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村:文学的事,灵魂的事

　　福建长汀，有残缺的古城墙，有山水。水是汀江。北村童年时，江水丰沛而浩荡，而如今几乎都已经快断流了。资料图

　　

　　福建长汀，卖香蕉的人。图/cubicball

　　

　　福建长汀，一扇随想曲窗。图/cubicball

　　

　　

　　北村 作家，基督徒。原名康洪，福建长汀人。著有《周渔的喊叫》《鸟》《愤怒》等小说，现居北京。左图：2006年2月，北村在北京的家。右图：他的猫。

　　作家北村。基督徒北村。双重身份使他的作品，气质与同时代的写作者决然不同。他写到人的灵魂，人的内心。而这是极为罕见的。

　　2011年4月28日，湖湘地理访问北村。谈及幼年生长的闽西山村，度过文艺少年时光的小县城，四年大学短暂停留的海边城市厦门，工作十年待他温厚如叔伯的福州，以及，如今所在的北京。从山村到海边，从南方到北地，他的行走，思索与感悟。

　　生于革命梦碎者的就义之地

　　他也一直有所坚持

　　采访北村是多年的心愿。

　　少年时，在冬夜空无一人的大学宿舍里读他的《鸟》，读后有难得的感动，夜的寒气因为文字的热量而散去，心底竟有暖意升起。其后的《愤怒》，则触及到了人的灵魂，令人读罢再三感慨。作家对人性幽微处的洞察，对人类生存困境的体认，文字背后的悲悯情怀，无一不让人印象深刻。在那之后，我再也没读到过那样的小说了。

　　去年末的某个冬日，在一个书店外，看到告示：下周有作家北村的讲座。于是兴奋地告诉所有在他乡的朋友，狂热如今天的少年追星族。他的诚恳，坦率，和他的那些作品一样，叫人喜欢。

　　生于革命幻梦破碎者--瞿秋白就义之地，长汀，和瞿秋白一样，北村的写作一直忠于自己的内心，有所坚持。从深山边地嗜好读书的孩童，到（20世纪）80年代痴迷于创作的文学青年，再到甘坐冷板凳的作家，北村始终坚持着写作。他一直关注人的困境。他的作品，神性充塞其中，读之令人起敬畏心。

　　这天下午，这个曾以文字打动过我的作家，就坐在面前。长发，大胡子，还有眼镜背后真诚的眼神。不必太多寒暄，我们一见如故。那些小说就是我们接头的暗语。

　　访谈最后，终于聊到文学。我提到小宝的名言：这年月，就算李白再世，不给周杰伦写歌词，谁会知道他？一直端坐，温和讲述的他，这时向后仰到沙发上，大笑了起来。是啊，这个年代哪里还有什么文学呢？又该去哪里寻觅那些像子弹一样击中内心的小说呢？

　　但是真正打动过内心的那些文字，那些触及灵魂的感动，那些不会再有的生命体验，却会一直驻足在读者们心灵的深处。

　　［福建长汀和田镇］

　　在车也开不进去的地方，用红薯削个汽车，几天后就萎缩了

　　小时候，那时还不叫北村的康洪，随做医生的母亲去长汀的乡下，一呆就是十余年。住在一个叫和田镇的村子里。他自称“摸着泥土长大”。在乡下，他学会了用泥巴烧制小玩意，把红薯削成异常精致的小汽车，只是过了几天，这辆豪华的小汽车却自动萎缩，变成皱巴巴的一团物什了。

　　在乡下，整天和天地接触，感受到那分广阔与自由，隐隐感到人和天地之间是有连接的。和自然相处久了，人也会变的简单，朴素而直接。这是大自然给他的生命教育。

　　长汀是多山之地，山势尤其险峻，武夷山脉迤逦而来。山上景色秀美，树木繁茂，密实的连进去都很难。我党当年正是看中此地的复杂地貌，选择在这里打游击，与国军周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句四海皆知的口号最早就是在那提出来的。进山的路也不是一般的难走。狭窄的盘山公路，底下即是悬崖，行车时须分外小心才行，一不小心就车毁人亡，再无生还的希望。

　　“山的名字，现在多记不起来了”。成年后他去外地闯荡，谋生，生存压力大到无法忍受时，常常在夜里梦回童年，那些大山不止一次出现在他的梦里，无言的安慰着游子疲惫的心，让他在第二天梦醒时有勇气继续面对残酷的生活。终于找到机会回乡省亲，他迫不及待地开着车回去，却失望地发现，车已经开不进去了，记忆中阔大的街，现在，只是一条狭窄的小路而已。人大了，路就变小了。

　　和田的特产是和田鸡。这是曾经得过世界金质奖的土特产。它的不同一般，一是因为放养于山林间，得了自然的生气；二是因为当地出产一种红色的矿石，鸡在进食时吃进了那种矿物质后，肉质会变的特别鲜美。他忆及小时候，只有在每次过年时，才能吃上一只这味道绝佳的鸡。那是他的记忆中，贫乏年代里至为难得的口福。

