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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要做父亲那样的人(图)
2011-04-05 来源:网易
讲述人语
杨树葆,1931年出生于山西省蒲县荆坡村,1947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历任部队文化教员、空军学院教员、空军开封场站副站长、空军宜昌场站站长(正团职)、空军钟祥场站站长(正团职)、宜昌县政协副主席(正县级)。1991年12月离休。2010年12月17日因病辞世,享年79岁。
早在3月下旬,杨树葆老人的几位子女就联系到记者,希望能将老人的生平故事讲述出来,并在清明节当天刊发,作为他们缅怀父亲的一种特殊方式。他们的名字分别是杨晶莹、杨文平、杨燕莹、杨玉莹、杨晋。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这个信念早已融入父亲的血液
1931年,父亲出生在山西蒲县一个农民家庭。在他还未来到人世前,他的父亲就意外身亡,其生活之贫苦就可想而知了。由于严重营养不良,父亲4岁时竟还不能行走。1937年,战乱迫使6岁的他随他母亲踏上了逃难之路,过了整整十年颠沛流离的生活。那期间,父亲17岁的七叔和16岁的八叔西渡黄河参加了革命。
父亲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47年。那年,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请父亲带路,一路上给他讲了不少革命道理,父亲深受启发。回家后他就毅然参了军,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进入部队后,父亲先后参加了晋中战役、临汾战役、太原战役、扶眉战役、青海剿匪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在纷飞的战火和嘹亮的军歌声中,父亲入了党、提了干,从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穷孩子成长为了一名有思想、有理想的战士、干部。生活环境的转变、思想的升华,让他更深切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含义,而这个信念则已融入他的血液。
从朝鲜回国以后,父亲被送到总参某院校学习防化专业知识。毕业后,先后在南京军事学院、北京空军学院任防化教员,成为我军防化领域最早的专业人才之一。每当谈及此事,父亲总是充满感慨地说:“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培养教育,我这个只勉强读了两年私塾的穷孩子哪有机会进入大学课堂?”
后来,父亲的身份发生了多次转换,但不管如何变化、不管身处何方,他对党的感情从来不曾动遥他总是这样告诫我们几姊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你们也不可能从小就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所以你们一辈子都要铭记党的恩情。”
“公私分明,绝不能占国家任何便宜”,这是父亲对我们的教诲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不能理解父亲的所作所为,觉得他对家人太苛刻,甚至是“无情”。
大概是从上世纪70年代,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先后到外地求学,或者被分配到外地工作。当时,家距离火车站有几十公里的路程,我们都特别希望在场站当领导的父亲能派个车接送一下,可他却从来不肯。有一次,老大回家探亲,下火车时已是深夜。虽然提前就给父亲打了电话,请求他派个车来接,可父亲没答应。没办法,老大只得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的方向走。待走到家时,天都已经亮了。为此,老大哭了,她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这样“狠心”?宁愿让自己二十来岁的女儿徒步走一夜,也不肯派个车去接一下。还有一次,寒冬腊月的,天气很恶劣,恰逢老三回家过节,下火车时是下午,待老三走到家时已是深夜。
