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想去克拉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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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思享家 周文翰的日志

　　“人到一定阶段会发现，以前的自己不是自己。”

　　这是台北的一个朋告说的，她那段时间经常更换MSN名字，都是人生感悟类型的，我说她快成“格言发明家”了，似乎台北人有这个习惯，比如罗兰、刘墉这些人，给我们做了几十年心灵鸡汤，软软的说着话就把盐放进去，不像易中天、于丹那种繁难的讲法。

　　我在台北回忆我在大陆见过的台北人。比如在南锣鼓巷做卤肉饭的男人，他穿暗绿格子的衬衣，我和他开玩笑说最想看台湾的不是故宫，是穿清凉装的槟榔妹和小巷里的鱼丸汤。比如一个胖乎乎的画廊主，他十几年前到大陆收购老油画，几千块一张，现在几十万一张再卖给大陆的富翁，还顺便掺点假画，还有一个艺术家，穿白色衬衣的他站在外滩三号对一群记者慢慢讲述自己的创作想法，而我在猜测他的同性恋伙伴是谁。我甚至可以说认识几个台北人，说过话，吃过饭，换过名片，有的还称得上处得来的朋友——算吧，我想。可我来台北一个都不想去找，我只是顺着他们的气息漫步在街头，把看到的和我想象的台北做对照。

　　没到台湾之前最清晰的印象竟然是关于槟榔妹的，也许是大学时看黄色网站上图片得来的吧，奇怪的是，槟榔妹要比那些完全赤裸的图片让我记得清晰得多，她们还穿一点衣服的，站在路边卖槟榔给长途车司机。也许还因为之前我没见过槟榔，想象中这是种奇怪的吃食，应该是黑乎乎的、带点酸苦味的东西。

　　可在北京的台北人愿意强调他们故乡文雅的一面，比如总要提到诚品书店，为此我还特意住在靠近敦化南路的旅馆，想没事的时候去这儿的诚品转转。我不想买书，在北京我也不买书了，可以的话就坐在楼梯边上去看几页。

　　住好酒店已经下午了，我打车让司机带我去看槟榔妹，他说市区早就没有了，市府说她们有伤风化，不让来了，他带我去郊区的公路边找，扫到一个穿白色办透明纱裙的槟榔妹坐在路边乘凉，看上去生意并不太好，见到出租车她过来喊阿哥买槟榔，我对司机说你买一包吧，我给钱，司机说拉了个大陆的阿哥来看你，那女孩调过头来说说阿哥你也要买包槟榔奥，又嫩又多汁，买二送一给你大优惠，我说好吧，再来一包，都给司机。我们往回走的时候，司机边嚼槟榔边说要看槟榔辣妹得去台中台南啊，都有穿内衣的，再说槟榔妹也没意思，你要找小姐的话我可以直接带你去，都是正妹。

　　晚上九点多的时候诚品书店还亮灯，我进入的时候还有十几个人在翻书，有个穿黑色裙子的女人在旅行书那块站着，白色的鞋子上套着黑色的网眼丝袜。我也过那边想找本关于印度的书，却看到有本书的封面上一队骆驼正在向黄色的沙漠中走去。翻开这本写新疆的书，里面有几页写克拉玛依，抽油机的照片让我想起大学时候的一个同学，他从克拉玛依做火车60个小时到北京上学，他说克拉玛依的公路边有成排的“磕头虫”——这是当地人对抽油机的称呼——在抽黑色的原油，还有叫乌尔禾的“魔鬼城”里满是张开大嘴撕咬的棕色山崖。

　　书上说魔鬼城属于丹霞地貌，在几亿年前这里是个巨大的淡水湖泊，林木繁茂，巨大的恐龙是这里的主宰。时过境迁，湖泊上升为陆地，恐龙也成为化石，流水的切割和风力的雕凿让这块砂岩地形变成各种奇异的东西，比如城堡、舰船、楼阁、蘑菇、人物、动物——尤其是傍晚大风来临的时候，穿梭回旋的风沙传出阵阵怪声，让路过的人无不毛骨悚然，“魔鬼城”因此而得名。

