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山前的准备

　　我为自己转山找到的旅伴是一个印度的进香团，这是今年第十批来神山朝圣的官方香客团。

　　每年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神山，其中不乏观光客，挑战自己体力的旅行者，寻求精神洗礼的灵修人，但印度人无疑是与这里渊源最深、最传统的来客。在藏传佛教的两次弘法期，印度都是佛教的智慧高地，而西部则充当了“西学东渐”的门户。吐蕃统一西藏的前弘期，在阿里至少有两类相互敌对的集团——佛教与本地宗教苯教，在为其教理谋求优势。物质之间的冲突与宗教性的冲突同时发展。在这种争执中，出于宗教原因而发生的自杀和他杀并不罕见。一开始的形式显然于来者并不利。按照图齐的考证，印度高僧寂护和莲花生大师受邀来此，但由于遭到暗杀的威胁，都很快离开。

　　但佛教具有极强的拿来能力和再生能力。和苯教相比，它有已成文的系统教理，并在服饰、仪轨等方面，也吸纳了一些苯教的内容并逐渐为主流社会认可。即便后来由于佛寺势力过大，占据大量田产、地产和依附寺院的僧产，并享有免税和免服兵役的权利，从而使世俗政权损失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朗达玛执政时期遭遇抑佛，但它在式微的时期也未放弃生长，而是与苯教等民间宗教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暗暗积蓄再生的力量。甚至在这一时期还有很多小的僧伽蓝得到充分发展——它们中的一些至今存在于神山圣湖一带，所以才出现了吐蕃佛教的后弘期。1042年，印度佛学大师阿底峡应托林寺主和古格王的邀请，由此入境弘法。一个最著名的传说是，当他抵达神山对面的巴尔各平滩时，恰好听见神山的尊者们为了即将用餐而吹出的悠远法号声，以示正值中午。于是，阿底峡一行人就在此地用餐，当年他们打尖的遗迹至今犹存。虽然各位天竺大师在此处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但这里都充当了弘法的门户。大师们自此严寒酷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阿里地区的政协副主席洛桑山丹告诉我，冈仁波齐虽然在宗教史上地位极高，但真正能来到此地的人并不多。洛桑山丹说上世纪80年代，他曾经从拉萨步行到阿里，历时46天。和我在山间住同一间旅舍的藏族人也告诉我，他的母亲和外婆，曾经花整整一年的时间，从那曲步行到这里转山。之前五六年的劳作，就为这一年的行走。在那些发现西藏的探险系列里，尽是有关朔风，严寒、冰雹、神出鬼没的匪徒、突然破冰的河面、牛马大批倒毙、体弱者冻死路旁。在没有机械力的年代，旅途的时间被大大拉长，行者迟早有机会经历这些磨难。

　　而现在，行走的难度大大降低了，转山更多是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而不是地理的。尼泊尔人是距离神山最近的外来者。由于地利之便，他们在若干年前和一河之隔的藏族人共用草场，如今则共享贸易，在距离双方边界各30公里的区域内维持边民的自由往来。很多尼泊尔人还穿着传统服饰：男的一袭白色短打棉布襟袍，头上也层层包裹着同样质地的头巾；女的则浑身披挂彩色的大幅布条，戴金色鼻环。他们都神色肃穆，目不斜视，像从云端走下来的古代人。但脚上破烂松垮的“匡威”布鞋，既表明了他们与现代世界的联系，也暴露了他们在现代世界中的经济地位。他们大多没有经济能力去独立转山，或者在进香团中担当伙夫，或者在生意结束后，去邻近口岸的一个历史最长的佛寺科迦寺拜佛。我看见他们在供奉文殊菩萨的大殿前，头碰头凑尼泊尔纸币，然后人手分发一张，围着大殿内堂沉默地转圈，最后消失在殿侧的一条暗道里。

　　这个印度进香团由公务员、商人和家庭主妇组成。他们从强拉山口骑马入境，需要在中国境内待13天。仅为转山的3天，他们每人要花费的费用就包括750元的马匹费，360元的背夫费。因此，香客团下榻的普兰宾馆的经理告诉我，转一趟神山花费不菲，他们将这样的团队称为“高端团”。

