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崖洞兵工厂

　　黄崖洞兵工厂即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一所，又称水窑兵工厂，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山区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兵工厂。

　　1938年4月，八路军在晋东南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后，开辟了太行抗日根据地，为建设军事工业创造了条件。同年8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对分散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我军各随军修械所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生产”的方针，委派总部第四科(军实科)副科长徐长勋筹办制造步枪的兵工厂。厂址选定在山西省榆社县韩庄村。韩庄村是一个有40余户人家的山庄，地处榆社县和辽县(今左权县)的交界处，是当时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村前有一荒芜的庙宇，占地约一亩多，共有殿堂6间，约300多平方米，可利用作工厂的厂房。9月在徐长勋的组织下，数百名随军修械所的工人奉命从各地调往韩庄村组建八路军总部修械所。

　　最早到达韩庄村的是115师344旅修械所的全体职工。这部分工人是1937年10月344旅由陕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路经山西五台、定襄、崞县(今原平县)时，从当地招收入伍的。他们大部分是太原兵工厂离职返乡的技术工人，其中有刘职珍、齐宣威、徐璜智等一批技术水平较高的工匠，共100多人，组建成临时修械所。他们带着简易工具随军行动，从晋东北转战到冀西山区，然后穿越石太铁路到达晋东南，利用战争间隙先后在10多处为部队修理枪支，并制作红缨枪数千支。1938年7月，由所长廷茂、副所长刘职珍带领全体职工借用石圪节煤矿车床一部，在山西屯留县余吾镇试制出步枪两支，呈送总部后受到嘉奖。不久，徐长勋认为这是一支技术力量较强的修械队伍，由他率领于当年9月开赴韩庄村组建兵工厂。

　　随后调到韩庄村的是129师补充团(又称华山游击队)修械所的职工。这部分职工多是山西晋城县(今晋城市)人，他们原在国民党孙殿英部修械所当工人，孙部撤离晋东南后，不少工人不愿离开家乡，由副所长李作锦带领30余人及部分设备投奔我军。当时正值129师补充团成立，这部分工人也随之编入补充团，在山西陵川县附城镇组成修械所，后转战到山西晋城、高平、辽县一带随军修械。他们凭着熟悉当地情况，在修械过程中，先后从晋城针工厂、晋城打蛋厂征集到几台机床，使之成为当时技术装备较好的修械所。所长李作锦曾在太原兵工厂当过多年造枪工人，于1938年10月被总部接收调入韩庄村。

　　第三批进入韩庄村的是115师唐天际支队(又称晋豫游击支队)修械所的职工，这些职工原是河南孟津县一带的手工造枪工人，他们长期游动在晋冀豫山区，私造枪支出售给地方土豪，一支枪卖12块银元。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在韩忠武、王作栋的带领下于1938年8月投奔到晋豫游击支队，在山西阳城黑龙庙组成修械所，用手工方法造出步枪10支，冲锋枪2支，运往阳城县参加我军举办的战利品展览会，受到朱德总司令的赞扬。不久，修械所的全体职工都被调往韩庄村。

　　在以上三支职工队伍调集韩庄村期间，115师供给部、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纵队等修械所的部分职工和从各地招入的技术工人，也陆续分配而来，到1938年底，八路军总部修械所的职工已达380多人。所长由徐长勋兼任，副所长是白玉山，李作锦。所内设工务、总务、器材三个业务股。由刘职珍、李久春(后投敌)、康旺玉分别任股长。生产单位有机工、钳工一、钳工二、木工、锻工五个工作部门，分别由朱振坤、徐璜智、周成武、李育珍、阎海士任工长。厂房除利用庙宇殿堂外，还占用部分民房。职工生活待遇按战士标准实行供给制，并发有少量技术津贴作为零用。每月徒工1-4元，工匠最高9元。

　　总部修械所成立后，总部首长对生产步枪十分重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多次到韩庄村指导工作，并不断充实所的领导力量，先后调高级知识分子程明升接替徐长勋担任所长，调红军干部张广才任政委。同时，总部还令作战部队从敌占区缴获来一批机械设备和原材料。到1938年底，总部修械所已拥有金属切削机床7台，其中车床5台、刨床2台、另有三节卧式锅炉和15马力蒸汽动力机各一台，各种小型机械设备10余台，初步具备小批量制造步枪的条件。

