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自梳女:晚年无法得到完善医疗救助

　　

　　高埗镇冼沙东海村，这栋十姐妹屋就是由归侨“自梳女”省吃俭用建起来。

　　

　　81岁的赖顺兴如今和侄子一起生活。

　　

　　91岁的梁丽琼现在生病用药基本靠海外邮寄。

　　

　　高埗镇冼沙东海村，归侨“自梳女”陈亚兰，风烛残年的她长期卧病在床。

　　“自己的头发自己梳，自己的米饭自己煮，自己的苦乐自己享，自己的生活自己养。”七十多年前，中国最后一批“自梳女”，从香港搭上轮船远漂南洋揾工，她们唱着欢快的歌儿，胸中充满独立自强和为家人奉献的自豪感。

　　转眼现在，那时的“姑姐”已经多是年近九旬的“姑婆”，她们结伴搀扶着最后一次登上飞机，落叶归根重回故里。然而回国并不代表能安享晚年，她们守着年轻时与姐妹们合建的“十姐妹屋”，无能为力地看着身边的姐妹一个接一个地离去。因为终身未嫁，她们无人赡养，由于不再是中国国籍，她们得不到完善的医疗救助。

　　今天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在这个春天里，南方都市报探访东莞最后的“自梳女”。

　　◎讲述人：高埗冼沙村赖顺兴老人81岁

　　1947年远渡新加坡2001年回国，患糖尿并高血压等疾病，每月药费450元。

　　年少下南洋为养活家人

　　今年81岁的高埗冼沙村赖顺兴老人在1947年远渡新加坡，“是毛泽东和蒋介石打仗的时候”。“当时我的母亲走了，家里只剩一个阿爸，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和弟弟，生活非常艰苦。当时很多人都去外面打工了，他们愿意在这里耕地，但是我不愿意，所以我就走了。”

　　赖顺兴还记得当时她向一个新加坡商人借了路费，和家乡十几个姐妹一起，在香港登上了一艘驶向新加坡的轮船。她回忆说，当时船上大概有三百人，在船上颠簸了七天七夜，每天都有人晕船，有人呕吐，姐妹们互相照顾着，终于安全地在新加坡一个叫大坡落车水的地方安全着陆。

　　赖顺兴到达新加坡的第一份工作是到一个商人家里做家务，每天可以挣得1元新加坡币，那时候每斤猪肉大约2元新币。由于普通家务工不包住，她就和同到新加坡的十几个姐妹合租了一个30平米的大房间，“我们是直接在木板地上铺上席子就睡的”。

　　刚到新加坡的时候，赖顺兴常常会思念家里的亲人，但是当时没有电话，雇人写一封信寄回中国需要1.5元新币，“我寄回国的第一封信，是写给我阿爸的。可是阿爸只有需要钱的时候，才会回信给我，我在银行寄钱回家最多一次是几十块新币。”赖顺兴老人说，她在新加坡定居后，刚开始是10年左右回中国一趟，后来是慢慢地就变成了4年左右回一次。

　　直到三四十年前，东莞的经济还很落后，经常有人因生活困难等原因，向远在南洋的“姑姐”伸手要钱物。那时候，有一个远洋在外的“自梳女”是件让人羡慕的事，她们用积攒的血汗钱购买单车、衣车、布匹、衣服、粮、油、糖、面甚至手表收音机这些“奢侈品”带回家乡，供她们的兄弟姊妹、侄儿侄孙享用，帮助兄弟姊妹渡过难关。

　　新加坡招牌“住家工”

　　由于中国妇女干活勤快，任劳任怨，终身不嫁又不会引来家庭矛盾，当时“自梳女”俨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家政市场成为品牌。在“姑婆”们的描述中，上世纪40年代南洋各大城市的市场上，人们每日清晨都能看到这些身穿白衣黑裤、脚踏木屐，手挎菜篮的女孩问价买菜，因多穿黑裤，成群结队，便获得“乌衣队”的雅称。

