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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和打工两“阵营”生存状态录
2011-03-04 来源：新华网
有留守在家种田看孩子的,有出门打工看世界的。“留守阵营”和“打工阵营”,也许不失为目前内陆传统农区农民生存方式最简便的“二分法”。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进程,使中国传统乡村“裂变”为“留守”和“打工”两大“阵营”,这是乡村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它既给乡村注入了生机、活力和机遇,数千年来“土里刨食”的中国农民开始有机会过上另样的生活,蕴藏着未来变革的新能量,也带来了不少新问题、新烦恼和新挑战。传统乡村“裂变”为两个“阵营”之后,农业如何发展?农村如何繁荣?农民如何转型?我们4次走进一个个村落一家家农户,观察那里的变化,倾听那里的声音,试图从农村的一草一木中寻找点蛛丝马迹
2月17日,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王桥村村民在王怀友家的院子里聊天。
姜锦铭摄
“留守阵营”和“打工阵营”
村里没有上次来时热闹,除了记者在高声招呼村民,几乎听不到别的声音。有村民说,能出去打工的基本上都出去了。
“种地现在就是够生活的(只够家里的日常开销),小孩(适婚青年)想结婚,家长还得去打工。”安徽亳州市蒙城县三义镇王桥村村民王怀银说。50岁的他打工已有15年历史。
“那你现在还去打工吗?”
“我说了你都不一定信,不但我得出去,俺村上还有60岁的人出去打工的呢。”王怀银说,“不打工你也能吃上饭,不过小孩别想娶媳妇……”
有留守在家种田看孩子的,有出门打工看世界的。“留守阵营”和“打工阵营”,也许不失为目前内陆传统农区农民生存方式最简便的“二分法”。
“啥时候回来?”“在哪打工?”“啥时候走?”成为农民过年的问候语。“留守阵营”还被戏称为“389961部队”(“38”代指妇女、“99”代指老人、“61”代指儿童),“打工阵营”则是农村的年轻男女和年富力强的中年男性。
“再过两天,村里剩下的就大都是老人和小孩了。”王桥村28岁的王二化说,他们村80%的劳动力都在外打工。亳州市农委主任应国君介绍,全市600万人口,130万人常年在外打工。
记者走访了紧挨着亳州的产粮大县——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了解到全县117万人也有38万人在外打工。
他们,是全国2.4亿“农民工”的一小部分。据统计,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已占到总收入的近50%。
留守种地,挣钱不容易
“干坏了!5个月没下雨!”安徽合肥长丰县鲁周村一位大妈告诉记者,“往年(小麦)这时能长小腿高了。”
同村的仇恒白60整,嗓音响亮干脆:“(小麦)干死掉了,空田了。等有水了就再种水稻,没水,地就只能干放着了。”
“农业保险上了没有?”记者问王怀银。
“上了。”
“一亩地多少钱?”
“买种子的时候一起上的,一斤加两毛吧。”
“有没有歉收的农户获得赔偿的?”
“歉收的多是自然干旱。”
村民王汉杰插话:“以前有的地里麦子成块都倒(倒伏)完了,也没有赔偿。”
仇恒白的丈夫吴怀玉说去年天气同样旱,虫子也多,5亩水稻只收了3000多斤,而好年景会收5000多斤。
好在,王桥村村民普遍承认“现在政策好”,国家不收公粮还给钱。
不过,鲁周村村民反映,化肥价格比较贵,尿素每袋102元,硫酸钾每袋140元。种粮挣钱不容易。
不仅种田挣钱不容易,农村传统养殖业也有难处。湖北省洪湖市万全镇境内的洪排河边,今年47岁的养鱼户胡大平对记者说,他承包了清明村22亩鱼塘,由于饲料价格上涨、水污染导致减产和鱼价下跌等因素影响,收入仅能“大致维持生活”。他的儿子已经不再养鱼,前往福建打工。“村里大概会有30%承包鱼塘的人出去打工。”胡大平说。
外出打工,“搞点钱比在家闲着强”
王二化以前一直在上海做大理石加工,大理石粉尘对人伤害大,他已经不干了。去年向亲戚朋友借钱,又贷点款,花十多万买了辆货车,在上海跑运输。“活好的话,一两年能回本。”
虽然28岁的王二化不愿伺候大理石了,50岁的王怀银却还得干这伤身体的活儿。
“工钱最近几年有什么变化吗?”记者问王怀银。
“最开始打工的时候,一个月也就是五六百元,现在一个月能拿两千六七。”
“现在出去,是你挑老板还是老板挑你?”
