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春秋“镀金”云南数百民企(组图)

　　高级经济师，中国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现任云南陆劲投资有限公司、云南陆劲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云南陆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云南陆劲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南创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云南金控股权投资基金执行董事、总裁，云南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云南省民营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云南省政协第八届、九届、十届委员，云南省级特约监察员。

　　第1篇

　　弄潮人

　　投身云南民营科技事业

　　1986年，我转业到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秘书一处工作。由于工作性质决定了我大量时间是在州市县、农村、厂矿搞调查研究，参与起草领导讲话，省委的报告，编辑省委内参。这使我有机会了解了那一时期省委领导发展经济的思路。我积极投身到改革的潮流中去参与改革、研究改革、推进改革，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亲身的社会实践和深入的理论探索，使我对改革开放思想路线的认识逐渐加深。

　　有两件事影响了我的人生之路。

　　1988年中旬，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教授应邀到云南滇西八地州考察工作，我作为办公厅的工作人员随同前往。钱伟长科教兴滇的思想观点和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刻见解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教诲。钱老滇西视察一路上对各级干部群众说：要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只有依靠科技，滇西的开发才有后劲；鼓励发展私营经济，民营企业，多一个个体户，少一个贫困户。今天看来，钱老发展经济的思想，仍然具有前瞻性，充满着智慧的光芒。钱老的这些话引起我深深的思考。

　　第二件事是199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副主任于维栋到云南来搞调查研究，主要了解我省科技体制改革特别是民办科技企业情况，我参与了调研活动。不调查不知道，当时全国第一家民办科技企业诞生在云南，1979年云南省宣威县何高柱创办的“银耳研究所”，开拓了云南民办科技实业的先河。比北京市第一个民办科研机构，中关村地区陈春生同志创办的“先进技术发展与服务”还早一年。

　　1989年底，云南省民办科技企业有510家，总产值达5亿元，仅次于北京，名列全国第二位。一批民营科技企业和企业家在全国已小有名气。如云南路达集团总裁罗志德、云南供用电技术服务部总经理陈先根、云南技术咨询开发公司总经理郑温玲等。我省的民办科技企业，多数是一批在国家大专院校、科研院所里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他们多数在所学领域拥有几项科研成果，由于体制和机制的限制，这些科研成果长期得不到转化，在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精神的鼓舞下，这些专家学者纷纷下海创办民营科研所，民办科技企业，实现自身的价值。云南的民办科技实业家几乎没有要国家一分钱，资金完全靠自筹，白手起家，艰苦创业，自担风险、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并坚持从云南的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摸索出“以资源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高新技术为依托，以开发科研成果为主体，兴办科技实体，向产业化方向发展的道路”。

　　当时云南省委、省政府发展经济的思路是“发展农业促轻工，通过轻工业，确保交通、能源、重点工程，科教文卫发展”的路子，实践证明这条路子符合省情是正确的。但要使云南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解决产业结构单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问题，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科技企业，应当把民营科技企业作为我省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我被这一大有前途的新兴事业所吸引，被一些企业家的创业精神所感动，于是我萌动了投身云南民营科技事业的念头。1991年初，我向当时分管科技的省委副书记刘荣惠同志谈了我的想法，他非常支持，说年轻人要敢于到改革的风口浪尖去经受锻炼，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

　　在他的支持下，我离开了省委办公厅，调到一个半官半民的云南省民办科技机构管理委员会担任副主任。

　　创办中国首家民营金融企业

　　1991年4月，我正式到省民办科技管委会上班，那是一个半官半民的机构，不列入政府的人员编制，不拿国家工资，但是在工作上，代表省科委行使对全省民营科技企业管理和服务职能。上任伊始，我跑了数十家民营科技企业，帮助企业排忧解难，遇到的问题几乎全部是资金短缺贷不到款。1991年，云南列入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共14项，其中民营科技企业占了11项，国家“火炬”项目安排贷款指标4000万元。列入国家“火炬”计划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年就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省份，能列入“火炬”计划的也不过3-5项。从计划下达到申请贷款，我亲自帮助企业跑银行找政府，有的项目，书记、省长都批示过，但就是贷不到款。

　　当时云南的金融环境是僵硬的，沿海金融四分天下，国有银行、地方金融、地方财政、外资，各占一分天下，“东方不亮西方亮”，而云南是国有银行一统天下。沿海省份企业融资的渠道多，地方金融十分活跃。云南国有银行几乎不对非公经济发放贷款，而地方金融又没有发展起来，再加上云南民营企业自身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没有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缺乏过硬的抵押担保条件。因此，主客观条件都限制了它的发展空间。