　　她们每天要从清早开始就煲开水、做早餐、搞清洁、送主人家孩子上学、带小孩、买菜、做饭、洗袜拖地，晚上还要等主人睡下才能关门闭户，收拾厅房，然后上床就寝。很多时候，就寝前还要先哄小孩睡觉。

　　她们经常变换工作的地点，在这个家庭做得不顺心的话就会跑到另外一个家庭里做，东家不打打西家。雇佣她的富人家庭大多数都会说唐语(粤语、潮汕话、闽南话等)，不会说唐语的也能借助肢体语言来沟通。偶尔找不到雇主的时候，同住的十几个姐妹就会互相帮助，共度患难。

　　最怕生病盼获福利

　　回国以来，赖顺兴一直由孝顺的侄子供养。几年前，她不小心摔了一跤，辛辛苦苦在新加坡攒的几万块钱全花在住院。没有中国国籍，就没有医疗保险，也不能参与农村分红。现在每个月，赖顺兴唯一的收入就是政府发放的480元补贴，但是由于她患有高血压病和糖尿病，每个月买药就要花掉450元。赖顺兴说她现在最怕生病，“但是人老了怎么可能没病没痛。”她唯一的希望是，能尽快获得同等的医疗福利。

　　终身不嫁

　　◎讲述人：横沥镇田头贝冲村梁丽琼91岁

　　1944年远渡马拉西亚，1997年回国，患糖尿并高血压等疾病，用药基本靠海外邮寄。

　　终身未婚不孤独

　　七十多年前，16岁的梁丽琼与村里的一个姐妹因为不堪忍受战乱和饥荒，选择了跟着“水客”(专门负责帮人偷渡出国打工的人)，偷渡出国来到马来西亚工作。“那时候，日本人的飞机每天都在扔炸弹，轰轰轰的，我们都好害怕，所以选了一天晚上离开”，梁丽琼老人是16岁那年离开中国的，那时候她的父母都还在世，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在国内每天都挨饿受冷、担惊受怕，还不如出去做工赚钱帮着养家人”。

　　这些下南洋做“住家工”的女子，多数在出国前，就经历仪式成为“自梳女”，发誓终身不嫁。在马来西亚的56个春秋，一直留着长辫子的梁丽琼从来没有考虑过结婚的事。每个月仅有的初一和十五两天的休息时间，她就到附近的庙宇里烧香和拜佛，祈求自己远在中国的亲人能够身体健康，幸福快乐。“我没有心情想那么多事，有工作做，有饭吃就已经很好了。”

　　与清心寡欲的梁丽琼不同，当时和她一同出国的另外一位女子，由于不能忍受孤独的煎熬，到马来西亚不到几年的时间，就结婚了。那时候如果有“自梳女”违背起誓嫁人，会被身边人非常瞧不起。年轻时，梁丽琼身边也有过几个男人短暂的追求，她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但是现在梁老提起那位结婚的女子来，语气却十分宽容。

　　“自梳女”们在新加坡举目无亲，陪伴自己的永远只有身边的十几个姐妹，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是“住家工”休息的时间，姐妹就坐在屋子里聊天谈心。有时候她们会聊到大洋彼岸的家乡，相约着凑钱合建一栋“十姐妹楼”，待他们年老做不动事时，返回老家能有个地方养老。

　　大辫子留给了“仔仔”

　　梁丽琼在马来西亚的最后一份工作是为一个福建人做家务，包吃包住，每个月工资2元马来西亚元。“老板是一位医生，姓杨，他的儿子还在她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就已经在照顾他了。”梁女士声音稍颤抖地说道，“我在他们家里做家务做了整整27年了。”

　　“仔仔，他很听话的。”梁女士说，“姐姐”，是雇主杨老板的儿子杨先生从出生以来就用作称呼梁女士的声音，而“仔仔”，是梁女士一直以来称呼杨先生的声音。

　　仔仔是梁女士一手抚养成人的，他后来去美国留学，每一次打回家电话，都不忘跟姐姐说几句话。终身未嫁的梁丽琼几乎把仔仔当成了自己的儿子，她记得仔仔说的每句话：“每年天气热的时候，会放三个月的假期。仔仔说天气热的时候，人特别不想读书。所以他会到处旅游。仔仔说天气冷的时候，学校又会让他们继续上学。”