　　这书上的照片很漂亮，除了五彩的魔鬼城，还有高挑的维族女孩、洒满孜然的烤馕的照片，让我想起来在乌鲁木齐吃过的大羊肉串，正好我的肚子也开始动荡，我就去边上找写台北旅游情报的书，好几本上面都有新疆烤肉馆子的介绍，更妙的是在大安区通安街有家烧烤店就叫“克拉玛依”，离书店不太远，我决定走过去吃。

　　可走到仁爱路四段的时候街上商店的灯火稀稀拉拉的，好多店在关门，我怀疑等我走到克拉玛依它可能已经关门了，就前面一个烤肉店还热闹些，我就不如就在这家填饱肚子算了，反正烤肉吃的就是厚实的肉片，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再说，台北的烤串大概都不是新疆人来做，也没人会放刀郎粗犷的歌声伴奏，台北毕竟是个南方温和的城市。

　　进门，只看到三桌客人，一桌是两男两女，比较年轻的，还有一桌和我一样是单个，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在喝粥，在烤肉店喝粥。

　　老板是个三十来说的男子，用国语问好，请我坐在靠门的座位上，当我指着菜单说要这个那个的时候，他开始的表情有点吃惊，大概听出我的普通话腔了，这里不是旅游区，平时估计没来大陆游客会来吃饭，我笑着对他说我是大陆来旅游的，他说好好，欢迎光顾，给我倒了一杯茶在边上。前面那桌的老人听到我们的对话，对我这边看了好一会，弄的我以为背后有什么似的，转头看只是个玻璃窗罢了，再回头却见他招手叫我过去。

　　先生你是大陆哪里来的

　　从北京来的。

　　他是江苏太仓人，姓唐，他说自己是1948年来台湾的，一直当兵，后来退休以后做了几年生意，现在和儿子一家住在台北。

　　这时候老板来开火，我请他把茶具也移到这桌来，要和唐先生边吃边聊。老板说要不我给你烤好再端来吧，免得把这里弄得一股烟味。这时候我的食欲都掉落在桌子下面去了，一心想让唐先生讲讲他的经历。

　　唐先生说儿子一家去度假，他走不动就留下看家，晚上有时候过来这里喝一碗粥，因为认识老板才有这家常的东西，说着对老板微笑致意。

　　他17岁就当兵，他们家算是太仓镇上的乡绅，有两个中药铺面，他哥哥也参军，在抗战中一路撤退，结果退到南昌的时候害疾疫病死在营房里，抗战胜利没过一年，内战越打越激烈，父亲说要不你也去参军吧，现在国家大乱，上学也没有什么结果。他接受了两个月训练，就让带到19军下面的2师驻在长江北岸，后来有在海军的同乡前辈介绍他到海军司令部当差，是给第二署的副署长当勤务，驻在南京中山北路346号，在好多当兵的看来这是个好地方，不用上前线作战。到1947年底南京城里已经有人想办法往南方走，也有的士兵开始偷偷跑走，他心里也有点慌，可是并没有逃，因为全国都在乱，自己这样一个小兵能逃到哪里去呢。

　　有一次司令派他护送太太、两个小孩晓平、晓安到下关码头的“中鼎号”，看到已经有一群家属挤在码头边和守卫在吵架，船舱里已经挤满了人，正在吵闹的时候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来讲话，说首先要运送712箱文物到台湾去，下家都下去，以后还有船送大家走，人们这才不情愿的下来。反正大家都没上去，署长并没有责怪他，只是继续打电话问下班到台湾的船，一个多月后押运第三批故宫文物的“昆仑舰”在下关停下来的时候。署长和舰长说定时间，1月28日清晨派小车把夫人、两个孩子送到舰上，怕到台湾没有人照顾，署长问他愿不愿意到台湾去，不愿意去也不勉强，他找其他人。他当然听舰长命令，就拉着两个箱子跟夫人他们一起上到舰上。