“就我这个岁数,虽然干活比较有经验了,但老板用你不踏实,工作量大,怕你受不了。但是他又想找个干活技术好的人,怕年轻人给他干砸了,所以他的心理也很矛盾。我出去,对工资也不会要求太高,主要是年龄大啦,但是能搞点钱比在家闲着强!”
河南鹿邑县时各寨村民时海良,45岁,常年出门在建筑行业打工,一年回来3次:收麦、收秋和过年。干一季活算一次账,一天120元左右。“好的时候也能挣两万。家里再卖点粮,差不多收入两三万。”
一个纸杯看变化:在外打工见识广了
“请喝水。”在鲁周村,59岁代本江的女儿代恒花从柜子里取出4个一次性纸杯,给记者和她爸爸倒上了开水。
“我们家从来没买过纸杯,这是我女儿第一次买来的。”代本江说。
近几年,代恒花一直在合肥打工,做餐馆的服务员。过年时,她特意从城里买回纸杯招待客人。
记者脑海里不由地浮现出几年前的一幅场景:2006年到代本江家采访,主客6人,他母亲只找到3个看起来有点脏的塑料杯倒开水。3杯水放在桌边,代本江招呼大家喝水,没人去龋
“我发现一些打工者见识了外面的世界,生育观念、教育子女的方式等发生了明显改变,对‘生男生女一个样’的观念更加有认同感。”湖北省监利县黄歇口镇原人大副主席熊邦松说。
五六年前,湖北潜江市龙湾镇寻湖村的周超良外面打工返乡后,发现女儿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排倒数,于是就买来“奥数”,与女儿一起学习。“即使她做错了,也要好好地给她讲；有时一气之下想打她,也只是用手轻轻碰碰她的头。”周超良说,如今他的女儿16岁,上高一,“学习非常好,在年级排前10名”。
留守儿童:“带出去开销大”
随着一些城市学校逐渐开放接纳,跟父母到城市上学的孩子在增多,但大部分仍留农村,交由老人照看。
代恒花和丈夫都在合肥打工,丈夫是电焊工,她在饭店打工一个月赚1200元。6岁的女儿交给在家的爷爷奶奶照顾,成了全国5800万留守儿童中的一名。
“孩子想你了怎么办?”
“想了就带过来玩一玩。”
“孩子上学有什么考虑?在老家上还是到合肥?”
“先在老家上,以后再看,外面开销大。”
在潜江市龙湾镇寻湖村,记者正在路边采访,一阵音乐声由远而近,震耳欲聋,一辆车厢外写着“蓝天幼儿园”的9座小型面包车从旁边经过。校车停下,有几个幼儿被等在路边的家长抱下来。记者走到车门口,跟坐在车厢里的谭老师聊了几句。她说,寻湖村有50名幼儿上蓝天幼儿园,幼儿园离寻湖村有10公里。记者向车厢一看,正常的车座已被拆掉,车厢四周固定一排窄木板,车厢里摞着17个小塑料凳子。
朱彩霞的女儿今年5岁,不在这辆校车上。朱彩霞和丈夫在浙江丽水一家服装加工厂上班,他们的女儿从1岁3个月时开始便交由老人照看。
“这几年,老家的交通事故多了。在城里一听说校车交通事故,我就心里紧张。老是超载。”朱彩霞忧虑地说。
读书还是打工,这是个问题
鲁周村代恒浩向记者回忆起他儿子初中毕业时在打工和继续上学之间的艰难抉择。
“他开始不好好念书,初中毕业后我就给他联系好了到上海打工,行李车票都给他准备好了。离上车时间还有3个小时,我问他,你考虑考虑到底是愿意去打工还是好好念书。后来他还是说要念书。车票就退了。现在他念书不错,全年级排在前10名。”
时各寨村时海良家3个孩子都在读书,两个儿子在县城读中学。小女儿在村里上小学。“老房子20年了,没有实力盖房子,孩子毕业了再说。”
“只要能考上,就让他们都读。”时海良说,“现在打工的小孩多,读书少。有的连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了。”
像代恒浩和时海良这样的家长自然是有眼光的农民,因为即便打工,书读少了其实意味着前路艰难。
2004年到鲁周村时,给我们领路的是吴庆娟,今年到村里采访发现她不在家,听说她到合肥打工去了。2月20日,我们在合肥终于联系到正在找工作的她。23岁的吴庆娟,当年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了,前几年在广州帮亲戚做饭,今年回来想在合肥找工作。说起几天来的找工作经历,她眼中泪光闪闪。由于连小学都没毕业,去饭店找工作,老板一试,发现她菜单上的菜名都认不全。这工,还怎么找。
年轻人不会种地
“现在种地就靠老的,年轻的肯定不会种!他们一直在外面打工,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种地。”村民王怀银说。
“现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以后回到家不会种地怎么办?”
