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8年携57坛骨灰从台湾回山东菏泽故里/图

　　摘 要：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于右任《望大陆》

　　没有人理会这个在人群中疼得掉眼泪的小孩，就连他自己也顾不上“这点小伤”，只有逃，拼命地逃。

　　他用“肿得像冬瓜一样的两条腿”坚持行走了5天，直到感觉到自己的小腿一阵阵痒。坐在河岸上，撩起裤脚，那些烫伤的地方竟然生满了蠕动的蛆虫。这时，突然有人拍了他一下，“小孩，你怎么了？”直到今天，他还记得那是一个“包上画着红十字”的人，长期逃亡的经验告诉他，“这是一个共产党”。

　　“我那时很害怕。”老人回忆当时的情景，他甚至想立刻逃跑，但那人却打开了自己并不充实的急救包，先是帮他把表面上的蛆虫清理干净，再敷了点药，用纱布将腿紧紧地包扎。

　　直到那人离开，高秉涵都不敢出声，“我当时心想，难道共军里也有好人？”

　　只不过，这次治疗不算成功，没过几天，他的双腿就不停地流脓，纱布和新长出来的肉生在了一起，白色的纱布变成了散发着臭味的黄色的硬梆梆一团。这些伤口最终愈合，整整用了3年。

　　在老人反复地讲述这些故事时，他总会卷起自己的裤脚，他的小腿上至今仍遍布着大块的黑色疤痕。因为这些疤痕，他一生都不敢穿短裤，也不敢进泳池。“这就是内战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一辈子也去不掉。”

　　最终，这个少年用了6个月，穿越6个省份，足足走了2000多里地，挤上了由厦门开往金门的最后一班船。

　　过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对于那些从各个不同港口逃到台湾的人来说，回家曾是他们最迫切的梦想。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等到踏上故土与亲人团聚的时刻。其中有一个，甚至直接被高秉涵宣判死刑。

　　1963年，高秉涵从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工作。“金门逃兵”成为他审理的第一个案子。

　　那个士兵的家就在对岸厦门，他本是渔民，与偏瘫的母亲相依为命，一次在给母亲抓药的路上被强拉入伍，跟来台湾。有时天气晴朗，隔着这样一条并不宽的海峡，他甚至一眼就能看到家乡。但看得到，却回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