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狄仁杰非“通天神探” 只因荷兰人炒作

　　清初的时候，已经有一本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风行于世，其主人公就是狄仁杰。虽然里面也有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但内容基本都是编出来的一个个破案故事。后来有所谓“四大公案”小说，即《狄公案》（狄仁杰）、《包公案》 包拯 、《海公案》（海瑞）、《施公案》（施仕纶），这一类的“侦探小说”，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这里面，包公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不过走出国门，名满全球的，还是狄仁杰。这得归功于一个荷兰人，他叫高罗佩。

　　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时，高罗佩读到了《武则天四大奇案》，他对这部小说中主人公狄仁杰屡破奇案大为折服，继而把西方侦探小说和中国公案传奇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比较后，高罗佩认识到书中所描写的中国古代法官的刑事侦讯本领，无论在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侦破奇案的能力方面，还是在犯罪心理学的素养方面，比起福尔摩斯、格雷警长等现代西洋大侦探来，均有过之而无不及。

　　于是，他想到了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国外的一个切入口，开始着手翻译《武则天四大奇案》———因为西方人特别喜欢侦探小说。高罗佩先是将之译为英文，又以狄仁杰为主角用英语创作了《铜钟案》。他原本准备在中国出版《铜钟案》的中文本，但由于中国出版商尚未意识到该作品的巨大价值，表现并不积极，高罗佩只好先出版英文本。

　　没想到《铜钟案》在西方大获成功，在出版商的一再催促下，高氏只能继续收集和组织当时中国民间流传着的狄仁杰断案故事。但写着写着，他感觉故事性太差，于是干脆自己来编，这下一发不可收，一口气写了16个中长篇和8个短篇，所以有了《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四漆屏》、《湖中案》等。高罗佩将这些故事集在一起，统称《狄法官的破案故事》，即《狄公案》。它们在西方引起了轰动，狄仁杰遂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被誉为中国的“福尔摩斯”。上世纪80年代翻译成中文回到中国，成为“出口转内销”的经典产品。

　　狄仁杰，字怀英，唐贞观四年（630年）生于并州（今太原）的一个官宦之家。祖父狄孝绪，任贞观朝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任夔州长史。显庆元年（656年），26岁的狄仁杰通过明经科考试及第，出任汴州的判官。

　　经历了惊悚片《深海寻人》和现代都市片《女人不坏》的不尽如人意后，徐克终于回归他的“武侠世界”，但当很多人猜想他会重拍《新龙门客栈》之时，徐克却把唐朝著名的断案高手狄仁杰的故事搬上银幕。“狄仁杰在我的感觉上是一个很完美的人，总是有这种人在世上，让我们感觉人间会很有趣，很多事情都还有希望。”看来，这位“新武侠掌门人”的兴趣和思路没变，狄仁杰成了徐克又一个“东方不败”。

　　狄仁杰和“东方不败”最大也是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一位虚构的人物，影片的主创人员所面对的载体是小说，而前者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当我们以影视媒体呈现之时，不能绕开的是史实。

　　可以确定，《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中的狄仁杰绝非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故事情节系虚构或重构。这是出于影片视觉艺术和票房成绩的考量，同时也是徐克个人对狄仁杰的理解。事实上，颠覆历史的又何止徐克一人，近些年久播不衰的《神探狄仁杰》系列电视剧，以及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继推出的两部《狄仁杰断案传奇》，莫不如此。

　　神判 而非神探

　　满腔热血的狄仁杰开始了他的工作，可现实很快给了他一次沉重打击———被胥吏诬告了一把。虽然不清楚诬告何事，但从狄仁杰后来刚直不阿的性格来看，估计多半是狄仁杰破坏了官嘲潜规则”吧。幸运的是，这一状告到了阎立本那里。

　　阎立本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画家之一，尤擅画人物。《步辇图》《历代帝王图》就是他的杰出作品。他的画名太大，以至于有人称他为“丹青宰相”。不过这时候他是“钦差大臣”，正好到汴州考察。接触到狄仁杰这个案子后，阎立本不仅弄清了真相，而且发现狄仁杰是一个德才兼备的难得人物，夸奖他是“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推荐狄仁杰做了并州都督府法曹。

　　可能因为狄仁杰在地方工作出色而勤恳，特别判案方面才能十分突出，在地方上积累了将近20年的断案经验后，上元二年（675年），也被调到中央，当上了大理丞。这个官职品级不高，只是从六品，但地位重要，负责京师案件拘审判断罪，同时也复核全国各地的判案。

　　狄仁杰刚到大理寺上任的时候，积压的案件已经非常多。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夜以继日，笔不停批，整整奋战了一年，就把积压案件全都清理了，涉案人员达17000人之多，事后竟然一个喊冤的都没有。数量之多，质量之好，在当时传为佳话，在今天看来也堪称神奇。

　　狄仁杰让皇帝印象深刻的事情，来自一次执法纠纷中的犯颜直谏。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左卫大将军权善才、左监门卫中郎将范怀义误砍了昭陵（唐太宗陵墓）中的柏树，唐高宗大怒，命令立即处死。狄仁杰却上奏为二人辩护，认为他们罪不当死。高宗疾言厉色地说：“权善才他们置我于不孝之地，必须处死 ”皇帝盛怒，狄仁杰却神色不变，仍然振振有词：“现在依照法律，他俩罪不至死，而陛下坚持要杀，那么法律就无法取信于人，人们会很茫然失措，这样法律就失效了。现在陛下因为昭陵的一株柏树杀了一个大将军，千百年之后，人们会怎么评价陛下呢？如果我奉命杀了善才，那才是真正陷陛下于不道埃”