“那就只能不打工的时候再说。”
“年轻人现在不种地,谁种地?”
“我们种。”
“等你们老了种不动了怎么办?”
“那就考虑着给年轻人当指挥。”
新楼房挺多,“空置”的不少
记者行走各村间,明显发现两层的新楼房比以前多多了。
“现在能盖起房子的,家里必须得有人出去打工。”王桥村村民王凤先说。
时各寨村68岁的时金民也说,村里这两年盖房的多,都是打工挣的钱,“盖两三层房子需要十四五万。”
在王桥村,记者问村民王怀银一个问题:“我看好多人马上就要出去(打工)了,并不在村里住,怎么也要盖房子?”
“现在农村小孩说亲,楼房必须先起来。”王怀银跟记者解释农村的“规矩”。
打工挣钱,回乡盖楼。不过记者发现一个“异象”:到访的村庄,不少新房子大门紧锁。为何房子“空置”也要盖?多位村民对记者说,城市只是打工的地方,最后还得回家吧,不趁现在盖房,以后住哪儿?
记者讨论这个现象时也是意见分歧。最后,大家的共识是:农村“空置”的新房子,折射的是农民工目前尚无法融入城市的现实和他们对“老无所依”的担忧。
你在他乡还好吗
潜江市龙湾镇寻湖村24岁的朱彩霞,原计划正月十五之前与丈夫一起返回浙江丽水打工,因为家里盖楼房,推迟了行程。
“你们在外打工,一个月有几天假期?”
“一年才放3天假,五一一天,十一一天,元旦一天。”她补充说,“遇上停电也放假。”
“每天工作几个小时?”
“一般14个小时,是计件工资,多劳多得。”
“一天工作从几点到几点?”
“时间表上午是从8点到11点半,下午从12:15到晚上5点,晚上从5点半到10点算加班。除此之外,一般都会再多干一两个小时。”
“单位给上‘三险一金’吗?”
“当地人有,我们外地人没有。”
“这样干,工资有多高呢?”
“平均月工资2500元。”
“夫妻两人打工,一年能收入多少?”
“前年3万元,去年4万元。”
“以后怎么打算?”
“趁年轻先打几年工,到时候如果还欠债,就继续打工；还了债就回来做点小生意。”
“什么生意?”
“一般就是买个小型货车拉活儿,或者养鱼,种点农作物。”
“想过以后就在浙江生活吗?”
“我们那么点工资怎么买得起房子?”
“如果有养老金之类的呢?”
“肯定愿意啊!我初中还没毕业就出去打工,又不会种田,又不会养鱼,所以不想回来。”
“那你以后回来了怎么办呢?”
“现在还没想那么远,走一步算一步吧。”
就在记者采访的前一周,新华社播发的通讯称,各地积极探索农民工在就业地落户,广东省已有10万多农民工通过积分入户城镇,陕西、重庆、宁波、成都等地也制定了户籍制度改革办法。
也许,这是朱彩霞们的希望所在。
盼望“干不动了”能老有所依
春节刚过,刘铁华家的对联已掉了颜色、字迹不全。他是洪湖市万全镇老沟村人,27岁,已在外打工10年。他家的对联是2010年元月结婚时贴的。春节前,他带妻子返乡过年、与儿子团聚,没心思贴对联。
“打工10年,现在你手头有多少钱?”记者问。
“就三千(元)。”刘铁华说。
“不会吧?”
