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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白虎头村强拆启示:强拆动力学
2010-10-18 来源：搜狐网
北海银滩白虎头村强拆事件带来什么启示？
□ 本刊记者 宫靖 | 文
江西抚州市宜黄县拆迁自焚事件刚刚平息，又传来了广西北海银滩白虎头村强拆事件的消息。
由拆迁引发的被拆迁户与一些地方政府执法人员之间的对抗，近年来逐渐成为国内新闻的热点。更令人悲哀的是，每一起恶性拆迁事件被曝光后，无论社会各界如何从健全法治、推进社会进步方面发出呼吁，中央部门如何对遏制这种弊端三令五申，恶性拆迁事件仍有发生。
发生于今年9月10日的宜黄拆迁自焚事件，死一人伤两人，加上县长深夜领人“抢尸”，县委书记清晨带队机嘲截访”等等各种新闻元素，一时成为众矢之的。9月17日宜黄县县委书记、县长被立案调查，主管副县长、房管局长等相关官员被免职。
时不满月，“十一”长假刚结束，广西北海的银滩白虎头村强拆攻势于10月7日晚开始。显然北海吸取了宜黄事件的教训，在防范拆迁户自伤方面做足了功课，双方对峙，所幸没有恶性事件发生。
10月11日，宜黄事件有了新的进展，该县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被双双免职。这大概是中国近年来第一例地方“一把手”被追究责任的拆迁事件。
10月12日，北海官方人士向前来采访的数家媒体记者称，白虎头村强拆暂时停止。至于原因，当地官员未作进一步答复。
同在10月12日，财新网刊发了一位宜黄官员写来的文章，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文章称：“强拆容易出问题这是肯定的，但政府不能因为容易出问题就放弃不做，只要地方要发展，只要城市化没有停止，强拆工作就依然要进行下去。”由此文引发的“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大讨论，正在财新网和其他很多媒体上热烈地展开。
截至这个周末，北海白虎头村发生的拆迁对抗问题仍未妥善解决。
本刊此次对白虎头村的拆迁问题进行深度报道，并结合“宜黄来函”引发的思考予以评论，意在为这个时代留下一份记录。
—编者
砖头摆在楼顶各个方位，一捆装好汽油的啤酒瓶整齐站立。
10月12日晚上，广西自治区北海市白虎头村村民许勇，将本刊记者带到他家四层楼顶楼的防强拆“阵地”。楼顶还摆有家中人员轮流值班所需的椅子、手电筒、望远镜、打火机。他坚定地说：“到这个份上了，政府强拆的队伍再来，我一定会拼命。”
此前的10月8日早晨，北海政府方面调动了数百人的强拆队伍，强拆了白虎头村四幢“钉子户”住宅楼，其中包括许勇家的另一处房产——坐落于海滨的四层半楼房。五个月前，北海的政法部门还将许勇的哥哥许坤拘捕。
许坤曾是白虎头村的村委会主任，从2008年9月民选上任，至2010年5月被拘捕。这期间他主要做一件事，即带领村民抵制地方政府对本村的强制拆除——在中国，村民通过“海选村长”与政府方面对抗近两年，绝无仅有。
在近两年的时间内，许坤带领全村30多名村民代表和60余户“钉子户”，通过行政复议、拒不签署拆除协议、越级上访、网上发帖乃至直播、邀请国内知名维权律师进村、开新闻发布会、媒体曝光等形式，给政府方面找了无数“麻烦”。当强拆无可避免时，这个村庄甚至举行了一场有示威性质的防强拆灭火演习。
地方政府方面，则在全市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中对该村启动了“株连式拆迁”。对于村民们的一次次反抗，政府方面强势地动用了几乎全部行政力量，甚至超越行政权力干涉司法，对当地法院提出限期结案的要求。在发生于10月7日、8日强制拆除中，当地居民惊讶地发现，在中国各地强拆案例中较少出现的警种——公安边防武警，也来到了现常
白虎头村的强拆攻势，由于居民强烈抵制以及舆论关注、媒体介入等原因，在强拆四幢居民楼后被迫暂停。而民选村官许坤，目前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处于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阶段。
白虎头村的对抗仍在持续。这场官民之间的拆迁“战争”，注定成为中国拆迁问题的又一个典型样本。
谁的“暴利”？
村民也普遍对银滩改造持支持态度，但为什么最终演变为一场长达数年的官民对抗？
北海市三面环海，最美的海岸是离主城区十余公里的银滩。北海旅游最主要的两张名片，一是海岛涠洲，另一个即是长达20余公里的银滩。北海最新的城市总体规划中，银滩也被划至主城区。
但现状却是，与美丽银滩一路之隔，即与大海相距数百米的地方，却是两个渔业村庄——咸田村和白虎头村。两村均有数百年历史，集体建筑毫无规划可言，有平房，有楼房，高低错落，新旧混合。几乎所有当地人，包括北海官方和两村村民，无不认为这里应改造。
银滩细软的白沙，充足的阳光和清澈的海水，游人无不称道。但这里旅游服务设施落后，也是现实。与三亚、青岛等海滩对比可发现，银滩对面几无像样的酒店，除了少量勉强达三星标准的酒店，就剩下白虎头等村村民开办的小旅馆。景区游泳衣、冲洗、太阳伞租用等服务，多数由白虎头等村的村民提供，管理混乱。
自1992年银滩被确定为国家级旅游景区后，北海市政府即开始筹划主城南扩计划。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城区已扩展至银滩一带。在未来北海城市的总格局中，银滩开发改造是重点中的重点，是新城区的龙头带动项目。北海市政府近年向全球顶级城市规划商招标，最终为银滩量身定做了“珠链”式景观，计划新建高星级酒店群和其他海滩服务设施。诸多人士认为，这一规划，无论对北海城市建设还是对银滩旅游开发本身，都是有益的。但这一规划需要数千亩土地作为支持，需要将白虎头、咸田等村整体搬迁。
有意思的是，本刊记者连日走访村民发现，村民也普遍对银滩改造持支持态度。但为什么银滩开发，却最终演变为一场长达数年的官民对抗呢？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多数村民认为，根本原因是海岸线地价大涨，而政府还按极低的补偿标准让村民搬迁。
近年，随着全国房地产市场的高涨，风景优美的北海市同样地价暴涨。2009年12月28日，北海市市区广东路原110指挥中心地块成交价540万元/亩。一位北海当地房产界人士告诉本刊记者，银滩沿线由于是靠海地段，一直是北海市地价最高的地段，目前每亩至少700万至800万元，如果作为酒店用地开发，每亩拍出1000万元以上，也不意外。
对白虎头等村的村民而言，过去经常听说中国各大城市的城中村、城郊村民因拆迁一夜暴富，似乎就要成为他们的现实。但在北海市政府的银滩二期工程规划中，白虎头、咸田两村近4000亩土地将由北海市土地中心作为土地储备收储，而村民则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的名义下，异地搬迁至离海滩约3公里远的北背岭村。
显然，当地政府欲以土地收储的方式，将土地暴利拿走，基本不分给村民。矛盾就此爆发，旷日持久之对抗也就此拉开帷幕。
事实上，即便按照现有中国土地政策，在中国多数城市中，白虎头这样的城中村乃至城郊村，均按照城市化方式实施改造。以北京近几年大规模改造城郊村为例，被改造村的村民除房屋补偿，还进行农转非的身份置换，政府还对每名村民均要花费数十万元使其进入城市居民养老、社保系统。考虑到村民身份变为市民后在就业上无法与普通市民竞争，北京的改革方向是给原村民留下相当数量集体资产，原村民以股东的形式永久享有分红。
反观此次白虎头村事件，多数村民均无法接受的是，无论是白虎头还是北背岭，均已在北海的城市规划区内，政府拆迁白虎头依据的也是当地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但搬迁安置则按“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标准。按“新农村”的操作方式，当地政府回避了村民的身份置换、社保和养老问题，成本极低。
白虎头村民算了一笔账：即便按照每亩700万元计算，本村762亩土地也值53亿元以上，而政府给全体村民的补偿款仅为2亿元左右。
本刊记者详细了解得知，白虎头、咸田两村均为渔村，基本没有耕地。当地对他们的补偿主要是两项，一是集体土地性质的宅基地，每平方米补偿1600元，二是地上建筑每平方米补850元左右（部分平房只有400多元）。
而村民搬至北背岭后，政府并非无偿划拨宅基地，还需村民以每平方米1000元的价格购买宅基地（每人限购20平方米）。此后，还要自建新居。
以10月8日被强拆的何显福家的滨海楼房为例，宅基地140平方米、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可得补偿70余万元。如果他同意搬迁，到北背岭村也要花近70万元才能新建一幢同样的楼房。
何显福的滨海楼在村中算面积大的。该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其楼房宅基地7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有200多平方米。按此标准，只能补30余万元。他说：“我这是一幢滨海楼房啊，到了北背岭，这点补贴我都盖不起楼。”
“不少人用旧楼的钱建不起新楼，有的两兄弟只好把补贴款凑在一起合盖一幢楼，靠出售另一块宅基地的钱盖新楼房。就算能盖得起，楼房位置变了，我们生活也就全变了。”何显福对本刊记者说。
何显福介绍说，他的滨海楼房建于1992年。建成后，四层用于居住，二三两层则开旅馆，近几年更由儿子和朋友合伙经营，靠着海滩客源，每年可净赚十几万元。楼房的一层，开有一家餐馆。近几年，这幢楼房每年能带来25万元左右的收入。而搬迁之后，由于远离景区，这些收入来源将全部中断。
何显福的情形在白虎头村具有一定普遍性。该村共有20余幢像何显福一样的滨海楼，均经营和何显福类似的业务。白虎头这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渔村，随着近年银滩的开发，只有40%左右村民在从事渔业，另有60%的村民依附于银滩生活。这些村民中，即便没有滨海楼房，也在海滩上或出租太阳伞，或经营摩托艇、沙滩车，或贩卖贝壳、珍珠等。
据了解，当地政府考虑到村民的现实困难，给出的对策为北背岭宅基地全部为国有，村民自建楼后可以自由出售。另外，每户均可在自家楼房底层开办铺面。公允地说，村民新居连地带房，每房市场价均有数十万元，有不少人家新房价值在百万元以上。
近三年来，白虎头村已有90%的村民接受了政府的条件。未签拆迁协议的村民，相当部分与何显福、许坤等类似，是银滩开发的既得利益者。
但本刊记者至北背岭走访多户已搬迁的白虎头村民后发现，他们对搬迁后的生活并不满意。原因是虽然新居可以出售，但那是村民的惟一住房；虽然有底商项目，但这里一是远离传统主城，二是远离银滩，客流均为本地居民，底商开店后少有顾客。
民选村官对抗
白虎头村拆迁事件有些与众不同的，是该村村民在对抗之中有一位“海选村长”领头人
白虎头村的拆迁矛盾，在本质上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所有拆迁矛盾完全相同，即政府与原住民争夺土地增值的收益。让白虎头村拆迁事件显得有些与众不同的，是该村村民在对抗之中有一位“海选村长”领头人。
北海市进行银滩二期改造的计划在2007年基本成型，至2008年，白虎头等村的拆迁已是风雨欲来。2008年8月初，白虎头村领导任期已满。不少村民意识到拆迁对自身不利，决定选出一位代表村民利益的村委会主任。
按照中国法律框架，村委会是中国最基层的村民自治机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应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代表全体村民的利益。但目前最普遍的现实则是，相当数量的村官依附于镇政府，往往迎合政府，关键时刻并不能代表村民利益。
白虎头村谢庆国等多位村民代表向本刊记者回忆了那次艰难的选举。先是将全体村民分成近40组，每组选出一个自己信任的人担任村民代表，最终产生了38个村民代表。接着，38个代表推举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候选人各两名。最后一个环节，即是海眩
许坤出生于1974年，长年与大哥许猛在银滩上经营摩托艇，平日除被村民评价“与人和善，为人正直”，并无特殊过人之处。特殊的是，中国乡村自古多由数个大家族聚居而成，最终村官多在大姓人家中产生，而许家则是白虎头村的后来者，被认为是“独户”。
