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在法律视野下看信宜紫金矿业索偿案

　　3月2日，法制网登载了一篇名为《法律视野下的信宜紫金矿业索偿案》(以下简称《赔案》)的文章。作者自己说，该文是从“法律视野下”看“9.21事件”，是“从法律技术上”考虑信宜紫金矿业索赔案。对该文谈及的观点，我愿意与该文作者商榷，以得指教；更乐于本人浅见有“抛砖引玉”之效，使得世人瞩目的信宜紫金索赔案能真正在法律视野下得到探讨，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公正裁判。

　　2010年，对于紫金矿业来说真可谓多事之秋。先是下属企业紫金山铜矿湿法厂7月3日发生铜酸水渗漏事故，造成汀江污染；时隔不到3个月，紫金矿业的子公司信宜紫金所属的高旗岭尾矿库因台风暴雨引发溃坝，加之位于其下游的石花地水电站决口，造成两个村庄群众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目前受灾的上千名灾民将紫金矿业等8名被告诉至法庭，索赔超2亿。

　　《赔案》一文从法律技术角度，归纳了这起案件的三个焦点。其一、省纪委的事故的责任认定法院是否能直接采纳；其二、母公司紫金矿业是否是适格被告；其三、信宜紫金与母公司紫金矿业之间的债务关系是否属实。作者归纳的三个焦点虽然未能将本案争点“一网打颈，但也确实是本案能否得到公正裁判的关键。遗憾的是作者关于三个焦点的结论性意见却未真正在“法律视野”下考量。

　　省纪委的事故责任认定结论法院不能直接采纳

　　9.21事件发生后，广东省纪委成立了调查处理领导小组，调查结果认定经查是一起由特大自然灾害引发和有关涉事单位违法违规造成的安全责任事故。信宜紫金公司对事件发生负有主要责任。设计单位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施工单位福建金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监理单位长春黄金设计院工程建设监理部、安全验收评价单位北京国信安科技术有限公司负有次要责任。对事件性质、起因、各方应承担的责任，省纪委调查已有结论，村民也依此把相关单位列为被告。那么省纪委的事故的责任认定结论能不能直接作为证据被法院采纳呢？《赔案》一文也对这点提出了质疑，该文谈到：“按职权划分来说，广东省纪委对相关干部做出的责任认定及相应的党纪处理自然是合理合法，其结论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作为党的机构，对涉事的各单位做出的责任认定是否能作为法庭判案的依据？换句话说，党组织做出的责任认定是否天然具有司法公信力？法庭是否具备独立的司法调查及司法处置权？”。但遗憾的是，在得出结论时，作者却没有从法律角度给予思考。该文认为“除非法庭收到新的证据能推翻现有的责任认定，事故责任主体不会发生变动，但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村民损害赔偿案中法官需要查明的主要事实为高旗岭尾矿库溃坝与石花地水电站大坝垮坝的真实原因，而这不是作为原告的老百姓所能举证的，也不是审理法官依据法律知识就能直接判断的，它需要专家进行专门性的鉴定才能得到结论。

　　从广东省纪委调查方式及调查目的看，应是对灾民受损涉及到的天气状况、尾矿库情况、石花地水电站各种专门技术问题进行鉴定，以确定该特定事件发生的性质、原因与后果，为确定责任事故提供依据。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法定证据形式中，更类似于鉴定结论。那省纪委的调查结论能否作为民事诉讼证据使用呢？《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给出了否定回答。依据2005年10月1日实施的《决定》，合格的鉴定主体是鉴定结论具有证据能力的前提要件。《决定》规定,国家对根据诉讼需要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的鉴定事项实行登记管理制度。对从事已列入《决定》的司法鉴定活动,必须由持有鉴定许可证的司法鉴定机构中有司法鉴定执业证的司法鉴定人进行,且鉴定人只能在法律核准的领域内从事司法鉴定,这也是评判鉴定结论是否合法的前提条件。显然，尽管纪委也聘请了相关专家，但省纪委肯定不是鉴定机构，其聘请的鉴定专家是否有鉴定资格也尚未可知。其次，鉴定对象的专门性是鉴定意见具有证据能力的必要条件。诉讼中的审理对象一般分为“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两大部分。法律问题应由法官依据其对法律的认知来决定。在广东省纪委的调查结论中，不仅对事实问题做了认定，更是直接将责任确定到单位和个人，这也突破了鉴定意见的效力范围。如果将省纪委的调查结论直接作为信宜法院确定几个被告单位责任的证据，乃至于作为9.21事件损害赔偿责任认定的依据，这将在新中国民事审判史上开了“先河”，我想，这既是对党纪的不尊重，也是对国法的不尊重。