　　记得1991年，我亲自为昆明压风防护中心跑贷款，该企业董事长叫曾世麟，说来真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曾世麟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高级工程师。曾世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煤炭科研所搞研究工作。“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重庆中梁山煤矿当采煤工，那时去矿井下采煤用的风钻还没有用高压水枪，完全是干钻。曾工在井下当了半年采煤工就抽到厂办搞宣传工作。然而他们班组的工人，30多岁就得肺病死了。曾工立志革新，解决煤矿工人锡肺病的问题。

　　就是这个项目的贷款，从一月计划下达开始申请贷款，银行信贷部下来若干次考察，一年就要过去了，眼看计划指标作废，我陪曾工到银行，那天昆明下着小雨，天气十分寒冷，曾工这位60多岁的老人坐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等了两个多小时，最后银行信贷部的工作人员出来告诉曾工，贷款未获批准。曾工当时就哭了。我看着曾工满头白发和洗白了的工作服，一脸的倦容、失望、沮丧让人心酸，我也忍不住落泪，同时感到愤懑，我认为这种不合理的政策一定要改变。

　　1991年，姓社姓资的问题还在争论，国有银行除了考虑资金安全的问题之外，最主要的还要考虑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国有银行原则上不对非公经济发放贷款。这里既有认识问题，也有体制问题，而这两个问题都不是我们主观愿望能解决的，究竟该怎么办呢？我萌发了创办中国第一家民营科技银行的念头。

　　经过市场调查和深思熟虑后，1991年6月13日，我给时任省委副书记的刘荣惠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创办中国首家民营金融企业—昆明科技产业城市信用合作社的想法。次日上午，我就得到了刘荣惠的批示，此后省政府一连几次向省人民银行发出催办通知书。

　　1991年12月17日，人民银行昆明分行正式发文同意成立昆明科技产业城市信用合作社。当取得金融许可证后，我向昆明市的民营企业筹集了63万元股金，于1992年1月20日正式营业。中国第一家民营股份制科技金融企业诞生了。这是我一生当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也是我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一个成果。

　　从昆明科技信用社到富滇银行

　　创办信用社时我筹集了63万元资金，在书林街52号租了一栋小楼，装修、购买开业的设备、招聘了12名大学生，钱也就用完了。所以不要以为银行都有钱。我从未搞过银行业务，只知道把存款吸引进来，再放出去，有个利差，就可以赚钱了。我每天留两个人在银行柜台值班，其余人员由我带领每天沿昆明市大街小巷发传单、拉存款。有一次我在大街上发传单，正好遇见和我父母住一个干休所的一个老干部，他们大惑不解，回去问我父母，你儿子不是在省委当秘书吗？怎么犯错误啦，离开省委上街卖东西啦？

　　第一个月跑下来，存款达到300多万元。第一年存款就达到1亿元。我们第一笔款贷给了曾世麟60万元，以后又追加到100万元。我记得有一天快下班时，温州的一位个体户存入现金壹佰万元，这是当时我们信用社最大的一笔存款，我们全社人都去数钱，办好存款以后已经过了送现金到人民银行金库的时间，科技信用社没有金库，我就看守这笔现金整整一夜。

　　当时昆明市的民营科技企业有500多家，这其中有200多家我们都贷过款。创业十年，我们一个小小的信用社累计向民营科技企业发放各种贷款几十亿元，扶持了几十个科技项目。那时省财政用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一年不过几千万，而我们一个民办的信用社每年对科技企业的贷款都在亿元以上。

　　我创办的昆明科技信用社只走过了十个春秋，这十年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十年，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历经坎坷，步履蹒跚，但在不要国家一分钱投资、一个人员编制的情况下，通过吸收社会闲散资金支持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累计向民营科技企业发放贷款几十亿元，扶持了数百家民营科技企业，有的企业如今已成为上市公司。昆明科技信用社后来加入昆明市商业银行，由地方政府控股。我离开了商业银行，但继续关心着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发展。