许勇介绍说，许坤当时被推为村民代表，进而成为了两名村主任候选人之一，他也觉得意外。最终，经历长达近一个月，两次选举无效后，在第三次选举中，许坤得票1075张，过半并赢得选举。
村情错综复杂。许坤9月1日上任，取得连任资格的村委会副主任和委员并不支持他。而前任村委会主任在落选后，出任了村党支部副书记。许坤甚至进不了村委会主任的办公室，只好在一间摆杂货的房子里搭起一张旧桌子，开始他的村官之旅。
许坤选择了联合30多名村民代表，以村民代表大会的形式，与北海市、银海区、银滩镇几级政府的拆迁人员对抗。六七十户“钉子户”是许坤另一支重要的支持力量。
就任之后，许坤祭出他的“三板斧”。首先以村委会的名义，对前任村委会主任已在400多亩集体土地征地协议上签字的情形，向上级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理由是该协议未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不是村民的真实意见。但北海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国务院三级法制部门，均表示上述协议有效。
这位民选村官的另外“两板斧”，一是对市建设和规划部门提起诉讼，诉其使用过期的拆迁许可证进行拆迁；二是对本村能管到的拆迁事宜一律说“不”。他拒绝在拆除村委会大楼的协议上签字，他号召村民对自家房产拆迁协议尽可能地不签字。
株连式拆迁
中国法律严禁行政干预司法，可银海区法院竟也领到了诸多与拆迁相关的任务
2007年和2008年两年，银滩二期改造工程主要是进行拆迁动员。咸田村绝大部分、白虎头村90%以上的村民，在这两年内签订了同意拆迁协议。2009年起，这场拆迁进入实质阶段。
本刊记者拿到一份北银改建[2009]2号文。该文件称，根据北海市委、政府的要求，银滩改造和建设征地拆迁各项工作，“务必于今年上半年基本完成”。
发文的单位为北海市银滩改造和建设领导小组（下称银滩领导小组），该领导小组由北海市政府牵头。这份文件要求，从发文之日即2009年3月2日，北海市、银海区各有关单位原抽调的银滩改造和建设征地拆迁工作人员，“必须在两天内全部脱产到岗”，有关单位应于三天内根据任务分解表将拆迁任务下达到个人。各责任单位每周五要开会总结并汇报工作。
细观文件，上述“有关单位”涵括了市、区两级土地、建设、房产、规划、交通、环保、水利、供电等一列系要害职能部门。
最令人称奇的，中国法律严禁行政干预司法，可银海区法院竟也领到了自己的诸多任务。例如，该法院要在2009年4月15日前完成拆迁户提起的60起行政诉讼案件中的第一批判决（即上文提到的白虎头村的诉讼），余下案件6月10日前判结。该法院还被要求在当年6月30日前，完成第一批未达成协议房屋的强制拆迁工作，而全部强制拆迁要于当年9月30日前完成。
当地政府组织的这次拆迁，还采用了近几年国内强拆案例中不多见的“株连式”办法。2010年4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采访发现，银滩领导小组在约一年前下发《关于限期动员亲属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凡在我市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公职人员，必须在两天内脱产回家动员未签订协议的拆迁户亲属签订协议”，“通知下发后，公职人员所在的单位同时作为动员有关拆迁户签订协议的责任单位，单位主要领导要敦促有关人员回家动员亲属签订协议”。
白虎头村村委会主任许坤的大姐，因为在北海当地一家银行工作，也一度被安排脱产回家，动员拆迁。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报道，北海市自来水公司多名员工，因为脱产动员亲属拆迁未能成功，一度被扣发工资。
按照中国相关法律，村委会主任并不属于政府公职人员，但许坤竟也收到一份《关于协助做好银滩改造拆迁户尽快签订协议工作的通知》，还要求他也“脱产”，直至完成任务为止。通知下方，盖章单位有中共北海市银海区纪检委、中共北海市银海区委组织部和北海市银海区监察局。
许妻冯广梅告诉本刊记者，政府拆迁人员对许坤好话说尽，有威胁，也有利诱，但许坤仍然拒绝签字。
最终，北海市几乎举全市之力进行的这场拆迁，没有在限定期限内完成，并且拖延了一年之久仍未完结。而政府遭遇的最大挫折是，虽然白虎头村的700多亩土地有400多亩，已被前任村委会主任签字同意征收为国有，但至今地籍还未变更，在理论上，这700多亩土地性质仍为村集体所有。村委会主任是代表村集体的最重要人物，他不配合，政府的强拆面临违法困境。
村委会大楼保卫战
在村民心目中，保住村委会大楼，大家的房子或许有救；政府方面也将村委大楼拆迁作为该村拆迁的标志
中国但凡地理位置稍好的村庄，一般都会利用集体土地建一些建筑，作为集体资产参与城市化。但按现行土地法规，在城市规划区的村庄的此等行为是违法的，被正名的仅是极少数，多数在法律上为违章建筑。白虎头村的德福楼就是这样的村产，当地政府于是选择了德福楼作为该村拆迁的突破口。
2009年3月14日，北海市和银海区的城管部门工作人员开始强拆德福楼。许坤认为该楼是村集体资产，未经村集体同意拆除欠妥。他和部分村民冲入强拆现场，成功阻止强拆。
2009年3月，许坤一再拒绝签订《北海银滩中区改造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由于上述两件事，4月3日，银滩镇党委作出决定，开除许坤党籍。本刊记者得到了该份决定书，称许坤的错误主要是身为中共党员，村党总支委员，其行为“给银滩改造和建设拆迁攻坚工作带来了极大阻力”。
在与政府拆迁人员斗争的同时，许坤开始在网上写网帖。从他的网帖上看，2009年3月底至4月中旬，银滩镇镇委、镇政府负责多次要求他将村委会公章上交。
担心村委会办公室和家中不安全，他一直将公章带在身上。据许坤网帖描述，4月13日下午5时许，一位镇领导带领数名工作人员，夺下他的公文包，抢走印章。从本刊记者拿到的4月14日白虎头村村民代表开会的会议记录显示， 27名村民代表参会对抢公章事件表示了抗议。
在此之后，许坤成为中国少有的没有村集体公章的村委会主任。公章失控，随后这个村集体公章离奇地印在数份村集体资产处置书上。虽然村民代表随后开会表示没有许坤签字的所有签议均为无效，未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协议也为无效，但白虎头村的拆迁时代还是来临了。
2009年5月14日，村委会收到市土地储备中心的通知，要求限期腾空村委大楼、德福楼等集体资产，配合拆除。许坤和众多村民开始了村集体资产保卫战，屡次上访和抗议。
2009年10月27日，“违章建筑”德福楼被强制拆除。三天之后，村委大楼强拆开始了。在许坤和众村民心目中，保住村委会大楼，大家的房子或许还有救，而政府方面也将村委大楼的拆迁作为该村拆迁的标志性事件。
当年10月30日，作为拆除人的银滩镇政府带领上百名公安、武警和联防队员，来到村委大楼前。守候在此的许坤和多名村民代表指出此强拆行为违法，并向110报案。但警方就在现场，不予理睬。强拆开始了，十几名闻讯赶来的村民，进入现场阻拦。但十余名村民被警方当场控制。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在村委会大楼保卫战中，年逾八旬的村民吴春满被棍子打中头部，送到医院三天后死亡。村民张春琼也被打得晕倒在路边。
最终，被控制的六名村民中，只有数人很快被放回，有三人被行政拘留数日。高镇章、高世辉、蔡建月等三人则被当地检察部门以涉嫌妨害公务罪批捕，后分别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其中两人获刑两年，一人一年半。
2009年11月初，北海当地媒体称白虎头村委会大楼已被“协议拆迁”。
此后短短数月，大量挖掘机开进白虎头村和咸田村，开始对已签订拆迁协议村民家房屋进行拆迁。2010年上半年，只有许坤和60多名“钉子户”的楼房还矗立村中。
“决战”来临
随着村委会主任许坤被抓，白虎头村全部被拆的命运已不可改变
村委会大楼被拆除后，极度无奈的许坤开始带领村民进京上访。从2009年11月末起，许坤和上访村民驻京接近一个月，跑遍了能想到的所有上级政府单位，几无收效。
此时，许坤通过在众多网站上发帖。全国各地多名维权律师与他取得联系。在京期间，十余名维权律师与其接触，决定组成律师团支持白虎头村。
2009年12月末，在多名律师的支持下，许坤等村民在北京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在京多家媒体受邀参加。
2010年元旦前后，白虎头上访村民回村。1月17日，许坤等人召集部分村民举行了一嘲反拆迁扑火演习”。该村发出的网帖称，“在这样的强制拆迁之下，不少人很容易愤而极端”。
随后数月，众多律师一次次进出白虎头村。有了律师指导的白虎头村“钉子户”，又发现了政府强拆的新漏洞。例如，北海市征收白虎头土地存在违规行为，采用被国家禁止的“化整为零”办法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报批。
2010年3月后，全国多家媒体报道了白虎头村强拆事件。在许坤、维权律师和媒体的合力下，白虎头村的拆迁暂时停歇。
2010年5月8日，北海市官方有了新动作。当天晚上，数百名公安和武警包围了许坤一家的住宅楼，意图抓捕许坤。许坤全家紧闭大门，在一楼客厅遍洒汽油。最终，抓捕人员撤退。
但就在当天，村民张春琼等人被当地警方带走。5月14日，许坤在北海市一家宾馆被警方带走。警方后来出具相关手续称，许坤和张春琼等村民涉嫌“非法经营”。
随着许坤被抓，白虎头村全部被拆的命运已不可改变。
2010年9月，北海市银海区法院向白虎头村八户拒不签署拆迁协议的居民，送达强制拆迁通知书。北海市、银海区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银海区人民检察院应邀到场监督，市公证处到场公证。
据北海市政府消息，截至10月7日，经过连续数年的动迁，被北海市政府称为银滩二期改造工程的拆迁工作渐近尾声，所涉的银滩镇咸田、白虎头、北背岭三个村委四组自然村的1446宗拆迁房屋，已累计签订拆迁协议1383宗。
本刊记者获悉，剩下的73宗未签协议房屋，约60余宗在白虎头村。
10月7日18时左右，数百人的拆迁队伍浩浩荡荡开进白虎头村，很快围上了村中央冯文建家。近60岁的冯文建为阵势所慑，加上妻子张春琼尚在当地公安机关羁押之中，未作过多抵抗，冯家楼房被顺利强拆。事后，北海官方通稿中称：“被执行人还自行灌制了汽油燃烧弹，但最终在法官的劝说下配合强制拆迁工作。”
10月8日凌晨5时，这支浩大的拆队伍再次出现在该村，并包围了沿海数幢建筑。事后，当地媒体报道该事件时称，该执法队伍由“法院、公安、边防等多警种组成”。
数月前被捕的村委会主任许坤家的四层半楼房，成为当天第一个强拆对象。该楼是许家经营旅馆等业务的楼房，平时并不住人，当时许家派出许坤的弟弟许勇把守。
事后许勇称，这幢楼与一幢已签拆迁协议的楼房紧邻，因此很难防守，但他仍然准备了汽油瓶和弹弓。但事后看，许勇的抵抗是徒劳的，因为训练有素的武警悄悄从相邻楼房进入许家楼房，用电锯快速锯开门锁，许勇未及反应就被制服。许家楼房很快被拆除。
同样措施严密的强拆降临至何显福家。61岁的何显福和妻儿等四口人很快被制服，何显福被用手铐带离现常
但拆迁队伍在准备强拆第三户李冰凤家时，遇到了困难。这位57岁的妇女紧闭大门和所有房门，在四楼楼顶燃响了鞭炮。她的身边，还摆放了几壶汽油，她手持打火机开始与拆迁队伍对峙。这种对峙进行了近半小时，队伍暂时放弃了对该户的强迁。
强拆队伍随后对麦忠福、高剑波两家，进行强拆。
10月8日当天，国内多家媒体记者赶到强拆现场采访。此次强拆，在中国多家网络论坛上直播，微博上亦引发关注狂潮。强拆最终不得不暂时收常
截至本刊发稿，白虎头村拆迁事件尚未有新进展。
今年5月17日，即许坤被拘捕三天后，北海市政府曾高调召开新闻发布会。这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两个主题，一是银滩二期改造取得喜人进展，签订拆迁协议的村民已达94.9%；二是北海市获得2009年度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获奖原因是银滩一期改造的成功。
可以想象，未来银滩的酒店区域将流光溢彩，美不胜收。但这些，或许已与白虎头村民无关。
本刊记者刘长对此文亦有贡献
民选村官许坤被捕记
一个没有公章的村委会主任，一个不会打字的“中国上网发帖最多的村干部”，一个对抗政府反对拆迁的“罪人”
□ 本刊记者 宫靖 | 文
10月8日凌晨，村委会主任许坤被拘捕四个月零24天后，白虎头村再次涌入数百人的强拆队伍。许坤自家的一幢滨海楼房，以及另外三户居民的住宅楼被强拆。
