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病榻前七日

　　庚寅年岁末，突接电话，母病危。我匆匆起程，急乘被浓郁年味气氛裹挟的列车驰回鄂东黄梅。年三十上午到老家，放下行李，急奔母病榻前探视。母亲被棉被捂得严实，只露出稀疏的白发和憔悴的脸。二哥对母喊：“老三从北京看您来了。”母微睁昏花的双眼，但没有往常看到我的兴奋，似乎还没有认出我；口中喃喃自语，但听不清说些什么。我这才意识到母亲病得不轻，双眼不觉涌出泪水。

　　母姓周，生于1921年，今年农历二月即满90周岁。她先后生育多名子女，为养育子女，施乳沥血，成年劳作，但七八十岁仍身体硬朗。她热爱新社会给她带来的一切，支持子女们各自的工作。父亲先她而去之后，我曾多次要求她随我生活，她也先后来京三次，最长一次住过近半年，但还是留不住她，她仍习惯在那老屋里起居。只是近年来她连遭疾病突袭，生活才不能自理。

　　大年三十，正是各家以盛宴庆祝团圆之日，我和二哥却在母亲病榻前忙活。因二嫂在忙年夜饭，且儿孙多，照顾母亲的琐事就主要靠我和二哥承担。二哥让我将一个苹果切成小块，放在一个小碗里，经开水烫后，喂给母亲吃。我坐在床沿，一小勺接一小勺地精心地喂。母亲尽管神志不太清，但胃口恢复得还好。看到她吃完一勺，张开嘴等待下一勺的情形，真像一个待哺的小孩。

　　吃完大半个苹果后，母亲入睡了。二哥和我才腾出手贴春联，装饰大厅，打扫房前屋后。过了一个多小时，传来母亲痛苦的呻吟声。母亲醒了，二哥知道该是给母亲喂止痛药和抱母亲下床方便的时候了，我及时跑上前去配合。

　　快到吃午饭时，我用吸管让母亲吸一瓶“太子奶”，也许久病没有力气，母亲吸了近半个时辰，才喝了半瓶。

　　还不到傍晚5时，性急的左邻右舍陆续点燃起鞭炮，顿时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不绝于耳，五颜六色的礼花映红天空，街邻们吃年夜饭的时间大大提前了。半个小时后，大侄子也应其母的指派，催我和二哥去吃年夜饭。我不忍心留下母亲，二哥说，那我们先喂好母亲再去。我们为母亲煮了一小碗易消化的鸡蛋豆面，喂给母亲后，我才和二哥一起去吃团圆年饭。当侄儿们在饭前燃放近半个小时的三大团万鞭和焰火以示庆祝之后，我在餐桌旁接受侄孙们轮番的热情敬酒时，我脑子里仍然是躺在病榻上的母亲，食无甘味。我想，病榻上的母亲能听到贺年鞭炮的鸣响吗，能听到子孙们的新年祝福吗？

　　正月初一，已是辛卯年，阳光明艳，天气出奇的好。左邻右舍开始成群结队地踩着房前屋后留下的厚厚的红色爆竹屑，入户拜年。母亲在小镇是受尊敬之人，上门拜年者络绎不绝。拜年者总是要到母亲病榻前致意，但母亲还是不认识人，几乎没有面部反应。我和二哥除招待来拜年的客人外，还要按时给母服药、喂食，帮助母亲方便。当日下午，趁拜年者少些时，我让二哥去稍事休息，我则用炭火小炉为母亲熬煮大米红薯稀粥。晚饭时，给母亲喂了一碗大米红薯稀粥，从母亲不时发出的咂嘴声音看，很合她的口味。

　　正月初二上午，居于浙江嘉兴市的两个妹妹赶回老家。看到母亲的病状，她们不禁哭出声来。她们擦干眼泪，顾不得旅途劳顿，即为母亲擦洗身子，清洗衣被。我和二哥从此轻松了不少，但喂药喂食和排便时仍然搭搭下手。