“前几年在福建、广东打工,月工资1400元,八九百也有过,一年最多落一万元。”
“打工10年,你应该算技工吧?”
“我一直在工厂做服装,不会看设计图纸,最多算熟练工。”
“在外面你上过‘三险一金’吗?”
“几十人的小厂,谁给上呢?”
“出了工伤怎么办?”
“我出过小工伤,老板给点钱,养一养就算了。”
“等年纪大了或者干不动了怎么办?”
“也许能干到45岁吧。到那时,国家形势更好了,也许会给点养老金。”
洪湖市万全镇老沟村村支部书记周和平说,老沟村有2474人,其中40%～45%的青年人在外打工。万全镇镇长易重兵说,去年防汛抢险时,到1600多口人的天井村挨家挨户找劳力,结果只找到40个青壮年。
记者在安徽、河南采访,沿路看到在麦地里浇水的农民很少有20来岁的,基本都是中老年人。
“许多打工者已适应了城市生活,大多都不可能回来种地了。他们将来的养老问题将是一个维护社会稳定的大问题。对此,基层政府无力解决,急需上级政府早日出台政策妥善解决。”易重兵说。
记者4次到江汉平原,均恰逢春节刚过。在公路上,经常看到满载而去的客车,看到衣着鲜亮的青年男女提着大包小包在等车。在乡村里,经常看到成堆的鞭炮纸屑和冷清的庭院。乡村青年把梦想和激情献给了外面的精彩世界,把怀念和天伦之乐留在了故乡故土,他们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但总有困倦的时候,最终是城市接纳他们还是乡村拥抱他们?
要“兜底”,更要“发展”
在洪湖市万全镇老沟村有一家无证经营的砖瓦厂。运砖的那个小拖拉机手叫张术力,年仅18岁,染着一头很拉风的黄发。他是这里的熟练工,每天负责将泥制的砖坯运到空地上晾晒。一个月工资2000元,他期盼着下雨,因为那样就不用来上班。
在段家湾,我见到了村里“珍媳的一个大学生。他叫段亚胜,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是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的大一学生。为了赚钱供他念书,他的父母一直在外地打工,连春节都没有回家。我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他说:反正不会再回农村了。
在汪庙村,段国学老人拎着一篮子到河边洗菜。虽然村里通了自来水,但是,每天只供水一小时,每天仍有村民到河边洗衣和洗菜。我站在河边拍了一张照片:河坡上散布着垃圾,河道里布满了水花生。养鱼的段国舫说,近10年来,他都不敢从这条河抽水到鱼塘,“有污染”。
在监利县黄歇口镇新熊村,53岁的农妇宗首英的家还和6年前一样,她在6年前就查出患有子宫多发性平滑肌瘤,脖子上还有一个囊肿。因为没钱,直到去年才去县里做了一个手术。因为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6000多元的手术费报销了一半。
在潜江市龙湾镇寻湖村,在村民王慈海家里见到一口锈迹斑斑的压水井,井边放着一桶用来过滤杂质的石英砂。他的父母在几年前接受过本报记者的采访,在去年相继去世,留给他的“遗产”是漏雨的破房子和这压水井。村里几年前通了自来水,当时嫌500元“初装费”太贵没装,可是现在“初装费”涨到了1000元。所以,他家至今吃不上自来水。
在寻湖村,还见到一个本报记者以前采访过的农妇,她丈夫2009年死于血吸虫玻她家享受低保,每季度能按时领到300多元。我看了一眼那个存折,每个月只要钱一到账,她就第一时间取出来。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正在开展试点。参加了新农保的村民,在年满60岁之后,每个月都能领到一笔养老金。这笔钱虽然微薄,却让更多的人缓解了“老无所依”的恐惧。
每一个乡村都是由这样一个个普通家庭所组成的,每一个家庭又都有自己的酸甜苦辣和柴米油盐。他们的改变见证了这个时代的改变,他们的诉求正是每个村庄的诉求。
我们心里清楚,无论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还是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永远都只是“兜底”的政策,真正能让农民拥有未来的,是保障他们的发展权。唯此,那些躬耕乡野的农夫们才能脱胎换骨成为新型农民,那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才能拥有在城市安身立命的资本,才能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走进“春天里”。
我一直记得一句话:对待农民的态度可考验一个民族的良心。
(易艳刚)
2月17日,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王桥村村民在王怀友家的院子里聊天。
姜锦铭摄
“留守阵营”和“打工阵营”
村里没有上次来时热闹,除了记者在高声招呼村民,几乎听不到别的声音。有村民说,能出去打工的基本上都出去了。
“种地现在就是够生活的(只够家里的日常开销),小孩(适婚青年)想结婚,家长还得去打工。”安徽亳州市蒙城县三义镇王桥村村民王怀银说。50岁的他打工已有15年历史。
“那你现在还去打工吗?”
