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安局一号

　　    长江进入安徽的时候被称为皖江，而安庆就是800里皖江的第一个重要城市。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新旧两种势力在此碰撞，终于在1923年的那个雪花飘舞的日子，诞生了安徽第一个城市党支部。从此，星星之火在皖江大地上逐渐燎原起来。

　　    李云胜文/摄

　　    寻找濮家大屋的艰辛

　　    我们从合肥出发的时候，天空就布满了阴霾。车辆刚下高速公路，一场瓢泼大雨就给安庆这座古老的城市洗了个澡。

　　    《安庆晚报》副刊部主任魏振强先生虽然大学毕业不久就来到了安庆生活，但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况且地道的安庆话在我们合肥人听来还是有点吃力，并不像黄梅戏里的念白那样好懂。当魏振强先生在电话里向安庆的文史专家打听诞生了安徽第一个城市党支部的濮家大屋时，他居然听成了另外一个地方，结果自然是扑了个空。

　　    终于我们弄明白了濮家大屋就在安庆大观区荣升社区，七拐八绕，好不容易走过一段长长的小巷，再穿过熙熙攘攘的菜市场，可近在咫尺，周围的居民还是没有听说过濮家大屋。倒是一位卖猪肉的老板告诉我们，前面拐弯的地方有个纪念馆，不知道是不是濮家大屋。

　　    雨伞在风中左右摆动，大雨已经将我们的衣服淋个半湿。我们顾不得这些，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了一幢带有院落的三开间老宅跟前。院子的铁门上着锁，透过栏杆往里瞧，和先前在照片上看到的濮家大屋一样，应该就是这里。

　　    魏振强先生绕到前面临街的门面房打听，那里的女主人说她有濮家大屋的钥匙。原来，这里早在1995年就被确定为安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且在里面开设了纪念馆。只是纪念馆并没有固定的人员编制，有关部门就将钥匙放在那位大姐家里，来人参观自己去取钥匙便可。

　　    我们没有想到安徽建党的初始之地竟然这么简陋，与我们先前在别处看到的红色纪念馆简直是天壤之别。

　　    好在终于进来了。面对着烈士的雕像以及墙上的介绍，我们的表情肃穆起来。只是看到陈列柜里的烈士遗物，因为长期无人料理而布满了霉点，心里逐渐沉重起来。

　　    新旧两种势力的较量

　　    上世纪20年代初，正是军阀混战的年代。作为安徽的省会城市安庆，各方势力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也将眼光瞄准了安庆。

　　    我在安徽党史办主编的相关资料上看到，1923年，安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成为全国最早的团组织之一。经过抵制日货、“六二”学潮等一系列斗争，团员已经发展到四五十人左右。1923年春，柯庆施受陈独秀的派遣，到安庆开展建党工作。他在《新建设》日报“编辑副刊及国内新闻”，转载《新青年》和《向导》上的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党的主张。6月，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安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柯庆施为书记。四个月后，一些经受住考验的青年团员被转为共产党员，安庆建党条件已基本成熟。党中央认为在安庆建党条件较为成熟，因此陈独秀写信给柯庆施，指示“可以在安庆建党”。

　　    当时的濮家大屋所处的位置是万安局一号。我心里有了一个问号，当年为什么要选择这里呢？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魏振强先生告诉我，他曾经问过濮家大屋的后人、剧作家濮本信。据说当年成立中共安庆支部的时候，是在濮家大屋的厨房里。之所以选择那里，原因有二：一是濮家大屋虽然地处闹市，但背靠一僻静小街，拐弯即至安庆北门，隐蔽条件较好，便于转移；二是濮家大屋的主人濮德治也是安庆建党的参与者，他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是老表亲戚。

　　    我回到合肥后立即查找资料，原来，濮德治的母亲与陈独秀的母亲娘家同姓查，且又是堂姐妹。这样算来，濮德治和陈独秀就是表兄弟了。不过，陈独秀比濮德治大26岁，因此思想活跃、追求真理的濮德治常以长辈看待陈独秀，并且把他作为自己崇拜的偶像，一直追随陈独秀。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陈独秀亲自抓安徽包括安庆的建党工作。他于1923年派柯庆施到安庆开展革命与建党工作。而柯庆施来到安庆的第一件事，便是拿着陈独秀的介绍信去拜访濮德治，并且得到了濮德治的热情接待。因此，当柯庆施提出想在濮家大屋召开建党会议时，濮德治当然是全力配合，并且成为中共安庆支部最早发展的十名党员之一。

