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娘村”那个幸福的中转站

　　在山西大同郊外25公里处，有这样一个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村庄，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村子里80%的人家先后为当地的福利院养育了1300余名残孤儿童。这个村子被人们称为“中国乳娘村”，这些被抚养的孤儿在当地被称为“党孩”。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村子？为什么村里人这么热衷抚养身残儿童

　　法治周末记者尹丽发自山西大同

　　当春天的脚步经过散岔村，村子里杏树上的花骨朵，争先恐后地绽开了。

　　村民靳和贵家的杏花，今年开了一院子。24年前，也是花开时节，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山西汉子，蹬着辆破旧的自行车，花了一个半钟头，找到了大同市社会福利院。

　　靳和贵在福利院见到了一个瘦小的孤儿，把她当宝贝似地领回了家，取名靳淑萍。

　　光阴荏苒，当年的孤儿如今已出落成大姑娘。

　　靳家代福利院抚育孤儿，对大多数村民而言，不过是件稀松平常的小事。

　　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散岔村这个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村庄，先后养育了1300余名被遗弃的孤儿。村里80%的家庭都有代养孤儿的经历。

　　也因为如此，散岔村得了一个“中国乳娘村”的别名。几年前，村口立起了一块照壁，把这个名字写了上去，底图是孩子在油绿的麦田里玩耍。黄土坡上，由此有了处别样的风景。

　　有家的孤儿 寄养在散岔村的孤儿，都来自大同市社会福利院。1949年，福利院建院伊始，便开始尝试以家庭寄养模式，解决孤儿的养育问题。

　　大同市社会福利院的资料显示，1964年至1997年，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阶段。大同市交通较为发达，社会流动人口较多，弃婴的数量也相对多。这种情况促使养育模式向家庭寄养方式发展，大同市社会福利院家庭寄养工作也逐步形成。

　　家庭寄养模式被认为能给予儿童更亲密、更自然的家庭式照顾，促进他们身心健康发展。而寄养在散岔村的孤儿，绝大多数身有残疾。其中，唇腭裂是最常见，也是其中较轻的缺陷。

　　这应该是当年靳淑萍的亲生父母狠心将她抛弃的原因之一。

　　除了唇腭裂，靳淑萍身体发育迟缓、弱不禁风。在靳和贵的记忆里，靳淑萍快7岁时，走起路来仍晃晃悠悠，一刮风就蹲下，否则，铁定要摔跟头。

　　靳家人想着法子给靳淑萍补充营养。买不到牛奶，就从集市上花钱牵回了一头奶山羊，挤羊奶给她喝。

　　在靳家，靳淑萍并未意识到自己与哥哥、姐姐有何不同。直到散岔村因为孤儿寄养名气大了，政府部门与记者们纷至沓来，她才扯着靳和贵的衣角，奶声奶气地问：爸爸，他们说我是孤儿。孤儿是什么？

　　好在得知真相的小淑萍也并未难过。在靳家冬暖夏凉的砖窑房里，她察觉不到孤儿一词背后的伤痛，因为吃的、穿的，几个孩子都一样。

　　几亩种着土豆、玉米等作物的田地，曾是靳家最主要的生活来源。这几年，靳和贵养了几头奶牛，生活宽裕不少。

　　孤儿寄养在村民家中的开支，福利院会给予一些补助。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月十几斤小米。过了些年头，补助改成了几元钱、十几元钱……现在，村里每个孤儿每个月有1000元生活费，代养孤儿的家庭每月能领到200元服务费。

　　但靳家人代养孤儿，并不是冲着补助去的。靳和贵的姐姐靳先梅，家也在散岔村，代养孤儿的年头比靳和贵更早。

　　就是从姐姐家看到了那些没娘疼的孩子，靳和贵才心头一热，想给孩子一个有母爱的家。

　　在把靳淑萍抱回家后，靳和贵又陆续从福利院领回了几个孤儿。虽然好些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但靳和贵清楚地记得每一个孩子的名字和代养经过。

