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先做人然后才是记者

　　福岛核电站泄漏以后，有电视台的同仁问陈晓楠：“你们当时去切尔诺贝利的辐射量是多少？”她摇摇头，记忆里关于这个一片空白，“稀里糊涂就去了”。

　　今年是切尔诺贝利事故25周年，陈晓楠5年前探访切尔诺贝利的专题片《核去核从》又被凤凰卫视重新拿出来播放，她形容自己的心情五味杂陈：“依然特别震撼，而且还有点后怕。”

　　普里皮亚季小城和曾经住在那里的人们已经走进记忆的深处，但他们呈现出的生命力量，在她观察人生冷暖时依然时时跃动。

　　劫后人生

　　■所有的窗户都开向1986年4月26日，我们仿佛走进了那一天，只不过那一天彻底死了

　　普通人对核都没有太多的了解，对陈晓楠而言，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故也只是发生在遥远地方的一件往事，恐惧感都不特别真实。出发之前，她也曾经非常犹豫，除了对核的茫然，还怕面对一座空城什么也抓不到。她查阅了很多资料，一个乌克兰女孩创办的一家网站真正触动了她的神经。

　　“这个女孩曾经就是那个小城的人，她自己骑了一辆摩托到禁区里拍了大量照片。我从来没想到一个地方能是那样的，荒草丛生的景象和原来的生活场景夹杂在一起。一个居民楼窗子是打开的，里面的家具、窗台上的衣服鞋子全都在，可周围爬藤的植物蔓延到窗口。学校教室里的黑板上写着字，桌椅板凳也是整齐的，还有幼儿园里的小床，满地的玩具，大街上列宁的画像，就是八十年代某一天的生活，只不过落满了尘土。”

　　照片带给陈晓楠强烈的震撼，无形的灾难变为感性的细节，让她蠢蠢欲动。“日本发生核泄漏以后，所有人都觉得核离我们近了，跟我们的生活有关，但是大部分人了解的还是数字，没有真切的感受，就像我告诉你，你的头上悬着一把剑你都感觉不出来，想去体会都体会不出来。我们当年采访了很多人，听了很多故事，尤其看到了辐射对他们日后的影响是什么，在我的脑海里‘辐射’二字已经转化成了一个个生命的故事。”

　　基辅距离切尔诺贝利130公里，当年从禁区撤离出来的人有很多在这里安了家。在这里陈晓楠见到了清理事故现场的机组工人和因辐射导致畸形的儿童，但她还是想亲自进入切尔诺贝利看一看，去感受那个乌克兰女孩描述的“震耳欲聋的寂静”。经过严格的审批，陈晓楠和搭档还有当地的陪同驶入了通往切尔诺贝利的公路。

　　“当时整个小城就我们三个人，真是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就像走在一个生活布景里，所有的窗户都开向1986年4月26日那一天，我们仿佛走进了那一天，只不过那一天彻底死了。”

　　从人们的回忆中陈晓楠得知这座小城曾经一派欣欣向荣，是人人羡慕的好地方。在核电厂工作的人都经过了层层的选拔和培训，待遇也特别好，尖端的科技带给这里的人好的生活，他们也为此感到自豪。然而一夜之间他们从小城溃逃出来，发生了什么却一无所知。走的时候他们被告知三天以后就能回来，不料这一别就是20年。

　　■老人对故土的情感令人惊讶，灾难能打乱人的很多东西，但人的生命力最终又穿越了灾难

　　“那天天很好，阳光明媚，这样的天气告诉你有危险其实你是不太能相信的。车往里开的时候我们觉得特像春游，那里的植物都疯长，风景挺好的，一会儿就有点忘了，等表上的数字一上去又想起来了。”陈晓楠说那个压力触不到摸不着，没有器官上的感觉，完全来自内心，是一种很奇怪的感受。

　　在禁区里，辐射的等级也有高低之分。核电厂周围是最强的，公路上就很低，但旁边的草丛里又特别高，有点像地雷阵，不知道哪儿就埋着一个。陪同人员让陈晓楠和她的搭档跟着自己走，常年在这里工作他清楚哪里的辐射最低。他还不许他们走进屋子，因为屋里聚集的辐射粉尘最多。随着辐射表滴滴的叫声越来越高，核电厂也越来越近了。