　　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故事的开头是：随着高达100米的通天浮屠落成，武则天登基之日亦将临近。但与此同时，骇人的自焚案接二连三发生，死者全为武后的亲信。一切究竟是逆天而行的天谴，或是有人暗中在挑战她的权威……从历史上看，电影的背景很可能是武则天崇佛继而兴起的大规模造像运动。

　　犯颜直谏 显露头角

　　后来高宗冷静下来，觉得狄仁杰说得很有道理，于是特别下令让史官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以便能流传后世。高宗有意识地强化这个案件，一来表彰狄仁杰，给大臣们树立一个榜样，二来也顺便提升一下自己，树立一个善于纳谏的皇帝形象。

　　不久，高宗就提拔他当了“侍御史”。侍御史是御史台官员，属于监察系统。此官的品级虽不高，和大理丞一样也是从六品，但属于“清望官”。这个官位对日后的仕途有很大帮助，一般来说，它的升迁速度比其他机构要快。可见，高宗虽是将他平级调动，实则把狄仁杰放入到“重点培养考察对象”中了。

　　狄仁杰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他非常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侍御史，也是负责审讯案件的，只不过对象不是普通人，而是百官。可以说，御史就是官员中的“宪兵”，御史的别称就叫“宪衔”，有个成语叫“口衔天宪”，就是从这里来的。在任职期间，狄仁杰很不客气地弹劾了高宗的两个宠臣、权臣。一是司农卿韦弘机，此人为高宗修了很多宫殿，都特别宽敞壮丽。狄仁杰上奏章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追求奢泰，韦因此被免职。另外左司郎中王本立因为受宠，恃恩用

　　事，也被狄仁杰毫不留情地揭露弹劾，而且狄仁杰对皇帝的说情也一点不买账，最终将他拉下了马，“一时朝廷肃然”。从六品的狄仁杰，硬是为朝廷整了一回风。当然，这也仰赖高宗对他的支持和宽容。

　　这时期的狄仁杰，给世人的印象是能力超强，判案如神又铁面无私，很像后来人们心目中的包公形象。这大概就是狄仁杰会被认为是“神探”的重要原因。

　　今天很多人把狄仁杰当做“神探”，这有一定的民意基矗据史料载，他长期在政府司法部门工作，主持过很多案件的审理。此外，狄仁杰确实爱民如子，也得到老百姓极大的爱戴，是人们心中的青天大老爷。最后就是他性格刚强，不畏权贵，在“危机”面前既有智慧，又善于灵活应变。以上种种，都是“神探”的潜质。

　　官拜武周宰相

　　唐高宗在位的晚期，狄仁杰先后任岐州、宁州、豫州刺史，主管地方的军政民财，他最拿手和最有兴趣的仍然是司法审判，常常为民请命而得罪一些权贵，所以久未回迁中央。也就是在这时候，高宗皇后武则天因为干练多才，逐渐掌握了最高权力，于684年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载：天授二年（691年）四月，武则天颁布法令，规定佛教优于道教之上（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在这年秋天，武则天升洛州司马狄仁杰为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地宫”、“凤阁”、“鸾台”，是武则天时期对“户部”、“中书时和“门下时的改称；所谓“同平章事”，即某官本来官阶不高，但皇帝授权他参与机要决策，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权。

　　历史上的武则天以爱才、惜才闻名，这一点也可从她对狄仁杰的赏识看出来。

　　狄仁杰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宰相生涯。因身居要职，狄仁杰谨慎自持，但不失忠直本色。他刚到京城面圣，武则天就对狄仁杰说：“有人说你在地方上的坏话，你想不想知道？”狄仁杰坦然回答：“只要皇上您认为我有错我就改正，如果没有过错就是我的幸运，我不想知道谁说我的坏话。”武则天很是赞叹他为人的耿介与正直，狄仁杰受到武则天的提拔，却没有因此被磨掉刚硬的风骨。他刚在中央当官不久，就得罪了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以及她宠信的酷吏来俊臣，被二人联合诬陷，以谋反罪关进监狱。当时谋反者被审时，如果马上承认罪行就可免去死罪，狄仁杰因此坦言：武周闹革命，我是唐朝的旧臣，谋反是实情。来俊臣得到满意的口供，便将狄仁杰收监，待日行刑，也放松了监视。后来狄仁杰写了一封密信缝在衣服中，对狱吏谎称天气太热，请狱吏交到他家里拆去棉絮。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得到密信马上向武则天报告，武则天得知实情后把他放了出来。不过狄仁杰为人太直，得罪人太多，武则天不得不把他贬为彭泽令，暂时避开风头。

　　狄仁杰也极其反对武则天的崇佛活动。久视元年（700年），武则天欲造浮屠大像，预计费用多达数百万，朝廷拿不出这么多钱，于是诏令天下僧尼日施一钱以助。狄仁杰当即上疏力谏，说佛教本以慈悲为主，怎么可劳民伤财。明确告诫武则天，当时最该做的事情是宽徭免赋，才能开出万世太平。武则天被他说得心服口服，接受了他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