　　一天深夜，靳家代养的孤儿党世严突然抽搐得厉害。靳和贵慌得跳下炕，抱着孩子就冲出家门。

　　好不容易在村里找了辆车，靳和贵在去医院的路上不断催促司机：快点儿，再快点儿。低头试试孩子的鼻息，微弱得快没气了。

　　孩子，你可不能有意外碍…靳和贵在心里默念着。医生的连夜抢救，总算把党世严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看着病床上安静地呼吸着的孩子，靳和贵这才放了心。

　　幸福中转站之痛 在靳家捡回了一条命的党世严，最终被一个美国家庭收养。她被从靳家带走的那天，靳和贵正在田里锄地。

　　等靳和贵扛着锄头推开家门，家里的孩子们哭着跑过来央求他：爸爸，你快去把妹妹抱回来……

　　听说是把孩子抱起来就上了车。靳和贵后来才知道。他琢磨：是怕我不给。

　　其实，靳和贵明白得很：说好的事情，不是收养，是寄养。对孩子们再好，他们也有离开家的那天。说白了，靳家对那些孤儿而言，就是一个幸福中转站。

　　明白归明白，难过的心情却怎么也止不祝靳和贵的爱人哭了一个礼拜才缓过劲儿，而在那几天，靳和贵也闷不吭声。

　　靳和贵家收养的党建占，生下来就比正常人少了两根肋骨。3岁时，他也被一个美国家庭收养。靳和贵听说，孩子在美国做了手术，不久便和常人无异，逢人便庆幸：这孩子，命好，遇上了一个好家庭。

　　今年4月，靳先梅和丈夫王海把3岁多的党和昂送回了福利院。一对来自加拿大的父母要收养这个尿道下裂的孩子。

　　党和昂在福利院寻不见靳先梅，哇哇哭着找妈妈。原本要回村里的靳先梅，心一下又揪了起来。但她不敢再出现在党和昂面前，只从门缝里偷偷地看着孩子，泪水不住地往下淌。

　　从党和昂来到靳先梅家第一天起，一家人都叫他蛋蛋。

　　我能不能就在你家？临去福利院，党和昂突然抓着靳先梅的手不放。

　　靳先梅的眼眶一下子湿了，勉强对孩子笑着：蛋蛋，你是要去个好玩的地方哩……

　　那我去了给妈妈打电话。

　　党和昂刚离开家的那几天，靳先梅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平时不出门的她，经常走到村口张望，总觉得蛋蛋会回来。

　　王海心里也憋闷得慌。面对憔悴的妻子，这个沉默的男人不知如何安慰，只是坐在炕上，静静地看着她。

　　更痛苦的离别也曾发生在这个家庭。

　　几年前，王海和靳先梅代养的孤儿党世露，随瑞典的养父母开始了新的生活。在她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家里没人敢提她的名字，怕靳先梅受不了。

　　2010年，党世露和养父母回访福利院。靳先梅和王海也接到通知，来见孩子一面。

　　在几个年纪相仿女孩中，靳先梅一眼便认出了当年自家那个喜欢妈妈抱的孩子，顷刻间，泪珠就挂满了脸颊。

　　王海的话仍是不多。孩子好就好。不管走到哪步……他总重复着这句话。

　　乍暖还寒的时候，散岔村的白天几乎是静悄悄的，偶尔只听得见几声狗叫。等天气再暖和一些，风沙不那么大了，一些女人便会走出各家的宅院，在村里的路口、树下闲聊。因为家中几乎都代养孤儿，聊的话题也常围着这些孩子转。

　　听说老王家的孩子被领走了哩。

　　噫！那孩子可听话。

　　可不是么。一家人哭得眼皮子都泡了……

　　如此几句话后，女人们往往陷入沉默，伤心也传染开来有的想起了自己家的孩子，有的盘算着孩子还能在自己身边呆多长时间。

　　年近花甲的张仲桃，也常常参与这样的对话。有时候，还能学到一点带孩子的经验。张仲桃的丈夫王进中今年刚好60岁，是退休的小学老师。

　　在散岔村，张仲桃和王进中算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会说普通话。两口子现在代养的孤儿，一个叫党有丰，是腼腆的小男孩；一个叫党康慧，是爱闹腾的小丫头。