　　站在核电厂前面说串场词的情景陈晓楠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心里很害怕，也没穿什么防辐射的衣服，那段话很长，我必须一遍就过，说完就跑。回看时摄像还说我太牛了，但我知道自己说话的尾音都下不来，因为气是提着的，特别短促，所以在一个阳光明媚没有一丝风的天气里我把自己说得气喘吁吁。”

　　打仗一样完成拍摄，马上要出来了，陈晓楠又提出了一个想法：还有没有人在禁区里住？能不能找到他们？她曾看到一些资料里提及这些人，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又回去。很幸运，“带我们的人找了半天，还真找到了，就在边上的一个小村子里。一开始搬回来的有几十个人，都是老人，后来就剩下十几个了。”

　　陈晓楠见到的是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她两个儿子当年都在核电厂工作，后来又都是人到中年就去世了。

　　“我进到一个门里，一个胖老太太走出来，特大一手，特别暖。我问她家里几个人，她说她自己祝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呀，我特别吃惊。再走进去更吃惊，她自己种了一些萝卜白菜，平时就吃这些东西。我问她担不担心年纪再大些没法种地了，她说到她这个年纪已经完全听天命，过一天算一天。走的时候我说很多人觉得切尔诺贝利挺可怕的，你怎么看这个地方。她说这儿多美啊，有小河有树林，这就是我的家。我问她打算住到什么时候，她说在家总比做客好，从哪儿开始的就在哪儿结束。”

　　一个普通人对故土的情感力量让陈晓楠感到吃惊，灾难能打乱人的很多东西，但人的生命力最终又穿越了灾难。

　　■他们之间真的是生死之交，越到中年好像死亡的限期就越近了，然而他们对当年的救援工作充满自豪

　　几天前，陈晓楠在家里整理东西翻出一个大夹子，里面写满了俄文，这又将她带回了5年前在基辅采访的记忆。当年被调往切尔诺贝利前赴后继参加抢修工作的人员达到几十万，一转眼血气方刚的青年已经人到中年，辐射造成的后遗症开始笼罩他们的人生。

　　“这些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当年都是一个机组的，现在还是隔三差五就聚在一起玩。他们之间真的是生死之交，互相拿命换出来的。可越到中年好像那个限期就越近了，得癌症的特别多，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地走了，他们必须凝结在一起才能抵御恐惧。其中有一个喜欢弹吉他唱歌，还写诗，内容都是关于切尔诺贝利的，关于那个城市和那段生活的回忆。那个夹子里的就是他送给我的诗。”

　　然而谈及当时的抢救工作，他们都感到非常自豪，还把国家后来发给他们的荣誉证书拿给陈晓楠看。

　　“我问过他们，当时挺混乱的怎么不跑啊？他们说不能，觉得这是他们神圣的职责：我是核电厂的工人，我不去谁去？我必须在那儿。而且这还关系到他们的子女、家庭和整个国家。我觉得这就是人的力量，有时你看有些人平常挺苟且的，但在大灾难面前会被激发出神圣的责任感。”

　　切尔诺贝利之行让陈晓楠内心像被塞满了一样，特别想往外倒。回去的路上她就在小机器上记好场次开始剪辑了，整部片子完全由她自编自写。5年后再看这个片子依然激动：“我觉得人就是有天然活下去的力量，不用担心，好好活下去的欲望和冲动强烈得能战胜一切。就像一个畸形孩子的母亲，她会不照顾这个孩子一生吗？一个老太太想回家就不顾一切地回去了，还有那些战友彼此相互支撑，在灾难面前他们都是面对它，接受它，然后走下去。”

　　“冷暖”生涯

　　■在演播室中她一度迷茫，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可当进入人物生活的场景里去采访，一切竟自然而然地涌动出来