　　2003年我连续向省政协写提案要求把昆明市商业银行，改造成区域性地方金融机构富滇银行，为此我投入巨大的精力起草了富滇银行可行性研究报告、富滇银行内控制度建设的研究报告。2003年1月，我在省政协574号提案中联合了52位委员联合签名提出《关于创办中国富滇银行的建议》，以后我又不断向省政协连续递交提案，经过我多年努力，在许多领导的共同支持下，2007年成立了富滇银行。虽然名称变了，但发展地方金融事业、为民营企业服务的宗旨没变，开拓创新的精神没变，顺潮而动、与时俱进、积水成渊、聚沙成塔，从我做起，推进改革，已成为富滇银行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

　　第2篇

　　前瞻者

　　办云南自己的风投公司

　　要不断创造新的业绩就要勇于放弃已取得的成绩，敢于再次创新。1999年底，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来昆明旅游的王世渝朋友聊天，听到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2000年中国可能会设立一个“高新技术板”市常如果普通的人听到这条消息，也不会太当回事，但对于我来说，我在写《中国科技金融学》一书时研究过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支持科技企业的发展问题。我敏感地意识到这条信息的后面，正积蓄着一股沸腾的、将要喷薄而出的力量。我没有任何犹豫，立即起程前往北京了解高新技术板的情况。

　　到了北京我向科技部、北大、清华的朋友询问有关“高新技术板”的情况。他们介绍了提出这个动意的大背景。经过充分的调查论证后，2000年3月，我正式向省委、省政府提出创办云南省的风险投资公司的建议，省委办公厅在领导参阅第3期内参上登载了我写的《发展我省科技风险投资事业的建议》，之后我又找到省科技厅领导具体汇报可行性方案。在省科技厅的支持下，省政府在2000年6月以云政复86号文“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组建云南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批复”，并拨给了1000万元的股本金，后来我由联合滇能集团、浙江金洲集团、深圳财富投资公司共筹集到8100万元股金于2000年8月，正式挂牌成立了云南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高创公司主要选择未公开上市的具有高增长潜力的中小型企业进行投资，同时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决策，使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和专业化的管理，促进企业快速成长和实现目标，在企业发展成熟后，择机通过资本市场出售或转让所持有的企业股权以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继而进行新一轮的投资运作。

　　云南高创公司投资的项目目前已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省政府研究室在对高创公司调查研究后写了一份调研报告评价高创公司：经营思路明确，强调以特取胜；运作机制务实，注重创新高效；要素组合合理，力求战略整合；项目选择严格，坚持宁缺不滥；股资募集广泛，诚守商业信用；退出机制完整，确保运行正常。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出于保民生、保就业的因素，国家加大了对国有企业的投入，使得国企获得了比民企更多的资源。现在的民营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普遍感觉到生存压力大，生存空间被挤压，再加上现在日益紧缩的货币政策，大部分民企的日子，已是“度日如年”。

　　建云南民营企业

　　联贷联保互助基金

　　面对企业发展的困境，2012年3月我和部分企业家经过多次商议，认为有一条有效途径能部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那就是“联贷联保互助”模式。

　　所谓“联贷联保”，即由协会内各民营企业在彼此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联合自愿组成联保体，并共同出资设立互保基金，由联保体与银行签订《联贷联保协议》，由银行针对联保体的情况给予授信额度。当有企业需要用款时，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就贷款向联保体提出申请，由联保体向银行进行推荐和保证，再由银行依法进行贷款审批，最终获得数倍于出资额的贷款。

　　通过我与几位发起人就该模式和多家银行的探讨，得到银行的一致认可。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云南民营企业联贷联保互助基金”的设立，对云南民营企业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意义。

　　基于此，我和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武克钢、云南汇和集团董事长莫非、云南柏联集团董事长郝琳等40多家企业共同发起成立基金管理公司，这么多云南民营企业合伙抱团在云南历史上还是第一次。2012年3月21日，经云南省政府金融办批准，正式成立了云南创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12年8月，又成立了云南金控股权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我被推选为执行董事、总裁。

　　与国内基金不同的是，一般基金由金融界的专业人士来管理，先发起成立一个基金管理公司，然后募集别人的钱去做股权投资。通过上市，通过并购以后大家再来分配利益。而我们不一样的是，一是我们这个基金由省民营企业家协会和省工商联为依托组织发起，民营企业家会员企业投资并参与经营管理。它不是由金融家来设立一个管理公司，以金融家为核心的。而我们是企业家自己管理自己的钱。