　　两个孩子都各有缺陷。党有丰因为足内翻，行路艰难。党康慧眼睑下垂，是个脑瘫儿。

　　这几年，张仲桃的腰椎间盘突出越发严重了。如果要带着党有丰出门，她只能背着他，如果抱着，根本迈不开脚。张仲桃的女儿王月英，虽然也代养了福利院的两个孤儿，但还是不希望母亲太过操劳。可张仲桃还是自得其乐。在党有丰还没有做唇腭裂修复手术时，一顿奶要喝40分钟。奶凉了，张仲桃只得再热。又凉，再热。

　　张仲桃还把领孤儿进家的那天牢牢记住，作为他们的生日。生日前一天，张仲桃会给孤儿下碗长寿面。生日当天，还要吃炸油糕庆祝。有一年，为了领孤儿党建秀去武汉动手术，她没能参加小女儿的婚礼。

　　手术治好了党建秀的心脏玻但没过几天，孩子就被人收养了。张仲桃伤心不已，蹲在院子里的王进中，平时就爱护着孩子，这时，更哭得吓人。

　　你爹去世时，也没见你哭得这么厉害。等两口子都平静下来，张仲桃对王进中开玩笑。

　　这孩子以后也许就成了舟舟 张雪明、吕卫平算是散岔村较晚开始代养孤儿的夫妇一开始，夫妻俩住在大同市区，退休后，又回到了村里的小院子。

　　2009年10月，张雪明夫妇从福利院领回了一个叫党庆航的男孩，不久便养得白白胖胖。

　　现在，张家养了3个孤儿，已经达到了每户收养孤儿人数的上限。所以，家里也热闹得很。而这种热闹也给张雪明、吕卫平的退休生活解了闷。

　　3个孤儿中，党国旭是唐氏综合症患儿，无法坐着，只能趴在炕上；党庆冉是个女孩，因为脑积水，头部比成人都大出许多；尚在襁褓里的党富波，看起来还是个刚出生的婴儿，前不久却被医生宣布，是身体机能的缺陷，使其成长被暂停了。

　　但张家人对3个孩子都疼得不得了。

　　吕卫平抱着党庆冉，眼里满是怜爱。她记得，党庆冉刚到张家时，离不开亲生父母留下的红毯，见人便哭。做了一次手术后，党庆冉脑部的积水被抽去不少。加之张家人的悉心照料，她安静了不少。

　　小美女。吕卫平见党庆冉对自己眨着清澈的大眼睛，欢喜地给她取了个外号。

　　最近，张雪明夫妇发现党国旭也有了变化。原本表情呆呆的党国旭，并不惧生人。但这段时间，除了张雪明夫妇，他开始用哭闹拒绝陌生人的怀抱。

　　张雪明夫妇喜出望外：这就说明他懂事了，在慢慢康复。吕卫平对党国旭的未来很是乐观。她听说，有个叫舟舟的唐氏综合症患者，天生对音乐敏感，还站上了乐队指挥的位置。从此，她便留心党国旭的细小动作。