1980年,外婆过70大寿,父亲特意在空勤灶订了一个蛋糕作为外婆的生日贺礼。可不巧的是当天他工作特别忙,一直在开会,直到晚上才结束。在我们看来,他可以请空勤灶的人把蛋糕送过来,或是派个人去龋但他生怕麻烦了别人,硬是等开完会后自己骑着个自行车去买蛋糕。由于夜色太浓、伸手不见五指,父亲连人带车翻倒在路边的水沟里,蛋糕也报废了。
1981年某天,父亲到省委党校学习,单位派了一辆面包车送他。正好有个朋友的孩子要到武汉上学,就委托父亲帮他把孩子顺道带到武汉。当时,从宜昌到武汉有七八个小时的车程,父亲怕饿着别人的孩子,到了吃饭时间就让司机停了车,找了个小饭馆吃饭。按理说,这是在出差途中,吃饭是可以使用公费的。但父亲固执地认为那个孩子不是出公差的,不能享受公费待遇,必须是他掏钱请客才符合政策。
2010年,父亲被查出身患癌症,要到宜昌城区某医院治疗。由于父亲拒绝住院,我们只能早上送他去,晚上接他回。本来,父亲是可以享受公车接送的,但父亲认为这样的交通往返是个人原因造成的,不能让休干所的车子接送。没办法,我们只能联系一辆的士每天接送父亲。
因为这些事,我们都觉得父亲太“迂腐”,曾对他充满了不解。但父亲总是不客气地批评我们说:“公家的事和私人的事永远不能混为一谈,就算是一针一线,也不能占国家的便宜。”
而与此相反的,父亲对待别人却总是那么宽容大方。他为了给国家节省汽油,“吝啬”到即便是深夜也不肯接送我们往返火车站,自己也不轻易用车。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他却大方至极。1976年夏天,驻地小学组织学生春游遇到暴风雨,父亲立即安排车辆将几百个孩子一个个安全送回家。从小到大,他总是教育我们要节约。一件衣服总是大的穿了小的穿,到最后都已破旧不堪、辨不清颜色。但他对资助的困难学生却十分慷慨,除了学费、生活费,还把那孩子接到家里玩,给那孩子买漂亮衣裳。一想到父亲从未给我们买过衣服,我们几乎都有些“嫉妒”那个孩子了。
“不要给组织添麻烦”,这是父亲对我们最后的嘱咐
父亲40出头就患了三叉神经痛,常年无法正常进食,只能吃稀的、软的。但父亲在外公干时,从来就是别人什么他吃什么,绝不提出任何额外要求。没有人知道,其实出差在外时,吃饭永远是父亲最头疼、最害怕的事。
1990年,父亲离休了,组织上安排他到休干所居祝搬完家以后,父亲又动手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后才交给后勤部门。当时,我们都觉得没这个必要,但父亲解释说:“我现在打扫干净了,等别人搬进来时就会省很多麻烦。”
2003年,国家西气东输工程从山西蒲县经过,要搬迁700多座坟茔。其中有杨家7座祖坟11副棺椁。蒲县人都在看着杨家,因为父亲的七叔、八叔两位老红军尚健在,他们的态度决定着祖坟能不能及时搬迁。72岁的父亲打电话征求两位叔父的意见,85岁的八叔写来亲笔信,委托父亲代表他本人回家乡去做子侄的工作,要求杨家子孙无条件支援国家建设。父亲回到家乡以后,反复给杨家的子侄们宣传小家服从国家的道理,杨家子孙很快统一思想,在全县第一个搬迁了祖坟。
2009年,夷陵区城东大道扩建工程要经过我们居住的夷陵区休干所。当时还建房还没开始盖,我们必须先给父母找个住所,等房子建好了,再搬进还建房。如此一来,就得折腾两次。考虑到父母年纪已大,我们都希望等到还建房盖好后一次搬家到位。这时期,父亲已经患有严重的脑萎缩,说话都非常吃力了,但他还是执意要求我们按照组织规定时间搬家,不要给组织找麻烦。
去年春节,祖孙三代几十口人从全国各地回父母家过年。吃团年饭时,父亲用已不那么连贯的语言再次告诫我们:“你们要为国多做贡献,不要给国家增添麻烦。”而这,竟成了父亲留给我们最后的嘱咐。
2010年劳动节过后,父亲被查出身患癌症。随着病情急剧恶化,父亲在他最后几个月时间里,已不能进食、不能喝水、不能讲话。但我们仍能通过他的眼神、他的手势猜测出他的意思,即:不管干什么都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似乎,这是父亲对自己的最高要求。
父亲过世之后,夷陵区委区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故乡山西蒲县县委县政府也发来唁电追忆父亲的一生。在我们看来,这是父亲为之奋斗的事业给予他的最高礼遇。本报记者谭莹(本文来源:荆楚网-三峡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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