　　1939年初，总部修械所(为保守机密对外称八路军总部流动工作团)正式开始试制7.9毫米步枪。由于所内手工工人与机械操作的工人制造步枪的方法和使用的工具不同，所里分别组成了手工方法和机器方法两条造枪生产线，并互相开展竞赛。起初，手工方法造枪工作出枪快，他们每人在院内的树桩上固定一台自制的土虎钳作为主要设备，配以舞钻、鎯头、錾子、锉刀等小工具，就可以造出枪来，被誉为河南造枪老大哥。在当时部队严重缺枪的情况下，这种枪支受到战士的欢迎、首长的赞扬，刘伯承亲自到韩庄鼓励工人日夜生产。但这种手工方法造出的枪尺寸不统一，零件不能互换，连射四五十发后枪管发红，射击不准，后来逐渐被机器造枪方法所代替。到1939年4月，总部修械所的职工发展到403人，除完成修械任务外，月产步枪60余支。

　　1939年夏，随着太行山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展，朱德指示刘鹏要扩大总部修械所的造枪规模，为避免敌人的破坏，工厂应搬迁到更为隐蔽安全的地方重新建设，使它成为我军的可靠造枪基地。经过左权亲自勘察，工厂新址选择在山西省黎城县黄崖洞。

　　黄崖洞，位于黎城县西北部赤峪沟西端的大山里，距县城45公里，与武乡县、辽县相邻。这里群峰矗立，陡崖千仞，北部山崖峭壁上有个高25米，宽20米，深40米的天然大石洞，俗称黄崖洞。洞南有一片名为水窑的山谷，兵工厂就坐落于此。厂区四周被群山紧紧怀抱，与外界只有两条羊肠小道相通，一条沿西北方向翻越山顶可直达武乡县王家峪村，与八路军总部机关所在地相联;另一条沿山谷而下，出东口有一条狭长的山涧，蜿蜒曲折，纵深千米，两侧高峰对峙，从洞底仰视，只见一线青天，俗称“瓮圪廊”。长廊入口瀑布直下，流水长年不息。兵工厂在此设一吊桥，平时放下吊桥可达辽县、涉县、潞城一带;战时收起吊桥，路断崖阻，千军难入，大有“一人当关，万夫莫入”之势。

　　黄崖洞兵工厂，在军工部组建的各兵工厂中排号第一，故名军工部一所，也称水窑工厂，对外保密代号“工兵营”。它于1939年7月开工兴建。整个建设过程非常艰难，从韩庄村到黄崖洞相距50多公里，全是盘山小道，起伏不平，坡度较大，大量设备器材的搬运多靠人抬肩扛，加之当时秋雨连绵，延续40余天，山洪暴发，道路堵塞。在这种情况下，职工不畏艰难困苦，开山修路，搬石填沟，踩着泥泞的道路运行。大的设备不易搬运，就化整为零，一人扛一个部件，锅炉拆成10片，一片一片地抬到黄崖洞，然后铆成整体。

　　盖厂房宿舍也非常艰苦，阴雨天气无法烧制砖瓦，土建工程师陈志坚等带领民工就地取材，开山凿石，建造以石块垒墙、石板作瓦、石灰粘结勾缝的石头房，不到半年时间，一栋栋石头房沿山谷而起，工房、宿舍、办公室、俱乐部等12栋新房相继建成，分布在一平方公里的山谷中，最大的钳工房有1000余平方米，二层结构，楼下生产，楼上住宿，工厂总建筑面积约6000多平方米。

　　工厂建成投产时，共有机器设备40余台件，动力设备除原有的锅炉和蒸汽机外，新增10千瓦直流发电机一台，能供部分照明，切削机床增至17部，都以蒸汽为动力，靠天轴皮带传动。各种专用设备都是职工用道轨钢作床面自己制造的。全所职工发展到680人，月产步枪高达375支。职工上下班以汽笛为号，厂内机声隆隆，白天运货的民工川流不息，人欢马啸，晚上全山谷灯火通明，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职工们自豪地称兵工厂是“太行山上的小天津”。

　　工厂不仅拥有当时比较好的机器设备和较大的生产能力，而且在生产管理上从无到有，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管理制度。1940年4月，彭德怀到工厂视察，针对当时工厂仍沿用军队的办法管理，提出工厂要建立一套适合工业生产的管理制度，并对所长程明升说，可以借鉴国外管理工厂的一些好办法。此后，在军工部的指导下，工厂管理不断改进与完善，主要有下面三个方面的改进与变化;

