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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为何选择嘉兴?
2011-05-25 来源:嘉兴在线
再次走进南湖,恰逢阴雨天气。抬头望去,南湖被一片氤氲水汽所笼罩,朦胧、疏淡。在湖的一角,那条闻名中外的木船依然静静地泊在水面上,像一个历尽沧桑饱经风霜的长者,给人一种处变不惊的安全感。一拨又一拨操着各地方言的游客兴奋地与之合影留念。
“我无法相信,就是这条普通木船,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从这里,中国革命走向辉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步入船舱,激动得流泪了。他说,今年是建党90周年,相约年轻时一起在西藏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作的三位同事进行红色之旅。“我们四人分别来自江苏的无锡、连云港、南通和扬州,红船是我们此行的第一站,船舱里的那张桌子,那几只白瓷茶杯,几把椅子,让我们仿佛置身在1921年那个扭转历史乾坤的大舞台,一种沉重的历史氛围扑面而来。”
那是1921年8月初的一个午后,嘉兴南湖正值一年一度的南湖观莲节。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有的烧香祭拜,有的赏景游玩,南湖岸边的叫卖声、乐舞声、谈笑声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湖心岛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的僻静水域,一群年轻人围坐在这条小船里,紧张地酝酿着世纪的风雷。
“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会议首先讨论通过了党的纲领,并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纲领的组织部分规定党的组织要采劝苏维埃形式”,也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形式。
“一大”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作为党的全国领导机构。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下午6点多钟,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胜利闭幕。伴随着苦苦的求索,终于在一个荷花盛开的夏季,静谧的南湖之畔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机——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南湖上的中共“一大”只有一个白昼,但中华民族的命运却由此改写。从红船上下来的年轻人,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到全国各地,掀起了中国革命的漫天烽火。
[解读]
人们不禁要问,嘉兴成为中国红色发源地,究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命定了红船?那一把惊动寰宇的革命星火,何以在南湖之畔点燃?
在党史专家看来,嘉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偶然的背后蕴涵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说其偶然,是因为1921年7月30日晚的那场突变。这一晚,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一个神秘的陌生人突然闯入,这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警觉。大家决定迅速撤离。代表们的活动受到监视,会议已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
“一大”移师南湖有历史的必然。大会在哪里开才是最安全的?交通要便利,从上海出发可以用一天时间来回;社会氛围要贤明通达,可与当地文化环境相融合,不至于因格格不入引起猜疑……几经斟酌,代表们确定了两个先决条件。
与上海地相近、人相亲的嘉兴占尽地利优势。19世纪初,中国开始敞开大门面向世界,嘉兴以邻近开埠大市上海的优越地理条件,得时代风气之先。1909年,沪杭铁路贯通,使得嘉兴与当时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中心城市上海的联系更加紧密。嘉兴到上海乘火车不超过3个小时,满足当时代表们用一天时间可来回的要求。
代表们选择嘉兴,还因为嘉兴活跃的革命氛围让代表们感受到了这座小城在时代巨变面前的伟大担当。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下的中华大地满目疮痍,面对毫无还手之力的大清帝国,嘉兴涌现了一批痛陈民族危亡的有志之士。他们纷纷加入进步团体,宣传民主思想,立志反清。其中的典型代表有敖嘉熊、褚辅成、龚宝铨等,他们加入同盟会,后筹建学堂,宣传革命思想,使嘉兴成为民主革命的前沿阵地。
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嘉兴的商户也发动罢市声援。在亲日派卖国贼陆宗舆的家乡嘉兴海宁县,各界人士召开万人大会,一致决议开除陆宗舆乡籍,并纷纷自愿捐资刻石立碑、永记其“耻”。此举产生的巨大冲击力,犹如钱塘江畔汹涌澎湃的海宁潮一般,拍打着20世纪初叶中国人的良心。“忠奸辨,正邪分”的爱国主义立场和泾渭分明、不容含混的正义感,永远注进了嘉兴人的血液。
代表们对嘉兴并不陌生,不少进步人士在上海活动,在嘉兴落脚。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总共14名成员中有7名浙江人,其中有两位是嘉兴人——沈泽民、沈雁冰兄弟。沈泽民在“五四”运动后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0多位党员之一;沈雁冰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之一。
“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发挥了关键作用。她是浙江桐乡人,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当时帮着丈夫做一些会务工作,是她推荐了嘉兴南湖。她说她在嘉兴读过书,熟悉嘉兴情况,也有一定的人脉关系,即便出了问题,也能通过士绅帮助解决。王会悟的提议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赞成。”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研究部主任徐云根说。
一颗鲜活的种子,一旦落到合适的土壤,便会萌芽破土,茁壮成长。90年前,一群年轻人的选择,让碧波荡漾的南湖激荡着时代的巨变。红船播撒的火种,燃烧着民族的血脉,隆起了一个国家的自尊,让一部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巨幅史卷,铿锵有力,激越澎湃。
[历史回音]
伫立在南湖之畔,不禁感叹,弹指一挥间已有90年,静淌的依旧是南湖,静卧的仍然是红船。当年的壮志青年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们闪耀着光辉的理想和信念,仍如绚烂的彩焰激励着我们劈波斩浪,奋勇前行。
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说,南湖红船上一次水波不兴的聚会,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绩。当年最早的50多位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如今已经成为几千万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成为13亿中国人的向往。“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共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今天的南湖已成为嘉兴的地标、城市的灵魂,红船也已成为这方土地的厚重珍藏。希望在历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嘉兴,在“红船精神”引领下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改革创新,积累更多富有嘉兴特色、全国意义的经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我无法相信,就是这条普通木船,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从这里,中国革命走向辉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步入船舱,激动得流泪了。他说,今年是建党90周年,相约年轻时一起在西藏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作的三位同事进行红色之旅。“我们四人分别来自江苏的无锡、连云港、南通和扬州,红船是我们此行的第一站,船舱里的那张桌子,那几只白瓷茶杯,几把椅子,让我们仿佛置身在1921年那个扭转历史乾坤的大舞台,一种沉重的历史氛围扑面而来。”