　　“我在马来西亚一直留着长长辫子，回国的时候我把它剪了，留在了仔仔家里，反正我走的时候也带不走，就留在仔仔家里。”梁女士说。“当时我要走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你留在我们家里继续住下去也行，我们照顾你，你要选择回中国的话，我们也尊重你的决定，当时我还是选择了回国。

　　生病用药靠海外邮寄

　　1997年10月，梁女士毅然选择了回国定居，由侄儿照顾。仔仔今年27岁，“姐姐”已经90岁，即便已经回国定居住了14年，远在马来西亚的仔仔仍然会不定时地往她家里邮寄一些糖尿病和高血压病的药，还会不时打电话问候梁女士的近况。

　　2010年10月，与“姐姐”分别了整整13年的“仔仔”，携带妻子来到横沥镇田头贝冲村看望“姐姐”，他也带来了一张他结婚时与妻子的合照。这张照片一直端端正正地贴在梁女士梳妆台的镜子上。

　　十姐妹屋早已空荡

　　◎讲述人：高埗镇冼沙村陈亚兰82岁

　　1945年远渡新加坡2001年回国，腿脚摔伤后一直未痊愈，需要人贴身照料。

　　“早知道回来这么痛苦，我就不回来了。”和赖顺兴同村的陈亚兰今年82岁，她是2001年乘飞机回国，前天，陈亚兰老人坐在病床上，吃力地说出这句话。

　　出门在外总有回家的一天，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些终身未婚的“自梳女”开始陆续归来，此时她们多已是古稀老人。

　　回国以后，她们有的是跟叔侄亲属一起居住，有的则是几个人合住在“十姐妹屋”里，有些地方也称作“姑婆屋”。一般都是“自梳女”们在年轻的时候，十几个姐妹一起凑钱寄回家让家人帮忙建的，留着回国后居祝东莞城区里最著名的“十姐妹屋”在老市政府对面的县正路上，邻居说十年前有三个“姑婆”住过，后来建房子的十几姐妹都去世了，房子收归政府，已经空置了三年。

　　最近几年，各地政府在邀请一些独居老人前往敬老院养老，但受传统观念等影响，多数老人都委婉拒绝。东莞侨联负责人称，进入敬老院养老的“自梳女”老人预计不超过1成。

　　陈亚兰老人现在由弟弟赡养，在归国那年的一个下雨天，在巷子里走路的时候把腰骨摔伤了，耗尽了所有的积蓄，至今仍未痊愈。

　　陈亚兰的弟弟也已经60多岁，现在还要赤脚下地干农活，每天他干完活才能给陈亚兰送饭。老人的活动范围现在只有两平米的床，床周边放着电暖器、热水瓶、酱油、饼干等等，由于常年卧床，老人的脸颊浮肿得发光，她口中不停重复着“新加波不冻，这里好冻”。

　　与陈女士家只有一巷之隔的地方，有一栋3层楼高，占地大概40平方米的旧屋，已经多年没有人居住了，这里就是她当年和姐妹们合建的“十姐妹楼”。

　　推开大门，可以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当年陈女士11个姐妹的黑白合照，由于室内光线不够，点燃打火机才能看到照片上十一个姐妹年轻的模样。她们当年从新加坡寄钱回来合建了这座“十姐妹屋”，希望回国以后能一起在屋子里养老。陈亚兰的弟弟说，照片上的11个姐妹，现在只剩下了陈亚兰老人。

　　房子里除了正对门口的一张神台，再也看不到其他家具。“这座房子一直没有人住，只是为她们留着做个纪念。”他说。

　　自梳女

　　“自梳女”是封建社会珠江三角洲地区独有的特殊群体，产生于明清中后期。在封建礼法苛严的旧社会，一些未婚年轻女子看到一些姐妹出嫁后地位卑微，受婆家虐待。由于不甘心受此束缚，她们矢志终身不嫁，于是产生了自梳女的特殊习俗。未婚女子留着辫子，出嫁时由母亲或女性长辈将头发梳起束髻，立志不嫁并在履行了一定的仪式后，由年长的不嫁者将辫子梳起，从此，该女子即为“梳起”，正式成为“自梳女”，且保持独身至死。