　　看陈晓楠的节目会发现，在《核去核从》里展现出的视角与观察有她一贯坚持的准则：“人性里的东西，有软弱的和灾难性的，但更有迸发出来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更值得采集，只要碰到我总会把它拎出来。”纪实栏目《冷暖人生》正是不断采集着陈晓楠所说的人性中“迸发出来的力量”,走入了它的第8个年头。

　　在陈晓楠看来，《冷暖人生》的选材角度和说话方式让节目本身更像一件手工制品，带有鲜明的个人品质，但这品质并不来自她一人，而是她身后志同道合的团队经历长时间的摸索磨砺出来的。

　　“《冷暖人生》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开始就是一个题目，不做名人访谈，但又没人知道该做什么。”有半年的时间陈晓楠坐在演播室里，和几个专家共同采访一个人，完全找不到感觉。半年之后她决定走出演播室，到现实生活中去采访，结果一下子就感到自己接着地气了。“我对命运感有更大的喜好，不自觉地就把目光延伸到了那些生命里有很多可读可品的人身上，这群人绝大多数是普通人。”

　　陈晓楠还记得第一次“走出去”采访的是关于深圳某玩具厂的一次大火，当时烧死的女工每个家庭只有3万块钱的赔偿，一位社会学者在大火10年后一直跟踪这些女工的家庭。

　　“这些女工是中国最初的打工者的写照，她们都是四川山沟沟里的人，出来了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们坐船坐车经过遥远的路途进到那里面，一进去，想采访什么马上了然于胸，我找到了当一个真正的记者的感觉。”

　　在演播室陈晓楠一度迷茫，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为什么要问那个准备好的问题，可当自己进入人物生活的场景里，一切竟然自然而然地涌动出来。她把自己和被访人之间的交谈看做是对方自我内心的一次梳理，远比自己问了什么更加重要。

　　“如果你问他某一天出门时天气怎么样，带了什么东西，一路上想了什么，他可能就会渐渐把自己带回当时的情景当中，给你讲述一些他听到的、感受到的细节。我希望对方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正常的聊天对象。”

　　陈晓楠发现，即使一个普通的农民也能敏感地感受到自己面前是什么样的人，想做什么，是特别迫切地想从他那里得到一期节目，还是真心关切他说的话、他的生活，因此她每次都把事情想到最坏，“就想着节目做不成也没关系，就当聊聊呗，聊着聊着就出状态了，就算没有也不怪他，他没有义务配合我。我不能抱太多目的感和功利心，自然和真实的真诚特别重要。”

　　从那以后，“找到感觉”的《冷暖人生》在选题的深度和广度上不断修正自己，以求触摸这个社会最真实的温度。同时他们也努力摆脱由于关注底层民生而被附加上的标签，破除标签带给节目的束缚。

　　“做了很多底层的东西，可能就会给人感觉我们关注的都是需要救助的。这个标签不是不对而是不够好，重复这样的故事信息量很少，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一个节目如果能对一个人有所帮助，是很好的副产品，但不该是我们的目的所在。我们还是应该从人物命运的厚度和他的标本意义来着眼，尤其在我们这个变化万千的时代，其中启示的意义会更大。”

　　■人性的深度特别值得细细地去挖，你可以宏观地去看，也可以扎进一个人的内心，那个世界也是很大的

　　2007年，《冷暖人生》中的一期《华山挑夫》获得了43届芝加哥国际电影节“艺术与人文贡献银雨果奖”，2009年，《陈坚的最后79小时》再次获得该奖。

　　即使现在回想起《华山挑夫》，陈晓楠依然感到很兴奋：“这是真正蕴藏在民间的高级的题材，看似卑微的身份其实有着高贵的灵魂，这也是我们特别想要表达的一种东西。”

　　看到当地一个简短的报道之后，陈晓楠和搭档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了华山。他们先跟踪了一位断臂的挑夫，他曾经是一名矿工，在矿难时胳膊断了。去残联找不到人，没饭吃的时候想自杀又没死成，最后他决心必须靠自己活下去。

　　“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去华山背东西，虽然那是低头走路，但到山上拿回钱就能昂起头来。他特别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没求任何人。”

