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在武汉的湖南放排人[图]

　　(12月9日，武汉市汉口区宝庆正街，老街上聚居着湖南人后裔，除了这条街，周边还有几条街也以“宝庆”取名。)

　　湖湘地理第148期电子杂志

　　撰文/刘海波摄影/朱辉峰

　　长江中上游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竹木产地，明清时期，湖广地区逐渐形成以武汉为中心的竹木市常湖南盛产的湘杉、楠竹，经湘、资、沅、澧四水，过洞庭湖，顺长江而下抵达武汉，由此形成一条湖南排工的放排来汉之路。

　　明代武昌城外西南江滨的金沙洲，是较早的木排停泊点，后被江水冲蚀。清道光年间，有湖南安化、益阳商人，开始将木排顺流放至鹦鹉洲，经营规模扩大后，部分湖南排工留守洲上，从事起排、装卸。至清末民初，武汉竹木市场达到鼎盛，来自湖南新化、安化、桃江、祁阳等地的排工及其后裔聚居于鹦鹉洲、白沙洲、宝庆码头三地，鹦鹉洲上竹木帮会林立，称“五府十八帮”，抗战爆发前，宝庆街被称为“新化第一县城”。1954年湖南洪灾，宝庆街再次吸纳了众多逃难投亲的湖南人。时至今日，这群湖南移民，在经历窘境、冲突之后，已渐渐融入逾千万人口的大武汉。他们的故事和现状，在不可逆的历史中，值得我们追寻和记录。

　　2012年12月8日，湖湘地理踏访白沙洲、鹦鹉洲、宝庆码头，在“人文武汉守望者”志愿者群体的协助下，寻找昔日来汉的湖南人后裔踪迹。

　　“汉阳有个鹦鹉洲，日晒黄金夜不收。武昌有个白沙洲，停泊木排往下游”。《排工歌》（《白沙洲芦家》罗时汉著）

　　最早定居鹦鹉洲上的湖南人，是负责起排、装卸的排工

　　“鹦鹉洲，日晒黄金夜不收”，一句武汉俗语，道出了清末民初时，汉阳鹦鹉洲上的繁华。

　　历史上的鹦鹉洲，原临近于武昌一侧的江中，唐朝诗人崔颢题诗为证，后此洲渐没江中。乾隆年间，汉阳又有新沙洲淤出，初名为补课洲，后归属汉阳，恢复了鹦鹉洲之名。同治年间，鹦鹉洲与汉阳江岸连成了一片。

　　清末民初，湖南的木排顺江而下，抵达武汉时，需要寻觅滩涂广阔、水流平缓的地方湾（停）排。“当年武汉的优良港口多在汉口汉江一带，但它们多为商用，船舶众多，大批的木排根本无法靠近”，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张笃勤介绍。

　　竹木商们需要另觅新的码头。

　　此时的鹦鹉洲因常年淤泥冲积，面积扩大，留有大片滩涂。一些安化、益阳的竹木商人遂将竹木囤积洲上，并用木排的边角余料搭建窝棚暂居，称为“树皮棚子”。这种方法纷纷为其他竹木商所效仿。鹦鹉洲及上游武昌的白沙洲，都成为湖南竹木商们的囤货基地。

　　最初，洲上的竹木售罄时，商人会将窝棚一并卖掉，轻装返程。随着竹木生意规模逐渐扩大，不少商人改为留棚销售，许多湖南籍的排工留守洲上，负责起排、装卸等工作。他们是最初定居洲上的湖南人。

　　“一般放一次排需要40-50人，顺利抵达可以有200多两码子木材”

　　“我们冯家这一支，就是我爷爷从祁阳白水河放排过来的”，12月9日上午，家住白沙洲下堤前街42号的冯梅生老人，跟我们讲起了父辈放排的故事。老人今年87岁，在白沙洲上长大，“一手放排技术是跟父亲学的”。