　　这种风俗在晚清及民国期间达到高潮，那时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番禺、中山、东莞等地区的手工业比较发达，妇女们谋生的门路多了。她们养蚕缫丝，足以赚钱养活自己。在目睹了一桩桩女人婚后悲惨命运之后，一些女子选择“自梳”的方式独身终老，永不嫁人。这是她们对封建婚姻、夫权压迫无声的反抗。

　　上世纪20年代，中国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蚕丝在国际市场上被日本的人造丝排挤时，“丝偈”多已歇业。自梳女赖以谋生的产业倒闭后，不得已另谋生计，于是她们中相当一部分远渡重洋，到南洋当“住家工”(佣人)谋生。

　　自辛亥革命的发生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封建制度和习俗彻底破除后，自梳这风俗已经式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自梳女不再出现。目前广东仅剩的几十名自梳女，是中国最后一批自梳女。据初步统计，东莞目前在世的“自梳女”还剩四十余人。

　　何时能圆入籍梦

　　“归国的华侨后代有生活十分困难的，他们一年比一年少，问他们幸福是什么，回答仅仅是老了病了住得起院，看得起玻”在今年年初的东莞市“两会”上，致公党东莞市委筹备组成员、侨眷郑燕娟哽咽说出的一番话，触动了包括市委书记刘志庚在内的很多人。

　　虽然目前东莞市政府针对这些老人给予了每月482余元的社会救助金，但只能基本维持一些简单的生活需求，而购买药物是老人们生活里最主要的支出，成为他们沉重的负担。

　　“有些老人的身体需要长期的医疗养护，并且突发大病的可能性很高，微薄的救助金在关键时刻往往不够用。”郑燕娟建议，针对这些老人政府应该专门给予医疗救助，让她们真正能有病能医，有病敢医。

　　“这些老人都是一辈子苦惯了，一般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开口向他人提要求。往往是病了，就在家里忍一忍，实在难受就买点药顶一下。她们一年少过一年，真正投入也不会多。老人们不提，但政府应该主动给予。”

　　东莞市侨联秘书长邓林基给南都记者提供了一份不完整的东莞全市“自梳女”名单，总共有42人。他说，由于“自梳女”绝大多数是80岁以上的老人，全市目前的“自梳女”总人数可能在40-50人，主要分布在常平、寮步、高埗、横沥、东坑、大朗、石龙、石排、茶山和望牛墩等镇。其中，前几年以城区数量居多，近年随着老人的陆续离去，城区已基本没有“自梳女”老人了。

　　由于老人们当年出国时，正值国内局势动荡期，且基本上是通过非法渠道偷渡出境的。所以，大多没有办理相关出入境手续。同时，随着年代更迭，其原有身份证明也大多遗失，而在异国他乡，由于当地国家政府会不定期放开入籍政策，所以也有人随之加入了当地国籍。不过，在长达半个世纪后，当他们重返国内时，没有及时办理回国手续，出入境的时限已过期，有些人甚至连护照都已经遗失，所以大多无法重获国籍。

　　此前，东莞市侨务局和侨联都曾帮助这些老人联系一级一级向上提出过恢复国籍申请。但受各种因素影响，目前都没有太大进展。今年一月，广东顺德已经恢复14名归侨“自梳女”的中国国籍，东莞侨联希望东莞“自梳女”依照顺德恢复国籍。

　　由于老人们普遍年龄偏高，所以对医疗的需求较为迫切。“但看不起病的现象应该不会存在，我们也不会允许其存在。”邓林基说，各镇、村一级政府也在通过各种渠道，缓解老人们的就医之困。一些地方政府会针对这些老人的情况“特事特办”，毕竟“这些人一天比一天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