　　    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姓名吧：柯庆施、王步文、濮德治、许继慎、杨溥泉、濮德毅、舒传贤、彭干臣、高永春、姚光鼐。其中，柯庆施为党支部书记，王步文负责组织工作，濮德治负责宣传工作。

　　    不得不说的省立一师

　　    屋外，大雨仍然如注。当年，中共安庆支部成立的时候天气如何，我没有考证。但政治气候却一定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1923年，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在英国、美国的支持下，打败了张作霖的奉系军队，掌握了民国政府的大权。他觉得还不过瘾，想再进一步当正式的“大总统”，便以5000块现大洋买一张选票的价格，收买了国会议员590人投他的票，居然如愿以偿，“当驯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这被收买者中就有安徽的张伯衍和何雯，柯庆施等出于义愤，决定利用各校学生庆祝“双十节”结队游行的机会，捣毁他们的住宅。

　　    这里不得不说说安徽省立一师的学生们，当天安庆各界在黄家操场举行庆祝大会之后，省立一师等校学生6000多人整队游行，直趋状元街张伯衍的住宅，张家人见势不妙，便将大门紧闭。

　　    柯庆施指挥一师学生破门而入，捣毁家具和花园陈设，并将谷物尽抛街头，任凭贫民大众拾龋接着，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赶至西门另一议员何雯家里，予以同样捣毁，安徽各界大快人心。

　　    后来在成立中共安庆支部的时候，根据陈独秀“大学生”应少于“中学生”的原则，不要“只求量而不求质”、“宁少毋滥”的指示，参加成立大会的10人中，绝大多数也为一师学生。

　　    今天听描绘当年党的地下活动的讲解，好像是在看一部惊险刺激的谍战片。根据当事人以前的回忆，中共安庆支部成立之初就隶属于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为了保密的需要，他们和中央联系制定了一些暗语。比如“总店”是指中央，而“分店”是指地方组织；“民校”指国民党，被捕叫“进医院”，案情不大叫“伤风感冒”，案情较大叫“要动手术”，被杀叫“病故”，请上面派人叫“请来结账”。

　　    可惜好景不长，1924年初，安徽军阀疯狂镇压革命运动，搜捕革命人士，中共安庆支部党员避离安庆，支部活动停止。

　　    手记

　　    安庆因为是陈独秀的老家，党团组织自然要比国内许多地方建立得早。我在讲解人绘声绘色的言语里，仿佛看见了如潮水般涌来的人群，听见了山崩地陷似的呐喊声。那真是个如火如荼的岁月呀！

　　    安庆支部建立后，积极组织党团员学习革命理论，领导和开展学生运动，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发动工作，同时积极为黄埔军校输送人才。1924年春，安庆党组织为黄埔军校选送了许继慎、杨溥泉、彭干臣等学员，他们为后来的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很好奇中共安庆支部停止活动以后的情景。魏振强先生说，其实，安庆党的活动不久就重新恢复了。1925年5月，中共党员徐梦秋、薛卓汉来到安庆，组织安庆本地和外地转来的中共党员成立了中共安庆特别支部，支部设在省立第一师范，也是直属中央领导。后来党中央和团中央共同决定，将符合党员条件的超龄（20岁）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1926年5月，由于中共安庆特别支部党员数量有所增加，经中共中央批准组建中共安徽地方执行委员会，地委机关设在省立一师。李竹声、郭士杰先后任书记。据统计，共有党员33人，直属中央领导。下辖省立第一师范支部、省立第一中学支部、安庆高中支部、建华中学支部等。

　　    1927年，蒋介石在安庆制造了“三·二三”反革命事件，郭沫若率北伐军总司令行营总政治部驻扎一师校园，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就是在那里写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