像砧板上的肉一样，任由日本鬼子蹂躏欺侮。有一天，苏州火车站停着一列满载妇女和儿童的难民列车，而火车站的上空则出现了一个美国飞行员萧特的身影……

　　罗伯特.萧特是美国华盛顿州人，毕业于美国一家民用航空学校，因技术精良，被美国盖尔飞机公司聘为驾驶员，试飞各种型号的飞机。1930年，萧特来到中国，先在上海从事贸易工作，后来任中国航空署的机师，1931年被国民政府军政部飞行学校聘为教官。萧特酷爱航空事业，他常对朋友说："我最理想的归宿就是牺牲在蓝天。"萧特很喜欢中国，在写给母亲的家信中，他对谦逊知礼、勤劳善良的中国朋友称赞不已。

　　那时候，局势日趋紧张，萧特的母亲多次捎信要他回国，但萧特已经爱上了在中国的生活，因此一直没有回去。"一.二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日本空军就飞临上海。国民政府将十九路军航空队调往南京以驰援上海。2月5日，航空队与日军展开激烈空战，双方互有损失，但国民政府特别担心飞机落后的中国空军会全军覆没，就拱手让出了上海的制空权。这样，沪宁铁路沿线不断遭到日军的狂轰滥炸，平民惨遭屠戮。苏州因为离上海只有80多公里，遭到的轰炸尤其多。

　　为改善中国空军的落后面貌，萧特与国民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将美国当时非常先进的P-12型波音单座战斗机引进中国，在上海法租界进行改装和试验。当时，日军航母编队还没有装备著名的零式战机，海军主力飞机是"三式舰战"，引擎功率420马力，最大时速238公里。而P-12的引擎功率为450马力，最大时速可达253公里，性能比'三式舰战'优越许多。后来连参战的日本飞行员都不得不承认："和寒酸单薄的'三式舰战'比，P-12才是真正的战斗机。"

　　国民政府相关部门对这种飞机进行了临时武器加装，想把它设计成一个实验平台，为中国年轻的航空工业提供前所未有的宝贵经验，而萧特是这个计划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与此同时，他还驾着这种飞机往返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之间，帮助中国进行空中侦察并传递情报。

　　1932年3月20日清晨，为了防止日军破坏试飞工作，萧特驾驶着引进的实验机转往南京。在吴淞附近上空，萧特与日军所茂八郎大尉率领的3架"三式舰战"战机相遇，所茂当即发起攻击。但出人意料的是，萧特以少打多，居然不作回避。他根本不理睬所茂身边的僚机，并单刀直入，迎面向所茂的战机冲了过去。

　　凭着过硬的驾驶技术和飞机的优良性能，萧特在瞬间抢占日机上方500米的制高点，旋即俯冲，攻击日机。在20分钟内，萧特和这3架敌机缠斗了十几个回合，并重创所茂的座机和另一架僚机。由于始终无法占据高处的有利位置，日战机最后只得狼狈逃窜，而萧特的座机毫发未损。

　　有了此次经历后，萧特主动请缨参战，得到国民政府的首肯，被编入中国空军航空队，成为一位没有军籍的国际战士。3月22日下午4点，日军3架航载攻击机和3架航载战斗机飞临苏州上空，对无辜平民进行轰炸，中国9架战机立即从南京起飞迎战。

　　由于当时中国空军的飞机还没有通讯和导航设备，而那天江南一带浓云密布，萧特与其他友机失去联络。发现敌机时，萧特身边一架友机也没有。面对一比六的严峻形势，萧特毫无畏惧，直接向小谷的长机冲去。其余日机见此情形，拼命向萧特开火。但萧特不为所动，直到距离敌机很近才发起攻击。据日军参战队员后来描述，萧特勇敢得令人吃惊，而且把飞机的性能发挥到了极致。日机射击手佐佐木不断向萧特开火，而萧特的飞机却紧紧咬住小谷的座机，并与佐佐木对射。

　　在最后一次交火中，萧特趁佐佐木更换弹夹的间歇期，准确击中了驾驶员小谷。小谷的左右胸部被打穿，而且头部中弹，当场毙命。佐佐木也被持续不断的射击打成重伤。

　　空战持续了十几分钟，萧特战机的要件被击中，飞机空中起火后，坠落于苏州郊区的水荡中。萧特本人壮烈牺牲，年仅27岁。萧特的遗体很快被当地百姓捞起。3月25日，苏州飞机场指挥部按中国习俗用楠木棺成殓，灵柩由苏州运往上海。

