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门口的送别——清明时节访“国内首个社区临终关怀科”

　　万物皆洁齐，气清而景明，是为清明。这万物清新的时刻，却也是我们祭扫追悼、感怀死亡的节日。

　　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死亡对人生而言，是不可缺的一个句点，但也往往伴随着芸芸众生在人世间最深刻的痛苦。尤其是那些患有晚期癌症的病人，在意识到生命的最后，难免要面对更多的痛苦、悲哀与恐惧。

　　清明时节，我们走进一个特殊病区——闸北区临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国内首个社区临终关怀科”。它还有一个温馨的名字：安宁病房。因为它提供的，是这样一种待遇：让人能够保持着尊严，平静地进入死亡。

　　从某种意义上说，活的幸福与死的安详，皆为人之根本愿望。但在过去，我们似乎对后者了解的并不多。这个清明，在临终病房目睹的一切，让我们感悟到：死，并非完全是生的对立面……

　　“平静、尊严”地走向死亡

　　“我们跑了多少家医院，他们都不收，说肺癌晚期没办法治了。求求你们，能不能帮帮我们，他才五十多岁。”一位中年阿姨的脸上满是伤心，眼睛通红，“想想办法，能不能让他撑到5月18日，那天是他女儿的婚礼。”

　　医生关切地倾听她的诉说，又查看了一遍病例，“让他来吧。要他撑到5月，以他现在的状况来说很难，我们会尽力，也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的工作。”

　　尽管采访前有过心理准备，但现场看到这样的悲伤事，我们的心被猝然揪紧。

　　“到我们这里的，多是病情已经确诊，医院无法救治，放弃治疗的患者。一般来说，大多生命周期都在3个月内了，但就在这段时间里，谁能帮他们一把，都是雪中送炭。”安宁病房医生侯俊平说，“与其他医疗机构不同的是，我们的工作是在对病人进行对症治疗护理、缓解病痛的同时，更注重提高其在这一阶段的心理与生活质量，让病人尽可能没有痛苦，没有遗憾地告别，实现‘善终’。”

　　时近中午，暖暖的阳光透过淡粉色的窗帘，照进社区服务中心二楼的安宁病房内。尽管医院地处闹市，这里却安静得出奇，甚至没有医院特有的消毒水味道。顺着走廊从一间间病房前走过，有护工正在帮一位老人揉背，两个躺在相邻两张病床上的阿婆低声聊着，偶尔微笑。他们相似的瘦弱，又同样神色平静。几次想和他们说点什么，又不忍打扰他们的安宁，反倒是病人和家属先和我们打招呼。

　　“能住进这里，我觉得很庆幸，既不拖累子女，也不会孤单，这里的人都很好。”一位阿婆平躺在床上挂着点滴，轻柔言语中透出一种释然，“就等那一天吧。”

　　“妈妈得了胃癌，医院几进几出，最后到了这里。她开始也不接受事实，经常自己把针头拔了，但这里的护士很耐心，不断轻声安慰，平时每两小时一次翻身，每天擦身，做得比我们还尽心。”一位患者的女儿说。

　　翻开一本本护士记录的病人情况，平静的语言中，透露出病人对生的眷恋：有患者突然想到夫妻生离死别，担心老伴今后无人照料，立马电话联系他女儿，让她在父亲面前保证照顾好母亲；王老太的儿子一个多月没来了，这几天她不思茶饭，再打十多个电话请她儿子来；冯老耳背，却又喜欢聊天，我们都是他听话的小孙女……

　　缓解病痛的折磨，化解对死亡的恐惧，让病人能从容地安排好后事，平静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这，正是安宁病房“临终关怀”的要义所在。“病人自入院初，我们就会对其进行全面体检，制定不同的治疗计划，但更重要的是对患者、对家属心灵的抚慰疏导，告诉他们，临终关怀不会刻意抢救延长生命，这是真实的死亡教育。”临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办主任李琛说，病人临终前，最怕的是病痛，最牵挂的是感情。人至此皆会有恐惧、奢望、痛苦、自弃、绝望等各种感受。但最终，你对他好，他也会对你好，这样的告别，才能够平静而有尊严。

　　生命，是那么脆弱，却又那么坚强。

　　人生，需要灯盏

　　作为申城临终关怀服务的“领头羊”，临汾社区卫生中心迄今已坚持了15个年头。如今，这家地处闸北区彭浦新村地块的医院内，安宁病房共有40张床位，4名医生、8名护士和20多名护理员在其中工作。

　　实际上，这里日常意义上的医学治疗已不多，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治疗已无意义。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关怀与护理病人本身，以各种方法缓解病症痛苦，如同孩子对待父母一样，谈论家务、天气、人生，倾听病人的过去，以及希望、痛苦与遗憾。相对来说，安宁病房患者的花费很低，每天不过百元左右，若是病人有医保只需自付8%，约8元。

　　像子女对待父母一样，这样的要求说起来容易，但对那些日日面对患者的工作人员来说，看着“亲人”随时离去，心里不知会积淀怎样的阴影。护士长张彤说：“每天早晨，我一到病房，都会问护士一句，‘原班人马还在吗？’因为不知过了一晚，又会有谁走了。”