不少村民认为，如果许坤在此之前没被抓捕，此次强拆没这么容易。这位在村庄面临拆迁关头被海选出来的村官，从上任至被抓捕的一年九个月中，一直试图抵抗村庄被强拆的命运，并力求使村民得到更多补偿。
尽管许坤被抓捕已近五个月，但他在这个村中仍有不错的口碑。提起他，多数的村民会脱口评价“正直、和善、公道”。当然，更多人替他抱不平，惋惜。
在各大论坛，许坤有不少粉丝级网友，有网友认为许坤是中国村庄民主真正的践行者，是一个有良知敢于讲真话的村官，一个不惧强权的公民。
而这个被多数村民褒赞的中国“网上发帖最多的村干部”，则被当地政府机关报《北海日报》用不点名的方式，称为“策划制造事端”的“极个别人”，是“妨碍北海发展的罪人”。
离奇抓捕
2010年5月14日，许坤在北海市一家宾馆被警察带走。事后他的代理律师郑建伟从许坤口中得知，警方当时给出的理由是：未用真实身份证登记住宿。
约一周之后，多次去当地公安部门打探情况的许坤父亲许振奋，才收到警方的拘留通知书。通知称，许坤涉嫌非法经营，于5月15日9时被刑事拘留，羁押于北海市第二看守所。
6月13日，许坤被当地检察院批准逮捕，涉嫌罪名仍为非法经营。
这并非当地官方第一次抓捕许坤。早在5月8日晚间，当地上百人的公安、武警队伍就曾在白虎头村围捕过许坤。据许坤大哥许猛介绍，当晚10时左右，他带女儿至医院看病回家，见几十辆公安、武警车辆停在村中，上百名公安和武警人员围住他家的居住楼，警车的探照灯以极强的灯光刺照家中每个门、窗部位，而武警人员还列队在家四周跑动。为防止警方乘机入室，许猛干脆未进家门。警方喊话让许坤出来。许坤父亲许振奋在一楼客厅遍洒汽油，而许坤则在一楼电脑前忙于发网贴。官方最终不得已放弃抓捕。
但一周后，许坤最终还是被捕。他妻子冯广梅和多名村民曾向警方申请探视，均被拒绝。当地警方甚至多次拒绝代理律师会见当事人。8月23日，郑建伟才首次会见许坤，其时，公安部门已侦查结束，许坤案被移交北海市人民检察院。
据郑建伟介绍，目前许坤案已被检察部门退回公安部门补充侦查，他尚未看到退侦的相关法律文书，但最常见的退侦理由是“证据不足”。
郑建伟最近一次会见许坤是9月26日，他未曾见过被捕前的许坤，但根据之前的照片判断，许坤“瘦了一大圈儿”，但精神状况还可以。郑对许坤第一印象是，性格有些腼腆，不外向；而最深的印象则是，许坤看似文弱，骨头却很硬，他深信自己并未犯罪，而官方对他所作的一切才是违法的，因此拒绝在任何法律文书上签字，更未在任何拆迁协议上签字。
郑建伟称，许坤在看守所非常想念他八岁的儿子，最担心村民在政府强拆中作出自焚等极端举动。
贫寒青年
时光回到2008年8月之前，34岁的许坤在村中长者眼中还是公认的“好孩子”，待人和善，没有脾气。他讲话时总有些笑眯眯，似乎有些害羞，有着稍长而卷曲的头发，瘦而高挑的个头。
冯广梅认为丈夫生性乐观、上进。1997年，许坤加入中国共产党。2008年7月28日他发表的竞选演讲时，特意提到其党员身份，会用党的八条标准要求自己。
许坤的家庭被村人羡慕。他被认为娶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儿子，非常和睦。许坤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兄弟三人虽各自成家，但又都与父母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
许家目前被认为是本村富户，但许家三兄弟幼年时曾家境贫寒。许坤的大姐上了中专，大哥许猛随后也考上广西一所重点中专，但家中学费不足，许猛放弃了。许坤也只读到高中一年级，亦因家贫弃学。两位哥哥弃学成全了大姐和小弟许勇，许勇后来读了警察学校，之后参军服役。许勇复员回家后曾试图进入当地警察队伍，但“没有门路”。
父亲许振奋前半生为一名地道的渔民，至今是当地有名的船舶修理者。许猛幼年即随父出海捕鱼，而比大哥小五岁的许坤则未有过捕鱼经历。
1992年前后，许振奋捕鱼时被越南当局扣留，被放回后不再出海。为了三个儿子有地方结婚，许振奋向村中申请了新的宅基地，并拿出全部捕鱼所得造楼——即刚被拆除的滨海楼。
许家这幢滨海楼正好赶上银滩大开发的节奏，此后许家完全过上“靠海吃海”的生活。许猛、许坤先后在那座楼的四楼结婚。该楼一、二、三楼则用于出租——二三楼住宿，一楼经营淡水淋寓泳衣更换，还有餐馆。
就这座楼建设的前后，许猛、许坤开始在银滩做摩托艇生意，一直到许坤被捕。哥俩儿先花数万元买下一条新艇，收入平均分配；后来又买下一条二手艇，一人一条。
2002年，兄弟俩用摩托艇生意所得，利用家中老宅基地（位于村中央，不靠海）再建一幢四层半的楼房，此后滨海楼则完全用于经营。近年，滨海楼每年为许家创造近20万元的收入。
当选村官
许坤在经营摩托艇生意时，初步显露其领导才能。据妻子冯广梅说，许坤曾被推举管理银滩摩托艇行业，当时许坤还起草了行业规范。
在前一任村委会主任任期内，许坤就被推举为村民代表。2007年和2008年，当白虎头动迁时，许坤就以在拆迁人员面前敢说而闻名村里。
许家在村中为“独户”，因此家人并不看好他能选任。选举过程并不顺利，这也为其后来的尴尬经历埋下伏笔。
村选举委员会首次共发出2000多张选票，这种参选热情在白虎头村从未有过。但最终唱票时，许坤得票仅600多张，另一高姓候选人也仅有100多张，而原村主任则得票800多张。村民介绍，原村主任是该村大姓家族的一员。
按照相关村民自治法规，如果村民不愿意选择候选人，有权在“另选人”一栏填写任意村民的名字。原村主任即是通过“另选人”方式获得高票。这次选举无效，原因一为无人得票过半，二为村民揪出了选举舞弊行为——发出票数与收回票数相同，但不少村民手中还握有未投放的选票。
第二次选举，由于天气恶劣的原因，仅发出1000多张选票，原村主任再次高票，但仍未过半。此后，村民向镇选举部门反映，要求彻查舞弊行为。镇里同意村选举委员会主席人选易人，第三次选举开始。
仅2850余村民的白虎头此次有2100多人参与选举。选前，高姓候选人为支持许坤，主动放弃竞眩许坤这才以1075票勉强过半当选，而原村主任此次得票600多张。
但许坤及其支持者没料到，接下来的对村副主任和委员的选举中，根本不在候选人之列的原副主任、原委员，竟然顺利通过“另选人”方式获得原职。
长达一个月的选战结束，一个奇怪的村委会班子成立。在许坤2008年9月1日上任后，基本未获两名班子成员的支持。而原村主任虽然落选，却成为村党支部副书记。
在村委会办公大楼里，许坤一开始就是不受欢迎的人。他甚至无法进入村委大楼的村主任办公室办公，最终只能收拾出一间杂货房就任。
孤胆“罪人”
得不到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班子的支持，许坤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对向村民和政府部门发言，即村民代表大会。按照中国相关法律，村民代表大会权限大于村委会。
许坤几乎一开始就站在政府拆迁的对立面。冯广梅说，许坤当了村委会主任后经常很郁闷，出行经常被跟踪。被开除党籍后，他有些难过，但觉得问心无愧。随后公章被抢，公章印在同意拆迁的协议上，他就非常愤怒。拆除村委会大楼时，许坤冲进强拆队伍阻拦，挨了武警的棍棒，是冯广梅冲去把丈夫救出来。
村委会于2009年10月30日被强拆。11月10日，许坤组织十余名村民赴北京上访。次日，即11月11日当地政府机关报《北海日报》，在头版刊出署名“本报评论员”的评论，痛批了白虎头村的“极个别人”。
这篇名为《依法落实规划建设美丽银滩》的评论指出：白虎头村委会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村民签订了拆迁协议……在广大拆迁户合法权益得到切实和充分保障的情况下，极个别人策划制造事端，阻挠依法拆迁的进程，以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承诺，一味强调自行解决就业安置……制造舆论，混淆是非，令人不能不怀疑其用意和居心。
该评论进而指出：“以无政府主义煽动、满足极少数人的私欲来‘挟持’社会公益，进而‘绑架’北海人民的发展诉求，这样做，不仅不是什么维护集体利益的英雄，而是妨碍北海发展的罪人。”
至此，许坤基本与当地政府势同水火。但许坤并未收敛，他在北京上访、接触维权律师，甚至邀请多家媒体记者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一个月后，他归来时更给政府带来诸多坏消息，并且招招打在当地政府痛处——数月间，十余名律师进村，众多媒体来访，白虎头强拆被又一次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面临全国公众多角度的质疑。
许坤自己，更是从未间断在网络上发网帖。就任村委会主任开始维权后，许坤深感自己无力应对拆迁，就想到向社会求助，但他根本不会用电脑。他专门跑到北海学了十几天，然后就购买了电脑，回来向村中年轻人求教。
他最终也没学会打字，他上千条的原创帖和回帖，均是通过手写板输入电脑。“好多时候，他整夜整夜地呆在电脑前。”冯广梅说。
罪与非罪
许坤与当地政府在白虎头村拆迁改造问题上，几近无法调和的矛盾，让众多网友嗅到危险。有网友预言，这样的村官迟早会被抓。这个预言很快成真。
只是，许坤被抓的缘由看上去与这场拆迁无关。许坤被批捕次日即2010年6月14日，《北海日报》即进行了报道，标题为“北海市检察院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依法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许坤等6人”。
该报道称，“2009年1月1日起，犯罪嫌疑人许坤等人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在未取得任何合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组织、策划、支持数十名白虎头村民强行占用银滩景区东门停车场，非法收取游客停车费，收入超过10万元。”
此事在熟知来龙去脉的村民代表口中，却是另一版本。北海市政府1994年将景区东门停车场附近一块76亩左右的土地，划为白虎头村集体用地。但该块土地常年被直属北海市的银滩景区管委会使用，许坤上任后，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决定收回该地块由村民经营。
多位参与停车费的村民向记者证实，许坤只是让村中几十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去收停车费，每日所得由参加收费的妇女平分，补贴家用。许坤本人从未直接参与经营，更未拿过分文停车费。
“非法经营”列于中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有四种情形之一方构成此罪。许坤行为只与第一、第四项关联，即“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律师郑建伟告诉本刊记者，北海警方认为许坤构成此罪的逻辑是，村民经营停车场犯了该罪，作为村委会主任的许坤，虽未直接参与经营，但组织村民代表开会决定了此行为，并且制定了停车场管理制度，所以也构成该罪。
郑建伟的看法是，停车场的经营，并非是需要特定部门批准许可的商业行为。而且对公共停车场的经营行为，全国没有统一的法律和法规，北海市亦没有一个具体的规章。至于第四项，这个行为更谈不上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值得一提的是，曾参与停车场收费、并与许坤同案被抓的村民代表张春琼，被逮捕数月后于10月12日晚9时许返回家中——当日，她被当地警方实施取保候审。而此前五天的10月7日，她家的住宅楼刚被成功强拆。
本刊记者刘长对此文亦有贡献
评论
评“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新中国”应是一个权力有法治制约，民众私权受尊重，既有政治权利、又有经济权利的中国。不在乎是否金碧辉煌，不在乎GDP总量。走向这个“新中国”的过程，要从尊重私有权利开始，不要跨越式、大跃进；要有程序正义，制定良法，严格依法
拆迁之痛，前人之述备矣。由于拆迁不断死人，惨烈的状况推陈出新——自焚的，被活埋的，被铲车故意压死的……这些惨状无不刺激着国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广西北海白虎头村的强拆工作如火如荼展开，给中国拆迁争端又增添了一个典型样本。