　　应国民政府电召，萧特的母亲伊丽莎白夫人由次子艾德蒙陪同，于4月19日乘坐"塔夫脱总统"号轮船抵沪参加葬礼。国民政府代表亲往浦东大来码头迎接，并代表中国政府及全体人民致词："对于你的爱子，为正义而牺牲，极度感谢！"妇女界代表向萧母献花。萧母在答词中说："我儿之死，虽甚悲惨，我亦不免心中戚戚，但为友邦人民牺牲，也属义举。今承欢迎，极感盛意，泉下人亦有荣焉。"这天，有关部门、十九路军和上海87个团体的代表数百人前往迎接。

　　萧特成了当时中国家喻户晓的英雄。苏州著名的书画家谢孝思挥笔写下"血洒长空忾同敌寇，躯捐异域义薄云天"的对联，盛赞萧特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精神。国民政府还授予萧特"英雄"称号和上校军衔，并在上海为这位英雄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葬礼当日，灵堂所在地的交通几乎瘫痪，成千上万的上海市民自发来到灵堂参加葬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及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和其他高级官员均送了花圈，各界所送的花圈最后装满了40多辆汽车。仪式结束后，出殡的队伍前往上海虹桥机场的墓地。送葬车辆接近1000多辆，送殡队伍绵延1.5公里，而各界群众十万余人纷纷走上街头，为这位伟大的英雄送行。葬礼结束后，国民政府拨出10万元专款，连同社会各界捐款共15万元，赠给萧母作为养老之用，对这位饱尝丧子之痛的老人做了一点点补偿。

　　转眼之间，抗战已结束了几十年，然而，萧特的义举却一直留存在当事人的记忆中。曾与萧特交过手的日军飞行员黑岩利雄战后做了飞行教官，他经常向学员提起萧特，并承认"他是个勇敢的人"。而直接击落萧特的生田乃木，则把萧特称为"一位了不起的国际英雄"，并为击落萧特的飞机而内疚。据报道，他在二战结束后，曾在美国的一家报纸上刊登启事，寻找萧特的亲属，并亲赴美国，向其亲属谢罪。

　　当谈到萧特当时在以一敌六，几乎不可能取胜的情况下，为何还要孤身战斗时，生田乃木承认："当时苏州火车站正有一列满载妇女儿童的难民列车出发，萧特是为了保护他们免受日军轰炸而出战的。"

　　战场上的敌手一句看似平常的话语，凸现了萧特伟大的国际主义情怀。萧特为了保护千千万万的母亲不受日本鬼子炸弹摧残，毅然拿自己的生命去换。可是，他自己的母亲，万里迢迢来到异国他乡，连儿子的笑容也见不到了。但是，10万人为英雄送葬，队伍绵延三里路，这样的待遇又怎是庸碌之辈所能得到的呢？

　　1984年，萧特的弟弟艾德蒙曾来到中国，重温当年的那段历史。尽管由于战火与时代变迁，萧特的墓地已难以寻觅，但英雄生前的点点滴滴被苏州火车站上那些母亲和孩子们所铭记，他的事迹更是以各种形式保存了下来。今天，南京的航空烈士陵园仍保留有萧特烈士的衣冠冢，四周青松翠柏，郁郁葱葱，好像是萧特那火热的生命在延续。

　　 章太炎：国学大师的爱国进行式

　　章太炎第一次来苏州是在1901年，他悄悄从上海苏州河一个码头乘上了开往苏州的班船，经历了大约一天时间来到苏州，一到这里，他就躲进了美国人创办的东吴大学，讲授国文和历史。当时，他因为倡导革命而受到清朝政府的追捕。在绿树成荫、世外桃源一般的东吴大学校园里，章太炎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光。

　　章太炎第二次来苏州，是从上海北站坐了火车来的，时间是1911年11月29日。武昌起义爆发时， 章太炎正在日本讲学，11月15日,他为革命召唤，乘船回国，抵达光复后的上海。29日,他又乘火车到达苏州，与前清江苏巡抚、革命时苏州军政府都督程德全商议发起革命组织一事。