　　“我能转完神山吗？”这个“小马过河”式的问题，从到拉萨开始，我就问遍了所有转过或听过神山的人。汉地来的干部连连摆手说：“去不得，很艰苦很艰苦。”身材健硕的本地人则拍着胸脯打包票：“绝对可以，容易得很。”直到最后决定要跟这个印度进香团体验这趟宗教之旅，心里还是忐忑不安。想到接下来的3天时间，我要置身于一群陌生的异族人当中，在一个从未到过的海拔高度，做一次生平最长距离的行走。孤独感与57公里的长度和5723米海拔，共同恐吓和压迫着我。

　　出发的前一夜彻夜未眠。凌晨4点，听到窗外开始起风下雨。我暗自期望，雨下大一点，这样明天就不用出发了。早上7点多开窗，风停雨住，远处冈底斯山脉的方向，云雾明灭，山形泯然其中。“山里肯定在下大雨，这样的天气应该没法进山吧。”我有些高兴地想。

　　热闹的集镇

　　塔尔钦是这样一个地方：它位于冈仁波齐与纳木纳尼两座雪山之间一块阔大平原的一角，街道两旁的房子大多用土坯垒成，再用粗糙的玻璃和钢条草草扩建，也有很多藏式旅馆。有太阳的天气，这里是一个热闹的集市：汽车扬尘里的街边台球室，血淋淋摆在路边帐篷里出售的巨大的牦牛尸体，壮硕的野狗三三两两逡巡在垃圾堆附近。阴雨天则更增加这里的神秘感：两头的雪山都消失了，塔尔钦就像一座阴雾弥漫荒原上的孤城。冈仁波齐就紧贴在塔尔钦的身后，偶尔露出积雪的额头。第一次见时免不了生出疑问：这就是神山？简直像一个撒满糖霜的小圆面包。

　　进香团还是如期出发了。早上我磨磨蹭蹭怪不情愿到了大巴出发地点，希望听到行程延迟的通告，却看到印度人正前呼后拥准备出发。香客们互相往额头上涂三杠白灰，据说这表示印度教所信奉的宇宙分为三重宫殿。4个伙夫正在将若干个白色的编织袋捆绑上大巴的车顶，里面是他们进山后的食粮——面粉、咖喱、蔬菜、大米，还有各种香料——在宾馆大堂前留下一地味道奇怪的黄渍。

　　到达山口后，这些编织袋将转由4匹牦牛负担，每个香客会雇佣一名背夫，大部分脚力不济者，还要配备一匹马和一个马夫。所有的牛马都由离山口最近的岗莎村提供。这个村的牦牛队声名在外。普兰县财政年收入400多万元，而牦牛队一年的收入可以达到500多万元。村主任尼玛益西多吉告诉我，队里有上千匹马和几百头牦牛，几乎垄断了进山季节的所有牛马生意。马驼人，乘客不能负重，牦牛驼东西，各司其职，绝不混淆。后来香客们抱怨条件太苛刻，才改成骑马乘客的背包不能超过15斤。自去年阿里到拉萨的公路通车以来，转山朝圣的人与年俱增。在此之前，每年能到此一游的人不到1万，但2011年仅5月转山节，就有2万多人来到神山。

　　这趟行程，43个香客，43个背夫，34匹马，34个马夫，还有4匹满载的牦牛，4名赶牛人，4个伙夫，2名导游。8月5日11点，我们的转山队伍终于开拔了。我一开始想象，这该是个多么庞大壮观的队伍。但队伍在山路上排成一条细细的、歪歪斜斜的长线后，很快就被盘旋的山势切割开，变成一个个小点，消失在辽阔的山脉里。