“我说了你都不一定信,不但我得出去,俺村上还有60岁的人出去打工的呢。”王怀银说,“不打工你也能吃上饭,不过小孩别想娶媳妇……”
有留守在家种田看孩子的,有出门打工看世界的。“留守阵营”和“打工阵营”,也许不失为目前内陆传统农区农民生存方式最简便的“二分法”。
“啥时候回来?”“在哪打工?”“啥时候走?”成为农民过年的问候语。“留守阵营”还被戏称为“389961部队”(“38”代指妇女、“99”代指老人、“61”代指儿童),“打工阵营”则是农村的年轻男女和年富力强的中年男性。
“再过两天,村里剩下的就大都是老人和小孩了。”王桥村28岁的王二化说,他们村80%的劳动力都在外打工。亳州市农委主任应国君介绍,全市600万人口,130万人常年在外打工。
记者走访了紧挨着亳州的产粮大县——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了解到全县117万人也有38万人在外打工。
他们,是全国2.4亿“农民工”的一小部分。据统计,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已占到总收入的近50%。
留守种地,挣钱不容易
“干坏了!5个月没下雨!”安徽合肥长丰县鲁周村一位大妈告诉记者,“往年(小麦)这时能长小腿高了。”
同村的仇恒白60整,嗓音响亮干脆:“(小麦)干死掉了,空田了。等有水了就再种水稻,没水,地就只能干放着了。”
“农业保险上了没有?”记者问王怀银。
“上了。”
“一亩地多少钱?”
“买种子的时候一起上的,一斤加两毛吧。”
“有没有歉收的农户获得赔偿的?”
“歉收的多是自然干旱。”
村民王汉杰插话:“以前有的地里麦子成块都倒(倒伏)完了,也没有赔偿。”
仇恒白的丈夫吴怀玉说去年天气同样旱,虫子也多,5亩水稻只收了3000多斤,而好年景会收5000多斤。
好在,王桥村村民普遍承认“现在政策好”,国家不收公粮还给钱。
不过,鲁周村村民反映,化肥价格比较贵,尿素每袋102元,硫酸钾每袋140元。种粮挣钱不容易。
不仅种田挣钱不容易,农村传统养殖业也有难处。湖北省洪湖市万全镇境内的洪排河边,今年47岁的养鱼户胡大平对记者说,他承包了清明村22亩鱼塘,由于饲料价格上涨、水污染导致减产和鱼价下跌等因素影响,收入仅能“大致维持生活”。他的儿子已经不再养鱼,前往福建打工。“村里大概会有30%承包鱼塘的人出去打工。”胡大平说。
外出打工,“搞点钱比在家闲着强”
王二化以前一直在上海做大理石加工,大理石粉尘对人伤害大,他已经不干了。去年向亲戚朋友借钱,又贷点款,花十多万买了辆货车,在上海跑运输。“活好的话,一两年能回本。”
虽然28岁的王二化不愿伺候大理石了,50岁的王怀银却还得干这伤身体的活儿。
“工钱最近几年有什么变化吗?”记者问王怀银。
“最开始打工的时候,一个月也就是五六百元,现在一个月能拿两千六七。”
“现在出去,是你挑老板还是老板挑你?”
