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笔友”见证中日跨国友谊

　　张昊陈良军胡超平张惠斌梁炜培

　　导读]经历过日本大地震，55年时光流逝，蔡风与佐藤喜子留下一段令人称颂的跨国友情。

　　

　　“这次地震后我们还会再通书信多久呢？”在越秀区东峻广场一家快餐店里，蔡风想着他和佐藤喜子55年来通书信的往事。经历了这次日本地震，他对于这些发黄的信件更加珍惜。

　　这次日本地震，白发苍苍的蔡风四处求助寻找远在日本仙台的笔友佐藤喜子，在媒体报道后，他们这段纯真友谊感动国人，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佐藤喜子的消息。直到3月18日佐藤喜子平安消息传来。

　　研究二战后中日关系史的学者普遍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直到1956年，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与日本青年团协议会建立正式交往关系，才正式开启两国青年友好交流的大门。

　　但是2002年出版的《胡乔木书信集》中的历史资料表明，早在1955年末，日本青年就主动表示愿意与中国青年建立书信联系，以此来加强两国青年间的互相了解。

　　中国青年蔡风与日本青年铃木喜子（佐藤喜子），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成为笔友的。

　　从1956年第一次通书信，到1957年中断联系，从1994年再续友情，到2011年日本大地震。他们55年的笔友之路颇具历史意义。在这期间中日关系起起伏伏，两个国家也分别从新政权的建立初和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中起步，一直到现在步入世界强国的发展历程。

　　宏大历史的谱写夹杂着着无数个体的悲欢离合。我们用文字书写蔡风与佐藤喜子的故事，以为纪念。

　　1955年末，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的胡乔木收到一封日本来信。日本群马县桐生市16岁的女生早濑笙子和她的同伴津久井惠子在信中说：“(日本)年青的一代正在为恢复在深切谅解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友谊而尽着一切努力……因此，就有我，就有那么多的青年人渴望通过互相通讯以及交换书籍、美术明信片、画片和邮票等邮件的方式，来了解中国的人民和中国美好的一切。”

　　同年12月1日，胡乔木将来信转给《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并嘱咐该报读者来信部“组织一些中国女学生和女工同她(早濑笙子)通信。”胡乔木特别交代，“要真正通信，……而且要写得像来信一样真切，比原信更详细生动地说一些中国女学生的生活”。

　　1955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在第6版《读者来信》栏目中登出了早濑笙子的来信。

　　据1956年2月5日《人民日报》第7版《读者来信》栏目登出的一封早濑笙子母亲的来信介绍，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早濑笙子就收到了超过200封中国青年的来信，不得不让全家人一起帮着她回信。

　　冬日暖阳异域洞天

　　1956年，21岁的蔡风(化名)呆在广东北部山区的韶关气象站。这个来自浙江宁波的小伙子1951年在上海参军入伍，火车把他拉到了四川，进入军事干部学校学习气象。

　　本以为可能被派上朝鲜战场，但是学习结束后，他跟随集体被转到了地方，自此扎根广东。

　　身处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蔡风说那时候韶关的老百姓上街，脚上多数穿的是木拖鞋，走起路来，满街是“踢踢踏踏”的声响，极少人有鞋穿，皮鞋更是奢侈品。

　　山区生活单调，蔡风只有通过读报获取信息。1956年年中，到达韶关不久，他看到《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报道了日本女青年早濑笙子希望与中国青年通书信的消息。

　　“那时候年轻啊，有热情，也希望为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做一点事”，蔡风瞒着身边所有人，悄悄给早濑笙子写了一封信，寄往《中国青年报》，该信随即被转到了日本。

　　此时的早濑笙子，已经成为中国青年争相通书信的对象。在发动家人回信仍无法应付的情况下，早濑笙子把蔡风的信转给了福岛县今川俣高等学校二年级学生铃木喜子。

　　1956年11月25日，铃木喜子在日本的冬天里，给蔡风写下了第一封信(详见3月17日本报AⅡ广州读本03-04版报道)。

　　收到原信后，蔡风看不懂日文，只好将信寄给《中国青年报》请求翻译。很快他就收到了译在中国电影出版社稿纸上的信件。

　　在这封译成中文后仍有1000多字的长信里，铃木喜子除了说，“今后我很希望作为您的一个通信之友一直和您通信。今后请您做我一个朋友吧。”她还在信中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生活环境。

　　铃木喜子说自己每天早上7时半坐13分钟的火车去上学，说日本就要下雪了，冬天就是靠着火缸看看书，或是打打羽毛球，有时也踢毽子。她说自己所在的福岛县饭野町是个小镇，家就在火车站旁边“到村庄的任何地方去，都要不了10分钟。”

　　她说饭野町唯一有风景看的是一个堤坝，“春天好多人来这里看樱花和梅花，夏天有很多人来游泳，我也是去游泳的一个。当枫叶发红的季节，这里是很美丽的，过了这个季节就和普通的村庄一样了。”