　　“疯子”背夫

　　印度香客大多骑在马上，所以第一天的路程，我的交谈对象主要是团里的藏族背夫。这个季节，他们每天聚集在山口“趴活”，嬉笑打闹宛若度假。香客团一到，将行李在草地上一字排开，他们就聚拢过来，在行李后对应站成一排。背夫们大多看不出年纪，有的满面沟壑，两鬓苍苍，看起来50岁上下——他们竟然都叫我阿姨。随着谈话的深入，有一种句式出现了：“阿姨，你这个眼镜可以哦。”“阿姨，你的鞋子可以哦。”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单纯的赞美，但直到在路边休息时，有两个年轻的背夫反复伸手摩挲我的棉靴，并用藏语说着什么。“他们想干吗？”我问我的背夫洛桑。洛桑答：“他们要你的鞋子。”

　　对当地年轻人坦然索要东西的行为，我总觉得有点难以理解。因为西藏孤绝的地理位置和发展水平，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援藏物资进入这里。普兰县县长卫东说，他们刚刚完成了中央为庆祝自治区和平解放60周年给群众发放物品的工作，有电饭锅、太阳能电灯、打酥油茶的搅拌机，村民们非常高兴。我看到的很多年轻人，只能说藏语，只有能力参与最简单的体力活。“没鞋子我怎么走路？”我觉得这个要求有些无理。“你没带鞋子吗？”洛桑也很理直气壮地反问我。

　　这是唯一一次洛桑没站在我这边。他是我的背夫，也是团里的伙夫。20岁出头，身材瘦小，以至于我一度踌躇能否把自己的超大背包交给他。但他一路上不仅承担起了绝大部分负荷，而且利用职责之便，帮我端来泡面，为水壶灌热水。第一天留宿止热寺时，我抢到最后一个房间的床位，室友是3个陌生的藏族男人。睡觉前，洛桑来敲了几次门，第二天早上看到我，他就大声喊起来：“昨晚没事吧，我担心死了，屋子里就你一个女的。”脸上真诚的焦灼让我很感动。

　　每当我在旅途中掏出采访本，他总会好奇地探头问写什么。教育还是这里的稀缺品。从阿里一路至此，最常看到一条严厉的标语：不送孩子上学是违法的。洛桑说自己只上到小学6年级，学的字也都忘了。“不过有什么用呢？”他轻描淡写地说。但我的背包里有一本《西藏宗教之旅》，这是一套藏学丛书中被认为最艰深的一本。路途中等我吃饭的时候，他拣出这本书，极认真地看起来。

　　扎西是另一位我觉得比较特别的背夫。他脸膛通红，头发零乱，满脸褶子。大部分背夫汉语不好，只默默地走路，他却表现出了对外部世界的求知欲，提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问题。比如：“长城是不是和神山差不多，转一圈要几天？”“中南海里什么样？”“办个证能进去吗？”

　　其他藏族背夫说他是“疯子”。在藏文里，这是一个语义丰富的词。那个在佛苯斗法传说中，帮助佛教奠定神山之主地位的英雄米拉日巴，在正史学家的考证里，就是一个“疯子”。《米拉日巴传》中的第一幅绘画《疯子米拉》中，他光着头，身着白袍，包括一种披在背部的风帽，除了一根竹杖，身无长物。在一家富户人家化缘时，富人询问他这根竹杖的意义，他说，这种木棍酷似儿童的一根鞭子或者疯子的一种标志。

　　米拉日巴既是佛教尊者，也是一位说唱艺人。《格萨尔》最古老的道歌片段，就是米拉日巴的一首诗歌。说唱艺人是在西藏宗教史上有杰出地位的既低贱又高贵的人。他们一方面嬉笑怒骂，批评和嘲弄所有教派与权势人物的所有弊端，一方面又置身于民众中，受民歌风格的启发影响，并试图使它们适应一种宗教的神秘意义。米拉日巴的密教名字是笑金刚。在法国著名藏学者石泰安的考证里，他就是一个调皮淘气的人，但这种伎俩有时帮助他在与别派宗教的论争中占据上风。一位被他击败的辩证学家葛浦巴曾羞愤难当，说：“米拉日巴满腹诡计和谎言，是一个专会开玩笑的疯子。”

　　我觉得这位被称为“疯子”的背夫，有一点符合传统的定义：他个人的世界更广阔。可是他的同伴们说起他语带不屑，有让我离他远一点的意思。“疯子”的含义，已经和现代世界的解释相同了。