几乎与此同时，宜黄某官员化名“慧昌”投书财新网称：“当大家都在对强拆政策口诛笔伐的时候，似乎大家都罔顾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显然，慧昌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当今官场的主流思想。其“强拆容易出问题这是肯定的，但政府不能因为容易出问题就放弃不做。因此，剩下的就只是问题出的大小和是否可控，而会不会出大事、出了大事是不是控制得住，实在说，就要靠运气了”的说法，也可以用来印证广西北海政府在宜黄事件余波未尽，即开展强拆工作的心态。
一定程度上，国务院新的拆迁征用条例久久不能出台，其重要原因就是官场的主流思维模式，沉湎在类似宜黄、北海官员的发展观中无法自拔。很多官员都想在自己这一代手中，实现所谓的现代化复兴梦，同时也实现个人的各种利益。
可以说，不改变官场主流的发展观，不但拆迁死伤将会继续，而且，中国的政治文明将无法平稳实现。
“政府无限责任公司”弊端
如“宜黄来函”所言：“如果中国地方政府能像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即所谓的消极政府，不去积极干预经济和经济生活，就可以当太平官了，就不必去搞强拆了。但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要实现民族复兴、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积极政府是当代中国现实和必然的选择，尽管它非理想模式。”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完全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加上斯大林模式的政治，毛泽东搞的文革，不但是民不聊生，而且是史无前例。等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时，中国经济正濒于破产的边缘。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有魄力的领导人改变了原本的计划经济，走上了原以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搞的市场经济，继而一步步地进入了WTO这个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贸易架构。
如今的中国，已深深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再也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但改革开放走上市场经济之路后，又走向另一极端，即追赶发达国家，实行民族复兴。于是，不切实际的举动，拔苗助长的政策纷纷在追赶模式下出台。其中最重要的模式，是“政府无限责任公司”的普及。
终究是政治体制改革没跟上，政府从一种全能中央计划经济，转化为大量地方无限责任超级公司，追逐GDP、追逐利润最大化。如同一个市长写的《市场经济学》：市长既有市场，又有权力，最终变成无人能敌的市场怪物。对公司来说，政府公司比它多拥有行政、司法、媒体等公权力；对其他类型的政府来说，它又逐利而行，既有公利，又有官员的私利，混杂其中。这种超级怪物，就是现在世界上和华盛顿模式竞争的中国模式。
如“宜黄来函”中认为印度比中国落后的原因，大概是印度没有中国政府这种强势。且不说中国是否真的比印度发达，这种比较模式，如不是比GDP总量，而是比民众的幸福指数，印度恐怕远远比中国先进。10月2日出版的《经济学家》预测，印度的私营经济发达的模式，长远将超过中国的官办模式，理由之一，是众多的私营经济比官办经济要有活力。一旦权力过大的超级公司遇到一个坏老板，多年积累会毁于一旦。其实，这种模式的好坏，外国人没什么说话的份，犹如鞋子是否合脚，只有我们中国人才知道。宜黄拆迁并非极端例子，我们中国人对矿难、高房价、看病难、毒奶粉、司法不公、高税收，难道还受害不深吗？
中国大部分官员都可能出国考察过，但看到的只是美国以高楼、汽车、高速公路为代表的表面，没学其市场经济背后法治、新闻自由、容忍异己，乃至公民社会的实质。中国的现代化，只学到了器物上的现代化，犹如晚清，以为买了洋枪洋炮、机器轮船就是现代化，对于最难的要自身革命的制度、文化现代化，却不肯学，也不愿学。
谁的“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运动确有其内在动力，大部分是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政府的目的和出发点，许多确是为公益，但也不能说没有任何官员私利夹杂其中。征地、拆迁、买地，土地财政收益除了政府投资公共设施建设，大部分投在自己身上。真正需要投入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又有多少成绩？强拆拆出的“新中国”，只是一个硬件；而光鲜的硬件旁，多少人失去土地，多少人失去健康？这种以高楼、公路为代表的“新中国”，对所有的人都有益？
官员眼中的“新中国”，是一幅虚拟的城市化的图景。即使最清廉勤政的官员，也是按照这幅图景，利用手中无法制约的权力强行画就。心里想的是“我是为了你们好，你们居然还不领情”。“宜黄来函”的口吻，活脱脱的父母官的样子。中国官员的“家长制”、政绩考核机制，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官商利益交错，使得忽视民众利益的官员，可能升迁机会更大。因为如果顾全了民众利益，可能就不能强拆了，无法吸引投资，最终，由于没有GDP政绩、城市化成绩，逐步被淘汰。久而久之，强悍的能吏就成为官场标杆。
可以总结说，当今官场中，大政府模式及其背后的新乌托邦目标，是现在不尊重私有财产，甚至不尊重法律的主要原因。目的正当，手段变通（甚至违法）都没关系。
出路：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当官员说到发展的政绩时，往往不忘颂扬党、政府；出事了，责任就在民众。“宜黄来函”中说：
“我们精心为公民打造设计的现代救济方式——法律武器，老百姓弃之如敝屣，仍然习惯选择上访尤其是越级上访，而且的确只有这样才有效果，这和几千年前的拦轿告状有什么区别？由此，笔者想到一句很经典的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官员总有理由把中国不民主、不自由，归结到百姓素质上去。不能搞乡级以上选举，是因为民众素质不高；民众爱上访，也归结于民众素质。有一种理论认为，民众的素质决定了官员的素质。其实，责任在游戏规则。民众无法把民众中的优秀分子选为官员，而现在的上面选官制度，是劣币驱逐良币。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只有一条秘诀，就是给民众经济权利，有私有财产，有市场空间。中国接下来的发展路径，也只有一条，赋予民众政治权利。别无其他中国模式。
传统儒家的新中国，孔子说，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其着眼点在人的幸福指数。笔者眼中的“新中国”，是一个权力有法治制约，民众私权受尊重，既有政治权利、又有经济权利的中国。不在乎是否金碧辉煌，不在乎GDP总量。同时，走向这个“新中国”的过程，要从尊重私有权利开始，不要跨越式、大跃进；要有程序正义，制定良法，严格依法。钟摆多年摆向在强势政府一边，现在应该摆回私权这边了。
中国要开展有序的改革，必须先改革官场思维。现在的官场已经失去了自我革新的动力和魄力。要出路，只有一条：抓住时机，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作者为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背景
“宜黄来函”摘登
● 强拆并非地方政府所愿。这里涉及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就是发展成本的问题。中西欠发达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落后至少二十年，中西地区财政困难，又普遍存在冗官、冗员、冗费等问题，“吃饭”与“建设”的矛盾十分突出。搞城市建设需要进行大量的拆迁，如果迁就被拆迁户的利益诉求，大幅度提高拆迁补偿标准，政府肯定吃不消。而与此同时，被高涨的地价和房价吊足了胃口的农民，做梦都想依靠政府征地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在种情况，要政府与被拆迁户就补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可以说难以上青天，于是被征地户、被拆迁户越级上访告状便成为常态。而地方政府为实施地方发展战略，强拆更在所难免，或者说不得已为之，否则，一切发展免谈。
● 宜黄县的拆迁补偿标准应当说还不算低，尤其是近年的补偿标准提高了不少，相对周边的临川区等地算是高的，一般都远高于市场平均价。其实拆迁户应当也是城市化建设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如果政府不开发，你地皮、房子有那么值钱么？怎无奈，如今社会物欲横流，谁的心会满足呢，正如古人云：“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 强拆容易出问题这是肯定的，但政府不能因为容易出问题就放弃不做。因此，剩下的就只是问题出的大小和是否可控，而会不会出大事、出了大事是不是控制得住，实在说，就要靠运气了。这次宜黄强拆出事，显然与以往强拆一般较为顺利有关，因此在对钟家实施强拆可能出现的问题估计过于乐观，现场处置也存在一些疏漏，同时，对于因不满政府强拆而聚集起来的、愈来愈强大的负面力量（尤其有记者加入其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件事发生在宜黄，但强拆问题全国普遍存在，因此，从某个角度看，是不是可以说，宜黄事件是我国城市化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牺牲品，笔者不敢妄下此结论。当然不是因此就说处理相关责任人不对，面对全国各地愈来愈猛烈的强拆风暴和由此引发的大量被征地农民的维权抗争事件，高层出手杀一儆百大概是必要的。
● 当大家都在对强拆政策口诛笔伐的时候，似乎大家都罔顾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君不见，当您安住在宽敞舒适房子里、当您行走在宽阔明亮的大街上，当记者住在高级宾馆挥笔写就痛斥强拆政策文章的时候，您是否想过，您脚下的土地可能就是政府用强拆手段征来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我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 如果中国地方政府能像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即所谓的消极政府，不去积极干预经济和经济生活，就可以当太平官了，就不必去搞强拆了。但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要实现民族复兴、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积极政府是当代中国现实和必然的选择，尽管它非理想模式。事实上我们一以贯之地贯彻积极政府的理念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不过，积极政府理念也像一把双刃剑，如过了头，可能降低了市场的功能,挤压了社会的空间，对私权保护泛力等。
● 从根本上，我国依然是人治的国家、依然是官本位的政府。君不见，政府负责行政复议的法制办和负责行政诉讼的法庭门可罗雀，而信访局却人满为患。我们精心为公民打造设计的现代救济方式——法律武器，老百姓弃之如敝屣，仍然习惯选择上访尤其是越级上访，而且的确只有这样才有效果，这和几千年前的拦轿告状有什么区别？由此，笔者想到一句很经典的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 宜黄强拆烧伤事件终将过去，只要地方要发展、只要城市化没有停止，强拆工作就依然要进行下去。希望各地从这一件事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也希望今后的政府强拆工作更加规范、更加注重被拆迁人的权利，借此推进我国城市化运动的健康发展。