　　长汀除了有山，还有水。水是汀江。“那是一条自然的江”，童年时，江水丰沛而浩荡，而如今几乎都已经快断流了。小时候的北村时常在江边游泳。那时天空静远，江水清澈，赤身的少年在水里上下起伏，清瘦如一尾泥鳅。

　　但最可怕的记忆，也和这条江有关。洪水。这条江经常发洪水。奔腾而下的急流上，除了木头，还有另外一样，溺水者的尸体。死亡这神秘的主题开始进入他的脑子，少年的他，自此开始思索起生死这样的终极议题来。而这样的终极思考不止一次的出现在他成年后的作品中。

　　童年时，美好的，自由的，奔放的，和恐怖的，贫穷的记忆连在一起。赤裸裸的，直接把生命的因素呈现在你面前。

　　［福建长汀县城］

　　带着一个三洋牌录音机，在放映着《巴黎圣母院》的县城里，到处去录流行歌曲

　　初二时，他随母亲回到长汀县城。这座陌生的城市在大自然中摸爬滚打长大的他眼里，好比一个曾经富贵但如今已人老珠黄的女人。

　　长汀并非普通的小县城，它是有历史，有荣光的。那时仍残存古老的街道，城墙，城门，以及南洋风格的骑楼，下雨时人们可以在下面躲雨。

　　带着乡下孩子的野性，他回到了县城。这时候，电影开始进入他的生活，成为主角。那是那个破败小城里整个文艺生活的核心。他小时候在乡下就喜欢看电影。迷恋于光和影的闪烁，一块小小的白布上，世间的悲欢离合尽数上演。那可以视作是枯燥的乡下生活中难得的娱乐。以前在乡下，每每是暮晚时分，天将黑未黑，听到晚上有电影的消息，他便兴奋地搬着小板凳，和大人们一起去稻场上看电影。进了城，终于可以走进正式的电影院，好好地看了。整座小城只有一家电影院。布置极为简陋，几乎没有任何特殊的音响设备，但对长于乡下的少年来说，却宛如天堂。

　　青春期的北村疯狂地喜欢上了看电影。几乎没有一场拉下过。他的信条是“不管有票没票，都得进去”。这是那个时候最为重要的文化生活。看过的片子里面，外国电影最吸引他。《巴黎圣母院》《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一部接着一部。大哥看完《巴黎圣母院》，回到家里，兴奋地在墙上贴埃斯贝拉达的海报，那是荷尔蒙突突往外冒的少年心目中的女神，幻想的对象。还没开始发育的北村，却搞不懂大哥为什么一看见这个女人就双眼冒光，他还没见过外国人，还不懂得外国女人的美究竟美在何处，只觉得长相怪异，与寻常所见到的福建女子，大不相同。

　　少年北村的活动半径很校最大的梦想是渴望能拥有一辆自行车，可以满世界自由飞奔，把周围的一切都甩在身后。心里最羡慕的是街上修自行车的师傅的孩子。他爸爸为他组装了一辆小号的自行车，“太精致了，天哪”。那小子骑着这辆改装后的酷车满街跑，把他可羡慕坏了，忍不住在心里想，“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辆自己的自行车呢”？

　　除了看电影，他还看小说，听录音带。最早接触俄罗斯的小说就是那时候。父亲有一个三洋牌的录音机，他拿着它到处去录流行歌曲，中学时做的尽是和文艺有关的活动。他是那个小城的文艺青年。

　　［厦门］

　　晚上窗外会传来金门的喊话声，随着海风传过来，一波一波

　　生活半径没有出过长汀的他，平生第一次走出这座小城。16岁他就上大学，心里装着对未来的恐惧，父亲陪着他一起去学校。车开了一天，才到厦门。开到海滨的时候，一大片蔚蓝色铺天盖地地砸将过来，好像要将整个胸膛都撕开一样。那是何等的广阔埃

　　福建的地貌特征是山和海。从山上来到海边的少年，第一次见识大海的开阔。那份开阔感，至今都令他难忘。

　　想象中的厦门，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是灯火璀璨的大城市，高楼大厦遍地。结果却让他失望了。这座城市根本没有几座楼。原因是那时厦门是前线，国家不准建设。根本没有后来现代化的诸多特征。那时厦门最高的楼也不过才几层而已。特别之处在于，它离金门很近。在这边，用望远镜可以看见对面的标语。厦大后面有白色沙子的海堤，白天开放，晚上却有哨兵在那站岗。晚上临睡时，窗外会传来对面金门的喊话声。随着海风传过来，一波一波，“共军官兵们……”

　　除了前线的敏感印象，还有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印象，温情又朦胧。每天早上出操时，操场的广播里，会放一首叫“踏浪”的歌。那是当时对岸的台湾校园中很流行的一首歌曲，对岸的少男少女们最爱唱的歌。

　　读大学那会，正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期。两岸关系开始缓解，冰在慢慢解冻，但仍有些紧张。他隐隐感觉到，这个国家开始处在变化当中了。

　　高中时他就想看小说，却为找不到书看而苦恼不已。大学四年，他算是过足了瘾。图书馆成为了这个爱读书的山城青年的天堂。忆及青春时光，图书馆成为最为温暖的记忆。海风阵阵的校园里，寡言的青年背着书包在校园里缓缓散步，沉思。

