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正义的来源

　　     像中世纪欢呼一个暴君的倒台一样，整个世界都在欢呼《世界新闻报》的关闭和鲁伯特?默多克的滑铁卢。这好像是一场针对媒体暴政的狂欢。

　　像中世纪欢呼一个暴君的倒台一样，整个世界都在欢呼《世界新闻报》的关闭和鲁伯特?默多克的滑铁卢。这好像是一场针对媒体暴政的狂欢。

　　英国人对于小报的愤怒由来已久。《世界新闻报》并不算是英国报业中特别出格的。《太阳报》长期以来对于王室、政客和明星有着不懈的热情，早就成为众矢之的。如果说《世界新闻报》在英国的报业中有着什么特别之处的话，那么就是它对于体育界的丑闻尤其专业—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因为它采用了窃听的非法手段。

　　当然，对于小报—或者更加广泛地说，对于媒体的愤怒是一个全球性的情绪或者话题。帕帕拉奇当然是一个贬义词，而在中国不也有“防火防盗防记者”这样极具本土特色的俚语吗？美国人对于媒体的情绪也并不正面，像《人物》和《纽约邮报》这样的媒体也经常在公众的抨击范围之内。

　　不过，那些现在出来严厉指控《世界新闻报》或者其他媒体的各色人等，包括广大的公众在内，在这个事件中，也没有资格把自己标榜得像天鹅一样洁白无瑕。《世界新闻报》的堕落，公众既是受益者，也是同谋者。每当报纸曝出一个丑闻的时候，他们都趋之若鹜，争相抢购；而当曝出窃听事件的时候，他们便开始义正词严，道德完美。一边肆意满足窥阴癖，一边谴责道德缺陷，这便是世界对于媒体的典型骑墙态度。

　　无论公众对于媒体是如何地痛恨或喜爱，媒体事实上并没有责任同公众保持一致性。虽然因为其本质上的商业性质，媒体必须面对市场的需求，但媒体终极而言，是必须同公众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因为媒体的目标和公众所组成的社会的目标并不相同。就像美国伟大的新闻人李普曼曾经说过的那样，“真相，惟有真相”，才是媒体的终极正义。

　　媒体的正义性来源，并不是对于社会的任何一个层面或部分甚或整体的责任，它唯一的来源就是其职业性。它是信息的呈现，它是真相的披露，它是真实的再现。它没有责任为了社会的整体福利而歪曲任何的事实，它也没有责任为了公众的正义而篡改真相的素材。公众仁慈地赐予了它“第四权”的荣誉称号，但是所谓的第四权并不超越目前人世间的任何法律、道德与伦理的任何廓阈，而毋宁是对于过于随意和变通的世界的一种平衡的责任。

　　《世界新闻报》的坍塌并不冤枉。因为它并不是因为维护新闻自由或新闻独立而倒下的，乃是对于新闻权力的一种滥用和僭越。它亵渎的，恰恰是新闻正义性的唯一来源。媒体对于世界的平衡的方法，恰恰并不因为它有特殊的权力，而是因为它是以纯粹的民间力量，去探索具有特权和权力的人的背后的真相。就像法庭不采信警方非法获得的证据一样，媒体不应当采信非法获得的新闻。为了获取商业利润而通过非法的手段来获得轰动新闻，这是《世界新闻报》事件的本质，这和新闻本身的正义与否并没有任何实质的联系。

　　顺便说一下，默多克的帝国，之所以遭人厌憎，就是因为其商业利益所促发的寻求新闻特权。所以，对于默多克的遭遇，我没有半点同情。

　　对于《世界新闻报》的这个丑闻或者悲剧，许多的眼光都被引导到所谓的“黄色小报”，似乎这才是实质。判断一个媒体是否具有正义性，与其是否小报和其报道的领域并无根本关系。对于娱乐界的丑闻报道似乎与公众利益无关，但是要知道的是，娱乐界也好，体育界也好，从来都不是真的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一个特殊所在，而仅仅是权力、金钱和名利的普通游戏场，有大量的公共利益、人间正义和钱色交易等在其中。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媒体的唯一责任就是真相，而哪个方面的真相，都值得关注。明星们特别喜欢拿隐私权作为挡箭牌，但是，隐私权是有界限的，公众人物以形象获得超额的利润，本身就是以出让隐私权换取利益的，只要在法律范围之内，他们无权要求媒体的宽容。

　　所以，《世界新闻报》事件，说到底，是一个法律事件。它超越了一个媒体的权利范围，以非法的手段获得信息和新闻，以换取额外的利益。仅此而已。它的确提醒了媒体应该恪守自我，谨守和拥抱唯一的正义性来源，但却对媒体本身的存在和技术手段并非什么打击。除此之外，对于媒体的任何额外的道德拷问或者对媒体权利的任何无端指责，都可以休矣。