（作者慧昌为宜黄县官员。原文详见财新网）
□ 本刊记者 宫靖 | 文
江西抚州市宜黄县拆迁自焚事件刚刚平息，又传来了广西北海银滩白虎头村强拆事件的消息。
由拆迁引发的被拆迁户与一些地方政府执法人员之间的对抗，近年来逐渐成为国内新闻的热点。更令人悲哀的是，每一起恶性拆迁事件被曝光后，无论社会各界如何从健全法治、推进社会进步方面发出呼吁，中央部门如何对遏制这种弊端三令五申，恶性拆迁事件仍有发生。
发生于今年9月10日的宜黄拆迁自焚事件，死一人伤两人，加上县长深夜领人“抢尸”，县委书记清晨带队机嘲截访”等等各种新闻元素，一时成为众矢之的。9月17日宜黄县县委书记、县长被立案调查，主管副县长、房管局长等相关官员被免职。
时不满月，“十一”长假刚结束，广西北海的银滩白虎头村强拆攻势于10月7日晚开始。显然北海吸取了宜黄事件的教训，在防范拆迁户自伤方面做足了功课，双方对峙，所幸没有恶性事件发生。
10月11日，宜黄事件有了新的进展，该县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被双双免职。这大概是中国近年来第一例地方“一把手”被追究责任的拆迁事件。
10月12日，北海官方人士向前来采访的数家媒体记者称，白虎头村强拆暂时停止。至于原因，当地官员未作进一步答复。
同在10月12日，财新网刊发了一位宜黄官员写来的文章，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文章称：“强拆容易出问题这是肯定的，但政府不能因为容易出问题就放弃不做，只要地方要发展，只要城市化没有停止，强拆工作就依然要进行下去。”由此文引发的“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大讨论，正在财新网和其他很多媒体上热烈地展开。
截至这个周末，北海白虎头村发生的拆迁对抗问题仍未妥善解决。
本刊此次对白虎头村的拆迁问题进行深度报道，并结合“宜黄来函”引发的思考予以评论，意在为这个时代留下一份记录。
—编者
砖头摆在楼顶各个方位，一捆装好汽油的啤酒瓶整齐站立。
10月12日晚上，广西自治区北海市白虎头村村民许勇，将本刊记者带到他家四层楼顶楼的防强拆“阵地”。楼顶还摆有家中人员轮流值班所需的椅子、手电筒、望远镜、打火机。他坚定地说：“到这个份上了，政府强拆的队伍再来，我一定会拼命。”
此前的10月8日早晨，北海政府方面调动了数百人的强拆队伍，强拆了白虎头村四幢“钉子户”住宅楼，其中包括许勇家的另一处房产——坐落于海滨的四层半楼房。五个月前，北海的政法部门还将许勇的哥哥许坤拘捕。
许坤曾是白虎头村的村委会主任，从2008年9月民选上任，至2010年5月被拘捕。这期间他主要做一件事，即带领村民抵制地方政府对本村的强制拆除——在中国，村民通过“海选村长”与政府方面对抗近两年，绝无仅有。
在近两年的时间内，许坤带领全村30多名村民代表和60余户“钉子户”，通过行政复议、拒不签署拆除协议、越级上访、网上发帖乃至直播、邀请国内知名维权律师进村、开新闻发布会、媒体曝光等形式，给政府方面找了无数“麻烦”。当强拆无可避免时，这个村庄甚至举行了一场有示威性质的防强拆灭火演习。
地方政府方面，则在全市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中对该村启动了“株连式拆迁”。对于村民们的一次次反抗，政府方面强势地动用了几乎全部行政力量，甚至超越行政权力干涉司法，对当地法院提出限期结案的要求。在发生于10月7日、8日强制拆除中，当地居民惊讶地发现，在中国各地强拆案例中较少出现的警种——公安边防武警，也来到了现常
白虎头村的强拆攻势，由于居民强烈抵制以及舆论关注、媒体介入等原因，在强拆四幢居民楼后被迫暂停。而民选村官许坤，目前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处于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阶段。
白虎头村的对抗仍在持续。这场官民之间的拆迁“战争”，注定成为中国拆迁问题的又一个典型样本。
谁的“暴利”？
村民也普遍对银滩改造持支持态度，但为什么最终演变为一场长达数年的官民对抗？
北海市三面环海，最美的海岸是离主城区十余公里的银滩。北海旅游最主要的两张名片，一是海岛涠洲，另一个即是长达20余公里的银滩。北海最新的城市总体规划中，银滩也被划至主城区。
但现状却是，与美丽银滩一路之隔，即与大海相距数百米的地方，却是两个渔业村庄——咸田村和白虎头村。两村均有数百年历史，集体建筑毫无规划可言，有平房，有楼房，高低错落，新旧混合。几乎所有当地人，包括北海官方和两村村民，无不认为这里应改造。
银滩细软的白沙，充足的阳光和清澈的海水，游人无不称道。但这里旅游服务设施落后，也是现实。与三亚、青岛等海滩对比可发现，银滩对面几无像样的酒店，除了少量勉强达三星标准的酒店，就剩下白虎头等村村民开办的小旅馆。景区游泳衣、冲洗、太阳伞租用等服务，多数由白虎头等村的村民提供，管理混乱。
自1992年银滩被确定为国家级旅游景区后，北海市政府即开始筹划主城南扩计划。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城区已扩展至银滩一带。在未来北海城市的总格局中，银滩开发改造是重点中的重点，是新城区的龙头带动项目。北海市政府近年向全球顶级城市规划商招标，最终为银滩量身定做了“珠链”式景观，计划新建高星级酒店群和其他海滩服务设施。诸多人士认为，这一规划，无论对北海城市建设还是对银滩旅游开发本身，都是有益的。但这一规划需要数千亩土地作为支持，需要将白虎头、咸田等村整体搬迁。
有意思的是，本刊记者连日走访村民发现，村民也普遍对银滩改造持支持态度。但为什么银滩开发，却最终演变为一场长达数年的官民对抗呢？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多数村民认为，根本原因是海岸线地价大涨，而政府还按极低的补偿标准让村民搬迁。
近年，随着全国房地产市场的高涨，风景优美的北海市同样地价暴涨。2009年12月28日，北海市市区广东路原110指挥中心地块成交价540万元/亩。一位北海当地房产界人士告诉本刊记者，银滩沿线由于是靠海地段，一直是北海市地价最高的地段，目前每亩至少700万至800万元，如果作为酒店用地开发，每亩拍出1000万元以上，也不意外。
对白虎头等村的村民而言，过去经常听说中国各大城市的城中村、城郊村民因拆迁一夜暴富，似乎就要成为他们的现实。但在北海市政府的银滩二期工程规划中，白虎头、咸田两村近4000亩土地将由北海市土地中心作为土地储备收储，而村民则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的名义下，异地搬迁至离海滩约3公里远的北背岭村。
显然，当地政府欲以土地收储的方式，将土地暴利拿走，基本不分给村民。矛盾就此爆发，旷日持久之对抗也就此拉开帷幕。
事实上，即便按照现有中国土地政策，在中国多数城市中，白虎头这样的城中村乃至城郊村，均按照城市化方式实施改造。以北京近几年大规模改造城郊村为例，被改造村的村民除房屋补偿，还进行农转非的身份置换，政府还对每名村民均要花费数十万元使其进入城市居民养老、社保系统。考虑到村民身份变为市民后在就业上无法与普通市民竞争，北京的改革方向是给原村民留下相当数量集体资产，原村民以股东的形式永久享有分红。
反观此次白虎头村事件，多数村民均无法接受的是，无论是白虎头还是北背岭，均已在北海的城市规划区内，政府拆迁白虎头依据的也是当地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但搬迁安置则按“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标准。按“新农村”的操作方式，当地政府回避了村民的身份置换、社保和养老问题，成本极低。
白虎头村民算了一笔账：即便按照每亩700万元计算，本村762亩土地也值53亿元以上，而政府给全体村民的补偿款仅为2亿元左右。
本刊记者详细了解得知，白虎头、咸田两村均为渔村，基本没有耕地。当地对他们的补偿主要是两项，一是集体土地性质的宅基地，每平方米补偿1600元，二是地上建筑每平方米补850元左右（部分平房只有400多元）。
而村民搬至北背岭后，政府并非无偿划拨宅基地，还需村民以每平方米1000元的价格购买宅基地（每人限购20平方米）。此后，还要自建新居。
以10月8日被强拆的何显福家的滨海楼房为例，宅基地140平方米、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可得补偿70余万元。如果他同意搬迁，到北背岭村也要花近70万元才能新建一幢同样的楼房。
何显福的滨海楼在村中算面积大的。该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其楼房宅基地7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有200多平方米。按此标准，只能补30余万元。他说：“我这是一幢滨海楼房啊，到了北背岭，这点补贴我都盖不起楼。”
“不少人用旧楼的钱建不起新楼，有的两兄弟只好把补贴款凑在一起合盖一幢楼，靠出售另一块宅基地的钱盖新楼房。就算能盖得起，楼房位置变了，我们生活也就全变了。”何显福对本刊记者说。
何显福介绍说，他的滨海楼房建于1992年。建成后，四层用于居住，二三两层则开旅馆，近几年更由儿子和朋友合伙经营，靠着海滩客源，每年可净赚十几万元。楼房的一层，开有一家餐馆。近几年，这幢楼房每年能带来25万元左右的收入。而搬迁之后，由于远离景区，这些收入来源将全部中断。
何显福的情形在白虎头村具有一定普遍性。该村共有20余幢像何显福一样的滨海楼，均经营和何显福类似的业务。白虎头这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渔村，随着近年银滩的开发，只有40%左右村民在从事渔业，另有60%的村民依附于银滩生活。这些村民中，即便没有滨海楼房，也在海滩上或出租太阳伞，或经营摩托艇、沙滩车，或贩卖贝壳、珍珠等。
据了解，当地政府考虑到村民的现实困难，给出的对策为北背岭宅基地全部为国有，村民自建楼后可以自由出售。另外，每户均可在自家楼房底层开办铺面。公允地说，村民新居连地带房，每房市场价均有数十万元，有不少人家新房价值在百万元以上。
近三年来，白虎头村已有90%的村民接受了政府的条件。未签拆迁协议的村民，相当部分与何显福、许坤等类似，是银滩开发的既得利益者。
但本刊记者至北背岭走访多户已搬迁的白虎头村民后发现，他们对搬迁后的生活并不满意。原因是虽然新居可以出售，但那是村民的惟一住房；虽然有底商项目，但这里一是远离传统主城，二是远离银滩，客流均为本地居民，底商开店后少有顾客。
民选村官对抗
白虎头村拆迁事件有些与众不同的，是该村村民在对抗之中有一位“海选村长”领头人
白虎头村的拆迁矛盾，在本质上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所有拆迁矛盾完全相同，即政府与原住民争夺土地增值的收益。让白虎头村拆迁事件显得有些与众不同的，是该村村民在对抗之中有一位“海选村长”领头人。
北海市进行银滩二期改造的计划在2007年基本成型，至2008年，白虎头等村的拆迁已是风雨欲来。2008年8月初，白虎头村领导任期已满。不少村民意识到拆迁对自身不利，决定选出一位代表村民利益的村委会主任。
按照中国法律框架，村委会是中国最基层的村民自治机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应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代表全体村民的利益。但目前最普遍的现实则是，相当数量的村官依附于镇政府，往往迎合政府，关键时刻并不能代表村民利益。
白虎头村谢庆国等多位村民代表向本刊记者回忆了那次艰难的选举。先是将全体村民分成近40组，每组选出一个自己信任的人担任村民代表，最终产生了38个村民代表。接着，38个代表推举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候选人各两名。最后一个环节，即是海眩
许坤出生于1974年，长年与大哥许猛在银滩上经营摩托艇，平日除被村民评价“与人和善，为人正直”，并无特殊过人之处。特殊的是，中国乡村自古多由数个大家族聚居而成，最终村官多在大姓人家中产生，而许家则是白虎头村的后来者，被认为是“独户”。
许勇介绍说，许坤当时被推为村民代表，进而成为了两名村主任候选人之一，他也觉得意外。最终，经历长达近一个月，两次选举无效后，在第三次选举中，许坤得票1075张，过半并赢得选举。