　　铃木喜子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服装尤其是其中的刺绣的喜爱。她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到好奇，甚至问蔡风每天穿着什么衣服工作的。她说自己工作是会在上衣和裤子外边套上围裙的。

　　“请保重身体，以后天气会冷下去的。”铃木喜子这样跟还未认识的朋友蔡风说。

　　在信中，铃木喜子附上了一张夏天里自己在福岛县苗代湖边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17岁姑娘身穿长裙，低眉浅笑。

　　这是1956年的中国。尽管当时中日关系依然紧张，周恩来在这一年阐述我国外交政策时也说，“一个新兴的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往往不能在短时期内得到别人的充分了解，而且还常常引起某些疑惧。”

　　但是中日民间交往此时已经在屡屡试水：

　　1952年5月，受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南汉宸之邀，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一行来中国访问，并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1953年，中国通过民间渠道帮助在中国的32000名日侨归国；

　　1954年10月30日，李德全、廖承志率领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出访日本的第一个民间代表团；

　　1955年2月12日，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首演芭蕾舞《白毛女》，成为当时世界上惟一演出中国剧目的外国芭蕾舞团；

　　1956年，梅兰芳率领京剧代表团访问日本；

　　同年，日本最大的青年团体“日本青年团协议会”派团访华。

　　戛然而止隔海相望

　　蔡风始终不愿说出自己给铃木喜子的回信内容。但是时隔不到3个月，1957年2月20日，铃木喜子给蔡风写来了第二封信，透露了蔡风在1956年的回信中，给她寄去了画片和扇子等纪念品。

　　这第二封日本来信依然是封长信。此时的铃木喜子即将毕业，在东京游玩。她在信中倾诉了自己对故乡福岛县饭野町的思念：“已经不胜渴望还乡，每天都有思乡的玻”

　　铃木喜子在信中表达了对就业和未来的担忧。她说日本土地狭窄，而且人口众多，就业是件艰难的事。“假使我在乡间找到一份合意的职业，不要从远方搭8小时的慢车到东京来多好呢。但是……”

　　“我也是好容易才读完了学校，从此开始走上我的第二人生途径。所谓世上，究竟是怎样的呢？自己混入种种色色的许许多多的个人之中，是否能够经得起这个世间的惊涛呢，内心上觉得惶恐不安。”

　　铃木喜子动容地对蔡风说，“你能为着我，而在别国的天地间看守着我吗？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不能安心地工作呢。请求你。”

　　她为自己有一个中国笔友而自豪，说身边很多朋友都很羡慕她，希望蔡风能介绍其他中国朋友给她们认识。

　　“东京比起我乡间来气候十分暖和，梅花也开了，春天快到大地，那时作为日本国花的樱花也盛开。”铃木喜子的来信平实而富有感情，令蔡风看后感慨不已。

　　为了更好地与蔡风沟通，铃木喜子甚至买了中文书，学习中文写作，还表示要把中文写作的东西整理出来寄给蔡风。但是这个心愿随着双方联系的中断，始终没有达成。

　　18岁的铃木喜子，在信中还对中日两国的关系抱有期待。她说，“早点我们两国相亲善就好，但是现在不是我们的力量做得到的。真是痛心。那么，现在在这里只得别离啰。”

　　这次书信之后，蔡风在1957年赴京参加北京农展馆活动并接受毛泽东接见之余，拿到了铃木喜子托人带到北京的49张邮票。这些跨越中国清朝、伪满洲国、军阀混战等历史时期的珍贵邮票，至今被蔡风收藏着。

　　这封文末署名为“从别国的友人寄给隔海的彼岸友人”的信之后，蔡风和铃木喜子就失去了联系，隔海相望一晃37年。

　　蔡风说，上世纪50年代与铃木喜子通书信，总体上感觉两个国家都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差别并不大。

　　在中国，新政权建立后，迫切希望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并于1953年提出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同期在全国开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到1956年，中国宣布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个体农业变成了集体农业，手工业形成了合作社，工商业进行了公私合营。

　　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鞍钢建成投产，长春一汽生产出了第一辆汽车，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沈阳第一机床厂投产，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川藏、青藏、新藏公路修到“世界屋脊”。5年间，中国工业总产值增长128.5%，农业总产值增长25%。

　　此时的日本，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和美国的接管，经济刚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朝鲜战争后，美国加大了对日本的扶持力度，日后一大批扬名世界的日本企业百年品牌，都是在此时重拾战后残局，开始奋发图强。

　　但是这时的铃木喜子从福岛坐火车到东京还需要8个小时，闻名世界的新干线要到1964年才开通第一条线路。东京电力公司刚刚创立不久，旗下的世界最大的核电站———福岛核电站要到1971年才开始商业运行。那时候的铃木喜子，只能根据“推想”，才知道世界上“比东京更暖和的地方一定是有的”。

　　但是从蔡风与铃木喜子失去联系的1957年开始，中日两国的发展开始出现巨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