　　发表第一篇小说，是在18岁那年，从此，他以写作为生。

　　［福州］

　　在从未发生过战争的保守城市，他“性格没受什么影响”，遇到了基督教

　　从厦大毕业后，他去了福州。在《福建文学》编辑部，呆了整整16年。从1985年到2001年。

　　闽西和闽南都比较彪悍。福州却是一个温和的城市。像一个安稳的中年人，平和，舒缓。适合生活。稳定而平静。没什么太突出的特点。“福州福州，乃有福之州”，历史上这里从未发生过战争。对这座城市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城中有无边无际的榕树，几乎遮天蔽日。叶冠巨大，似乎可以遮蔽很多很多，好像一把把大伞，把这座城市给保护了起来。

　　追随着文学梦，他成为了《福建文学》理论版的编辑。在业余时间搞创作，写小说。

　　福州人是善良的，虽然不太勇敢。有一点保守。信奉的是中庸之道。温和而有节制。但是对北村的性格没有什么影响。他生活在单位里头，听不懂福州话。“福州话是中国最难听的方言之一”。福州的温吞并没有消磨掉年轻的作家的激情，因为他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里。1985-1995，他活在一个强大的文学的氛围里，有自己的文学圈子，这个圈子和市民生活是隔离的。他活在文学的象牙塔里。

　　那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可以成为生活的全部内容。他常常和文友们在茶馆里聚会，泡茶。一坐下来，必谈两样东西，一是文学，一是茶。福建人好吃茶。一帮好友坐定，高谈阔论于是就开始了，聊得热火朝天，不亦乐乎。到最后，还会斗茶，每个人拿出一包自己带的茶来，斗完了你的，斗我的。斗茶，亦有奇趣在其中。

　　那时候，他狂热到可以把文学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有时候，朱大可也会来福州，去湖里，于是大家关起门来，像法国的那些文艺沙龙一样谈论文学。那个时代的很多话题，文学的，哲学的很多话题，现在都已经变成了真实的体验，可那时还只是思潮而已。比如，工业化对人的异化。

　　只是文学仍无法解决人生所有的困惑和问题。90年代初，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处于人生迷茫期的北村从文学走向了宗教，找到了自己的信仰：基督教。在厦门出差的一个晚上，在一个破旧的房子里，彼时正遭遇个人生活诸多变化的他，深陷于后来他小说里常常讲到的“生存困境”，挣扎其中，不得脱身。

　　他最好的朋友，一个诗人，同时也是基督徒，有天带他去参加一个教徒们的聚会。那时他还是一个骄傲和自大的人。到了那地方，发现这些教徒们正在做祷告。人世间有些东西是不需要太多语言的，它会直抵你的内心深处。忽然一瞬间，仿佛有一道光从天而降，令处于纷乱困惑中的他，刹那间，触摸到了神性。

　　后来去各地游历，阅人阅世渐深。开始明白，文学不再作为终极问题而存在。在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后，他看到了这个世界和生活更大的层面。

　　［北京］

　　他很少出去，自称“对院子里的树最有兴趣”，一切都好像尘埃落定了

　　来北京最开始几年，他以写小说谋生。东南西北四城都住过，像所有怀抱利器的外省青年一样，在这座庞大的城池里为生存奋斗。在宋庄也住过一段时间，后来住在郊县。现在，他住到了北京的十环外。越住越远了。

　　他生活过的宋庄，那时还是朴素的原生态。几近农村，荒芜，质朴。但他不大喜欢做邻居的那些画家们的生活方式，穿军裤，留光头的艺术家们，骑着边三轮，旁边驮个小MM。这样张扬的生活方式令他不悦。

　　当时住的房子里，常常在雨后跑进蛇来，有时候还是2条蛇。他租了个小院子，那里的空气好，时常有飞机从头顶的天空飞过，令人感觉格外的自由。

　　现在住的地方，在山里面的一个小镇上，推开窗，就能看到山。天气好的时候，在卧室就可以看到远处的长城。还能闻到城市里难得闻到的臭氧的味道。空气凉爽。没有什么污染。周围也没有什么人祝那个地方安静得好像是在古代。他像一个隐士一样生活着。进城麻烦极了，来回要2个多小时。但这对写作好。

　　他不喜欢频繁的交际，喜欢安静地在家呆着，读书。“对一个作家来说，如果连读书时间都不能够保证的话，这太不妥当了。”

　　他有个小院子。自己在里面种上各式蔬菜。到了夏天，吃自己种的菜，落个放心。除了菜，院子里还种了20来棵果树，什么树都有，梨树，桃树，还有山楂树。这个时节正是杏子上市的时候。他还养了2只狗。一只狼狗，帮他看家。另外一只小狗，寂寞时做伴。

　　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8点准时开始写作，写到12点。下午则准备第2天的写作，看书。晚上看电影。看电影依旧是他最大的爱好，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

　　他很少出去，自称“对自己院子里的那些树最有兴趣”。

　　一切都好像尘埃落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