村情错综复杂。许坤9月1日上任，取得连任资格的村委会副主任和委员并不支持他。而前任村委会主任在落选后，出任了村党支部副书记。许坤甚至进不了村委会主任的办公室，只好在一间摆杂货的房子里搭起一张旧桌子，开始他的村官之旅。
许坤选择了联合30多名村民代表，以村民代表大会的形式，与北海市、银海区、银滩镇几级政府的拆迁人员对抗。六七十户“钉子户”是许坤另一支重要的支持力量。
就任之后，许坤祭出他的“三板斧”。首先以村委会的名义，对前任村委会主任已在400多亩集体土地征地协议上签字的情形，向上级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理由是该协议未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不是村民的真实意见。但北海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国务院三级法制部门，均表示上述协议有效。
这位民选村官的另外“两板斧”，一是对市建设和规划部门提起诉讼，诉其使用过期的拆迁许可证进行拆迁；二是对本村能管到的拆迁事宜一律说“不”。他拒绝在拆除村委会大楼的协议上签字，他号召村民对自家房产拆迁协议尽可能地不签字。
株连式拆迁
中国法律严禁行政干预司法，可银海区法院竟也领到了诸多与拆迁相关的任务
2007年和2008年两年，银滩二期改造工程主要是进行拆迁动员。咸田村绝大部分、白虎头村90%以上的村民，在这两年内签订了同意拆迁协议。2009年起，这场拆迁进入实质阶段。
本刊记者拿到一份北银改建[2009]2号文。该文件称，根据北海市委、政府的要求，银滩改造和建设征地拆迁各项工作，“务必于今年上半年基本完成”。
发文的单位为北海市银滩改造和建设领导小组（下称银滩领导小组），该领导小组由北海市政府牵头。这份文件要求，从发文之日即2009年3月2日，北海市、银海区各有关单位原抽调的银滩改造和建设征地拆迁工作人员，“必须在两天内全部脱产到岗”，有关单位应于三天内根据任务分解表将拆迁任务下达到个人。各责任单位每周五要开会总结并汇报工作。
细观文件，上述“有关单位”涵括了市、区两级土地、建设、房产、规划、交通、环保、水利、供电等一列系要害职能部门。
最令人称奇的，中国法律严禁行政干预司法，可银海区法院竟也领到了自己的诸多任务。例如，该法院要在2009年4月15日前完成拆迁户提起的60起行政诉讼案件中的第一批判决（即上文提到的白虎头村的诉讼），余下案件6月10日前判结。该法院还被要求在当年6月30日前，完成第一批未达成协议房屋的强制拆迁工作，而全部强制拆迁要于当年9月30日前完成。
当地政府组织的这次拆迁，还采用了近几年国内强拆案例中不多见的“株连式”办法。2010年4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采访发现，银滩领导小组在约一年前下发《关于限期动员亲属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凡在我市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公职人员，必须在两天内脱产回家动员未签订协议的拆迁户亲属签订协议”，“通知下发后，公职人员所在的单位同时作为动员有关拆迁户签订协议的责任单位，单位主要领导要敦促有关人员回家动员亲属签订协议”。
白虎头村村委会主任许坤的大姐，因为在北海当地一家银行工作，也一度被安排脱产回家，动员拆迁。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报道，北海市自来水公司多名员工，因为脱产动员亲属拆迁未能成功，一度被扣发工资。
按照中国相关法律，村委会主任并不属于政府公职人员，但许坤竟也收到一份《关于协助做好银滩改造拆迁户尽快签订协议工作的通知》，还要求他也“脱产”，直至完成任务为止。通知下方，盖章单位有中共北海市银海区纪检委、中共北海市银海区委组织部和北海市银海区监察局。
许妻冯广梅告诉本刊记者，政府拆迁人员对许坤好话说尽，有威胁，也有利诱，但许坤仍然拒绝签字。
最终，北海市几乎举全市之力进行的这场拆迁，没有在限定期限内完成，并且拖延了一年之久仍未完结。而政府遭遇的最大挫折是，虽然白虎头村的700多亩土地有400多亩，已被前任村委会主任签字同意征收为国有，但至今地籍还未变更，在理论上，这700多亩土地性质仍为村集体所有。村委会主任是代表村集体的最重要人物，他不配合，政府的强拆面临违法困境。
村委会大楼保卫战
在村民心目中，保住村委会大楼，大家的房子或许有救；政府方面也将村委大楼拆迁作为该村拆迁的标志
中国但凡地理位置稍好的村庄，一般都会利用集体土地建一些建筑，作为集体资产参与城市化。但按现行土地法规，在城市规划区的村庄的此等行为是违法的，被正名的仅是极少数，多数在法律上为违章建筑。白虎头村的德福楼就是这样的村产，当地政府于是选择了德福楼作为该村拆迁的突破口。
2009年3月14日，北海市和银海区的城管部门工作人员开始强拆德福楼。许坤认为该楼是村集体资产，未经村集体同意拆除欠妥。他和部分村民冲入强拆现场，成功阻止强拆。
2009年3月，许坤一再拒绝签订《北海银滩中区改造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由于上述两件事，4月3日，银滩镇党委作出决定，开除许坤党籍。本刊记者得到了该份决定书，称许坤的错误主要是身为中共党员，村党总支委员，其行为“给银滩改造和建设拆迁攻坚工作带来了极大阻力”。
在与政府拆迁人员斗争的同时，许坤开始在网上写网帖。从他的网帖上看，2009年3月底至4月中旬，银滩镇镇委、镇政府负责多次要求他将村委会公章上交。
担心村委会办公室和家中不安全，他一直将公章带在身上。据许坤网帖描述，4月13日下午5时许，一位镇领导带领数名工作人员，夺下他的公文包，抢走印章。从本刊记者拿到的4月14日白虎头村村民代表开会的会议记录显示， 27名村民代表参会对抢公章事件表示了抗议。
在此之后，许坤成为中国少有的没有村集体公章的村委会主任。公章失控，随后这个村集体公章离奇地印在数份村集体资产处置书上。虽然村民代表随后开会表示没有许坤签字的所有签议均为无效，未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协议也为无效，但白虎头村的拆迁时代还是来临了。
2009年5月14日，村委会收到市土地储备中心的通知，要求限期腾空村委大楼、德福楼等集体资产，配合拆除。许坤和众多村民开始了村集体资产保卫战，屡次上访和抗议。
2009年10月27日，“违章建筑”德福楼被强制拆除。三天之后，村委大楼强拆开始了。在许坤和众村民心目中，保住村委会大楼，大家的房子或许还有救，而政府方面也将村委大楼的拆迁作为该村拆迁的标志性事件。
当年10月30日，作为拆除人的银滩镇政府带领上百名公安、武警和联防队员，来到村委大楼前。守候在此的许坤和多名村民代表指出此强拆行为违法，并向110报案。但警方就在现场，不予理睬。强拆开始了，十几名闻讯赶来的村民，进入现场阻拦。但十余名村民被警方当场控制。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在村委会大楼保卫战中，年逾八旬的村民吴春满被棍子打中头部，送到医院三天后死亡。村民张春琼也被打得晕倒在路边。
最终，被控制的六名村民中，只有数人很快被放回，有三人被行政拘留数日。高镇章、高世辉、蔡建月等三人则被当地检察部门以涉嫌妨害公务罪批捕，后分别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其中两人获刑两年，一人一年半。
2009年11月初，北海当地媒体称白虎头村委会大楼已被“协议拆迁”。
此后短短数月，大量挖掘机开进白虎头村和咸田村，开始对已签订拆迁协议村民家房屋进行拆迁。2010年上半年，只有许坤和60多名“钉子户”的楼房还矗立村中。
“决战”来临
随着村委会主任许坤被抓，白虎头村全部被拆的命运已不可改变
村委会大楼被拆除后，极度无奈的许坤开始带领村民进京上访。从2009年11月末起，许坤和上访村民驻京接近一个月，跑遍了能想到的所有上级政府单位，几无收效。
此时，许坤通过在众多网站上发帖。全国各地多名维权律师与他取得联系。在京期间，十余名维权律师与其接触，决定组成律师团支持白虎头村。
2009年12月末，在多名律师的支持下，许坤等村民在北京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在京多家媒体受邀参加。
2010年元旦前后，白虎头上访村民回村。1月17日，许坤等人召集部分村民举行了一嘲反拆迁扑火演习”。该村发出的网帖称，“在这样的强制拆迁之下，不少人很容易愤而极端”。
随后数月，众多律师一次次进出白虎头村。有了律师指导的白虎头村“钉子户”，又发现了政府强拆的新漏洞。例如，北海市征收白虎头土地存在违规行为，采用被国家禁止的“化整为零”办法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报批。
2010年3月后，全国多家媒体报道了白虎头村强拆事件。在许坤、维权律师和媒体的合力下，白虎头村的拆迁暂时停歇。
2010年5月8日，北海市官方有了新动作。当天晚上，数百名公安和武警包围了许坤一家的住宅楼，意图抓捕许坤。许坤全家紧闭大门，在一楼客厅遍洒汽油。最终，抓捕人员撤退。
但就在当天，村民张春琼等人被当地警方带走。5月14日，许坤在北海市一家宾馆被警方带走。警方后来出具相关手续称，许坤和张春琼等村民涉嫌“非法经营”。
随着许坤被抓，白虎头村全部被拆的命运已不可改变。
2010年9月，北海市银海区法院向白虎头村八户拒不签署拆迁协议的居民，送达强制拆迁通知书。北海市、银海区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银海区人民检察院应邀到场监督，市公证处到场公证。
据北海市政府消息，截至10月7日，经过连续数年的动迁，被北海市政府称为银滩二期改造工程的拆迁工作渐近尾声，所涉的银滩镇咸田、白虎头、北背岭三个村委四组自然村的1446宗拆迁房屋，已累计签订拆迁协议1383宗。
本刊记者获悉，剩下的73宗未签协议房屋，约60余宗在白虎头村。
10月7日18时左右，数百人的拆迁队伍浩浩荡荡开进白虎头村，很快围上了村中央冯文建家。近60岁的冯文建为阵势所慑，加上妻子张春琼尚在当地公安机关羁押之中，未作过多抵抗，冯家楼房被顺利强拆。事后，北海官方通稿中称：“被执行人还自行灌制了汽油燃烧弹，但最终在法官的劝说下配合强制拆迁工作。”
10月8日凌晨5时，这支浩大的拆队伍再次出现在该村，并包围了沿海数幢建筑。事后，当地媒体报道该事件时称，该执法队伍由“法院、公安、边防等多警种组成”。
数月前被捕的村委会主任许坤家的四层半楼房，成为当天第一个强拆对象。该楼是许家经营旅馆等业务的楼房，平时并不住人，当时许家派出许坤的弟弟许勇把守。
事后许勇称，这幢楼与一幢已签拆迁协议的楼房紧邻，因此很难防守，但他仍然准备了汽油瓶和弹弓。但事后看，许勇的抵抗是徒劳的，因为训练有素的武警悄悄从相邻楼房进入许家楼房，用电锯快速锯开门锁，许勇未及反应就被制服。许家楼房很快被拆除。
同样措施严密的强拆降临至何显福家。61岁的何显福和妻儿等四口人很快被制服，何显福被用手铐带离现常
但拆迁队伍在准备强拆第三户李冰凤家时，遇到了困难。这位57岁的妇女紧闭大门和所有房门，在四楼楼顶燃响了鞭炮。她的身边，还摆放了几壶汽油，她手持打火机开始与拆迁队伍对峙。这种对峙进行了近半小时，队伍暂时放弃了对该户的强迁。
强拆队伍随后对麦忠福、高剑波两家，进行强拆。
10月8日当天，国内多家媒体记者赶到强拆现场采访。此次强拆，在中国多家网络论坛上直播，微博上亦引发关注狂潮。强拆最终不得不暂时收常
截至本刊发稿，白虎头村拆迁事件尚未有新进展。
今年5月17日，即许坤被拘捕三天后，北海市政府曾高调召开新闻发布会。这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两个主题，一是银滩二期改造取得喜人进展，签订拆迁协议的村民已达94.9%；二是北海市获得2009年度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获奖原因是银滩一期改造的成功。
可以想象，未来银滩的酒店区域将流光溢彩，美不胜收。但这些，或许已与白虎头村民无关。
本刊记者刘长对此文亦有贡献
民选村官许坤被捕记
一个没有公章的村委会主任，一个不会打字的“中国上网发帖最多的村干部”，一个对抗政府反对拆迁的“罪人”
□ 本刊记者 宫靖 | 文
10月8日凌晨，村委会主任许坤被拘捕四个月零24天后，白虎头村再次涌入数百人的强拆队伍。许坤自家的一幢滨海楼房，以及另外三户居民的住宅楼被强拆。
不少村民认为，如果许坤在此之前没被抓捕，此次强拆没这么容易。这位在村庄面临拆迁关头被海选出来的村官，从上任至被抓捕的一年九个月中，一直试图抵抗村庄被强拆的命运，并力求使村民得到更多补偿。