　　今天，苏州人习惯称章太炎为"太炎先生"，是把他当作文人来看待的。其实，章太炎首先的身份是个革命家。鲁迅说过，章太炎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比留在学术史上的还要多。鲁迅还说像章太炎那样用一个硕大的勋章作为扇坠，站到袁世凯的总统府门前，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的，这世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像章太炎那样七次被追捕，三次坐牢，而革命的意志毫不屈服者，世上也没有第二人了。 1932年秋，章太炎从烦嚣的上海来到苏州，在这里设立了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走出书斋，呼号几十年的太炎先生累了。他又回到了书斋，企图寻觅本该属于学者的一份宁静。当时，苏州绅士金松岑、李根源等人邀请章太炎到苏州讲学两个月。章太炎觉得苏州这个宁静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或许可以拯救衰败的祖国，绵续民族的文化。

　　有趣的是，每一次来苏州，都是从上海来，苏州更像是章太炎的避风港。除了第一次沪宁铁路还没有开始造，后来，章太炎都是从上海北站坐火车来苏州的。这一次，章太炎不想再搬家了，他来到苏州开始买房，想就此定居在他所仰慕的古人范仲淹的故乡。可是，搞革命和做学问是个内行的章太炎，购房却是个外行。有一天，经别人介绍，章太炎来到了离开前清巡抚衙门不远的一处楼房前，楼房名叫双树草堂，草堂前面一重是楼房，章太炎立刻将喜欢之情毫无掩饰地表现出来了。就连房主也想不到，章太炎连连夸赞双树草堂说："不错，有楼房。"后来，看到院子里有几棵古树，章太炎简直喜出望外了，他手一挥，说不用看了。就坐在客堂间和主人谈房价。这时，章太炎只得为他的喜欢买单了。本来，房主觉得能卖个一万元就谢天谢地了，谁知碰到了大主顾，房主趁机狮子大开口，要价15000元，这远远高于当时的时价，章太炎不仅没有还价，而且另加2000元，就这样把房子买下来了。过了几天，章夫人汤国梨来苏州，到双树草堂一看，隔壁有个织布厂，机杼之声不绝于耳，根本没有办法居住，于是只能空关着。

　　过了些日子，有一天傍晚，章太炎和夫人汤国梨吃了晚饭到住处附近街道散步。走到锦帆路，看到有一幢新楼房即将落成，就进去参观，只见有几个电工在做扫尾工作。在场的工头向章氏夫妇介绍说，这所洋房，这几天就完工了，造的时候用去二万八千元，但屋主突然有事要出远门，现愿照建筑原价出售。这次，汤国犁把楼房前前后后里里外外看了个遍，只见洋房朝南，东西均有门出入，从外面看上去只有一座楼房，但里面实际有两幢。而且，后面空地将来还可以继续发展，夫妇二人会心一笑，这所产业就这样定下来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章太炎在苏州人面前是以国学大师的身份出现的，全国各地慕名而来听课的人络绎不绝。上课的时候，助手高喊一声："章先生到--"大家立刻起立，以示敬意。章太炎手拿一听白金龙香烟和一盒火柴，讲台上龙井茶已经泡好了，在茶香、烟香和书香里，章太炎用他那一口余杭官话，开始演绎起经史子集，连着讲两个小时才会休息。

　　当然，真以为这位革命家和火热的时代脱离了联系，这就错了。他那犀利的谈锋，就连蒋介石都畏惧，不用说拘捕"一。二九"运动学生的宋哲元了。蒋介石曾派一个中央常委于某天深夜送上一万元堵章太炎的嘴，而宋哲元面对章太炎的诘问竟然也乱了方寸。

　　为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呼声，上海学生决定赴首都南京请愿。那是1935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上午，请愿列车从上海老北站开出，一路遭到阻拦，有人破坏铁路信号设施，破坏蒸汽机车，企图阻止列车前进。列车到达昆山站已是中午，一队荷枪实弹的军警拦在列车前不允许继续开行。但是，学生代表强行将列车开到了苏州火车站。天上下起了大雪，寒风刺骨。列车停靠在苏州火车站，被大批军警包围，再也前进不动了。

　　那时候，章太炎正在锦帆路寓所午休，国学会的助手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章太炎立刻起床来到书房，这时候，五六位记者已经来到这里，想听听章太炎对事件的看法，章太炎立刻慷慨陈词："学生不过是出于爱国之情，和平请愿，怎能贸然扣上共产党的帽子呢？"转瞬间时间已经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当听说学生们还饿着肚子被困在车站时，章太炎马上叫夫人汤国梨带上米饭、包子、稀饭、苹果等食品赶往火车站，给饥寒交迫的学生稍稍带来一些安慰。但是，个人力量毕竟有限，章太炎马上给吴县县长挂了电话，要求他派人送去数量足够的食品，让火车站的学生吃上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