　　“子债母还”既有悖公平，也违反现行法律规定

　　《赔案》一文指出，依据《公司法》规定，母公司和子公司在法律上互相独立，各为独立的法人，各自独立承担其责任。故而，紫金矿业不应对子公司信宜紫金侵权承担责任，接着，作者笔锋一转：“但是，这里隐藏着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尽管信宜紫金矿业是独立法人，但它毕竟是紫金矿业的子公司，在资金、技术、品牌、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发展战略上，都受控于紫金矿业，更何况，它们两者的主要业务根本就是相同的！实践中很多公司设立子公司只是为了税收上的便利。那么产生赔偿义务后，根据法人有限责任原则，只能由子公司独立对其债务负责，母公司不承担责任，在子公司盈利状态不佳的情况下，显然不利于保护被侵权人的利益。本案中，如果侵权结果的发生是全部或部分地归于紫金矿业对信宜紫金矿业的指挥管理、干涉或其他方面施加的影响，则应由紫金矿业对信宜紫金矿业的侵权之债承担全部或部分清偿责任。这也是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的。”

　　母公司对子公司在资金、技术、品牌、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发展战略上的支持与指导以及母子公司经营同种业务，是由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决定的，是现实中母子公司的常态，不为法律所禁止，也不是《赔案》作者所言的深层次问题。在《赔案》文作者看来，法人有限责任原则在子公司资不抵债情形下，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那么如果说在子公司有能力偿还债务时，母公司就不承担责任，而子公司无能力偿还债务时，母公司不承担债务就不公平，那股东对公司的有限责任就成为一句空话，所谓“公司具有独立法人人格”、“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相分离”、“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现代公司法人制度三大支柱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至于如果出现《赔案》文所说的侵权结果的发生是全部或部分归于紫金矿业的行为，那么，依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应法律规定就可直接判令紫金矿业承担赔偿责任，而无须依据民法的基本原则。

　　紫金矿业与信宜紫金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

　　《赔案》作者关于查明紫金矿业与信宜紫金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属本案焦点的观点，本人不敢苟同。从村民诉求看，是要相关侵权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紫金矿业与信宜紫金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当属另一法律关系，不是本案审理范围。紫金矿业不会在本案中向信宜紫金主张债权，信宜紫金也不会用欠紫金矿业两个亿为由对村民诉求进行抗辩。这本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我想如在法律视野下看信宜紫金赔偿案，除广东省纪委调查结论是否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这一问题应为本案焦点外，以下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本案由基层法院审理是否违反法律规定

　　从媒体报道看，信宜紫金溃坝事件共造成22人死亡，几百户房屋倒塌，下游流域范围内交通、水利等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农田、农作物等损毁严重。整个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原告人数达17000人之多，被告6个法人单位且分布于不同省份，全部诉讼请求可能超过3亿元。广东省省委省政府将该事件定名为“9.21事件”，在事件发生后立即成立调查小组进行调查。新华网、搜狐、新浪、南方日报等全国媒体均对事件进行持续报道，在广东乃至全国均有重大影响，再加上信宜紫金是紫金矿业的子公司，而紫金矿业同时在内地、香港上市，广大股民对该案也十分关注。就是这样一起影响重大且专业性极强的损害赔偿案件由基层法院审理是否违背法律规定，值得广东省信宜法院、茂名中院、广东省高院三级法院认真思考。毕竟《民事诉讼法》第二十条规定明确规定：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我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谁是“9.21事件”真正的带头大哥

　　省纪委在调查结论中认定了信宜紫金应该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设计单位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施工单位福建金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监理单位长春黄金设计院工程建设监理部、安全验收评价单位北京国信安科技术有限公司负有次要责任。谁是此次事故的带头大哥仿佛已有定论。但在“9.21”溃坝事件中，位于信宜紫金下游的信宜市石花地水电站也发生了决口、溃坝，且此次溃坝事故中死亡的22人中，有17人是位于该水电站的下游，那么对该电站是否有问题呢，我认为也是本案应查明的事实。2010年09月23日的羊城晚报有一篇名为《广东省信宜市紫金矿业溃坝是二次溃坝所致》的报道。报道说“村民李乾章说，双合村的上游有个石花地水电站拦水大坝，在水电站大坝的上游才是紫金矿业的大坝，这次发生洪灾先是紫金矿业尾矿库坝溃坝，水流冲到水电站大坝，大坝承受不住水压，再次溃坝，才发生灾害。对于这个石花地水电站，村民们颇有微辞：大坝2008年建成，至今已经移位20多米”。如果诚如上述报道讲的那样，石花地水电站也应成为被追责对象，从后续报道看，石花地水电站已经被法院追加为被告，谁是带头大哥，法院审理能否给予世人一个真实的答案，我们拭目以待。

　　在强大的政府推动下，法律不应只是沦为程序。

　　在“9.21”事故发生后，地方政府对事件的处理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本案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作为我们国家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法院，在强大的政府的推动下，如何将本案办理成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铁案，使法律不只是沦为程序，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作者:陈敦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民商法专业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来源:法制网（责任编辑:沈思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