　　[舆论头条]京沪高铁三天两停：除了老天爷，谁还该被问责？

　　本报评论员令狐补充

　　正式营运仅11日，京沪高铁即发生事故。7月10日，由北京开往上海的G151次列车在山东“曲阜东到枣庄之间下行线因雷雨大风引起的接触网故障”，停运断电近3小时，导致京沪高铁北京开往上海方向的19趟列车晚点。而仅时隔1天，京沪高铁再遇故障，南下北上的动车均有晚点。其中受影响较严重的上海开往郑州的D182晚点2小时15分。

　　与前一次北京铁路部门给予的“雷雨导致接触网故障”解释相比，铁路部门并未详释故障原因，只说仍是接触网故障造成，但并不是受雷雨天气影响，至于具体原因，相关部门并未做出任何回应，只是用一句“对列车晚点给旅客造成的不便，铁路部门表示歉意”带过。这一次停运事故，再度升温了京沪高铁投入营运时曾一度成为议论热点的高铁安全问题，印证了公众对高铁安全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暴露了高铁营运管理方面、特别是应急管理和服务方面的缺失，结果自然是强化了公众对高铁安全保障和服务质量的种种疑虑。

　　G151列车因故障停运后，全车随即断电，空调关闭。在媒体报道中，有高铁“烤熟”乘客的生动描述—列车“两小时紧急供电系统”失灵，高速列车变成高热豪华闷罐车，向顾客承诺的高速、准时和舒适等服务顿时化为乌有。对此，上海铁路局回应称，事故发生后已经启动应急预案，为延误行程的乘客“提供了休息室、毛毯、食物等”。对涉及事故列车的应急服务种种弊端则避而不谈，称他们只负责营运，工程方面建议咨询北车集团。而北车集团的专家则回应道，“此次停车事故与列车本身质量无关”，“这次接触网事故谈不上什么安全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次无法避免的意外事故，包括国外的高铁也是这样，没有什么设计缺陷。”

　　至此，此次京沪高铁事故中，体现在铁路部门言行中的问题意识、质量意识、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公众基本上可以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就事论事地看，“铁老大”惯性照旧，傲慢依然，时代进步、技术升级并没有更新他们的营运和管理观念，服务水平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甚至面对理当难堪愧疚的事故，他们也没有谦恭面对公众的质疑、虚心接受意见的迹象。而针对这次事故本身，用媒体评论予以概括，则是高铁“脆弱”、“应急能力不及格”。

　　然而，对高铁现状的进一步了解，则有必要跳出京沪高铁的局限，回顾更多与此类似的高铁事故：2010年2月，有媒体综述武广铁路投入营运40天内，发生了5起“骇人事故”，其中“最严重一次故障，发生在今年2月3日，G1002次列车从广州出发行驶至长沙南站时发生故障，其间，有一名婴儿被憋气喘，婴儿父亲用安全锤砸裂玻璃车门”。而在2009年12月发生的一次因乘客吸烟引发的事故中，列车员要求乘客上车后即关闭车门，并收走安全锤—在这样的“应急服务”措施中，乘客被困长达3小时。

　　同时，也有必要参照铁道部对高铁安全运营的宣示。6月14日，在京沪高铁开通运营新闻发布会上，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用“全封闭、全覆盖和全天候”这“三全”，概括京沪高铁的运营管理体系的安全性。奇怪之处在于，按铁道部的说法，全天候指的仅仅是在“人员保障上，做到了‘全天候’运行，按照每公里一个人的标准，安排安保人员在运营时段不间断地对线路进行巡守和防护”。难道铁路部门技术人员宣称的引发7月10日京沪铁路事故的雷雨大风天气，并不在铁道部“全天候”安全运营管理的保障之中？

　　高铁在中国是一件新生事物，在中国铁路独特的体制助推之下，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规模即跃居世界第一。但体制是一柄双刃剑，举世瞩目的成就要归功于体制，不过问题无疑也与体制脱离不了干系。结合铁道部门在高铁安全和运营管理问题上一贯大包大揽的作风和自吹自擂的言辞；结合京沪铁路事故以及此前的多起高铁事故中，铁道部门面对问题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利益驱动之下，铁道部门竭尽全力维护保障的是以高铁为中心的部门利益，而非使用高铁的千千万万乘客。否则无以解释铁路方面在事故过程中，针对乘客的停止供电、关闭空调、闭门关窗甚至拿走逃生用的安全锤之类的“应急服务”。

　　近来高铁建设工期放缓、京沪铁路降速开通，均被视为中国高铁运营安全问题日渐凸显，从而开始回归理性，不再一味追求高速发展的良好迹象。如果说京沪高速事故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那么无疑是证明了这一系列退烧降温措施的正确和及时。事实上，高铁事故在世界高铁发展史上并非罕见，因运营管理失误、技术故障和自然灾害停运更是时有发生。号称安全和服务第一的日本新干线，其世界纪录也只是半世纪无一死伤而已，并不是从不停运晚点。