　　“医生医生，是只医得生而管不了死的。在许多科室里，医生护士有机会开心地看着病人康复出院。而我们，却是目送一个个患者走向死亡，那种感觉特别压抑。”侯医生说着说着声音就低了下去，“清明节前后，天气乍暖还寒，人走的也多。这个3月，已经有18位了。”

　　这样的工作，要有惊人的耐心和无限的善心。而那颗被死亡煎熬的心，也要足够坚强。“很多病人初来时仍不愿相信病情，恶化后继而失望、愤怒。有的会扔东西，什么都可能，再接下来会绝望，甚至想自杀、安乐死……”张彤絮絮叨叨地说，“怎么让人接受病情，怎么讲生死，怎么引导病人安排后事，这需要技巧，更需要一份强烈的责任感。说穿了，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关，善待他们就是善待将来的自己。”

　　依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没有志愿者参与的临终关怀工作是不完整的。症状缓解、团队工作和合作关系、社会心理支持，是临终医学关怀服务的三要素，对应的正是医护、患者与家属、社会志愿者的共同努力。李琛介绍：“安宁病房的志愿者共有四部分，街道组织的老妈妈志愿者；来自复旦、同济、交大、二军大的学生志愿者；来自红十字会的专业志愿者；医院员工自发组织的医务志愿者。”

　　“陪他们说话、读报，甚至我们年轻人之间的对话，都让老人们开心。外面的一切，他们都会觉得精彩。每每想起这些，都让我也不由得珍惜起生活来。”一位大学生志愿者说。

　　一位志愿者这样写道：“每一次公益志愿者的活动都是一盏灯，开的灯多一些，世界也就更亮一些。但是灯并不应该只去照亮喧哗的闹市，昏暗的巷子是更需要路灯的地方。”

　　在我们眼里，安宁病房所传递的，不仅仅是死亡。

　　“优死”，不仅是医院之责

　　其实，临终关怀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迄今已问世了半个多世纪。它的起源要归功于英国一位长期从事晚期肿瘤护理的护士桑德斯。桑德斯在一次次目睹病人垂危时的痛状后，下定决心改变这样的状况。由此，旨在让病人安详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的临终关怀理念，应运而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临终关怀理念传入我国。

　　早在1995年，闸北临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先行先试，开设临终关怀服务。初创业时，困难重重：临终关怀用药不多，检查几乎没有，对于当时仍要自负盈亏的医院而言，这样的服务没有赚钱空间，堪称“叫好不叫座”。开设临终关怀，还要配备一系列特殊的房间和设备，周遭居民无法理解，门前纷纷挂起小镜子来“照妖”……举步维艰，医院亏本经营起了小小的临终病房病区。

　　中心主任罗微告诉记者，“安宁病房并没有经济效益，但前任们坚持了下来，创造的是巨大的社会效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定位，是为居民提供从生到死的连续服务，但长期以来，我们更重视‘优生’，几乎没有人提及过‘优死’。”

　　所幸，历经荆棘坎坷的临汾，正渐渐做出自己的品牌。15年里，这里的安宁病房共送走了1000余位病人；去年，临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正式成立临终关怀科，床位也从之前的区区几张扩张至一层楼面。更可喜的是，从去年起，闸北区卫生局对临终关怀服务进行政府资助，每送走一位病人为医院补助2000元钱；安宁病房里的医护人员，待遇也随之有小幅上升。

　　侯俊平医生说，社会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想要入住安宁病房的患者络绎不绝。面对大量的患者需求，有心的医生们结合临床实践经验，探索出一套独具特色的临终关怀评估法。记者翻看这样一张表格，呼吸、血压、营养状态、脏器状况、体温、尿量、水肿情况等都被一一列出，并按严重程度进行评分。超过60分的病人，说明生命还能维持一段；低于60分的病人，生命将临末期，可收入安宁病房。“这样的筛选，才能确保安宁病房提供的是临终关怀，而不是普通的治疗服务。”

　　尽管临终关怀已初具规模，罗微却觉得，未来要走的路还有很长很长。根据上海市人口计生委的统计，申城60岁以上老人所占总人口比例达20%左右，而因恶性肿瘤去世的病人，上海每年也有2.5万至3万人。为越来越多的老年或重症人群提供临终关怀服务，仅靠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显然远远不够。罗微认为，“这样的服务，未必一定放在医院里。只要政府重视这一块，财政、民政、卫生、慈善等多个方面联合起来，临终关怀服务肯定会更有声有色，‘优死’的理念也会广为传播。”以闸北区为例，时下区内芷江西路、宝山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纷纷开设了临终关怀病床，试图将临汾探索多年的模式普及开来。

　　迎着四月和煦的春风，记者一行离开时，医院管理者提出一个小小的期望：“安宁病房里的床已经破损不堪，市红十字会曾捐赠了几张床，但目前还有许多床位需替换。这样的病床每张要一万元，医院实在负担不起。如果有人能够帮助我们，也可以让病人的最后一程更舒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