　　舰上的客舱和过道上挤了23个人，都是几家和舰长关系好的军官的家属。听说这艘船上也装了1232箱北京故宫的文物，连办公室内的桌椅都拆掉才装下全部箱子，平时住惯大房子的军官太太们也好挤在一起将就。

　　之前有一条“太平号”的客货轮在开往基隆的途中撞船沉没，死了好几百人，在客舱里的人也不知道自己能走到哪里，心里慌慌的。再说，他虽然在海军司令部当差，可是还不会游泳，从来没有上过船，在船上摇了半天就开始呕吐，太太的状况反倒比自己好一些，这样两个孩子才算有照应。可是原本三天的航程要比他想象的漫长的多，刚走了一段轮机就出问题，在上海靠岸修理了七天，这时候他还有机会逃，太太让他去街上买些食品，如果想逃的话就跑掉了，可他还是抱着一大包东西返回舰上。

　　再开船就一直在海上漂着，有个长得蛮漂亮的女人病的太严重在半路上死掉，水兵只好把她的尸体抛到海里去。因为没有足够的水洗澡，舱里全是人体的臭味，什么味道都有，有时候下来的水兵会给小孩子一个冰淇淋吃，让他们高兴一会。这条船就这样走走停停，2月22日才开到基隆港。当他背着箱子和晓平、晓安、太太下船的时候，看到一队陆军已经包围住这艘军舰，这才听舰长好像一度想把船向北开到共军那边去，好在副舰长他们控制住局面总算开到台湾了。

　　一辆军车把这二十多家眷拉到海军基地的简易营房里，这还是日本人当年造的房子，已经破旧不堪，现在随便搭了些铁皮、油布就住人，下雨的时候水顺着缝隙溜进来，把里面全浇湿，幸好还不是雨季。

　　两个月后他们又一起迁到高雄的左营军港去。左营在日占时期就是海军基地，他到的时候还能看到让美国炸沉的日本废弃军舰靠在港口。这时候署长也从大陆撤过来，他在署长家里住过一段时间就搬到营房里去，署长推荐他到海军军官学院上学。“每天听广播说‘一年准备，二年反攻’，那时候没有把这里当家，因为大家都相信老总统说的，美国也会帮助我们的，以为很快又能回到大陆去。”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他身上总是长痱子，他没事的时候就到小河边去洗澡，这才慢慢学会游泳。他说自己最大的乐趣是周末去找在海军子弟学校分校上学的晓安玩，当时撤退来这边军人很穷的，多数都赤脚，可学校不准学生打光脚上学，进出校门有老师检查，好多学生只好把父亲的鞋子改一改穿来，晓安说有的小孩实在没有鞋子穿，就把母亲的绣花布鞋装在书包里，在进校门口时穿上，到教室再脱下放回书包打赤脚，放学时还要再穿一次应付检查。

　　虽然学会了游泳，可他还是不喜欢下海，最喜欢的是带晓安到北港的蚵仔寮去摸蛤蜊、捉虾，坐在沙滩上看晓安从水里伸出头高兴的样子。

　　从军校毕业以后他在金门服役几年，后来回到台北当军官，娶妻生子。我问他去过大陆吗，他说1994年去过一次，他爸爸、妈妈都死在1960年代，只有一个叔叔的后人还在镇里。那里已经没有他的家了。

　　这让我的心情也低沉起来，沉默了一阵，抬头看见靠门的那扇玻璃窗上已经起了一层薄薄的水汽，透出台北朦胧的夜色，我有点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在台北想去克拉玛依，因为它们都是我心目中最边缘的地方，克拉玛依在西北，台北在东南。评论仅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观点。

　　我实在熬不住，就把头卡在两个挂衣钩间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