　　基金管理公司的优势，就是可以通过债权和股权的不同约束关系和不同的资金性质为我们的企业提供多元金融服务。同时，我们基金公司的管理团队，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等全是从大股东中选出，而这些股东又是我省各行业知名的企业家。由董事会和投资决策委员会决策的贷款和投资的项目或担保的项目，一旦出现风险，我们有兜底能力。即由我们的股东单位联合收购，经营管理。因为所有借款、担保都有足额抵押或股权质押，不怕你不还钱。

　　记者手记

　　无法定义的传奇人物

　　确切地说，我对张亚光先生并不了解。不过，在多年前，时常有身边的朋友说起他，而且都讲得很传奇，但一直没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一日同事抱着一本《路在脚下》的“大部头”回到办公室，随手翻阅，发现此书正是张亚光所著。书的序言表明，他曾下过乡、当过知青，做过工人，参了军。转业后，又先后在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过。“下海”经商创办了中国首家民营股份制科技金融企业“昆明科技产业城市信用合作社”，创办了云南省首家民营风险投资公司云南高新创业投资公司等企业。发起创立了云南富滇银行、云南省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曾担任全国青联委员、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云南省青联副主席、云南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等职。

　　可以说，工、农、兵、学、商、党、政、军、新闻……张亚光都经历过，而且每一行都做得很出色。正因如此，他比平常人有了更多的传奇故事。

　　约访信息传递给张亚光先生后，他迅速给出了见面的时间表。如约相见采访，他却只有不到50分钟时间。其间，他的秘书数度来禀报，有人登门拜访；有4个直通电话进来，他只接听了一个；两位同僚来汇报重要决策事项……事实上，我们真正的交流不到两刻钟，张亚光的事务性工作实在太多了。

　　末了，张亚光先生同样送了我两本他的著作《路在脚下》和一册《中国思想与企业文化》。读后，我很惊叹，如此繁忙的一个人，是怎么做到这样的博学多才？很多预见性观点，早在上世纪中后期就提出过，如风投的设立、运营方案；滇缅石油管道的建设；金融革命等等一系列前瞻性的建议。而且当初的部分建议和议案，直至现在都还未过时，或正在大力推进，比如PE等。

　　事实上，张亚光不仅在金融领域颇有建树，而且在企业文化的塑造上也很有见地。他说，目前，中国所面临的不只是要工业图强，还要提升文化竞争力。而中国企业所缺的，正是因文化转变而带来的企业文化的竞争。文化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核心竞争力。人有了信念、有了文化，才能产生巨大的力量。企业管理亦是如此。

　　浏览完张亚光先生送我的那些书作后，我脑袋很混乱，究竟该怎样把他推荐给受众呢？金融改革家、民营经济发展的见证者？还是改革的弄潮者，抑或前瞻者？是，有都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和故事实在太多了，没法去精准定义他，而且也不客观。

　　当然，我也无意去神话他，我只想通过他曾经，或当下正在实施的一些事情，与受众一起分享他和他的团队的一些智慧，启迪我们的未来。

　　心路

　　离开了省委办公厅，调到一个半官半民的云南省民办科技机构管理委员会担任副主任，迈出了人生里程新的一步。这一步看似简单，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迈出彻底放弃仕途这一步，我渡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终于做出了这一艰难的抉择。在一个官本位很浓厚的地方，这一举动使我的亲朋好友感到疑惑不解，是对一个青年人观念上的挑战。

　　青年人一确定了人生奋斗目标，就要周密细致的思考、精心的策划，制订行动计划；就要义无反顾地准备迎接挑战，接受挫折，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坚定的信念，钢铁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积极进取的态度并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克服人生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实现人生的奋斗目标。

　　人的一生很难遇到几次社会巨变的机遇，我们这代人有幸赶上78年改革开放的浪潮，赶上了小平南巡讲话的春风，今天我们又迎来了新经济时代的开端，作为一个企业工作者，我时时提醒自己，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十个想法不如一个行动。

　　我们不仅要做成一个优秀的基金，更要做成一个民间金融产业。而且云南省委、省政府领导也提出要把民间金融当成支柱产业来发展。过去从来没有这么提的。那么能不能把我们这个基金打造成云南省的区域性金融中心的龙头企业呢？在它的带动下，形成一个完整的金融产业链，在这个金融产业链里头，我们是起龙头作用。如果能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基金不仅未来有很大的潜力，很大前途，能为投资者带来很好的收益，而且对云南中小企业会带来很多的金融服务，从而推动云南民间金融事业的蓬勃发展。

　　本版稿件首席记者廖兴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