尽管许坤被抓捕已近五个月，但他在这个村中仍有不错的口碑。提起他，多数的村民会脱口评价“正直、和善、公道”。当然，更多人替他抱不平，惋惜。
在各大论坛，许坤有不少粉丝级网友，有网友认为许坤是中国村庄民主真正的践行者，是一个有良知敢于讲真话的村官，一个不惧强权的公民。
而这个被多数村民褒赞的中国“网上发帖最多的村干部”，则被当地政府机关报《北海日报》用不点名的方式，称为“策划制造事端”的“极个别人”，是“妨碍北海发展的罪人”。
离奇抓捕
2010年5月14日，许坤在北海市一家宾馆被警察带走。事后他的代理律师郑建伟从许坤口中得知，警方当时给出的理由是：未用真实身份证登记住宿。
约一周之后，多次去当地公安部门打探情况的许坤父亲许振奋，才收到警方的拘留通知书。通知称，许坤涉嫌非法经营，于5月15日9时被刑事拘留，羁押于北海市第二看守所。
6月13日，许坤被当地检察院批准逮捕，涉嫌罪名仍为非法经营。
这并非当地官方第一次抓捕许坤。早在5月8日晚间，当地上百人的公安、武警队伍就曾在白虎头村围捕过许坤。据许坤大哥许猛介绍，当晚10时左右，他带女儿至医院看病回家，见几十辆公安、武警车辆停在村中，上百名公安和武警人员围住他家的居住楼，警车的探照灯以极强的灯光刺照家中每个门、窗部位，而武警人员还列队在家四周跑动。为防止警方乘机入室，许猛干脆未进家门。警方喊话让许坤出来。许坤父亲许振奋在一楼客厅遍洒汽油，而许坤则在一楼电脑前忙于发网贴。官方最终不得已放弃抓捕。
但一周后，许坤最终还是被捕。他妻子冯广梅和多名村民曾向警方申请探视，均被拒绝。当地警方甚至多次拒绝代理律师会见当事人。8月23日，郑建伟才首次会见许坤，其时，公安部门已侦查结束，许坤案被移交北海市人民检察院。
据郑建伟介绍，目前许坤案已被检察部门退回公安部门补充侦查，他尚未看到退侦的相关法律文书，但最常见的退侦理由是“证据不足”。
郑建伟最近一次会见许坤是9月26日，他未曾见过被捕前的许坤，但根据之前的照片判断，许坤“瘦了一大圈儿”，但精神状况还可以。郑对许坤第一印象是，性格有些腼腆，不外向；而最深的印象则是，许坤看似文弱，骨头却很硬，他深信自己并未犯罪，而官方对他所作的一切才是违法的，因此拒绝在任何法律文书上签字，更未在任何拆迁协议上签字。
郑建伟称，许坤在看守所非常想念他八岁的儿子，最担心村民在政府强拆中作出自焚等极端举动。
贫寒青年
时光回到2008年8月之前，34岁的许坤在村中长者眼中还是公认的“好孩子”，待人和善，没有脾气。他讲话时总有些笑眯眯，似乎有些害羞，有着稍长而卷曲的头发，瘦而高挑的个头。
冯广梅认为丈夫生性乐观、上进。1997年，许坤加入中国共产党。2008年7月28日他发表的竞选演讲时，特意提到其党员身份，会用党的八条标准要求自己。
许坤的家庭被村人羡慕。他被认为娶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儿子，非常和睦。许坤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兄弟三人虽各自成家，但又都与父母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
许家目前被认为是本村富户，但许家三兄弟幼年时曾家境贫寒。许坤的大姐上了中专，大哥许猛随后也考上广西一所重点中专，但家中学费不足，许猛放弃了。许坤也只读到高中一年级，亦因家贫弃学。两位哥哥弃学成全了大姐和小弟许勇，许勇后来读了警察学校，之后参军服役。许勇复员回家后曾试图进入当地警察队伍，但“没有门路”。
父亲许振奋前半生为一名地道的渔民，至今是当地有名的船舶修理者。许猛幼年即随父出海捕鱼，而比大哥小五岁的许坤则未有过捕鱼经历。
1992年前后，许振奋捕鱼时被越南当局扣留，被放回后不再出海。为了三个儿子有地方结婚，许振奋向村中申请了新的宅基地，并拿出全部捕鱼所得造楼——即刚被拆除的滨海楼。
许家这幢滨海楼正好赶上银滩大开发的节奏，此后许家完全过上“靠海吃海”的生活。许猛、许坤先后在那座楼的四楼结婚。该楼一、二、三楼则用于出租——二三楼住宿，一楼经营淡水淋寓泳衣更换，还有餐馆。
就这座楼建设的前后，许猛、许坤开始在银滩做摩托艇生意，一直到许坤被捕。哥俩儿先花数万元买下一条新艇，收入平均分配；后来又买下一条二手艇，一人一条。
2002年，兄弟俩用摩托艇生意所得，利用家中老宅基地（位于村中央，不靠海）再建一幢四层半的楼房，此后滨海楼则完全用于经营。近年，滨海楼每年为许家创造近20万元的收入。
当选村官
许坤在经营摩托艇生意时，初步显露其领导才能。据妻子冯广梅说，许坤曾被推举管理银滩摩托艇行业，当时许坤还起草了行业规范。
在前一任村委会主任任期内，许坤就被推举为村民代表。2007年和2008年，当白虎头动迁时，许坤就以在拆迁人员面前敢说而闻名村里。
许家在村中为“独户”，因此家人并不看好他能选任。选举过程并不顺利，这也为其后来的尴尬经历埋下伏笔。
村选举委员会首次共发出2000多张选票，这种参选热情在白虎头村从未有过。但最终唱票时，许坤得票仅600多张，另一高姓候选人也仅有100多张，而原村主任则得票800多张。村民介绍，原村主任是该村大姓家族的一员。
按照相关村民自治法规，如果村民不愿意选择候选人，有权在“另选人”一栏填写任意村民的名字。原村主任即是通过“另选人”方式获得高票。这次选举无效，原因一为无人得票过半，二为村民揪出了选举舞弊行为——发出票数与收回票数相同，但不少村民手中还握有未投放的选票。
第二次选举，由于天气恶劣的原因，仅发出1000多张选票，原村主任再次高票，但仍未过半。此后，村民向镇选举部门反映，要求彻查舞弊行为。镇里同意村选举委员会主席人选易人，第三次选举开始。
仅2850余村民的白虎头此次有2100多人参与选举。选前，高姓候选人为支持许坤，主动放弃竞眩许坤这才以1075票勉强过半当选，而原村主任此次得票600多张。
但许坤及其支持者没料到，接下来的对村副主任和委员的选举中，根本不在候选人之列的原副主任、原委员，竟然顺利通过“另选人”方式获得原职。
长达一个月的选战结束，一个奇怪的村委会班子成立。在许坤2008年9月1日上任后，基本未获两名班子成员的支持。而原村主任虽然落选，却成为村党支部副书记。
在村委会办公大楼里，许坤一开始就是不受欢迎的人。他甚至无法进入村委大楼的村主任办公室办公，最终只能收拾出一间杂货房就任。
孤胆“罪人”
得不到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班子的支持，许坤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对向村民和政府部门发言，即村民代表大会。按照中国相关法律，村民代表大会权限大于村委会。
许坤几乎一开始就站在政府拆迁的对立面。冯广梅说，许坤当了村委会主任后经常很郁闷，出行经常被跟踪。被开除党籍后，他有些难过，但觉得问心无愧。随后公章被抢，公章印在同意拆迁的协议上，他就非常愤怒。拆除村委会大楼时，许坤冲进强拆队伍阻拦，挨了武警的棍棒，是冯广梅冲去把丈夫救出来。
村委会于2009年10月30日被强拆。11月10日，许坤组织十余名村民赴北京上访。次日，即11月11日当地政府机关报《北海日报》，在头版刊出署名“本报评论员”的评论，痛批了白虎头村的“极个别人”。
这篇名为《依法落实规划建设美丽银滩》的评论指出：白虎头村委会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村民签订了拆迁协议……在广大拆迁户合法权益得到切实和充分保障的情况下，极个别人策划制造事端，阻挠依法拆迁的进程，以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承诺，一味强调自行解决就业安置……制造舆论，混淆是非，令人不能不怀疑其用意和居心。
该评论进而指出：“以无政府主义煽动、满足极少数人的私欲来‘挟持’社会公益，进而‘绑架’北海人民的发展诉求，这样做，不仅不是什么维护集体利益的英雄，而是妨碍北海发展的罪人。”
至此，许坤基本与当地政府势同水火。但许坤并未收敛，他在北京上访、接触维权律师，甚至邀请多家媒体记者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一个月后，他归来时更给政府带来诸多坏消息，并且招招打在当地政府痛处——数月间，十余名律师进村，众多媒体来访，白虎头强拆被又一次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面临全国公众多角度的质疑。
许坤自己，更是从未间断在网络上发网帖。就任村委会主任开始维权后，许坤深感自己无力应对拆迁，就想到向社会求助，但他根本不会用电脑。他专门跑到北海学了十几天，然后就购买了电脑，回来向村中年轻人求教。
他最终也没学会打字，他上千条的原创帖和回帖，均是通过手写板输入电脑。“好多时候，他整夜整夜地呆在电脑前。”冯广梅说。
罪与非罪
许坤与当地政府在白虎头村拆迁改造问题上，几近无法调和的矛盾，让众多网友嗅到危险。有网友预言，这样的村官迟早会被抓。这个预言很快成真。
只是，许坤被抓的缘由看上去与这场拆迁无关。许坤被批捕次日即2010年6月14日，《北海日报》即进行了报道，标题为“北海市检察院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依法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许坤等6人”。
该报道称，“2009年1月1日起，犯罪嫌疑人许坤等人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在未取得任何合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组织、策划、支持数十名白虎头村民强行占用银滩景区东门停车场，非法收取游客停车费，收入超过10万元。”
此事在熟知来龙去脉的村民代表口中，却是另一版本。北海市政府1994年将景区东门停车场附近一块76亩左右的土地，划为白虎头村集体用地。但该块土地常年被直属北海市的银滩景区管委会使用，许坤上任后，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决定收回该地块由村民经营。
多位参与停车费的村民向记者证实，许坤只是让村中几十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去收停车费，每日所得由参加收费的妇女平分，补贴家用。许坤本人从未直接参与经营，更未拿过分文停车费。
“非法经营”列于中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有四种情形之一方构成此罪。许坤行为只与第一、第四项关联，即“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律师郑建伟告诉本刊记者，北海警方认为许坤构成此罪的逻辑是，村民经营停车场犯了该罪，作为村委会主任的许坤，虽未直接参与经营，但组织村民代表开会决定了此行为，并且制定了停车场管理制度，所以也构成该罪。
郑建伟的看法是，停车场的经营，并非是需要特定部门批准许可的商业行为。而且对公共停车场的经营行为，全国没有统一的法律和法规，北海市亦没有一个具体的规章。至于第四项，这个行为更谈不上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值得一提的是，曾参与停车场收费、并与许坤同案被抓的村民代表张春琼，被逮捕数月后于10月12日晚9时许返回家中——当日，她被当地警方实施取保候审。而此前五天的10月7日，她家的住宅楼刚被成功强拆。
本刊记者刘长对此文亦有贡献
评论
评“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新中国”应是一个权力有法治制约，民众私权受尊重，既有政治权利、又有经济权利的中国。不在乎是否金碧辉煌，不在乎GDP总量。走向这个“新中国”的过程，要从尊重私有权利开始，不要跨越式、大跃进；要有程序正义，制定良法，严格依法
拆迁之痛，前人之述备矣。由于拆迁不断死人，惨烈的状况推陈出新——自焚的，被活埋的，被铲车故意压死的……这些惨状无不刺激着国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广西北海白虎头村的强拆工作如火如荼展开，给中国拆迁争端又增添了一个典型样本。
几乎与此同时，宜黄某官员化名“慧昌”投书财新网称：“当大家都在对强拆政策口诛笔伐的时候，似乎大家都罔顾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显然，慧昌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当今官场的主流思想。其“强拆容易出问题这是肯定的，但政府不能因为容易出问题就放弃不做。因此，剩下的就只是问题出的大小和是否可控，而会不会出大事、出了大事是不是控制得住，实在说，就要靠运气了”的说法，也可以用来印证广西北海政府在宜黄事件余波未尽，即开展强拆工作的心态。