　　第一，建立适应生产需要的组织领导机构。在此之前，工厂按军队的建制设置五个队，各种活动都以队为单位进行，改革后工厂的管理机构在所长、教导员的领导下，按专业设三科、四员、四部。

　　三科，由原来的五队(直属队)改编为总务、工务、器材三个业务科。四员，即组织干事、教育干事、青年干事、特派员(亦称保卫干事)，直接受教导员指挥，分管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文化技术教育和安全保卫工作。四部，即按产品加工工艺分设机工(原一队)、钳工一(原三队)、钳工二(原四队)、锻工(原二队)四个工作部。

　　所长程明升1941年4月调延安后，由徐长勋接任，副所长刘贵福、李作锦;教导员先后是张先进、熊杰，副教导员叶桂生;总务科长李久春;器材科长康旺玉;工务科长李守文。车工部工长齐宣威，指导员王大镜;钳工一部工长朱振坤，指导员林溪;钳工二部工长韩忠武，指导员梁速征;锻工部工长韩国祯，指导员陈海清。

　　第二，建立适应工业生产的管理制度。工厂成立工会，充分发挥工人群众在工厂管理中的民主权利，由工会代表工人与工厂行政领导签订集体合同(劳动合同)，双方按照共同的规定组织生产。与此同时，在劳动管理方面实行记工制度，按照出勤多少计发工资，并在部分岗位试行以定额管理为基础的按件工资(津贴)制;在生产管理方面实行原材料、在制品、半成品、成品的收发制度和检验制度;在财务管理上开始了单件产品消耗工时的计算和各项经费的报销制度。

　　第三，改变军事化的生活方式，取消职工早上集体出操，晚间集中上大课，班前点名，吃饭入灶等作法，实行上下班翻牌，学习自愿，食宿自理等较为灵活的生活制度。工会还在厂区办起了图书馆、俱乐部、合作社，使职工生活多样化。

　　在战争环境下，实行这样的制度，使职工增强了主人翁的责任感，激发了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工厂为满足部队的急需先后制造出近10种武器，其中比较主要的有7.9毫米步枪、50小炮(掷弹筒)和炮弹。

　　黄崖洞保卫战之后，日军从1942年春开始调集精锐部队，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围歼性的“总进攻”，妄图一举扑灭我首脑机关，摧毁根据地的各项建设，破坏我军在太行山区的生存条件。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根据总部指示，军事工业实行了“缩小规模，分散转移”的方针。黄崖洞兵工厂虽然于1941年冬取得了保卫战的重大胜利，但工厂目标已经暴露，且受到严重破坏，厂房大部分被炸毁，机器损坏待修，难以在原地全面恢复生产。同年2月，遵照总部的部署，工厂的大部分人员和设备迁往辽县苏公村一带，在清漳河两岸设立分厂，利用河水作动力，建起了新的生产基地。同时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调整了机构，精减了职工，老弱病残的动员回家，部分青工送太行工业学校培训，职工由原来680多人减至340人左右。所长仍为徐长勋，副所长李作锦、阎守信，教导员熊杰，总务科长史来扬，器材科长余静明，工务科长李守文。下设三个分厂：

　　一分厂，驻辽县河北沟村，保密代号“河北”，辖有机工、钳工、木工、完成四个工作部。厂房大部分分散在清漳河畔的苏公，河北沟、大窑区、柏树沟四个自然村庄的庙宇、羊圈和民舍内，共有机床15部，烘炉一盘。厂长齐宣威、指导员农友，有职工近200人，生产炮弹。由柳沟铁厂送来毛坯，经过加工、装药、制成成品运往前线。

　　二分厂，仍驻在黄崖洞，保密代号“黄山”。黄崖洞保卫战之后，大部分职工迁走，只留刘先惠、韩忠武等近百人在原址整修机工房和设备，并修复车弹带机、弹尾机、套扣机和车床四部，就地坚持生产。厂长刘先惠、指导员李宝庆。生产对象是炮弹体加工成型。弹体毛坯由柳沟铁厂供给，加工成型后运往一分厂装配成品。

　　三分厂，原是黄崖洞兵工厂的锻造工作部，厂址开始驻武乡县显王村。1943年6月，因敌人在不远的蟠龙镇建立据点，工厂搬至黎城县漆树沟，保密代号“石灰窑”，厂长韩国祯，指导员陈海清，有职工80余人。生产对象是锻制炮弹尾翅和50炮炮筒毛坯。

