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思想与经验

　　作为一种西方理论，“全球治理”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各种国际力量在激烈变动中重新组合，人们想知道：世界会走向何方？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已持续多年的经济危机并没有消失，中东局势剧烈动荡，而日本9级大地震引发海啸继而造成最高等级的核事故，在亚洲乃至全球造成恐慌。人们想知道：世界到底怎么了？

　　时间并未驱散昔日的迷惘。这些越过国界、超越民族的危机，攸关全人类的命运。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它们的交织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西方世界能否解决它们？作为一股新兴的重要力量，中国又该如何作为？

　　本着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半月谈杂志社在4月中旬组织了“世界危机与全球治理”专家座谈会。希望与会专家的思考和见解对读者有所裨益。(《半月谈内部版》2011年第5期)

　　♦半月谈记者王鹏权

　　治理思想多有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参与全球事务的过程，也是一个向全世界贡献思想的过程。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不久，世界形势发生着积极变化。1985年，邓小平提出，当今的世界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他还反复强调，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做，一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些伟大的思想，具有全球战略的高度，能够帮助世界各国分清主次，把主要力量投向求和平、谋发展的正确方向。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全世界都在关注人类的去向。1992年，一群国际知名人士还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中国也在深入思考。

　　1993年末，在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第一次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发表演讲，向各国领导人提出了一个战略性问题：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到二十一世纪？

　　当时担任中国亚太经合组织高官的王嵎生是此次事件的亲历者，他认为这一问题表明中国领导人的心中“装着整个世界，装着世界人民的疾苦和希望，装着人类的未来”。

　　然而，苏联解体后，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还停留在冷战思维的窠臼里。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国把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发挥到了极点。全球治理似乎了迷失方向。

　　2005年，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新理念，再次呼吁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倡导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安全稳定。

　　2011年4月，在海南三亚第三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胡锦涛指出，大力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发言权和代表性，有利于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

　　在西方国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中，新兴国家的联合自强有利于夯实全球治理的基础，为全球治理增添新的活力。

　　治理实践颇有成效

　　气候变化是全球治理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因为它几乎与地球上的一切都有密切关系。农业生态学的研究发现，在农作物生长季节，气温每上升1摄氏度，谷物产量就会降低10%。气候变化也许还是地震的一大诱因。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的通报，2010年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地震最多的一年。一些科学家研究后认为，全球变暖导致冰川加速融化，海平面上升，这些都会给海底断层造成巨大压力，加速板块变动。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一直试图通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但发达国家迄今没有达到第一承诺期的减排指标，并且在第二承诺期减排量化指标问题上踌躇不前。气候谈判屡陷僵局。

　　西方国家的诚意以及它们设定的减排标准的科学性，一直受到质疑。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西方国家是在借减排为名，压制发展中国家发展。温室气体减排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吗？

　　清华大学刘江永教授认为，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沙尘暴、荒漠化、水资源短缺、粮食危机和气候变化等五大难题，而持续干旱是导致这五大难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有效的人工增雨雪则可明显降温，改善空气质量。因此，解决这五大难题，在条件具备时实施科学的人工增雨雪，是成本低、效率高、可验证、一举多得的有效途径。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的负责人此前表示，现代人工影响天气“具有坚实的科学基幢，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刘江永长期关注并参与人工影响天气事业。他介绍说，为了缓解干旱，增加水库库容，中国在半个世纪前就开始实施夏季人工增雨，如今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规模已居世界第一，形成了以国家指导协调，地方三级协同的人工影响天气指挥体系。进入21世纪，中国开始尝试把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运用于防治沙尘暴、缓解城市热岛和暖冬现象以及森林防火等方面，成效显著。

　　刘江永说，人工增雨雪缓解气候变暖，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节能减排的各项工作仍然不能放松。联合国应该建立全球人工影响天气合作机制，加强这方面的科技合作与统筹协调。

　　未来治理积极作为

　　一是要分清责任，谨防陷阱。

　　全球治理建立在全球化和全球问题基础之上。发达国家无疑是数百年以来全球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同时也是近年来全球问题的主要责任方。因此，全球治理的责任分担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国际上“中国责任论”的声音也越来越高。但是，“全球治理不等于大国治理，不等于西方治理，更不等于‘中美共治’。中国需要谨防这样的陷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刘卿提醒说。

　　刘卿谈到，对全球治理，中国需要谨慎而辩证地面对。在参与方式上中国必须量力而行。在处理与具体国家的关系时，中国需要处理好与美、欧等国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尤其要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的关系，这是中国外交的基矗

　　二是多从中华文明传统中汲取智慧。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评了“言必称希腊”的倾向。然而，70年过去了，“无洋不成理，无西不成学”的现象仍非常严重。参与“世界危机与全球治理”座谈会的专家都表示，这种局面不改变，思想创新无从谈起。

　　“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哲学理念是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科学主义，如今三大主义都陷入了困境，要搞好全球治理更需要主张‘天人合一’、讲究‘民胞物与’(意为民为同胞，物为同类)的东方文明。”江涌研究员的这一判断，值得重视。

　　1943年，宋美龄到美国向罗斯福总统筹集抗日经费时，后者告诉她，10多年前“新政”计划的农业部分就来自中国哲学。可以说，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为美国摆脱1929～1931年的大萧条做出了贡献。

　　三是加强公共外交与舆论引导，提高中国的话语权。刘卿经常参加国际研讨会，他发现，近年来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出了不少牺牲，但是并没有减轻中国承受的国际压力，在人民币汇率问题、碳排放、国际维和、反恐与防扩散等诸多领域，西方国家仍抱成一团，要冲破西方对中国根深蒂固的成见和思维程式并不容易。刘卿认为，中国的贡献没能换来同等的话语权，要争取在国际舆论中的主动，必须在话语权上下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