一定程度上，国务院新的拆迁征用条例久久不能出台，其重要原因就是官场的主流思维模式，沉湎在类似宜黄、北海官员的发展观中无法自拔。很多官员都想在自己这一代手中，实现所谓的现代化复兴梦，同时也实现个人的各种利益。
可以说，不改变官场主流的发展观，不但拆迁死伤将会继续，而且，中国的政治文明将无法平稳实现。
“政府无限责任公司”弊端
如“宜黄来函”所言：“如果中国地方政府能像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即所谓的消极政府，不去积极干预经济和经济生活，就可以当太平官了，就不必去搞强拆了。但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要实现民族复兴、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积极政府是当代中国现实和必然的选择，尽管它非理想模式。”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完全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加上斯大林模式的政治，毛泽东搞的文革，不但是民不聊生，而且是史无前例。等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时，中国经济正濒于破产的边缘。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有魄力的领导人改变了原本的计划经济，走上了原以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搞的市场经济，继而一步步地进入了WTO这个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贸易架构。
如今的中国，已深深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再也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但改革开放走上市场经济之路后，又走向另一极端，即追赶发达国家，实行民族复兴。于是，不切实际的举动，拔苗助长的政策纷纷在追赶模式下出台。其中最重要的模式，是“政府无限责任公司”的普及。
终究是政治体制改革没跟上，政府从一种全能中央计划经济，转化为大量地方无限责任超级公司，追逐GDP、追逐利润最大化。如同一个市长写的《市场经济学》：市长既有市场，又有权力，最终变成无人能敌的市场怪物。对公司来说，政府公司比它多拥有行政、司法、媒体等公权力；对其他类型的政府来说，它又逐利而行，既有公利，又有官员的私利，混杂其中。这种超级怪物，就是现在世界上和华盛顿模式竞争的中国模式。
如“宜黄来函”中认为印度比中国落后的原因，大概是印度没有中国政府这种强势。且不说中国是否真的比印度发达，这种比较模式，如不是比GDP总量，而是比民众的幸福指数，印度恐怕远远比中国先进。10月2日出版的《经济学家》预测，印度的私营经济发达的模式，长远将超过中国的官办模式，理由之一，是众多的私营经济比官办经济要有活力。一旦权力过大的超级公司遇到一个坏老板，多年积累会毁于一旦。其实，这种模式的好坏，外国人没什么说话的份，犹如鞋子是否合脚，只有我们中国人才知道。宜黄拆迁并非极端例子，我们中国人对矿难、高房价、看病难、毒奶粉、司法不公、高税收，难道还受害不深吗？
中国大部分官员都可能出国考察过，但看到的只是美国以高楼、汽车、高速公路为代表的表面，没学其市场经济背后法治、新闻自由、容忍异己，乃至公民社会的实质。中国的现代化，只学到了器物上的现代化，犹如晚清，以为买了洋枪洋炮、机器轮船就是现代化，对于最难的要自身革命的制度、文化现代化，却不肯学，也不愿学。
谁的“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运动确有其内在动力，大部分是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政府的目的和出发点，许多确是为公益，但也不能说没有任何官员私利夹杂其中。征地、拆迁、买地，土地财政收益除了政府投资公共设施建设，大部分投在自己身上。真正需要投入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又有多少成绩？强拆拆出的“新中国”，只是一个硬件；而光鲜的硬件旁，多少人失去土地，多少人失去健康？这种以高楼、公路为代表的“新中国”，对所有的人都有益？
官员眼中的“新中国”，是一幅虚拟的城市化的图景。即使最清廉勤政的官员，也是按照这幅图景，利用手中无法制约的权力强行画就。心里想的是“我是为了你们好，你们居然还不领情”。“宜黄来函”的口吻，活脱脱的父母官的样子。中国官员的“家长制”、政绩考核机制，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官商利益交错，使得忽视民众利益的官员，可能升迁机会更大。因为如果顾全了民众利益，可能就不能强拆了，无法吸引投资，最终，由于没有GDP政绩、城市化成绩，逐步被淘汰。久而久之，强悍的能吏就成为官场标杆。
可以总结说，当今官场中，大政府模式及其背后的新乌托邦目标，是现在不尊重私有财产，甚至不尊重法律的主要原因。目的正当，手段变通（甚至违法）都没关系。
出路：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当官员说到发展的政绩时，往往不忘颂扬党、政府；出事了，责任就在民众。“宜黄来函”中说：
“我们精心为公民打造设计的现代救济方式——法律武器，老百姓弃之如敝屣，仍然习惯选择上访尤其是越级上访，而且的确只有这样才有效果，这和几千年前的拦轿告状有什么区别？由此，笔者想到一句很经典的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官员总有理由把中国不民主、不自由，归结到百姓素质上去。不能搞乡级以上选举，是因为民众素质不高；民众爱上访，也归结于民众素质。有一种理论认为，民众的素质决定了官员的素质。其实，责任在游戏规则。民众无法把民众中的优秀分子选为官员，而现在的上面选官制度，是劣币驱逐良币。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只有一条秘诀，就是给民众经济权利，有私有财产，有市场空间。中国接下来的发展路径，也只有一条，赋予民众政治权利。别无其他中国模式。
传统儒家的新中国，孔子说，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其着眼点在人的幸福指数。笔者眼中的“新中国”，是一个权力有法治制约，民众私权受尊重，既有政治权利、又有经济权利的中国。不在乎是否金碧辉煌，不在乎GDP总量。同时，走向这个“新中国”的过程，要从尊重私有权利开始，不要跨越式、大跃进；要有程序正义，制定良法，严格依法。钟摆多年摆向在强势政府一边，现在应该摆回私权这边了。
中国要开展有序的改革，必须先改革官场思维。现在的官场已经失去了自我革新的动力和魄力。要出路，只有一条：抓住时机，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作者为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背景
“宜黄来函”摘登
● 强拆并非地方政府所愿。这里涉及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就是发展成本的问题。中西欠发达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落后至少二十年，中西地区财政困难，又普遍存在冗官、冗员、冗费等问题，“吃饭”与“建设”的矛盾十分突出。搞城市建设需要进行大量的拆迁，如果迁就被拆迁户的利益诉求，大幅度提高拆迁补偿标准，政府肯定吃不消。而与此同时，被高涨的地价和房价吊足了胃口的农民，做梦都想依靠政府征地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在种情况，要政府与被拆迁户就补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可以说难以上青天，于是被征地户、被拆迁户越级上访告状便成为常态。而地方政府为实施地方发展战略，强拆更在所难免，或者说不得已为之，否则，一切发展免谈。
● 宜黄县的拆迁补偿标准应当说还不算低，尤其是近年的补偿标准提高了不少，相对周边的临川区等地算是高的，一般都远高于市场平均价。其实拆迁户应当也是城市化建设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如果政府不开发，你地皮、房子有那么值钱么？怎无奈，如今社会物欲横流，谁的心会满足呢，正如古人云：“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 强拆容易出问题这是肯定的，但政府不能因为容易出问题就放弃不做。因此，剩下的就只是问题出的大小和是否可控，而会不会出大事、出了大事是不是控制得住，实在说，就要靠运气了。这次宜黄强拆出事，显然与以往强拆一般较为顺利有关，因此在对钟家实施强拆可能出现的问题估计过于乐观，现场处置也存在一些疏漏，同时，对于因不满政府强拆而聚集起来的、愈来愈强大的负面力量（尤其有记者加入其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件事发生在宜黄，但强拆问题全国普遍存在，因此，从某个角度看，是不是可以说，宜黄事件是我国城市化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牺牲品，笔者不敢妄下此结论。当然不是因此就说处理相关责任人不对，面对全国各地愈来愈猛烈的强拆风暴和由此引发的大量被征地农民的维权抗争事件，高层出手杀一儆百大概是必要的。
● 当大家都在对强拆政策口诛笔伐的时候，似乎大家都罔顾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君不见，当您安住在宽敞舒适房子里、当您行走在宽阔明亮的大街上，当记者住在高级宾馆挥笔写就痛斥强拆政策文章的时候，您是否想过，您脚下的土地可能就是政府用强拆手段征来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我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 如果中国地方政府能像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即所谓的消极政府，不去积极干预经济和经济生活，就可以当太平官了，就不必去搞强拆了。但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要实现民族复兴、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积极政府是当代中国现实和必然的选择，尽管它非理想模式。事实上我们一以贯之地贯彻积极政府的理念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不过，积极政府理念也像一把双刃剑，如过了头，可能降低了市场的功能,挤压了社会的空间，对私权保护泛力等。
● 从根本上，我国依然是人治的国家、依然是官本位的政府。君不见，政府负责行政复议的法制办和负责行政诉讼的法庭门可罗雀，而信访局却人满为患。我们精心为公民打造设计的现代救济方式——法律武器，老百姓弃之如敝屣，仍然习惯选择上访尤其是越级上访，而且的确只有这样才有效果，这和几千年前的拦轿告状有什么区别？由此，笔者想到一句很经典的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 宜黄强拆烧伤事件终将过去，只要地方要发展、只要城市化没有停止，强拆工作就依然要进行下去。希望各地从这一件事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也希望今后的政府强拆工作更加规范、更加注重被拆迁人的权利，借此推进我国城市化运动的健康发展。
（作者慧昌为宜黄县官员。原文详见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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