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塘·郑郎堰·杨懿

　　宁波是一座水城。如果有机会看到民国以前的地图，你会感到这座城市就像漂浮在水面上。且不说城市的四面流水环抱，即使城市中心，也是河流贯穿，水气氤氲。不但城市如此，就在南郭，也仿佛是一片岛屿连成。

　　宁波水流的格局，简言之叫“三江六塘河”，三江是通海的潮汐大江，塘河则是内河的干流系统，它们联系着无数条小河汊。通海的江流，潮起潮落，遇到台风天气，风激水扬，江涛澎湃，漫淹堤岸，侵袭城市，因此宁波的江防历来为治水的要务。江防的工程设施主要是江塘，而沟通内河与外江的设施则是堰坝。

　　长春塘是南郭首当其冲的江塘。

　　康熙《鄞县志》说：“长春塘，县南长春门外，当甬江之冲。旧障塘以泥，不时崩圮。明万历戊午（1618）邑令沈犹龙改筑石塘，民多颂之。邑人周副宪应治有记，立石南瓮城内，今剥蚀矣。”

　　这段话蕴涵了许多信息。

　　长春塘在长春门外，是奉化江的西岸江塘。九曲十八弯的奉化江，其主流剡江自发源地大湾冈东坡董家彦而来，到内三江口，汇东江、县江和鄞江的三江之水，一路上又有众多溪河不断汇合，最终成为甬江最大的水源。巨水大流蜿蜒东来，浩浩荡荡，到长春门边上，江道突然变得狭窄，再往前的最狭窄处，就是灵桥的桥基。这种地理形势带来的后果是，若在台风大水天气，上游洪峰滚滚而来，到南郭突遇窄江，水位上抬。此时假如正遇甬江潮起，下游海潮顶托，使本来已经很高的水位，更加抬高。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八月十六大潮汛”。往往就在这种情况下，江水漫过江塘，涌入南郭，进而倒灌入城，城里城外就一片汪洋。这在旧时，并不是少见的景象。对于宁波城市而言，虽然周边有高塘、永丰塘、和义塘、段塘等江塘，但最险要的地方，就是长春塘。

　　长春塘，是宁波抵御江潮的第一要塘。就像一条巨臂，长春塘独拒大江巨流而保南郭一片安宁。

　　在明代万历四十六年前，这条重要的长春塘却一直是一条泥塘，因此水泡浪激，经常坍坏。这一年，鄞县县令沈犹龙将它改筑为石塘，这就大大提高了长春塘御潮拒水的能力。人们镌碑记述了这件事，将其立在长春门的瓮城里。宁波旧时的城门，都是正门外套一道瓮城，也就是在城门口增筑了三面城墙，成为一个口字形的小院子，两边开门，如一小瓮。在瓮城里立碑，相当于在城门口立碑，因为城门口是人来人往之处，立碑于此，为的是让人们不忘沈县令的好。

　　今天的人们难以想像当初筑石塘的艰难。历代地方没有独立的财政，一个县令要做这样一件耗资颇巨的工程，不是捐私蓄，就是发动民众捐款，要么就是费尽种种周折，向上峰递交种种理由，方能启动国款。所以沈县令能得“民多颂之”，这实在不是一件好办的事情。

　　南塘河与奉化江之间有多座堰坝碶门沟通，这是上河水系与下江之间的联系。宁波人之所以能常年水旱无虞，上河下江之间的调节起到了重要作用。南塘河水来源于它山堰，一路上有洪水湾、乌金碶、积渎碶、风棚碶、行春碶等开关蓄泄，到了城南，就有郑郎堰。郑郎堰今天被雅称为澄浪堰，然而这座宋代修筑的堰坝，最早的名称却是“郑十八郎堰”。《敬止录》说：“郑郎堰，南门外三里。《至正续志》作郑十八郎堰，与隔江道士堰相对。凡西乡舟过江东者，必经此两堰。”宋代的堰坝都是政府出钱修筑，所以这个郑十八郎，可能就是一个管碶门的人。