　　放排人在山上将树木伐下，修剪枝丫后，拖入附近小河河堤上。在这里他们将木材扎成一方方小排，用碗口粗的篾缆拴好。等到四五月间河流涨水，就是放排的时候。木排顺流而下，在汇入更大的河流，如白水入湘江，湘江入洞庭时，都需要“改排”，即将小排扎成大排，以抵御更大的水流冲击。

　　扎排有技巧，放排也有讲究。“若你基本功不好，在排上站都站不稳”，因木排在水中浸泡日久，上面会形成一层淤垢。

　　水上行排过程中，排工们都听鼓声调度，进退转弯。打鼓的人因而被称为打鼓佬，“在排工中地位很高”。每个排工都善使爪钩和敞钩两种工具，爪钩长约一人高，一头装置有尖喙。使用方法如锄头一样，当木排在湍流中摇摆不定，有脱离掌控的危险时，排工会挥起手中的爪钩，扎中木排，将其拖离险境，因此爪钩又叫“捞钩”。敞钩长约一丈，与爪钩相比，多了一个长矛状的尖刺。这是在长距离情况下钩戳木排的。

　　老练的排工眼神准，膂力足，爪钩和敞钩就是他们放排的臂膀。

　　“放排讲究有风就不起排，最忌讳大风的天气”。冯梅生回忆，父亲一次放排时，曾在洞庭湖遭遇大风，那是一次“大劫”，所有的排都被打散，木材商损失惨重。“一般放一次排需要40-50人，顺利抵达可以有200多两码子（1两码子约1.4立方米）木材”。郴州、永州等地盛产的湘杉，材质坚韧，纤维密实，树身上下粗细基本相同，“越拖得远，越卖得俏”。

　　湖南人在武汉不开设木材行，湖北人在鹦鹉洲上不占据滩涂

　　“木材到了鹦鹉洲，就是湖南人说了算”，91岁的杨宏位回忆。

　　他祖籍桃江，1945年放排来汉，原住鹦鹉洲瓜堤街。他当年放排路线，大抵是经资水，入洞庭湖，再顺流而下进入长江，再到鹦鹉洲。

　　据史料记载，鹦鹉洲上经营竹木生意的湖南人，对外称南帮。以长沙、衡州、宝庆、常德、辰州五府为主，五府人马在鹦鹉洲上割据地盘，开辟码头，建立会馆，又有湘、资、沅、澧四水流域的十八个帮口入驻洲上，鹦鹉洲因此有“五府十八帮”之称。当时来武汉的湖南人，无论是放排、码头装卸，又或另谋生路，多依仗老乡的扶持，会馆为后盾。武汉旧事中，为人津津乐道的打官司、打码头，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清同治年间，由于洲身滩地都被南帮占据，就连湖北汉阳、武昌商人组成的北帮都难以插足，遂引发了北帮对南帮的诉讼。后经曾国藩暗中调解，鹦鹉洲上才有了“南不开行，北不围滩”的规定，即湖南人在武汉不开设木材行，湖北人在鹦鹉洲上不占据滩涂。这个规定并没有实行多久，在竹木丰厚利润的刺激下，南帮各帮派不断从家乡招揽人马，扩充势力，最终将北帮挤出了鹦鹉洲。

　　鹦鹉洲上各帮派之间，也常为划定、争夺地界而发生冲突。

　　民国初年，武汉的竹木市场达到顶峰。鹦鹉洲上每逢夏秋旺季，东西两湖汇集的木材，品种多样，花色齐全，洲上木条杉筒，堆积如山，尚属供不应求。当时有歌谣流传：“武昌的银子顶着（指清朝官员），汉口的银子摆着（指百业商场），鹦鹉洲的银子晒着（指露天仓库）”。

