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教授在邯郸

　　今年１２月６日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者和开创人之一、被誉为“中国学术成果最丰厚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当代地理学世界级领军人物”侯仁之教授百岁寿辰。这使我不禁想起３０多年来与侯教授的一段交往。

　　侯仁之教授来邯

　　那还是在“文革”时期。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发生后，随着林彪反党集团的叛逃，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文革”中一些“左”的做法进行反思，并对一些重大政策进行调整，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批斗的干部也陆续“解放”出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我于１９７１年底从“五七”干校“毕业”，被重新安排到刚组建的峰峰矿区基建局生产处工作，因公差经常住在市城建局内部招待所的两排平房内。

　　当时，邯郸正在“深挖洞”，城里到处都在挖地道。听市内的同志讲，在城建局门前的和平路上挖出了战汉时期的文化层，有瓷片，有基址，还有古代的城墙夯土。我对此也很感兴趣，经常凑上去瞧瞧，或下到地道里看看。

　　１９７４年，当我又住进市城建局后院招待所时，发现从北京来了６个人。带队的是个６０多岁的老头，个子不高，戴副眼镜，人虽然瘦巴巴的，但走起路来还蛮有精神。他平时不善言语，但严肃中透出善良、可亲。听招待所的人讲，他们都是从北京来的大教授，那个老头还是全国有名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们到邯郸是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瘦巴巴的老人就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其他几个人是他的助教和学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建筑大师的周一星先生。他们几个人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简单的吃点饭，就背上测量仪器等工具出门，中午一般都不回来，晚上回来的也非常晚。饭后，又都到老头住的房子里你一句我一句的争论至半夜还不休息。听到他们在屋内争论，有时我也经常过去凑凑热闹，久而久之，越来越熟悉，有时白天没事，也帮助他们拿拿东西，出去转转。

　　别看侯仁之教授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但一旦熟悉了才知道，他有着一付内热外静的好心肠。当他听说我是１９７１年底才从“干校”出来时，高兴地说：“咱们还是一个学校，同一届的校友呢１原来他也是１９７１年底从“五七”干校“毕业”。时间长了，我才知道，他们一行是来寻找邯郸古城的。

　　邯郸历史悠久，早在３０００多年前的商代晚期，邯郸城就已经兴起。古本《竹书纪年》中就有殷纣王在邯郸建“离宫别馆”的记载，到春秋战国时期，邯郸更是史不绝书。《春秋·谷梁传》中记载：公元前５４６年，卫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一次政变，公孙免余在卫献公的默许下，发兵攻杀了专权国政的大夫宁喜，宁喜的同党、卫献公的弟弟 ，为此而“出奔晋，织绚邯郸，终身不言卫”。“绚”一说是鞋头的装饰，一说是捕鱼的网，无论那种说法，都可以证明邯郸当时已经是一个工商业非常发达的城市。而《国语·晋语九》也有“邯郸之仓库实”的记载。到战国时期，赵敬侯正是看中了邯郸城的优势，才于公元前３８６年迁都邯郸，并兴建了赵国的宫城——赵王城。至今赵王城仍是我国“现存战国各都城遗址之冠”。

　　但赵王城以前的邯郸古城在哪里，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争议。旧日的地理著作以及地方志书都一直认为“赵王城就是春秋时期的邯郸城”，但赵王城是由东、西、北三个相毗连的小城组成，三城之内都有巨大的宫殿基址，西城的基址最为密集，并显示出一条隐然存在的宫殿建筑南北中轴线，在这条中轴线的南端，有最大的一处台基，俗称“龙台”，应该是主要的宫殿所在。而在东城内也有南北两座大型建筑基址，当地人俗称为“南点将台”“北点将台”。同时，三座小城合起来，南北不过２．５公里，东西亦只有２．２公里，显然这座赵王城并不是春秋时期的邯郸古城，它只是赵国时期的宫城。而赵敬侯迁都邯郸之前，赵国的都城先后有过四次迁移。到第五次迁都邯郸后才安定下来，一直到公元前２２８年被秦所灭，前后历经１５８年。因此，可以设想赵敬侯决定迁都邯郸，正是因为看到了邯郸已经是一个繁荣的城市，又据交通要衢，如果争霸中原，这里恰好是一个理想建都之地，因此才决定迁都邯郸，并在邯郸古城附近兴建宫城（即赵王城）。那么春秋时期的邯郸古城在哪里？当时，是历史上的一个尚未解开的“谜”，也是侯仁之教授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以来一直关注的一个课题。