　　这孩子也许以后就成了舟舟呢。吕卫平坚信，在未来的某一天，党国旭的天分也会被发掘出来。

　　代养孤儿之初，靳和贵压根儿没想孩子们会给自己回报。而已经在大同福利院上班的靳淑萍，却是个远近闻名的孝顺女儿。

　　一到礼拜天，靳淑萍便从市里坐车回到她长大的散岔村。而每次回家，都会给靳和贵买点儿东西有时候是一双皮鞋，有时候是一些水果。

　　我有钱，不要你买。靳和贵总是这样推辞，但脸上却笑开了花。

　　曾寄养在散岔村的孤儿，不少都在毕业后，在福利机构工作。还有的考上了研究生，成为了村民们津津乐道的文化人。

　　乳娘村的短板 2006年8月，由日本驻华大使馆援建的大同市社会福利院散岔儿童活动中心落成。这座两层高的小楼，成为了村里最豪华的建筑物。

　　除了田间地头，靳和贵也有了一个新的办公地点他成为了福利院散岔村管理站的一名组长，在活动中心有一间办公室。

　　靳和贵的警惕性很高。如果在村里见到生面孔，他会心生疑窦：不会是冲着孩子们来的人贩子吧。

　　对孩子保护欲强的并非靳和贵一人。不少单枪匹马前来采访的记者，大都在散岔村碰了壁。你和组织上打招呼了吗？村民往往先会抛出这样的问题。

　　与活动中心隔着一条水泥路，一溜平房，便是散岔小学的所在地。学校里现在总共有46个学生，村民自己的孩子，与福利院的孤儿，一半一半。2000年以前，学校原先的教室成了危房，孩子们不得不走半个多小时的路，借用其他学校的教室。老师们的心也一直悬着，就怕出事。

　　1998年，吴宪来散岔小学当了校长。新教室建成后至今，他觉得还有一件事没有解决好与村民自己的孩子相比，那些孤儿们更难教，也淘气得很。一方面是身体的残疾造成的局限；另一方面，对待孤儿，村民们舍不得，也不能用动手的方式管教他们。

　　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散岔模式曾被一再复制，辐射到周边村庄的200多个家庭。但现在，能称得上乳娘村的只有散岔一个在大同市区25公里开外，看上去就像黄土堆积而成的穷村。与别的村庄相比，散岔村显得偏远而封闭。

　　也就是最近几年，散岔村外出务工的村民逐渐多了。但这暂时与村民们代养孤儿并不冲突。依照当地习俗，男主外，女主内。守在家里是女人的本分，挣钱养家则完全是男人的事情。

　　可福利院的那辆银灰色面包车每周五都会载着工作人员，从大同市开到散岔村，为寄养在此的孤儿们做一些复健，同时，向家长们传达科学的养育方法与理念。

　　60岁是代养孤儿的年龄上限。散岔村中，不少代养孤儿的村民已经接近这个年纪。除了年龄，村里许多基础设施都没有，更谈不上完善；村民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这些，被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认为是散岔村两块最大的短板。

　　于是，在声名远播的顶峰，最后一个乳娘村似乎也离谢幕的时刻不远了。

　　但寄养模式的下一站在哪里，仍旧是个不确定的课题。大同市社会福利院的工作思路是，将寄养重点由农村向城市、城乡接合部转移。但前不久的一次问卷调查结果，却挫伤了不少人的积极性大部分城里人，不愿意代养孤残儿童。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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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是搭上了大同市社会福利院去散岔村的顺风车，我的采访不会那么顺利。40多分钟的车程，路上福利院办公室主任张美霞、寄养办副主任李宏敏一直在回答我的种种疑问：为什么大同市社会福利院会成为家庭寄养模式的发祥地之一？这个模式还能坚持多久？

　　张美霞、李宏敏记得寄养在散岔村每个孤儿的名字，也记得乳娘们的名字。李宏敏告诉我，孩子们一到福利院，就会有个新名字。他们都是三字名，姓党，中间那个字随着到福利院的年份而不同，第3个字则依据性别来龋出于对孤儿的尊重，等他们到一定年纪，可以选择是否更改自己的名字。

　　等采访结束，返回大同市的路上，张美霞靠在椅背上睡着了。听说采访前一天晚上，她工作到凌晨4点。

　　我原以为福利院的工作是比较轻松的，看来事实并非如此。李宏敏说，社会在发展，福利院的工作也需要不断改进。

　　在福利院，看到完善的孤残儿童复健设施时，我脑海中闪过一句有年头的宣传语：同在一片蓝天下。福利院收养的这些孤儿，真是经历了不幸中的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