　　换言之，京沪高铁出现故障并不奇怪，让人担忧和后怕的是事故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高铁的运营管理究竟以公众利益为重，以乘客为中心提供优质服务；还是只维护高铁本身的利益，尽心竭力围绕着不可能完美无瑕，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可能出现故障的高铁打转，以至于面对问题时甚至不惜文过饰非，拖延塞责。具体到京沪高铁停运事故而言，姑且不论高铁列车设计的“2小时紧急供电系统”失灵是否属于“列车本身质量”问题，仅拿“雷雨天气导致接触网故障”这个理由看，就有搪塞逃避的嫌疑。这样质疑，证据在此：由最新媒体报道可知，“7月12日，京沪高速再次出现接触网故障造成断电停运。……相关地区天气均晴好无异常。查询天气预报，亦无异常天气报告。”人们理所当然可以据此一问：京沪高铁断电停运事故，真该找老天爷问责吗？

　　“单独生二胎”：缺斤岂可只补两

　　易富贤

　　最近，广东省计生委主任张枫接受媒体专访称，广东省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理应在人口政策上也敢为人先。但我认为广东提出“单独生二胎”方案过于保守，因为广东省计生委对人口形势判断过于乐观。张枫认为，“继续现行政策下，2033年全国人口将达到16.5亿左右；如果现在就放开生二胎，全国人口可能达到18亿-20亿”，“目前广东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为1.7左右”。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2010年只有13.397亿人，人口已经趋于负增长，总人口不可能达到14亿，更不会达到16.5亿。即便停止计划生育，总人口也难以稳定在14亿。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也显示全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6.6%。根据育龄妇女构成估算，全国1996-2010年平均总和生育率只有1.4左右。广东省0-14岁人口比例为16.89%，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广东由于经济起步早，吸引了大量外来年轻育龄人口，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广东省20-3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36.3%，高于全国的30.9%，因此尽管广东儿童比例高于全国，但生育率却低于全国。如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广东0-14岁人口比例为24.1%，高于全国的22.9%，但广东的生育率只有0.94，低于全国的1.22；再如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广东0-14岁人口比例为21.4%，高于全国的19.6%，但广东的生育率只有1.01，低于全国的1.33。1996-2010年全国年均总和生育率在1.4左右，那么广东省的生育率就应该低于1.4。

　　要维持人口的长期稳定和社会的持续发展，生育率需要维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是2.3，但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4左右，说明中国人口是“缺斤”，而二胎方案只是“补两”，单独生二胎只是杯水车薪。目前1990年后出生的还只开始生第一个孩子。中国从1971年开始计划生育，当时是允许生两三个孩子；1980年开始独生子女政策，但上世纪80年代超生较多，平均生育率在2.4。

　　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1975-1980年出生的总人口中只有15.5%是独生子女，1981-1989年出生的总人口中只有19.7%是独生子女。有人说城市独生子女比例较高。但要知道，1982年、1990年中国城市化率分别只有21%、26%；而2010年上升到50%了，并且育龄人口城市化率远远超过50%。上世纪80年代那批“老城市人”中独生子女比例高一些，但后面进城的大量“非独生子女”稀释了城市的独生子女比例。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城市人口中1975-1980年出生的只有19.6%是独生子女，1981-1989年出生的也只有30%是独生子女。

　　目前大多数农村地区独女户可以生二胎，城乡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也可以生二胎，因此“单独生二胎”受益人群非常有限。而目前有1/8家庭不孕，还有人单身。1975-1989年出生人口中现在平均每年还有2000万，其中300多万是独生子女。“单独生二胎”从理论上最多让这每年300多万独生子女多生不到200万孩子。但目前生育意愿只有1.7了，独生子女很多还不愿生二胎。可见，“单独生二胎”根本不能有效提升生育率。另外，生育权是最基本的权利，为什么还要划分三六九等？

　　即便全面放开二胎，也不能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40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试点“二胎”，但是这些地区生育率都低于1.5。越南文化和制度背景与中国类似，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十多年，现在也是实行二孩政策，但生育率只有1.8-1.9了。

　　现在一些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会大幅反弹，会出现很高的补偿性出生堆积高峰。其实这是杞人忧天。社会越发达，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中国大陆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韩国和台湾1990年左右的水平，当时这两个地区的生育率只有1.7左右。现在泰国、伊朗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非常接近，生育率都只有1.6左右。