“就我这个岁数,虽然干活比较有经验了,但老板用你不踏实,工作量大,怕你受不了。但是他又想找个干活技术好的人,怕年轻人给他干砸了,所以他的心理也很矛盾。我出去,对工资也不会要求太高,主要是年龄大啦,但是能搞点钱比在家闲着强!”
河南鹿邑县时各寨村民时海良,45岁,常年出门在建筑行业打工,一年回来3次:收麦、收秋和过年。干一季活算一次账,一天120元左右。“好的时候也能挣两万。家里再卖点粮,差不多收入两三万。”
一个纸杯看变化:在外打工见识广了
“请喝水。”在鲁周村,59岁代本江的女儿代恒花从柜子里取出4个一次性纸杯,给记者和她爸爸倒上了开水。
“我们家从来没买过纸杯,这是我女儿第一次买来的。”代本江说。
近几年,代恒花一直在合肥打工,做餐馆的服务员。过年时,她特意从城里买回纸杯招待客人。
记者脑海里不由地浮现出几年前的一幅场景:2006年到代本江家采访,主客6人,他母亲只找到3个看起来有点脏的塑料杯倒开水。3杯水放在桌边,代本江招呼大家喝水,没人去龋
“我发现一些打工者见识了外面的世界,生育观念、教育子女的方式等发生了明显改变,对‘生男生女一个样’的观念更加有认同感。”湖北省监利县黄歇口镇原人大副主席熊邦松说。
五六年前,湖北潜江市龙湾镇寻湖村的周超良外面打工返乡后,发现女儿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排倒数,于是就买来“奥数”,与女儿一起学习。“即使她做错了,也要好好地给她讲；有时一气之下想打她,也只是用手轻轻碰碰她的头。”周超良说,如今他的女儿16岁,上高一,“学习非常好,在年级排前10名”。
留守儿童:“带出去开销大”
随着一些城市学校逐渐开放接纳,跟父母到城市上学的孩子在增多,但大部分仍留农村,交由老人照看。
代恒花和丈夫都在合肥打工,丈夫是电焊工,她在饭店打工一个月赚1200元。6岁的女儿交给在家的爷爷奶奶照顾,成了全国5800万留守儿童中的一名。
“孩子想你了怎么办?”
“想了就带过来玩一玩。”
“孩子上学有什么考虑?在老家上还是到合肥?”
“先在老家上,以后再看,外面开销大。”
在潜江市龙湾镇寻湖村,记者正在路边采访,一阵音乐声由远而近,震耳欲聋,一辆车厢外写着“蓝天幼儿园”的9座小型面包车从旁边经过。校车停下,有几个幼儿被等在路边的家长抱下来。记者走到车门口,跟坐在车厢里的谭老师聊了几句。她说,寻湖村有50名幼儿上蓝天幼儿园,幼儿园离寻湖村有10公里。记者向车厢一看,正常的车座已被拆掉,车厢四周固定一排窄木板,车厢里摞着17个小塑料凳子。
朱彩霞的女儿今年5岁,不在这辆校车上。朱彩霞和丈夫在浙江丽水一家服装加工厂上班,他们的女儿从1岁3个月时开始便交由老人照看。
“这几年,老家的交通事故多了。在城里一听说校车交通事故,我就心里紧张。老是超载。”朱彩霞忧虑地说。
读书还是打工,这是个问题
鲁周村代恒浩向记者回忆起他儿子初中毕业时在打工和继续上学之间的艰难抉择。
“他开始不好好念书,初中毕业后我就给他联系好了到上海打工,行李车票都给他准备好了。离上车时间还有3个小时,我问他,你考虑考虑到底是愿意去打工还是好好念书。后来他还是说要念书。车票就退了。现在他念书不错,全年级排在前10名。”
时各寨村时海良家3个孩子都在读书,两个儿子在县城读中学。小女儿在村里上小学。“老房子20年了,没有实力盖房子,孩子毕业了再说。”
“只要能考上,就让他们都读。”时海良说,“现在打工的小孩多,读书少。有的连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了。”
像代恒浩和时海良这样的家长自然是有眼光的农民,因为即便打工,书读少了其实意味着前路艰难。
2004年到鲁周村时,给我们领路的是吴庆娟,今年到村里采访发现她不在家,听说她到合肥打工去了。2月20日,我们在合肥终于联系到正在找工作的她。23岁的吴庆娟,当年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了,前几年在广州帮亲戚做饭,今年回来想在合肥找工作。说起几天来的找工作经历,她眼中泪光闪闪。由于连小学都没毕业,去饭店找工作,老板一试,发现她菜单上的菜名都认不全。这工,还怎么找。
年轻人不会种地
“现在种地就靠老的,年轻的肯定不会种!他们一直在外面打工,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种地。”村民王怀银说。
“现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以后回到家不会种地怎么办?”