　　黄崖洞兵工厂从1942年2月分散转移到1944年3月停产整风，一直在反“扫荡”斗争的严峻形势下坚持生产。这一时期工厂的基本特点是实行劳武结合，职工肩负劳动生产和武装保卫工厂的两副重担。两年中，日军先后五次进入工厂区“扫荡”，仅1942年的三次大“扫荡”，就迫使工厂停工98天。在这种情况下，每人既是职工又是战士。平时，大家都以战备姿态，争分夺秒，日夜加紧生产，并开展“新劳动者”竞赛。竞赛的主要内容是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赛生产数量，赛节约原材料，赛工作效率。各项工作都围绕“一切服从战争”，人人把多生产一发炮弹、多加工一个零件视为多消灭一个敌人，多取得一份胜利，“多”和“高”成为新劳动者的重要标志。五分厂车工甄荣典之所以被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授予“全区新劳动者旗手的头名英雄”，主要是他的班产数量多，生产效率高，质量好，一直保持领先地位，他创造了75秒钟车一发炮弹外圆的最高纪录，比同工种工人高出30%左右，被誉为快速车削炮弹外圆的“炮弹王”。在他的带动下，全所掀起了学习甄荣典运动竞赛高潮。许多工人为多出产品，经常加班加点。厂领导为保护工人健康，下班后把工房门锁住，但工人跳窗而入，躲着加班。厂领导发现后把灯全部没收，工人用自己节约的食油点灯，继续工作。特别是不少同志通过改进技术，使产量不断提高。尽管当时职工人数精减过半，而生产数量却成倍增长，仅1943年全所生产的炮弹就达4万多发，比1942年提高76%。

　　战时，即在反“围剿”期间，每个职工都参加保卫工厂的游击战。各分厂距敌人据点最近者25公里，远者50公里左右。敌人从据点出发到工厂“扫荡”，行程至少要半天以上。工厂获得情报之后，只要2-3小时就可把主要设备、器材埋藏完毕，做好坚壁清野，职工分散向安全地区转移。在反“扫荡”中青年职工组成的自卫队埋设地雷，阻敌入厂，利用有利地形与敌人展开麻雀战，扰乱他们的“扫荡”步骤，减少工厂的破坏和损失。敌人一走，自卫队迅速通知职工返厂，一般情况下，一至二天就可以恢复生产。1942年5月，日军出动25000多人“扫荡”太行根据地，企图围歼八路军总部。左权副参谋长在指挥总部机关突围中壮烈牺牲。工厂当时距总部机关只有4公里，接到上级的反“扫荡”命令后，按事先的分工很快就把机器埋到了距工厂一里之外的山沟、河滩里，拆下工房顶部的茅草掩入河中。职工分成小队转移打游击。这次反“围剿”历时34天，工厂人员无一伤亡，设备无一丢失，战后迅速恢复了生产，为适应以后战争的需要又制造出了82毫米迫击炮弹。1943年5月，日军在武乡县蟠龙镇设立据点，距黄崖洞只20多公里，影响到二分厂的安全，经杨立三副参谋长决定，工厂搬迁到平顺县西安里村，于9月份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生产。

　　黄崖洞兵工厂驻苏公村的两年，虽然遭受敌人的多次“扫荡”和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军工生产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从1942年4月至1944年3月，共生产50毫米炮弹76000多发，82毫米迫击炮弹5800多发，炮弹产量占整个太行军事工业同类产品的90%以上，为抗日战争期间全部产量的35%。

　　1944年，日本侵略军在各个战线上节节败退，已无力再对根据地发动大“扫荡”，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在迎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夕，总参谋长滕代远亲临军工部参加领导干部会议，会上对武器生产的数量、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适应新的形势，同年9月，军工部对军事工业的组织机构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将分散在偏僻山沟的工厂又逐步集中扩大，统一组编成八个生产厂和一个实验所。撤销了所一级的建制，各工厂直接受军工部领导。原一所管辖的几个分厂在这次调整中以它们为基础，组编成三个炮弹厂、一个锻造厂和实验所五个单位，分布在平顺、武乡、黎城、左权四个县的境内。

　　这五个单位从1944年10月投入生产，至1945年6月共生产了50毫米炮弹、60毫米炮弹、82毫米炮弹12.1万多发，源源不断运往前线，保证了我军对日反攻的需要。

　　黄崖洞兵工厂在八年抗战中，不仅为我军的武器研制和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培养造就了一批工业技术、管理人才，对促进晋冀豫地区和华北解放区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