　　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1996-2010年中国平均每年只出生1400多万人口。而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在2011年达到1.04亿的顶峰之后将快速减少，到2030年只有0.63亿，下降40%。这就意味着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将快速下降。今后鼓励生育的任务非常艰巨，那么停止计划生育如果出现堆积高峰，是天大的好事。可惜的是，补偿性高峰期间，每年出生人口很难达到2000万。即便最夸张估计，每年出生2500万，也只相当于中国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水平，低于印度目前的水平（2700多万）。

　　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从19世纪初的40%下降到1950年的22%，此后30年稳定在22%；但30多年的计划生育，使得这一比例下降到19%，尤其是1996年以来每年出生人口只占全球11%了，意味着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还将急剧下降。停止计划生育后的补偿性高峰期间，即便每年出生人口增加到2600万，也不过是恢复了我们应有的比例。

　　作者系旅美学者

　　钱军辉：市场金融之手可抑肉价扶摇直上

　　钱军辉

　　6月的居民消费指数(CPI)于7月9日正式发布，数据显示,同比上涨达6.4%，食品价格上涨14.4%，其中，猪肉价同比上涨57.1%，对CPI的贡献高达21.4%,将通胀率一举送入6时代。

　　就在两周前，温家宝总理还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表示对抑制通胀有信心。当时网友的调侃—“我们有信心，可是猪不听话怎么办？”表达的正是人们对猪肉价格飙涨的担心和无奈。人们的担心并非多余。肉价持续上涨，最受伤的正是信心。而通胀走势跟信心很有关系，因为通胀预期有很强的自我应验（self-fulfilling）效应。如果企业主、劳动者和消费者都预期未来有更严重的通胀，那么企业主会囤积原料和产品，劳动者会要求更高的报酬，消费者会提前消费或囤积，于是通胀马上实现。

　　“猪肉领涨，CPI跟跑”的局面似曾相识。2007年4月猪肉价格突然开始上涨，上海地区预冷猪批发价从每公斤11.3元涨到7月份的17.4元，经过夏季猪肉淡季的短暂调整，继续飙升至春节前后的近22元/公斤。那一轮猪肉价格攻势，与当时华南雪灾合力，将通胀率推高至2008年4月的8.5%。而跟上次不同的是，这次猪肉价格飙升的起点更高。目前正值猪肉消费淡季，但猪肉价格已经创下历史新高。很可能发生的是，猪肉价格将夏季盘整，10月左右重拾升势，到春节前后见顶。而暴涨之后将是暴跌。2008年春节过后，猪肉价格持续下跌，一年后上海地区预冷猪批发价跌去50%。当时众多民间资本受高价以及补贴政策吸引而养猪，结果在肉价暴跌中血本无归。

　　肉价涨，消费者伤不起；肉价跌，猪农伤不起。因此就如温总理所说，稳定猪肉市场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问题是如何稳定猪肉价格。尽快恢复和出台扶持生猪生产的政策？这无疑是饮鸩止渴，因为猪肉价格大起大落，正是政府过度关注和“扶持”种下的恶果。政府对鸡牛羊的关注远逊于猪，鸡牛羊价格波动也远低于猪。

　　为什么政府扶持不仅没用，而且有害？因为政府出台和落实补贴政策需要时间，等到补贴政策产生激励效应时，猪肉价格早已回落。迟来的政策刺激会进一步打压肉价，成为伤害猪农的政策。等政府收回政策已经太晚，很多养殖户已经因亏损而大量淘汰母猪出局，为下轮猪肉价格暴涨埋下定时炸弹。

　　商务部的生猪储备也不宜再扩大。商务部的逻辑是，政府可在价低时收购生猪，价高时出售，从而平抑生猪价格。但这仅在理论上可行。在实践中，地方政府跟市场参与者一样有成本压力，希望在更低的价格收储，在更高的价格抛出，不仅起不到平准作用，还可能助跌助涨—因为猪肉存储不能超过半年，生猪储备很可能没有在价高时抛出，而是在价格走低时不得不“刚性”抛出。或者是抛得早了，在更高的价位因储备规模要求而刚性吸储。

　　那么该如何稳定猪肉价格？政府应从完善市场入手，其中最具长效的措施是引入生猪或猪肉期货。一头猪仔养到可以出栏，至少要6个月时间。其间猪肉价格大幅波动，养殖户无法预知6个月后的价格，必然导致不足或过度投入的问题。因此为帮助养猪户规避风险，更加理性地投资和投入，必须引入生猪或猪肉的远期或期货交易。当养猪可借金融工具实现稳定的回报，猪肉价格就不会脱离饲料基本面而大涨大跌。

　　美国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引入冷冻猪腩和生猪期货，可见猪类期货在技术上完全可行。实际上，大连商品交易所早在2008年已制定出台生猪交割质量标准和质量检测规程，推出生猪期货只欠政策东风。

　　对中国人来说，养猪业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越重要，越应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而不是依赖政策刺激。政府仍然可以有所作为，那就是让市场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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