“那就只能不打工的时候再说。”
“年轻人现在不种地,谁种地?”
“我们种。”
“等你们老了种不动了怎么办?”
“那就考虑着给年轻人当指挥。”
新楼房挺多,“空置”的不少
记者行走各村间,明显发现两层的新楼房比以前多多了。
“现在能盖起房子的,家里必须得有人出去打工。”王桥村村民王凤先说。
时各寨村68岁的时金民也说,村里这两年盖房的多,都是打工挣的钱,“盖两三层房子需要十四五万。”
在王桥村,记者问村民王怀银一个问题:“我看好多人马上就要出去(打工)了,并不在村里住,怎么也要盖房子?”
“现在农村小孩说亲,楼房必须先起来。”王怀银跟记者解释农村的“规矩”。
打工挣钱,回乡盖楼。不过记者发现一个“异象”:到访的村庄,不少新房子大门紧锁。为何房子“空置”也要盖?多位村民对记者说,城市只是打工的地方,最后还得回家吧,不趁现在盖房,以后住哪儿?
记者讨论这个现象时也是意见分歧。最后,大家的共识是:农村“空置”的新房子,折射的是农民工目前尚无法融入城市的现实和他们对“老无所依”的担忧。
你在他乡还好吗
潜江市龙湾镇寻湖村24岁的朱彩霞,原计划正月十五之前与丈夫一起返回浙江丽水打工,因为家里盖楼房,推迟了行程。
“你们在外打工,一个月有几天假期?”
“一年才放3天假,五一一天,十一一天,元旦一天。”她补充说,“遇上停电也放假。”
“每天工作几个小时?”
“一般14个小时,是计件工资,多劳多得。”
“一天工作从几点到几点?”
“时间表上午是从8点到11点半,下午从12:15到晚上5点,晚上从5点半到10点算加班。除此之外,一般都会再多干一两个小时。”
“单位给上‘三险一金’吗?”
“当地人有,我们外地人没有。”
“这样干,工资有多高呢?”
“平均月工资2500元。”
“夫妻两人打工,一年能收入多少?”
“前年3万元,去年4万元。”
“以后怎么打算?”
“趁年轻先打几年工,到时候如果还欠债,就继续打工；还了债就回来做点小生意。”
“什么生意?”
“一般就是买个小型货车拉活儿,或者养鱼,种点农作物。”
“想过以后就在浙江生活吗?”
“我们那么点工资怎么买得起房子?”
“如果有养老金之类的呢?”
“肯定愿意啊!我初中还没毕业就出去打工,又不会种田,又不会养鱼,所以不想回来。”
“那你以后回来了怎么办呢?”
“现在还没想那么远,走一步算一步吧。”
就在记者采访的前一周,新华社播发的通讯称,各地积极探索农民工在就业地落户,广东省已有10万多农民工通过积分入户城镇,陕西、重庆、宁波、成都等地也制定了户籍制度改革办法。
也许,这是朱彩霞们的希望所在。
盼望“干不动了”能老有所依
春节刚过,刘铁华家的对联已掉了颜色、字迹不全。他是洪湖市万全镇老沟村人,27岁,已在外打工10年。他家的对联是2010年元月结婚时贴的。春节前,他带妻子返乡过年、与儿子团聚,没心思贴对联。
“打工10年,现在你手头有多少钱?”记者问。
“就三千(元)。”刘铁华说。
“不会吧?”
“前几年在福建、广东打工,月工资1400元,八九百也有过,一年最多落一万元。”
“打工10年,你应该算技工吧?”