　　断臂挑夫的尊严感让陈晓楠动容，下山时他们又碰到了一群挑夫，有男有女，是华山挑夫的一个群像。其中唯一一个女挑夫引起了陈晓楠的注意，“她背上背了至少有100斤，她的老公在旁边非常不好意思，虽然他自己也背，但觉得是让自己的媳妇吃苦了。”女挑夫满脸脏乎乎红乎乎的，可笑容特美，脸上有掩饰不住的自豪。她告诉陈晓楠她的儿子正在上小学，她要“背出一个好生活来”。

　　一个秃头的背夫，一边背一边唱，满山都能听见。他儿子上大学了，有一次拿了一个西瓜跟他爸走了一趟，然后就哭了，才知道他爸的钱是这么挣出来的。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背夫，哼着京剧走得飞快，他无儿无女必须靠自己。

　　“挑夫很苦，挑一趟也没有几个钱，这些人都是顶着一股劲儿活着，既然必须活着就活出些滋味来。这就是生活原生的力量，它本来就在那儿，只要你去发现、真实地记录下来，根本不用演绎就非常震撼。”

　　《冷暖人生》在很多重大事件的现场都力求做到抓住与众不同的视角，《陈坚的最后79小时》就是在毫无准备的境况下对普通人的一次挖掘。汶川地震灾后，各路媒体在现场都处于忙忙碌碌采新闻的状态，既然有太多的人在横向地呈现信息，陈晓楠希望《冷暖人生》的镜头能够纵深下去。就在这时，他们遇到了陈坚。

　　陈坚是一个26岁的年轻司机，人们赶来营救他时他已经被一块大石板压了将近三天三夜。“救他的过程里，他对自己说，我必须要活下去，因为还有很多我爱的人在等我。我妻子怀孕了，我一定得坚强。他一直小声地数数，最后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我们守了他八九个小时，他身上迸发出来的力量足够震撼人心。”

　　经过救援人员的奋战，夜里陈坚被抬了出来。从出事地点到医疗队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但一个多小时后，陈坚最终体力不支离开了。和现场的其他人一样，陈晓楠也禁不住泪流满面，但在她内心深处，陈坚撑住了。

　　“他的五脏六腑也许早就压碎了，只是凭着一股气，凭着心中一个念想才撑了70多个小时。人性的深度在大灾难面前特别值得细细地去挖，你可以宏观地去看，也可以扎进一个人的内心，那个世界也是很大的。”

　　80多岁的蒋庆泉是《英雄儿女》里王成的原型之一，因为被俘的经历他被隐去了姓名，没人知道他曾经的英雄举动。在辽宁锦州一个小村子里见到蒋庆泉时，陈晓楠觉得眼前就是一个平静、开朗的农村老人。“崔永元的节目里说，写《英雄儿女》的人曾经找过他，知道他是真正的英雄。他女婿看了回去问，是不是找的就是他，他说不是。他认为没有见证人，即使自己承认了别人也以为他在说假话，而且被俘也让他背负着巨大的耻辱感，所以他一直甘于平静。”

　　面对坐下来仔细倾听的陈晓楠，老人打开了过去。“他对一切细节记得活灵活现。说到为什么对共产党忠心耿耿，他说自己小时候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因为想家逃跑，结果跑到河对岸，碰到共产党，就跟着一起行军。在行军路上他的班长总管他洗不洗脚，让他觉得特别温暖，从来没有人对他这样。”

　　讲到向战友喊出“向我开炮”和被美军俘虏时，老人依然非常平静，陈晓楠却一下子流泪了。老人拍了一下陈晓楠的手说，大侄女，你看你，谢谢你，然后就开始哭起来。

　　“他不是个伤感的人，讲过去的事都是乐着讲的，声如洪钟，突然就出现情绪的巨大转变。他没把我看做记者，他掏心掏肺地给我讲这些，是因为觉得我坐在这儿是愿意听的，甚至可以理解他。”

　　扎进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常常让陈晓楠真切地体会着是先做一个人还是先做一名记者。在采访中她经常会红眼圈，要用职业本能克制自己的情绪，但往往又会不自觉地卸下记者的盔甲，践行她对自己的要求，“先做一个人，然后才是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