那是1921年8月初的一个午后,嘉兴南湖正值一年一度的南湖观莲节。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有的烧香祭拜,有的赏景游玩,南湖岸边的叫卖声、乐舞声、谈笑声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湖心岛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的僻静水域,一群年轻人围坐在这条小船里,紧张地酝酿着世纪的风雷。
“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会议首先讨论通过了党的纲领,并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纲领的组织部分规定党的组织要采劝苏维埃形式”,也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形式。
“一大”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作为党的全国领导机构。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下午6点多钟,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胜利闭幕。伴随着苦苦的求索,终于在一个荷花盛开的夏季,静谧的南湖之畔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机——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南湖上的中共“一大”只有一个白昼,但中华民族的命运却由此改写。从红船上下来的年轻人,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到全国各地,掀起了中国革命的漫天烽火。
[解读]
人们不禁要问,嘉兴成为中国红色发源地,究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命定了红船?那一把惊动寰宇的革命星火,何以在南湖之畔点燃?
在党史专家看来,嘉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偶然的背后蕴涵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说其偶然,是因为1921年7月30日晚的那场突变。这一晚,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一个神秘的陌生人突然闯入,这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警觉。大家决定迅速撤离。代表们的活动受到监视,会议已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
“一大”移师南湖有历史的必然。大会在哪里开才是最安全的?交通要便利,从上海出发可以用一天时间来回;社会氛围要贤明通达,可与当地文化环境相融合,不至于因格格不入引起猜疑……几经斟酌,代表们确定了两个先决条件。
与上海地相近、人相亲的嘉兴占尽地利优势。19世纪初,中国开始敞开大门面向世界,嘉兴以邻近开埠大市上海的优越地理条件,得时代风气之先。1909年,沪杭铁路贯通,使得嘉兴与当时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中心城市上海的联系更加紧密。嘉兴到上海乘火车不超过3个小时,满足当时代表们用一天时间可来回的要求。
代表们选择嘉兴,还因为嘉兴活跃的革命氛围让代表们感受到了这座小城在时代巨变面前的伟大担当。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下的中华大地满目疮痍,面对毫无还手之力的大清帝国,嘉兴涌现了一批痛陈民族危亡的有志之士。他们纷纷加入进步团体,宣传民主思想,立志反清。其中的典型代表有敖嘉熊、褚辅成、龚宝铨等,他们加入同盟会,后筹建学堂,宣传革命思想,使嘉兴成为民主革命的前沿阵地。
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嘉兴的商户也发动罢市声援。在亲日派卖国贼陆宗舆的家乡嘉兴海宁县,各界人士召开万人大会,一致决议开除陆宗舆乡籍,并纷纷自愿捐资刻石立碑、永记其“耻”。此举产生的巨大冲击力,犹如钱塘江畔汹涌澎湃的海宁潮一般,拍打着20世纪初叶中国人的良心。“忠奸辨,正邪分”的爱国主义立场和泾渭分明、不容含混的正义感,永远注进了嘉兴人的血液。
代表们对嘉兴并不陌生,不少进步人士在上海活动,在嘉兴落脚。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总共14名成员中有7名浙江人,其中有两位是嘉兴人——沈泽民、沈雁冰兄弟。沈泽民在“五四”运动后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0多位党员之一;沈雁冰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之一。
“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发挥了关键作用。她是浙江桐乡人,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当时帮着丈夫做一些会务工作,是她推荐了嘉兴南湖。她说她在嘉兴读过书,熟悉嘉兴情况,也有一定的人脉关系,即便出了问题,也能通过士绅帮助解决。王会悟的提议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赞成。”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研究部主任徐云根说。
一颗鲜活的种子,一旦落到合适的土壤,便会萌芽破土,茁壮成长。90年前,一群年轻人的选择,让碧波荡漾的南湖激荡着时代的巨变。红船播撒的火种,燃烧着民族的血脉,隆起了一个国家的自尊,让一部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巨幅史卷,铿锵有力,激越澎湃。
[历史回音]
伫立在南湖之畔,不禁感叹,弹指一挥间已有90年,静淌的依旧是南湖,静卧的仍然是红船。当年的壮志青年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们闪耀着光辉的理想和信念,仍如绚烂的彩焰激励着我们劈波斩浪,奋勇前行。
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说,南湖红船上一次水波不兴的聚会,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绩。当年最早的50多位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如今已经成为几千万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成为13亿中国人的向往。“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共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今天的南湖已成为嘉兴的地标、城市的灵魂,红船也已成为这方土地的厚重珍藏。希望在历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嘉兴,在“红船精神”引领下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改革创新,积累更多富有嘉兴特色、全国意义的经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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