“我一直在工厂做服装,不会看设计图纸,最多算熟练工。”
“在外面你上过‘三险一金’吗?”
“几十人的小厂,谁给上呢?”
“出了工伤怎么办?”
“我出过小工伤,老板给点钱,养一养就算了。”
“等年纪大了或者干不动了怎么办?”
“也许能干到45岁吧。到那时,国家形势更好了,也许会给点养老金。”
洪湖市万全镇老沟村村支部书记周和平说,老沟村有2474人,其中40%～45%的青年人在外打工。万全镇镇长易重兵说,去年防汛抢险时,到1600多口人的天井村挨家挨户找劳力,结果只找到40个青壮年。
记者在安徽、河南采访,沿路看到在麦地里浇水的农民很少有20来岁的,基本都是中老年人。
“许多打工者已适应了城市生活,大多都不可能回来种地了。他们将来的养老问题将是一个维护社会稳定的大问题。对此,基层政府无力解决,急需上级政府早日出台政策妥善解决。”易重兵说。
记者4次到江汉平原,均恰逢春节刚过。在公路上,经常看到满载而去的客车,看到衣着鲜亮的青年男女提着大包小包在等车。在乡村里,经常看到成堆的鞭炮纸屑和冷清的庭院。乡村青年把梦想和激情献给了外面的精彩世界,把怀念和天伦之乐留在了故乡故土,他们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但总有困倦的时候,最终是城市接纳他们还是乡村拥抱他们?
要“兜底”,更要“发展”
在洪湖市万全镇老沟村有一家无证经营的砖瓦厂。运砖的那个小拖拉机手叫张术力,年仅18岁,染着一头很拉风的黄发。他是这里的熟练工,每天负责将泥制的砖坯运到空地上晾晒。一个月工资2000元,他期盼着下雨,因为那样就不用来上班。
在段家湾,我见到了村里“珍媳的一个大学生。他叫段亚胜,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是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的大一学生。为了赚钱供他念书,他的父母一直在外地打工,连春节都没有回家。我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他说:反正不会再回农村了。
在汪庙村,段国学老人拎着一篮子到河边洗菜。虽然村里通了自来水,但是,每天只供水一小时,每天仍有村民到河边洗衣和洗菜。我站在河边拍了一张照片:河坡上散布着垃圾,河道里布满了水花生。养鱼的段国舫说,近10年来,他都不敢从这条河抽水到鱼塘,“有污染”。
在监利县黄歇口镇新熊村,53岁的农妇宗首英的家还和6年前一样,她在6年前就查出患有子宫多发性平滑肌瘤,脖子上还有一个囊肿。因为没钱,直到去年才去县里做了一个手术。因为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6000多元的手术费报销了一半。
在潜江市龙湾镇寻湖村,在村民王慈海家里见到一口锈迹斑斑的压水井,井边放着一桶用来过滤杂质的石英砂。他的父母在几年前接受过本报记者的采访,在去年相继去世,留给他的“遗产”是漏雨的破房子和这压水井。村里几年前通了自来水,当时嫌500元“初装费”太贵没装,可是现在“初装费”涨到了1000元。所以,他家至今吃不上自来水。
在寻湖村,还见到一个本报记者以前采访过的农妇,她丈夫2009年死于血吸虫玻她家享受低保,每季度能按时领到300多元。我看了一眼那个存折,每个月只要钱一到账,她就第一时间取出来。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正在开展试点。参加了新农保的村民,在年满60岁之后,每个月都能领到一笔养老金。这笔钱虽然微薄,却让更多的人缓解了“老无所依”的恐惧。
每一个乡村都是由这样一个个普通家庭所组成的,每一个家庭又都有自己的酸甜苦辣和柴米油盐。他们的改变见证了这个时代的改变,他们的诉求正是每个村庄的诉求。
我们心里清楚,无论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还是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永远都只是“兜底”的政策,真正能让农民拥有未来的,是保障他们的发展权。唯此,那些躬耕乡野的农夫们才能脱胎换骨成为新型农民,那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才能拥有在城市安身立命的资本,才能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走进“春天里”。
我一直记得一句话:对待农民的态度可考验一个民族的良心。
(易艳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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