　　正在这时，侯仁之教授从一些史学杂志上和文物部门的简报中，看到邯郸在“深挖洞”中，在地下７—９米的深处挖出了古城基址和战汉时期的文化层，就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和“开门办学”之机，带着他的助教和学生来到邯郸，运用他所开创的历史地理学原理，探寻埋在地下的邯郸古城之踪迹。

　　听侯老他们一讲，不仅使我茅塞顿开，而且对他们这些刚从牛棚“解放”出来的知识分子，在那种特定的政治气候条件下，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再次被揪斗被打倒的危险，认真、执著、负责的科学精神和态度倍加敬佩。因此，只要他们一到邯郸来，我总想多和他们在一起，听听他们的教诲和争论，不知不觉我也成了他们“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侯仁之教授来邯的因由

　　想不到的是十几年后我调到市建委，参加了邯郸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工作。当２００１年市政府组建市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时，我被聘为专家委员和历史文化名城办公室主任，最近在中国古都学会召开的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又被当选为副会长。如果说我也算得上是名城研究专家的话，那么，侯仁之教授就是我启蒙的恩师和名城研究上的领路人。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６日，当我从网上看到北大为侯仁之教授举办９５岁寿辰时，也专程赶到北大燕南园侯先生家中向他祝贺。当我下午三点按照预约时间到达时，侯先生不顾耄耋之躯早已在书房等候。当我代表邯郸市名城办和我个人向他祝贺献花时，他非常激动，一再说：“谢谢！谢谢！我要感谢邯郸人民。‘文革’时期，邯郸人民保护了我，知道不，有时一天要做两个报告，邯郸人民看得起我。”侯先生越说越激动，情不自禁。

　　我扶着他坐到沙发上后，他仍拉着我的手不放，叫来他的家人和所带的博士生，说：“我要感谢邯郸，因为邯郸之行保护了我，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三十多年了我都没有说过，现在我告诉你们，当时我为什么要到邯郸去……”

　　原来侯先生从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回京不久，就赶上了“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决定从北大、清华刚刚解放出来的著名教授中，抽几个出来参加到“梁效”写作班子，其中就有我国儒学研究大师、著名教授冯友兰和侯仁之教授。正在这时，侯仁之教授突然看到，最近在文物部门的一些简报和史学刊物上，邯郸在“深挖洞”中发现地下城墙夯土和战汉时期文化层的情况。于是，他就带着他的几个助教、讲师和学生，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和“开门办学”为名，偷偷的来到了邯郸。几天后，当“四人帮”追问侯先生下落时，同事们为他敷衍了过去。这就是侯教授说的“邯郸保护了我”的原因。对侯仁之教授来邯郸的情况，他那相濡以沫、携手相伴的夫人———张玮英教授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记录了这段历史。

　　侯仁之关于邯郸古城的研究与建树

　　话说回来，转眼就到了１９７４年夏天，已经快半年了。随着天气转热，侯教授一行对邯郸古城的调查与研究已接近尾声，他根据邯郸在“深挖洞”中的勘探资料和补充钻探的情况，利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揭示了邯郸古城的起源、发展与历史变迁，认为“古邯郸形成于沁河的冲击扇上”，“早在四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这里定居下来，经过世世代代的辛勤劳动，砍伐森林，铲除草莱，把沁河两岸的肥沃土地逐渐开垦起来。他们沿沁河两岸，逐步向下游推进。到奴隶社会晚期，也就是春秋时代末叶，平坦富饶的沁河冲积扇上，不但已经是耕地遍野，而且有一个作为地方工商业中心的城市，也开始在这里成长起来，这就是最早见于记载的邯郸城。”而当时的沁河“大约是从百家村以下径直东流，很可能是经过现在的和平路南北一带的地方，直注滏阳河。估计这沁河下游的南北两岸，也就是现在陵园周围的下面，大约就是战国时代邯郸城的中心地区，这里不仅人口比较密集，同时也是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地方。”因此，“可以说，现在埋藏地下的这个战国时代的邯郸城，应该是在春秋时期的邯郸城的旧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它正好位于沁河冲击扇的中心，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地面和地下的水源也比较丰沛，为城市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从这一认识出发，侯仁之教授根据邯郸在“深挖洞”中发现的战国遗存和文化层的情况，用柱状剖面图的形式，绘制出了当时邯郸城的走向和平面示意图。

