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范长存

　　去年12月23日，胡正先生和我都参加了《山西文学》创刊60周年的纪念活动。我说最近不见您出来走了。他说，天气冷，他的气管容易发炎，不敢出来走了。我说，等天气转暖了，还是出来走走好，他点头说，老年人多活动有好处，天热了还要出来走走的。

　　我相信，天气转暖以后，那身穿黑呢子大衣，头戴黑色礼帽的身影，还会出现在南华门东四条的胡同里，缓缓走出来，慢慢走回去。

　　怎么也想不到，在这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却猝然走了！岁月好像停滞了，回忆却清晰起来。

　　1961年，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春天在榆树堡》，寄给《火花》。当时《火花》编辑部副主任是胡正的夫人郁波，她给我写了信，让我来太原听取意见，把小说改得更好些再发。当时我在大同的工厂里工作，接信后如约到了太原。当天晚上，副主编陈志铭，编辑部两位主任杏绵、郁波领我到机关活动室（现在的资料室），我才知道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他们要“会诊”我那篇小说。这当然是刊物的安排，编辑部请这几位文联领导又都是著名作家读了我的习作，还一起给这篇粗糙的作品提修改意见，他们对新人的扶植令人感动！我有点受宠若惊地认真听取并记下了他们的意见。那天晚上我半宿无眠。

　　第二天，郁波叫我去她家里吃饭，说是“老胡的意见”。在一个四合院里，南房。餐桌是一张四方矮腿桌子，比炕桌高一些，我们坐在小凳上用餐。席间，胡正问我：你一直在工厂工作，也一直写的是工厂生活，这次怎么写起农村来了？我说，我曾经下放大同郊区农村劳动锻炼，小时候也一直生活在农村，所以还有点农村生活。他说，写工矿题材再写写农村题材也是可以的，工厂中许多职工都是从农村来的，写工矿也要了解农村，写农村也要了解些工矿的情况。对创作者来说，全面了解社会生活很重要。又说，要写好农村题材的小说，你那点农村生活还是不够的。我说您说得很对，这次写这个短篇，是因为读了柳青的《创业史》，十分激动，脑子里一些农村人物活动起来，就提笔写了个故事。我确实没有多少农村生活，以后我还是以写工厂生活为主。

　　记得，那天餐桌上还有一碗坛子肉，胡正问我：这碗菜怎么样，我说好吃。他说好吃再吃些。猪肉凭票也不大好买。用现在的话说，这顿饭吃得非常温馨。

　　“文革”中我们都受到冲击，彼此不通音讯。10年中生死两茫茫。

　　1981年冬，我从大同市文联调山西省文联工作。1984年，山西省作家协会单独建制，和省文联分家。省委决定，胡正任党组书记，我任副书记。西戎是作协主席，我们两人都是副主席。原先，他当文联副主席、秘书长和作协副主席，机关却没有他的办公室。现在他成了机关一把手，我建议给他腾一间屋子做办公室。他却怎么也不要，说机关房子紧张，不要再腾房子了。他说在家里办公，家就在旁边，招呼起来也方便。他让我用主要精力去抓创作和创作队伍的建设，他说作协的根本任务是繁荣创作，培养创作队伍。他作风民主，一些事情他总是上会研究决定，决定后说实施。一批在基层工作的青年作家，创作上已有成绩，但本职工作繁忙，创作时间上有困难，况且要创作，要办大型文学双月刊《黄河》，也要有人来主持。我向他请示，他决定召开党组和主席团联席会议，认真研究。会议决定，给省里打报告，申请成立山西文学院，要求15个专业作家编制。我起草完报告，他又召开联席会议，对报告逐句斟酌修改，才报了上去。不久，文学院的成立获得批准，专业创作编制批了15个，其中11个事业编制是全额拨款，4个编制的经费自筹。于是调回了一批创作势头正健旺的青年作家，其中的成一为主编，韩石山和郑义为副主编，筹办大型刊物《黄河》。

　　工作上他反对墨守成规，鼓励创新，有好的主意和想法，可以随时提出来，总会获得支持。1985年秋天，我们去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的工作会议。宁夏的张贤亮找到我（张贤亮曾和我在北影参加过一期剧作讲习班），说为了互通创作情况，交流创作经验，沿黄河八个省区举办“黄河笔会”，对繁荣创作必然大有好处，八个省区可以轮流办。他说已经和几个省的作协商量过了，如果山西同意，最好你们来办首届，我便去找胡正，说了张贤亮的意思。他说这是好事，咱们参加，希望咱们打头办首届，可以。咱们去找老西，说说这事，于是找到西戎，西戎也很支持。我说，你们一个主席，一个书记都同意，是不是可以答复宁夏了，他说具体如何筹办回去研究，现在可以明确答复，我们参加并且打头办第一届。

　　北京会议一结束，我们就回到太原开始研究这个事，决定让专业作家和各处室、编辑部都参与笔会的筹备，广泛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首届“黄河笔会”办得十分成功。

　　胡正先生是文学山药蛋派的主将之一，但从不把这一流派的艺术主张和风格强加于中青年作家，他鼓励中青年作家在创作上进行探索，在题材、风格和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创新。中青年作家的创作，可以说各有特点，不少人的作品风格特点迥异于山药蛋派的作品，只要是好作品，他都为之高兴。

　　他们那一批作家都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有过坎坷的经历，所以他们对爱护作家、保护创作生产力的感受特别深刻。有几件事情我至今还记得清楚。

　　1981年秋天，山西召开了一次晋祠会议。会议一开始气氛比较紧张，点了个别作家的名，胡正和西戎等老作家挺身而出，用大量事实说明山西作家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并不存在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个别作家的个别作品，也只是生活厚度不够，创作态度欠严肃的问题。会议扭转了原先的调子，大家心平气和地研讨创作中的得失，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使文学创作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思想文化战线上“清除精神污染”开始后，一天我接到某地区文联主席的电话，说该地某作家的作品，在外省两家报纸上受到批评。当时人们脑子里“左”的习惯思维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社会上便流传这位作家“犯了错误”“正在挨批”，作家本人也感到压力不校作协能不能把他借调回省里搞创作，让他暂时离开县里？我立即向胡正和西戎汇报。他们听后十分重视，嘱我用作协名义写封信给当地县委，借调这位作家回省创作。回来以后，有关部门两次提出要开这位作家的“作品讨论会”。我们认为，这位作家的作品总的倾向是好的，个别作品艺术描写上有失当之处，不属于“精神污染”，可以通过交谈或其他形式进行评论引导。如果在“清污”高潮中专门召开他的“作品讨论会”，无疑是进行批判，不仅会给他增加压力，也会在全省文学界造成紧张气氛。“作品讨论会”最终没有开。

　　柯云路写了篇小说叫《棉花厂长》，有人因自己名字和作品中主人公的名字谐音而对号入座，硬说这篇作品有问题。作者感到压力，有些该解决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胡正知道后，邀老作家刘江一起去了晋中榆次，找到地委有关负责同志，为柯云路的作品辨正，《棉花厂长》事件才算平息。运城作家马力写了个戏，批评了农村的“电霸”现象，当地电业部门对号入座闹出一场纠纷，作协派人下去了解情况，通过有关领导和部门，平息了纠纷，支持了创作。

　　这些都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岁月磨洗，记忆中却仍然清晰！

　　他扶助后学，爱护新人，他是长者。他乐观旷达。亲切随和，他是智者。

　　没想到他突然走了，在87岁的高龄走了，但在人们心里的他是不会走的，他的风范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