　　这天傍晚，母亲突从被子里伸出左手叫喊着，口中发出含混不清的“矶矶”的声音。我以为是母亲哪里难受，走上前握着母亲的手，给她左臂膀按摩。但她抓着我的手直摇，嘴里仍然喊着含糊不清的“矶矶”。我不知其故，让大妹来分辨母亲需要什么。大妹过来大声问母亲哪里不好？母亲仍然是伸出手急躁地发出“矶矶”的声音。大妹没有办法，只能喊二哥来。二哥听了两遍，猜想母亲似乎是在担心她养的鸡。他拨开众人，让母亲的视线能看见厅堂门口，指了指外面说：“放心，鸡都按时回窝了。”母亲这才安静下来。

　　正月初三，鞭炮声早早扯开清晨罩在方圆几里的小镇上空的薄雾，我刚起床不久，二哥和镇医院的潘主任已来到母亲床前。潘主任为母复诊后，给母亲开了两服骨折敷膏，并告之护理事项。潘主任走后，来拜年的亲友坐满了一厅堂。按我的意思，二嫂和两个妹妹特地为来拜年的亲友准备了两桌盛宴。餐毕，送走亲友，我和二哥及两个妹妹仍然按时给母亲喂药、喂食。

　　这天中午，母亲又烦躁地从被子里伸出左手叫喊着，口中再次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我仍然不知其故，让小妹来分辨母亲哪里难受。小妹一番安抚仍然无济于事，只好再次喊来二哥。二哥分辨出母亲似乎还是在惦记她养的鸡。他拿过喂鸡的稻谷盆，对母亲说：“鸡刚喂过了，您看这是刚喂的谷子。”他还拿来两个鸡蛋说：“您看，鸡都生蛋了。”一番话，母亲终于安静下来。我在佩服二哥对母亲声音分辨能力的同时，也深深对一生勤勉的母亲感到愧疚。为养育子女，她吃尽了人间之苦。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每顿吃饭，母亲总是把好点的食物让子女先吃，自己吃剩下的，或吃糠咽菜充饥。尽管后来她的子女都先后大了，自食其力了，母亲完全不必劳动，不必养鸡，但让她不做事吃闲饭很难很难。

　　正月初四，县人民医院何院长应我之约，派外科宗大夫乘救护车前来巡诊。他给母亲骨折的右腿做了用活动圈固定、悬吊牵引处理。母亲痛苦减轻，睡去了；但下午母亲却喊叫不止，其因是腿长期牵引而难受。我们只好解开固定圈，放下牵引的右腿。因为对一个高龄的病人来说，目前只能是尽量减轻其痛苦，治愈骨折的可能性很校

　　正月初四晚上到初五一整天，我和两个妹妹让二哥休息，护理母亲的琐事主要由两个妹妹和我承担。初五上午，小妹出门走亲戚，细心的大妹在给母亲喂食、喂药及方便之后，趁母亲熟睡之际，把厨房、大厅及母亲的卧室很好地清扫了一番，我当下手。下午，按时给母亲喂药、喂食和排便，母亲相对安静。

　　初六一大早，又是一个艳阳天，二哥从外面休息回来，准备去参加一个外孙的乔迁之喜。他得知我要按预定的时间返回北京，递给我当晚他在一片红纸上写的留言，大意是他一人承担护理母亲身心疲惫，与二嫂矛盾升级，让我离家返京前，或协调一下他与二嫂的矛盾，或改变护理办法，另请人护理，他也分摊护理费用。我安慰他，肯定他为母亲所承担的一切，称两种意见均可考虑。我先与二嫂谈，二嫂表示同意继续配合二哥就近照顾母亲，我这才放下心来。

　　当日下午4时，来接我返程的车子来到家门口，我步履沉重地走到母亲病榻前告诉母亲：“我要回北京了，今后再来看您。”母亲并没有听清我说些什么，仍然是微睁着双眼。我正欲大声再说一遍，小妹摆摆手予以制止，说：“她要明白您要走了，会伤心的。”我只好一边朝外挪步，一边目送着病榻上的母亲，心里默默地为她祝福，泪水从眼眶渗出……(本文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