　　之所以对这座堰坝作这么详细的介绍，是因为它与长春塘一起使南郭的水利“活”了起来。郑郎堰是长春塘上的一个蓄泄机关，它的作用是双通：通水、通舟。通水自不用说，以前从郑郎堰过来专门有一条小河在南郊路的南边平行流经，今天本地居民还记得，那条河有涨潮落潮，奉化江的船舶可以通过郑郎堰到达南郊街市。这就使南郭街市与大海相联通，它就不仅仅是南塘河流域的物物交流的街市，说大些，南郭街市因此可与世界港口交流。这就有赖于郑郎堰的作用。同时《敬止录》强调说：郑郎堰“与隔江道士堰相对。凡西乡舟过江东者，必经此两堰。”也就是说，郑郎堰与对岸江东的道士堰是一对配合的设施，西乡的船要去江东，就先从郑郎堰“车坝”下江，然后由道士堰“车坝”上河。反之也一样。“车坝”是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交通方式，分为“车坝”和“磨坝”两种操作方法。凡是要江河互换的船只，都要越过坝头。车坝是用人力辘轳或者牛力的车盘卷拉缆绳把船只拉过坝头，而磨坝则是舟子船夫以人力一会儿头、一会儿尾地将船只磋磨越坝。这是一项很辛苦的活儿，惟一可以讨点巧的，是候到潮水，减少江水一边的车磨距离。

　　长春塘抵御了江水的侵入，有澄浪堰，就并不阻挡船只的交通。

　　由于长春塘有郑郎堰和道士堰的交通作用，南郭实际上成为了古代水陆立体交通的转折点。这就使我们想到了明代日本的商人来宁波，他们可以居住在南郭的柳亭庵，与这条水路交通不会没有关系。

　　这就要说到为了捍卫长春塘安全而殉职的清代鄞县知县杨懿。杨懿是陕西蒲城人，他其实并不是通过科举以进士身份进入仕途的。清雍正五年（1727年）二月，他担任了鄞县的知县，履职共二十七个月。到任后的第三个月，他到大嵩巡视，当地乡绅朱国选建议兴修大嵩江的水利，然而一时筹不到钱。第二年，大嵩遭遇空前旱灾，民不聊生之际，杨懿向新任浙江总督李卫递交赈灾请呈，请求国库发帑金，以工代赈。李卫上报朝廷后，终于在当年八月拨国帑一万余两银子，在九月间开河筑坝。这是宁波滨海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大嵩地区得到了大规模开发，成为一块新大陆。两年中，大嵩共计开河5条，造闸6座，筑石塘3500丈，并计划修筑大嵩江大坝。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宁波大风水，奉化江汹涌泛滥，带着在大嵩修筑水利的疲劳，杨懿赶回宁波，他深知长春塘对于宁波水利的重要性，马上组织加固长春塘。在风雨之中他亲历亲为，终于昏倒在长春塘的工地上。这位积劳成疾的县令，终因医治无效而以身殉职，年仅36岁。杨懿死后，家中四壁萧然，身无分文积蓄，人们卖掉他的书籍杂物，聊得丧资。大嵩农民闻讯，数百人夤夜赤足赶百里山道到城中哭拜，情感动天。陕西蒲城的杨家，日后还出过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那就是西安事变中与张学良一起兵谏的杨虎城。

　　长春塘应该为杨懿树立一座纪念碑，纪念他以生命的代价，向人们发出正视这道“宁波第一塘”作用的警示。

　　长春塘边上，以前有一座长春观，《四明谈助》说：“出城先抵东岸，吊高宪敏公长春观。”高宪敏又叫高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是广陵（扬州）籍人，祖上迁居到宁波，算起来也应当称为宁波人了。高氏住在月湖桂芳桥，他在南郭创办了一座“长春书院”，就在长春门的边上。他到南郭办书院是一举两得的事，因为他的先人的坟墓在这里，他就一边守丧，一边教育，真正做到两不误。

　　这一段文字里，有几个信息值得关注。首先是“长春观”。观是道教的道场，四明历史上曾经兴盛过道教，尤其在唐代。因为唐代的皇帝姓李，而道教的祖师老子也姓李，引为国姓本家。所以唐代尤其是唐高宗时特别推崇道教。传说老子写《道德经》五千言的楼观台，成为了皇家的道常所以当时在海东偏地的明州，道教也蔚然成风。但是宋以后，道风渐衰，到民国时代，已经寥寥无几，最著名的，也就是慈城的清道观。但是，当时繁荣的南城门边上，居然有个长春观，这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其次，根据《四明谈助》作者徐兆昺所说，到南郭可以“吊高宪敏公长春观”。这样看来，这个长春观，是高闶的一个纪念地。徐兆昺是清代宁波城厢人，嘉庆年间的贡生。说明嘉庆、道光时代，长春观还在。此外，另有一条资料说，这个长春观，以后就成了长春庵，尼姑接了道士的盘，这倒是十分有意思的事。

　　不管如何，从长春门，引出了长春塘、长春书院、长春观、长春庵，直到今日的长春路，这一连串的地名，都源于那一道南城门，可见它在宁波历史中，实在是一种人文渊薮。

　　（周时奋先生的《风雅南塘》一书即将由宁波出版社出版，本刊连载暂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