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可与冰天社

　　1647年10月的南京，秋风瑟瑟，天气阴晦。

　　江宁驻防将军巴山属下的清兵，正在对进出南京城的行人进行例行检查，从一个想离宁南下的青年和尚行李中发现“违禁品”：一封南明福王朱由崧给兵部尚书阮大铖的信和一本记录抗清志士的书稿。清兵一看，立即将“逆秃”和罪证交给将军巴山严加审讯，企图扩大战果，查出同党。结果，吊打拶指，酷刑用遍，和尚不愧是汉子，“但曰某一人自为，夹木再折无二语”。骨头确是硬得很。11月，摄政王多尔衮将人犯押送到北京，交刑部审判，定罪曰“干预时事”，流放关外。

　　这个青年和尚法名释函可，字祖心，别号剩人，俗家姓名叫韩宗来，广东惠州人，是崇祯年间礼部尚书韩日缵的长子。

　　函可从小聪明过人，诗文俱佳，成年后广交名士，砥砺名节，而且豪爽疏阔，任侠好义，加之其父的高位，“声名倾动一时，海内名人以不获交韩长公（子）来为荣。”目睹明末的腐败政治和内忧外患，韩宗来既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又不愿意随波逐流，就患上传统文人的“旧脖，“前堂置宾客，后帐列妓女”，声色犬马，自我麻醉。不料好景不长，韩日缵在北京病逝，给宗来的打击很大，他深感世事无常，万念俱灭，产生皈依佛门的念头。四年后，29岁的宗来别母弃妻，在庐山拜空隐老人道独为师，法名函可。

　　青灯黄卷，木鱼钟声，函可似乎超然于红尘。然而，家事，国事，事事萦于心怀母亲辞世，他“披麻泣血以葬之”；崇祯自缢于煤山，他“悲恸形辞色”；紧接着清兵入关，在北京改朝换代，他觉得就像“天崩地解”一般；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小王朝的消息，使函可犹如在茫茫长夜看到一线晨曦。他满怀希望，以“请藏经”为名，亲临南京，住在好友顾梦游家里。不料，数月时间，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南明小王朝又是一片混乱，清廷豫亲王多铎乘机率铁骑南下，势如破竹，南明小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

　　耳闻目睹了“国破色变”惨状的函可，激愤之情溢于笔端，滞留南京的三年中，写下了记述南明弘光朝志士仁人不甘亡国起而抗争的壮烈的故事，书名《变记》，以哀挽抗清的前贤，自然犯下了清朝的“忌讳”，成为清代文字狱的第一个祭品。

　　函可的《变记》虽说犯忌，但书中只记事，没有诋毁或反清的言辞，而且是书稿，没有刻印发行，自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如果息事宁人，把书稿看做文人雅士舞文弄墨的习作也未尝不可。至于福王朱由崧答阮大铖的信，一是内容并无悖逆之言，二是南明政权已经消亡数年，也完全可以不追究。为何函可笔狱成为朝野轰动的大案，一是清初汉族知识分子还未从文化上、思想上认同清朝统治，极为关注函可的命运；二是函狱背后隐含着清王朝中满汉权贵之争。

　　函可出南京时，到他父亲的昔日门生洪承畴处讨得一枚印牌，就是现在说的通行证。此时的洪承畴头上戴着清朝招抚江南大学士的桂冠，而逮捕函可的巴山，却是摄政王多尔衮安插监视老洪的钉子，函案自然成为打击洪承畴的重型炮弹。秘密审讯，刑讯逼供，都由巴山一手操作。但函可始终坦言，《变记》系他一人私撰，与他人无关。巴山用木棍夹住函可的双足，“夹木再折，血淋没趾，无二语”。

　　巴山人为地扩大函案，牵连了许多人，如诗人顾梦游也被捕入狱，刑讯中“白刃交颈里，人鬼呼吸，无变色，无悔词”。巴山的目的是通过函案打击政敌洪承畴。这他就小瞧了洪承畴，老洪历经满汉两个截然不同政权，政治上自然老到得很，他知道巴山告了“御状”，便以守为攻，上疏引咎，坦言函可是他房师、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的儿子，“到南京印刷藏经，念及旧谊，臣发给通行证。函可行囊中的书和信，干预时事，咎由自龋因为与他有世交，理应回避。至于我的罪行轻重，请有关部门察议”。疏文入情入理，说明了通行证与案情无关，只是世交，并高姿态地提出回避，透露出巴山有私审偏狭之嫌，轻轻一脚把球踢给朝廷。

　　摄政王多尔衮也是玩政治的老手，明白个中缘由，但他站得高，看得远，从稳定江南大局着眼，不愿巴、洪的矛盾激化，命将函可押到北京审理，对洪承畴以“私发护身牌”，吏部建议“革职”，顺治却以“劳绩可嘉，姑从宽宥”，给了一个警告处分。巴山结怨老洪，虽无罪责，却影响了升迁。二虎争斗，两败俱伤。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函可及徒弟法纬等4人被判流放到沈阳，“奉旨焚修慈恩寺”。虽遭炼狱之难，函可壮心不灭，常在困厄中大发慷慨之词，与流放者借左懋泰的生日，结成清代东北地区第一个文人团体“冰天诗社”，大约有30人左右，是个松散型社团。左懋泰是明朝进士，官至吏部郎中，其兄左懋弟作为使臣被清兵杀害。清兵入关后，左氏拒不投降，举家百口被流放铁岭。面对左氏，函可赞扬他“塞外高松青千尺”，“大雪自应持故节，高松宁肯受秦封”。诗人与歌颂对象，其节其志，皆在不言之中。

　　冰天社成立后只活动了两次，但对江南知识分子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本来，函可的佛学、诗词俱佳，更重要的是他的气节，使关内关外的僧俗士庶仰慕不已，在当时交通不便的状况下，亦是书信往来不绝，甚至派人送物，像后来流放沈阳的文士李呈祥、郝寓季开生等人，“始以节义文章相慕重，后皆引为法交”。清代著名诗人屈大均竟然千里迢迢，亲赴东北探望，可惜没有到达。可见影响之深。

　　函可在辽沈流放了12年，49岁圆寂。弥留之际，郝浴问他还有啥话要交代的，他说：“吾思吾岭南耳１

　　函可圆寂后，李呈祥、顾梦游及其弟子将他的10卷《语录》、3卷《剩诗》整理刊印，名曰《千山语录》、《千山诗集》。原本可以在九泉下安息的函可，在百年之后再遭批判，乾隆皇帝再兴文字狱，说他的《千山语录》、《千山诗集》，“恐无识之徒目为流缁高品，并恐沈阳地方或奉以开山祖席”，害怕影响到意识形态领域，造成精神污染，将两书列为禁书，查抄焚毁，连他住过的寺庙及碑塔，尽行拆毁，使这个才华横溢的和尚的生平及著述湮没无闻了。

　　清代文字狱，从函可始，其后在康、雍、乾三朝，达到登峰造极之际，而函可则是文字狱第一案。来源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