　　侯教授对邯郸古城的发现，虽然是在“文革”特殊时期，但也在邯郸乃至河北省和全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市革委会专题听取了侯教授一行的汇报，市内不少单位请侯教授做报告。至今我手里还保存着一份１９７４年由邯郸市城建局印刷的、侯仁之教授亲自撰写的向邯郸市革委领导６月２２日汇报的纪录稿———《邯郸城址的演变和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这可能也算是一件文物了。３０年后，当我们对照近几年来赵邯郸故城中大北城的发掘报告时，惊奇的发现，其结果和３０年前侯教授所绘制出的示意图基本一样，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侯教授当年心无旁骛，执著、敬业的工作精神和科学的神奇，并再一次体会到由侯仁之教授所创建的历史地理学的真谛与魅力。

　　同时，侯教授在这份汇报材料里，还对邯郸城的建城年代、汉代时期的邯郸城、封建社会后期邯郸城的衰落、解放初期的邯郸城和邯郸城的复兴、赵王城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和邯郸城市规划，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和建议，至今仍被人们所沿用。如对位于邯郸西南的赵王城的保护利用问题侯教授建议：“从邯郸市的远景规划来看，如何对待这座‘赵王城’的遗址，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这座遗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因为保留得像‘赵王城’这样完整的战国遗址已经很少了……它是研究古代城堡建筑的重要标本。”“它的城垣、台阶等还应照旧保留。当地的重要遗址（如‘龙台’等）和出土遗物———包括邯郸市内不断出土的大量文物，也可以就地整理，展览陈列，作为进行阶级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一个现常这样，使古代的遗址、遗物也可以为现实的生活服务。”在周围“建立起较大范围的森林绿地”，“最好开辟为市郊森林公园，既有利于环境保护，也可以作为劳动人民的游憩场所。”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文物古迹遭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破坏的特殊年代里，侯仁之教授敢大胆呼吁并提出保护赵王城这座古城址已实属不易。而３０多年后的今天，邯郸市政府正是按照侯教授当年提出的建议，筹措巨资，在赵王城遗址附近规划建设了占地８２００亩的赵王城遗址公园，不但使我国这座“现存战国各都城遗址之冠”的赵王城遗址得到了有效地保护，也为赵文化的展示提供了一个平台，这不能不说是侯仁之教授的建议得以全部兑现与实现。

　　在这份汇报材料中，侯教授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材料佐证，科学地、准确地将邯郸建城年代，由原来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４９７年）提早到公元前５４６年，这也为２０００年我市召开的“邯郸建城年代研讨会”奠定了基矗

　　正当邯郸人民为邯郸古城的发现而欢欣鼓舞时，侯教授不顾自身的劳累，又带领他的助教和学生东去淄博、南下芜湖、北上承德，继续进行他所开创和热爱的历史地理学的考察和研究了。

　　近期侯仁之教授与邯郸

　　我再一次见到侯仁之教授，就到了１９９２年６月，我随李从军（时任邯郸市委副书记、现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宋立民（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上北京汇报邯郸市申报国家第三批历史文化名城时，又一次拜访了侯仁之教授。虽然已时隔近二十年，侯教授看起来比过去更精神、更健谈了。当侯教授听说邯郸要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他高兴的接连说了三个“好”“好”“好”，侯老说：“邯郸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我举双手赞成！邯郸就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嘛！我看你们的赵王城还应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当我讲到二十年来的考古实践证明，侯教授当时的结论和他绘制的邯郸赵都古城示意图和现在走向基本一致，并被继续沿用时，侯老谦虚的说：“这不完全是我的功劳，也是邯郸考古工作者的功劳，是邯郸人民‘深挖洞’的成果。如果要说我所做了一点工作的话，那就是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知识，来探讨和研究邯郸历史的变迁和古城兴衰演变的一次实践。”这就是侯仁之教授做人和做学问的态度。

　　从此以后，我又与侯仁之教授取得了联系。每年利用上北京开会或学习之机，总愿意到燕南园侯教授那二层小楼里走一走，坐一坐，亲耳聆听一下侯教授的教诲。每年过春节，总是给侯教授寄上一张贺年片，以寄托邯郸人民的感恩与思念，侯教授也总是亲笔给我回上一张贺年片。

　　侯仁之教授，邯郸人民思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