　　武汉作家方松华曾以鹦鹉洲上的纷纭往事为素材创作了《风云大武汉》一书。他认为，鹦鹉洲上的生意尝茶馆、江湖艺人、庙会等文化现象，与古楚地浓郁的民俗文化结合，诞生了国内独有的码头江湖文化。

　　杨宏位放排到武汉时，码头上的江湖风云仍未弥散，湖南各地的木排必须按部就班，按照各自所属帮会停泊，如果有越位，就会“扯皮”、打架。木排在码头停泊妥当，会馆将有专人来收取管理费，所得资金以维持帮会的运转。

　　杨宏位当时依附的是“二都会”。这是一处以安化二都乡人为基础，在当时鹦鹉洲上规模中等的帮会。武汉市收藏家万学工将收藏的一枚“二都支会会员证”拿给杨宏位看，但杨却不认识它。因此，万学工推断，这枚徽章应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工人加入帮会的凭证。

　　抗战爆发前，住在宝庆码头的新化人约5万，比新化县城人口还多2万

　　汉口宝庆码头，为清嘉庆初年，湖南宝庆府邵阳、新化等地的竹木商人在在长江和汉江交汇处开辟的专属码头。

　　他们将本地大量木材，以及煤炭、铁锅、窑器、纸张、茶叶等，沿资水顺流而下，经洞庭湖，再溯长江运至汉口。“宝古佬”凭着自己的勇敢、倔犟和好斗在汉口站稳了脚跟，宝庆码头成为汉口重要的商贸码头。

　　“我们新化人多，在码头上主要当搬运工，其他县的人插不进手”，家住宝庆正街的93岁老人苏业喜说，“湘潭人在宝庆街做铁匠，卖船上用的钩子、铁缆，印象中这里益阳人不多”。

　　据统计，抗战爆发前，住在宝庆码头的新化人约5万，比新化县城人口还多2万，因此，当时宝庆码头有“新化第一县城”之称，并在这里建立了宝庆会馆。

　　“码头的生意在上世纪30年代时候还挺好，到50年代初就已经不行了”，苏业喜说，“上面（湖南）放排过来的竹木越来越少”。长江流域的竹木生意，一方面受战火影响，频频中断。另一方面，交通条件改善，湖南至武汉的竹木运输已有铁路、火轮船等方式。

　　此时的武汉竹木市场，不仅仅与帮会势力，码头地理位置挂钩。数代湖南人在武汉打拼的心血日渐萎缩。令苏业喜印象深刻的是，以前武汉各码头因盈利不等，“肥瘦”有别。在码头上工作，需要给相应帮会缴纳会费。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好的码头会费高者可达50银元，但解放前只需几个银元就可加入。“码头经常没生意，一趟货下来，好几十个人抢着搬”。

　　上世纪50年代末，汉阳中南木材一级站在鹦鹉洲附近成立，全国木材实行统购统销。鹦鹉洲、白沙洲、宝庆码头等地的私人竹木生意从此萧条，后渐至无。

　　声音

　　我们对湖南移民的研究缺乏关注

　　张笃勤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方言岛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该地域的居民使用的方言与包围该地区的方言完全不同，在言语交流中，这个地域就如大海上的孤岛。现存的汉语方言岛，基本上都是在明、清两代形成的。清末民初，许多湖南人因放排来汉，定居鹦鹉洲、白沙洲等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这是一种移民文化。一方面，湖南人同乡聚居，使用家乡话交流。这样既沟通方便，又寄托了一种故乡情结。另一方面，现在鹦鹉洲、白沙洲等地的湖南人后裔，他们也能熟练地使用武汉话。一百多年过去了，湖南方言是辨识他们身份的显著标志。

　　武汉历史上被称为“九省通衢”，移民文化比重大。但我们目前的研究多关注在武汉的“下江商人”，如江西帮、宁波帮、徽商等，以及历史上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对湖南移民缺乏关注。应该认识到，历史上来汉的湖南人，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底层人民，对他们的研究更具普遍性。来源红网-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